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民主建设在乡村
掂掂选票的分量
由于工作需要，我下乡入村的机会比较多，在和村民们座谈村民自治问题时，常常为他们的民主热诚所感动，特别是在观摩选举的时候。去年12月26日，我到河北省定兴县的北太平庄村观摩村委会预选。那天天气奇冷，滴水成冰，从上午9时预选大会开始到下午3时计票结束，村民们冒着凛冽的北风，在零下14摄氏度的天气里站了6个多小时，尽管村民们冻得不停地揉搓着发木的双手，不停地活动着稍显僵硬的腿脚，但大多数村民仍然空着肚子坚持到统计出选举结果才散去。虽然已时过数月，选举会场上那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颤巍巍地将选票投进票箱的情景，村民们那一双双握着选票的长满老茧、冻得发青的大手，却令我久久难忘，那粉红色的选票不时在我眼前闪动。
用于选举村委会干部的选票，通常印制得并不怎么精致，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其实就是一张张写有候选人名字或没有任何字迹的小小的纸片，红的、白的、蓝的、绿的、黄的，铅印的、胶印的、油印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然而正是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纸片，却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神圣载体，是亿万农民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尊严的象征。从投票人那庄严神圣的表情里，那如饥似渴的眼神里，那撼天动地的热诚里，人们感受到的是这小小纸片泰山般的重量。这张小小的纸片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它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现实，正在改变着9亿中国农民的命运。10年的自治实践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委会选举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改变了农村的管理方式，造就了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这张薄薄的纸片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它孕育着中国的未来，“万丈高楼平地起”，生生不息的基层民主将为共和国的民主大厦打下牢固的根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与安康奠定坚实的基础。
历史赋予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加重了庄稼汉手中这张选票的分量。有少数地方由于受到行政命令、宗族势力、农村恶势力、金钱物质等因素的干扰，选举的结果走样变形，导致村霸得势、恶人当权、宗族势力当政，严重影响了村里的各项工作，同时也严重败坏了民主选举的声誉，授人以“村民素质太低，村民自治超前”的口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政府监督不力、有关部门执法不严的问题，但部分村民的民主觉悟程度不够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有的村民不是谁为百姓办事就选谁，而是上面说选谁就选谁；不是谁公正就选谁，而是谁跟我是一个家族就选谁；不是谁清廉就选谁，而是谁给钱就选谁，谁有势力就跟谁跑。在此笔者要大声疾呼：“老少爷们儿，掂一掂手里选票的分量吧。你们手中的选票是你们富裕的希望，社会安宁的保证。你们手中的选票，不仅决定着你们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你们手中这庄严神圣的一票，这重如泰山的一票。”
北京 王杰秀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焦点透视
追求眼前利益进行掠夺性开发
风景名胜资源亟待保护
编者按：本文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风景名胜区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利用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开发旅游业，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件大好事。而要做好这件事，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特别是要有“环保”意识，切忌为追求眼前一时的经济利益，对风景名胜区进行掠夺性开发，破坏自然景观。这类教训已经不少。
保护好风景名胜资源，各级主管部门和各地政府都要尽职尽责，对各种破坏风景名胜的行为要严肃查处，以造福子孙后代。
