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提案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晓钟
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一个重要方式。各民主党派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可以说每一件提案都凝聚着党派人士的集体智慧。为了使提案有内容有深度，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很早就确定了各自的研讨重点并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他们认为，围绕大局服务大局是搞好提案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在西安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后，各民主党派中央反应敏锐，行动迅速。民革中央第二天就召开主席会议，学习研究了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随后很快向西部地区民革十个省级组织部署了西部开发的调研工作。民革中央领导人周铁农、朱培康分别带队，赴贵州、新疆、甘肃及青海等地调研考察。随后，民革中央又召开了西部开发专家座谈会和民革西部各省省级组织领导座谈会。经过五易其稿，字斟句酌的“西部大开发呼唤观念大转变”成为了今年政协大会发言，受到广泛的重视。
以致公党中央名义提出的《关于促进海外学人创业园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以选题角度好、调查深入、所提建议可行性强，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创业园成立不久，罗豪才主席就亲自到北京留学人员创业园进行考察。随后成立调研组与北京市科委合作，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大连等地了解情况。调研的结果成为大会提案的基础。北京市政府对此十分满意，中央统战部也称：这种合作具有创新意义，开拓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新领域。
健全机构推动提案工作，是民盟的特点。民盟建立了由各省组织参加的“提案交流网络”，每年举行一次“提案提交会”。运用这种形式，既保证了提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保证了盟中央的提案具有较高的质量。这次全国政协大会前，在三百多份材料的基础上，民盟中央慎重研讨，取其精华，提出了六份提案，其中四件是关于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
各民主党派领导重视提案工作是提案质量不断提高的保证。一九九八年底，农工民主党中央确定将黄河流域水资源科学合理利用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全党的重要课题。为此，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八月亲自带队，赴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就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今年的“两会”上，九三学社黄其兴副主席所作的《建立智力产权制度，推动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大会发言，也曾数易其稿。为了搞好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选及学社有关部门先后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部及有关专家、学者多次座谈。
值得一提的是，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建言献策的同时，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也对精神文明建设十分关注。早在去年七月十五日，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的三十三位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人士庄严地发表了《信誉宣言》，号召经济界人士规范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人建立守信用、建信誉、重信义，树立良好风气。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统战佳话
周谷城与三代领导核心的交往
刘南燕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亲身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目睹了国家的衰敝与兴盛。在99年的漫长岁月中，周谷城与中共中央三代领导核心，不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且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与毛泽东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并结成好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去上海时，总是邀周谷城相聚；周谷城到北京，也每每受主席之邀，到中南海畅谈。每次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总是：“又碰到了。”这朴实的话语浸润着老朋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周谷城等人受到接见。当晚，周谷城应报社之约，填词一阕，题为《五一节晋见毛主席》，发表在次日的《解放日报》上。毛泽东见到这首词，当即请周谷城来。他俩由这首词而谈到《离骚》，又由诗词而谈到政治，洋洋洒洒，天马行空。二人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不时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由下午3点一直谈到6点，兴犹未尽。周谷城偶然提及邓演达，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随后，俩人在一张小桌上用餐。毛泽东吃饭，喜欢在大米中掺些杂粮，周谷城戏称为“三色饭”。饭后，毛泽东一直把周谷城送上汽车。
与邓小平
粉碎“四人帮”后，78岁的周谷城老人赋诗明志“老来犹有冲天劲，教学科研作战场”。1979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不久，周谷城在农工党中央党刊《前进》第九期上发表文章，在谈到中国现代历史经验时指出：“从现代的历史发展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几乎一事无成。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大事，都能做得好。”各民主党派“想要有所成就，非争取党的领导不可。”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周谷城感慨地说：“小平同志是‘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者。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得到小平同志的容纳，我有说话的勇气了。”
一次，上海某校托周谷城请邓小平题写校名，周谷城记在心里。去北京开会，会场里，周谷城正好坐在邓小平的后排，他见身旁的一位同志与邓小平更熟悉，便托这位同志代讲。邓小平回过头来，微笑着问：“是哪一位要题字？”听说是周谷老，他马上拿出笔，题好校名交给周谷城。
与江泽民
进入80年代，耄耋老人周谷城仍然为四化建设殚精竭虑。1985年10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到周谷城家拜访。他不带秘书、警卫，从康平路住所步行十几分钟来到位于华山路的周宅。
“周谷老，您是同毛主席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共事的，我非常敬仰您！”一见面，江泽民就握着周谷城的双手，真挚地说。“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您的书，现在真想再花一点时间复习一下历史，特别是世界史。”周谷城说：“我是个教书匠，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写的主要是历史书，得到了毛主席的鼓励。我也写政治史、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也写教育论文、哲学论文，还搞点翻译。”说着，周谷城走进书房，说是有一本英文世界史教科书，图文并茂，但一时没找到。江泽民说：“不急，以后有时间我再来借。”他们就坐在书架旁拉开了家常。谈到扬州时，江泽民充满感情地说：“下次我专门陪你们去我的家乡，要到富春园吃点心。扬州的园林也是一绝，我多年没有回去了，很想回去看看，就是没有时间。”江泽民看见书架上有许多外文书，走近前去，一一念出书名，说大部分是哲学、历史书籍。周谷城很佩服：“您的英文俄文德文都很好啊！”江泽民很谦虚：“哪里，是工作逼出来的。”
1994年5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到华东医院看望谷老。97岁高龄的谷老欣喜地早早坐在轮椅上迎候。看到周谷老这么精神，总书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今天看到你很高兴，我们是关心你的，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江总书记在周谷老病房内逗留的时间特别长，临别时再次嘱咐谷老：“希望你安心休养，健康长寿。”临出房门，又重新回过来，再次向他全家致以问候。
图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与周谷城亲切握手。刘南燕 供稿（附图片）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统战工作论坛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
——一谈新世纪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和任务
黄铸
统一战线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这标志着我国统一战线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变化，即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作为阶级斗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转变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统一战线，即由革命的统一战线转变为建设的统一战线。
展望新世纪，我国统一战线又面临一系列宏观性、战略性的问题和任务。必须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任务，才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作用。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现阶段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状况更加多样化。在加强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主导性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广大包容性，发展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
（二）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势要求进一步深入改革，进行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开放，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战略。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并且涉及多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调整关系的作用。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在新世纪必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如何团结、激励各方面的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需要做大量统一战线工作。
（四）党中央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给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重大任务，并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五）香港、澳门回归之后，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突出任务。我们必须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对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开展广泛、深入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不懈努力。
（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当前党和国家提出从严治党治政，更要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
（七）统一战线是矛盾统一体，要正确处理统一性和差异性、矛盾性，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求同存异、求同克异、求同求异的不同方针。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确处理新世纪统一战线面临的种种问题，为巩固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努力！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业精思勤 谋事以公
——学习李人俊同志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