我国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于1979年建立。目前，全国已设立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19处，省市县级风景名胜区500余处。20多年来，风景名胜资源的开发、利用，带动了全国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近几年一些地方无视国务院关于“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景区土地”、“不准在风景名胜区景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度假村”等规定，刮起了“吃资源”的狂风。有的将国家风景名胜区公益事业与企业相混淆，以“长官意志”将风景名胜资源直接划拨给企业；有的变相出租、出让风景名胜资源，交由企业垄断经营；有的则想方设法将风景名胜的门票收入与一些企业捆在一起，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掠夺性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的做法使得风景名胜区基础设施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交通、通信、供电、供水、垃圾处理等设施普遍落后，风景名胜区内居民人数得不到有效控制，给风景名胜区的环境资源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并且导致一些风景名胜区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
有的地方政府把风景名胜区变为经济开发区，只要能招来投资者，什么项目（包括污染严重的项目）都可以在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风景名胜区成了商业开发区；一些地方政府按城镇建设的思路在风景名胜区开山劈岭，大兴土木，修建城市道路，建设豪华宾馆，开商店，设立和城市功能一样齐全的政府管理机构，不断增加风景区内的常住人口；一些地方行政官员依自己的主观意志，粗暴地改造风景名胜区的地形、水文，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建造令人哭笑不得的城市游乐园、动物园、亭台楼阁，甚至建设宣扬封建迷信色彩的“天堂”、“地狱”等不伦不类的人工建筑物，直接糟蹋了好端端的自然风貌。
近年来，我国一些风景名胜区不得不拆迁这些违反科学规划的建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例如：泰山风景名胜区用于拆迁及环境治理的费用达1．5亿元以上，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1．8亿元，正在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的拆迁费是1．8亿元，九寨沟风景名胜区预计用于居民搬迁的费用约需2亿多元。
笔者认为，要解决当前我国风景名胜区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对风景名胜资源实施评估，分清风景名胜资源潜在经济价值和现实经济效益之间的区别。其次要尽快出台《风景名胜区法》，重申开发风景名胜是国家公益事业，其门票收入必须用于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和保护。第三应对风景名胜区的服务性项目实施特许经营许可证制度，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吸引和规范企业或私人的投资开发行为。
建设部城建司 郑淑玲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实话实说
莫让“责任状”变味
上海市闵行区粮油总公司 周德群
责任状是以契约方式，通过与责任人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促使其明确工作目标，增强责任意识，变被动为主动，化压力为动力，真抓实干，取得实效。
时下，许多单位对那些关系全局或者涉及国策、落实难度很大的工作，都与有关人员签订责任状，以推动工作的开展。
遗憾的是，有些地方的责任状，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大有变味、走样、弄虚作假之嫌。一些上级主管部门缺乏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视责任状为万能灵药，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甚至连鸡毛蒜皮之类的事也兴师动众地签订责任状，将责任状引入误区。有的责任状规定粮食面积要达到多少亩、经济作物要达到多少亩、牛要养多少头、鸡要养多少只，这在经济自主权完全由农民自己掌握的今天，显然是做不到的事，只能靠弄虚作假来蒙骗。这样的责任状，明摆着是徒有形式，无法落实，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
不分大事小事，事事都签责任状，反而等于事事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工作也就难以引起重视。而且，事无巨细地签订责任状，也实在是为难基层领导，他们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工作总要有所侧重。再者，事事责任状，层层压指标，这种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做法，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笔者认为，要使责任状真正名副其实，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分清工作的难易程度，尽量少签责任状。同时，签订责任状后一定要履行，上级主管部门要依据责任状进行严格考核，严格奖惩，对未完成任务的要追究责任。唯有这样，才能还责任状以本来面目。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专题调查
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利津县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遇难题
近年来，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缺少社会需求。以我县为例，3年来分配来的非师范毕业生与县直各单位、各乡镇上报需求的吻合率都不超过10％，1998年的吻合率只有4．6％，而且每年都有15％的毕业生（近100人）所学的专业在我县根本没有需求，如矿山开采、远洋管理、水力发电、水泥制造等专业。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学校不是根据市场需求，而是按照自己的师资和设施的情况，来设置专业及招生规模，造成了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大中专比例结构不合理。利津县3年来共接收非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1729人，其中，大学本科生37人，只占2％，大专生351人，占20％，中专生1341人，占78％。而实际情况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需要一部分学历较高的综合类特别是文科类毕业生；国有集体企业需要的是能开发科技含量较高的新产品的专业人才和少数学历较高的管理类、财务类、营销类人才，但大专以上的毕业生少，不能满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的需求。
毕业生中技术专业和管理专业的结构不合理。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最缺技术型的人才，而毕业生中管理型的人才较多，达到了40％。
有些学校舍长取短增设专业。比如，农学院的作物栽培、植物保护、种子等专业的毕业生需求量非常大，但有的农学院却增设了外贸、经贸英语等专业，舍己之长，培养的学生没人要。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如果一方面社会急需的人才培养不够，一方面培养的人才社会上不需要，将会影响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并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因此建议大中专院校一定要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做好社会调查和预测。
山东利津县 郭光业 李建永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经验交流
进村入户 入心入脑
——河南淅川县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纪事
正值春暖花开时节，河南淅川县2000多名县直干部进村入户，帮助群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是淅川县深入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新气象。
淅川县是个山区贫困县，全县72万人口中90％以上生活在农村。去年，县委组织人员对农村社会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到一部分群众不遵守国家的政策条例，不执行承包合同，不交纳统筹提留，个别乡镇的信访案件增多，治安秩序较差。县委经过研究认识到，要解决农村的发展和稳定问题，必须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农村干部群众自觉地用政策、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稳定促发展。为此，他们积极探索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农村的各项工作中去，使之入脑入心，取得实效。
县里成立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从134个县直单位，抽调2000余名党员干部，组成320支工作队，深入各行政村，给群众讲形势，讲政策，传授实用技术。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去年，共向农村赠送科技图书3．4万册，帮助2．2万余名农民掌握农村实用技术，建立科技示范点119个，给农民送戏、送电影1500余场次，组织义诊210次。县委提出，要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点。县里成立了为民服务指挥中心，各乡镇也成立了为民应急服务队和指挥分中心，在全县形成了反应迅速、方便快捷的为民服务网络，随时受理群众的投诉和求助，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急、难、险问题，已为群众解决问题1875件。西簧乡投资300多万元，解决群众最关心、利益联系最为密切的人畜饮水困难、交通通讯不便等突出问题，赢得了全乡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举扭转了工作被动的局面，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4个原来抗交统筹提留的村不但交清了当年的统筹提留，还主动补交了以前所欠的统筹提留。县里组织工作队进驻32个问题和矛盾较多的村开展工作，把群众反映的财务不清、负担过重、村干部贪占公款等问题集中加以解决。另外，还抽调公、检、法、司等部门人员，对地方恶势力、地痞村霸给以打击，以确保农村治安稳定。一年来，全县共处理这类案件24起，依法拘留85人。