陈锦华
我第一次见到李人俊同志是1951年在上海曾山同志的家里。那天我陪钱之光同志去看望曾山同志，当时李人俊同志正在讲上海一条高压线路的扩建改造，兴致很浓，讲得有声有色，有技术方面的介绍，也有经济上的算账，条理很清晰，使不懂行的人听了也能明白。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人真不简单。外国人不是讲“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建设”吗？看来他们低估了我们，共产党里是有懂行的，是能够搞好建设的。
从那次以后，我和人俊同志断断续续的交往差不多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最近的20多年，工作关系密切，有时朝夕相处，同声相求。对他的人品风貌、思想作风，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优秀品德。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研究问题的深度，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顾全大局的思想，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的精明、精细，在与他同时代的“三八”式的老干部中是被广为称道的。我一直把他尊为兄长。他是我最为敬重的老同志之一。
严肃认真 为国把关
1972年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从国外引进一批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型石化、冶金项目。这年的夏天，人俊同志从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被调回机关，参与对这批项目的审批工作。一般地讲，从干校刚刚回到机关工作岗位上的同志都心有余悸，讲话谨慎，不大表态，怕再犯“错误”。人俊同志却不这样，第一次开会就尖锐地指出问题，不怕别人说他“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反复计算数字，坚持原则，不讲情面。我记得有这样两个事例。一个是上海石化总厂的铁路和黄浦江大桥建设问题。在上报计划任务书的时候，上海提出利用张泾河水运作为主要运输方式，并算了经济效益账，安排疏浚后充分使用。但是，到了审批扩初设计的时候，上海又提出要新建铁路、建设黄浦江大桥。人俊同志主持审查，他讲你们本来算的账很好，利用张泾河水运，运力运量可以平衡，又经济又快，为什么现在又要建铁路、建大桥，增加很多投资？他坚持不同意。“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曾插手此事，圈批了有关材料。他仍坚持不同意，表现了不畏权贵、不避风险的原则精神。
另一件事是大化肥的项目扩初设计审查。外国人提出定员是110人，但我们的建设单位却坚持要1400人，相差太大。人俊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坚决不同意。这批大化肥项目共13个，分别建设在八九个省里，这样坚持原则，砍指标、砍投资是要得罪不少人的。但是他毫不顾忌，坚持压缩定员。这同不少项目，“上的拍脑袋，审的拍手掌”的情况比起来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常想，这批引进的先进技术项目，如果一开始就坚持按国外先进定员编制，坚持高起点，则后来比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差距肯定要比现在小得多。可惜人俊同志的话不为时人所采纳。多少年后我们又被迫退回到他提出的正确主张上去，这个代价和弯路证明，要接受一个正确的意见，要破除若干阻力，这种胆识和魄力是多么可贵，我们又是多么需要这种精神。
善出大主意 会算经济账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面临的形势是，加快发展与客观条件的矛盾。我们一方面资源短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是浪费很大，到处都在糟蹋宝贵的资源。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全局的突出矛盾，需要有人出大主意，想高招。
70年代末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武斗不已，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煤矿企业，生产下降，供给严重短缺，全国各地的许多重要企业因为得不到煤炭供应而停工减产。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更是困难重重，生产因燃料短缺而减产，外供商品减少，直接影响了全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庆油田的生产上来了，石油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需要找到市场，找到用户。一方面煤炭供不上，另一方面石油又没有出路。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关方面决定以油代煤，顶替煤炭供应不上而急需的燃料。这本来是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是由于原油是平价供应，又便宜又好用，发电厂、工业用油一旦供上就切不断了，硬是把宝贵的原料当作燃料大量地烧掉。按照当时国际价格计算，一年就要烧掉价值50亿美元的原油。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在是痛心疾首。一吨油顶替煤当燃料，价值无几，而把它用来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合成材料，其效益则要高出十几倍、几十倍。在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前，油价只有2、3美元一桶的时候，有人计算，以原油价值为1，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的价值就是10，再加工成最终产品价值可达到100，它们之间的效益值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人俊同志对这些情况很清楚，也很着急。他认为不能把宝贵的财富糟蹋了，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1980年共烧掉原油4000万吨，相当于当年全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1981年3月他正式提出以煤代油的具体设想，并向国务院两次作了汇报，有目标、有政策、有措施。同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人俊同志任主任。从此，开始了有计划地压缩烧油工作。经过锲而不舍地努力，到1998年，累计压缩烧油2亿吨，其中85％用于出口，换取了大量外汇。压油取得的效益，建设了3000万千瓦的燃煤电站。这是大主意产生的大效益，对国家的贡献极大。
在80年代初，我记得他还创议过两件事。一件是住宅商品化，另一件是农村改良炉灶。这两件事，他都作过调查，算过细账，论证它们对国计民生的深远影响，对国家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两件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推迟了一二十年，或者没有推开，但人俊同志的改革思想、超前意识却由此可见一斑。