淅川县还把典型引导和群众自我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县里先后树立了冬青村党支部、唐湾村党支部等农村基层党支部十面红旗，大力表彰了刘双桂、孙中信、张书斗等50名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大山赤子王更田、实用技术播种人姚金吾、基层信贷员的好榜样郭中富等一大批基层先进典型，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学典型、赶先进的好风气，还组织开展了优秀公民评选活动。1999年，全县共评出遵纪守法、勤劳致富、邻里和睦、乐于助人的优秀公民390个，统一表彰和奖励，进一步弘扬了农村正气。强有力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已结出丰硕成果，淅川县先后荣获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省治安模范县、全国文化县等称号。去年，在遭受严重旱灾，小麦减产50％的情况下，全县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7％。（戴鹏 刘建农）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基层见闻
关心农村“留守儿”
笔者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许多年轻农民夫妇前往大中城市打工，因条件所限，只好将孩子留在家里，于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留守儿”大军。
在我县尖峰乡中心完小501名学生中，有154人是“留守儿”；在塘坊中学240名学生中，有“留守儿”67人。这些“留守儿”有的吃住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有的寄宿在亲戚或父母的朋友家；有的则是父母有偿地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教师或邻居。
据学校教师和“留守儿”的监护人反映，“留守儿”的学习和生活态度，与其他孩子有很大的差别。有些孩子在家中对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呼来唤去，不懂得尊敬老人、孝敬老人。有些孩子，以父母付过钱为由，认为监护人对自己的照顾理所当然，而无权管教自己。他们常在家中与监护人顶嘴、吵闹，逐渐形成刁蛮的习性，在校也常违反校规班纪。少数能定期收到较多生活费的孩子，养成乱花钱的坏毛病，甚至染上抽烟、喝酒、赌博等恶习。也有少部分“留守儿”因调皮、淘气遭到监护人家孩子的排挤、欺侮，总觉得自己寄人篱下，因而变得郁郁寡欢。
“留守儿”的心理和品格上的问题较多，主要是由他们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大致情况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溺爱”型。孩子的监护人，尤其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老人，把小孩看成“心肝宝贝”，对他们过分溺爱，在生活上小孩想怎么样，他们都尽量满足，把孩子的吃、玩摆在首位，很少管教。在他们看来，孩子的学习成绩好不好，思想道德、为人处事等方面的表现如何并不那么重要，只要孩子身体健康，孩子父母过年回来看到孩子壮实就行。孩子犯了错误，他们也不去批评指正，怕委屈了孩子。第二种是“呆板”型。孩子的监护人在教育中缺乏真情，对孩子采取呆板、机械的管教方式，不准孩子玩耍，不准孩子看电视，要求他们天天呆在房内学习，总认为只有管得严，才能对得起孩子的父母。有的监护人甚至对孩子实行打骂“政策”，从不与孩子谈心、交流思想。第三种是“放任”型。孩子的监护人干脆撒手不管，放任自流。
怎样才能让这些“留守儿”健康、快乐地成长呢？有关人士认为，“留守儿”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需要更耐心、更细致的教育方式。学校教师应对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给予特别的关心、爱护；孩子的监护人，应该真正履行自己的义务，用真心、真情，去关心孩子，教育孩子，让他们感受到亲情和家庭的温暖。他们的父母，更应正确处理赚钱与培养孩子的关系。
江西广昌县 曾维东 邱波 谢昌慧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
初当“村官”烦愁多
1998年9月11日下午4时左右，经过第二轮投票选举，我一个平平常常又不是候选人的平民百姓，竟然以绝对优势被村民选为村主任。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我年轻，没当过“官”，不知道做“官”的学问，只想凭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群众办点实事，为群众说公道话，扭转我村经济混乱的局面，对上不虚、对下不亏，遇事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为村民服好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上任一年多来，事事与愿违，处处有麻烦，令我束手无策。
我是一个高中毕业生，由于多种原因而失去深造的机会，在家乡当过两年教师，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农民致富的好帮手，报纸杂志是人们了解社会的窗口、发家致富的眼睛。因此，1999年我想给群众订点报纸杂志，让群众多了解一些信息，学点技术，同时也能懂得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做一个懂法、守法的好公民。可我这样的想法，竟遭到支书的拒绝。我作为一村之长，连支出几百元的权力都没有，还怎样去给群众办事！
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乡土地有着浓厚的恋情，对憨厚、诚实、勤劳的父老乡亲有着特殊的感情，决心在这片土地上干一番事业。我在家种菜、种瓜、搞日光温室，从事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在科学种田上有一定的技术和特长（这些都是我竞选村主任的资本）。同时我和一些国家科研院所建立了联系。为了让我村能够赶上时代的发展，我想到一些科研院校拜访，请专家为我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探讨新技术、新产品、新良种能否在我村安家落户，那些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蔬菜贮藏等等的高效项目能否和我村联营，因为我们有的是资源和剩余劳动力。我想做的事太多了，可一件也没有实行，都是因为我无权，连几百元的外出取经路费都没有支配权，我难啊！
我村现有村委会成员5人，党支部成员5人，分管着村中的各项工作，但多数事项都是党支部“一篮子提”，大事小事，一切都由支部说了算，而我们村委会却没有一点主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村委会依照法律，管理属于村集体的经济、财产和土地，讨论决策关于村提留的收缴和使用，经济项目的承包，村办公益事业需要农民负担的事项等等。但是这些本来应由村委会召集村民讨论决策的事项，在我村却完全是村支部拍板定案。
我上任一年多来，村集体砖厂的承包费两年应收9万元，加上1999年村提留4．7万元，总计13．7万元。这个数目我知道，但究竟实收多少，用在何处，我根本不清楚。我们这里的村民自治章程上有明文规定，县、乡两级政府也三令五申：村中的财务大额支出必须召开村民代表或村民会议，小额支出必须由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签字方可下账。而我这个经村民选举上任的村主任，却对这些情况知道得很少。事实上，我村的财务收支从未向群众公开过，所谓的村务公开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避重就轻，应付差事而已。
目前，我县电业局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农电低压改造，可经济拮据的我村村民眼看着好事而不能干。我想用村砖厂集体经济来扶持点，但我一问才知道，村里没钱。问钱都用到何处了？答曰还债。
从1996年我村开始实行提留至今，每年4．5至6万元不等，4年应收20万元，村集体砖厂的承包费每年4．5万元，4年应收18万元，两项总计38万元之多，除去开支，应绰绰有余，可现在村里还有十几万元的债务，令人不可思议。1999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的通知》，可我村的债务迟迟不向群众公开。欠在哪里？亏在何处？究竟有多少？对群众是个谜！对村委会干部也是个谜！
面对这些烦愁，我该怎么办？
河南内黄县马上乡东四牌村 李顺安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社会聚焦
“公路杀手”：车辆超载
具有“小高速”之称的秦青公路（秦皇岛市区至青龙满族自治县），1992年建成后对拉动秦皇岛市北部山区经济，特别是矿区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车辆为多拉快跑而过度超载，已给公路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在秦青公路抚宁段，我们发现，有的核定10吨的大货车实际装煤15吨，有的核定1．5吨的拖拉机装载达到5吨，最多的超过7吨。这些经过改装的车辆成倍地超载，大大缩短了公路的使用寿命。有资料显示，超载将使水泥路面的使用寿命缩短40％，沥青路面缩短20％至30％，同时，超载引起机车制动性能的降低，也给司机自身安全造成威胁。因此，车辆超载常有“公路杀手”之称。
车辆严重超载更给公路养护带来了超常的工作量。来自秦皇岛市交通局公路处的统计数据表明，仅28．95公里的秦青线抚宁段，道班工人每天要清除路面车辆抛撒物就达1000多立方米。在今年春季公路养护集中整治期间，一天要出动道班工60多人，车辆10多台次，是正常养护的一倍多。在个别地段，甚至还动用了推土机来清理路边障碍物。
今年4月1日，交通部制定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开始执行，希望车辆超载损害公路的现象早日得到遏制。河北秦皇岛市交通局 李问得
你追我赶的超载拖拉机对公路造成严重损害。
为保证道路畅通，道班工人将掉在路上的大块煤矸石抱到路边。（附图片）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社会短波
社会短波
灌区水库遭污染
1999年10月份以来，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塔里木灌区上游水库的叶尔羌河排碱闸一带，有人无视《水法》，将排碱渠堤坝扒开6个缺口，向水库内排放碱水，造成8000万立方米水被污染，氯离子达到每升700毫克以上，总盐量每升1．9克，两项指标都大大超过了灌溉和饮用标准。12月份水库库容被迫排放到最低限度以后，当年投放的43吨鱼苗蒙受了毁灭性灾害。
新疆阿克苏16团吴铭
退矿还耕难实现
地处湖南新化县文田镇上横溪村的杨家山铜钨矿，原是锡矿山矿务局的一个分矿，矿区面积3000余亩。1997年，锡矿山矿务局将这个矿退还新化县政府，并付赔偿费40万元，旨在退矿还耕，整治环境。但当地农民实际仅得到1．25万元。县里将这个矿交给文田镇，镇里交给镇企业办主管。可镇企业办只管捞钱，不管环保，致使水土流失、水源污染日趋严重，受害农田2000余亩，受害农民5000余人。
湖南新化县文田镇中学
杨亲福
大坪村民吃水难
湖北巴东县东让口镇大坪村共有3000多人，全村只有两处“活水”（不干的水），大多数人只能吃“望天坑”里的“天合水”（靠雨水汇聚）。因长期饮用不卫生的水，村民健康受到影响。近日，我在这个村名曰“老水井”的地方看到，30多人正排着长队等水，大约半小时才能流满一担水。60多岁的村民许贤伦告诉我，前几天等一天才弄了一担水，刚到家门口，门槛一带，泼了一半，气得他两天没吃饭。
湖北经济报 许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