作风深入 功底扎实
我在石化总公司经理、厂长会议上曾经多次指出，人俊同志研究问题有深度，对经济问题思虑周详，企业的经理厂长要重视人俊同志的意见，并认真落实他所出的主意。他的工作方法是跟踪地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反复地想问题，每有启发就找人谈，找专家研究，需要试验的就找企业商量。1995年12月他在石化总公司第十三次经理、厂长会议上有个讲话，把石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了深入的分析，解剖了石化企业的成本构成，提出“以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指明企业经济效益的潜力所在，要各企业把消除生产过程中的“瓶颈”作为贯彻“两个根本性转变”来抓。这个讲话被转送到江泽民总书记那里，总书记两次作出批示，说：“我看了两遍，思考很久，认为各类企业出现的问题大同小异”，要有关部门汇总相关资料，“发个文”，推动落实。
中央批准成立石化总公司的宗旨是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用好1亿吨油，多出效益。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石化总公司所属各企业都是分散建设、分散经营管理的，这同统一配置资源形成了利益不一致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找不到妥协的解决办法，各方利益不能得到照顾，统一配置资源必然成为空话。他经过反复研究，在第三次董事会会上提出了按集资比例，分产品、分利润、分收税、分算产值的“四分开办法”。这个办法上报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按“四分开”的办法集资，把已引进的4套30万吨乙烯建设起来。后来石化总公司的一些重大装置，就是按照这个“四分开”办法处理各方利益关系的，筹集了资金，推进了建设。
坚持原则 反对谋私
人俊同志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精通业务，但他绝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他算经济账总是带有很强的国家至上的政治观点，反对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80年代中期社会上一度提倡第二职业成风，这股风刮到石化企业，有些干部、技术人员就群起效尤，纷纷在社会上寻找第二职业，挣外快。因为两头工作，思想、精力不集中，影响了本职工作，甚至耽误事情。他听到反映后，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这不符合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对工作不利。他在不同场合耐心地向广大干部做思想工作，讲清道理，配以必要的行政措施，终于有效地刹住了这股风。
还有件事是送“红包”问题。他对我讲他不赞成送“红包”，认为这件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负面效应很大，会腐蚀人的思想，影响团结。他在不同会上旗帜鲜明地讲了他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写材料上报，建议有关方面正式制止这种行为。
人俊同志待人诚恳，表里一致，凡是他认为对国家不利的事，他都明确表态，把个人私交友情置之度外。1983年石化总公司成立后，制定了投入产出承包方案，规定7年后石化总公司每年要给国家上交税利200亿元。在方案实施后不久，即1984、1985年，国务院先后曾两度决定要调动我的工作，他听说后坚决不同意，担心我调动后影响任务的完成，明确讲“国家还要不要200亿？”他为此四处托人，直至在出国访问的当天仍放心不下，特地找到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其当面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转达该意见。他知道要调我去的地方和单位都比石化总公司的条件要好得多，对我的工作有利，但是他先为国家打算，不徇私情。我由衷地敬佩他这种精神，而且深感现在这种精神少了。今天我们怀念人俊同志，继续他开拓的事业，就应当学习他的这种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大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这种精神，小到各行各业、各种岗位都需要这种精神；拥有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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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风亮节照后人
——追记老红军、总参离休干部肖麦萍
李斌 涂学能 黄创新
去年9月4日傍晚6时40分，总参原防化部顾问肖麦萍同志走了，享年79岁。冬去春来，人们没有因为时间的逝去而淡忘他。大家谈起他立党为公、无私奉献的一生，无不为之动容，无不为之敬佩。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亲笔题词：“肖麦萍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肖麦萍不幸病故后，子女们从妈妈的手里看到了父亲4年前在除夕之夜留下的亲笔遗嘱：“身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发通知，不举行遗体告别，家中也不设灵堂……”
面对父亲的遗嘱，子女们开始有些想不通。他们认为，父亲参加革命60多年，又是一名高级干部，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应该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举行一个隆重而难忘的送别仪式。他的老伴都兴杰忍着悲痛说，我和你爸都是无神论者，不管你们举行多么隆重的送别仪式，你爸爸都是不知道的，也违背了你爸爸的遗愿。再说你爸爸的生前好友，大多年老体弱，不要让他们再经受这种悲痛的场面了。最后，全家人达成一致意见：按照遗嘱，身后丧事一切从简，不给组织添麻烦。都兴杰没有告诉干休所的领导，自己花钱雇了一辆灵车，率子女悄悄地将肖麦萍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
肖麦萍16岁参加革命后，长期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工作。罗帅经常告诫部下，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待遇面前要做到一不伸手，二不张口。肖麦萍牢牢地记住了这两句话，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61年，肖麦萍就是正军职领导干部，一直到1988年从总参防化部顾问岗位上退下来，近30年职务没有动，不少战友为他感到惋惜。对此，他总是淡淡一笑说：“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肖麦萍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大好，住地距单位和解放军总医院都很远，看病吃药很困难。他与另一位同志共用的一辆尼桑车经常出故障。当时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同志提出要给他换一辆好车，肖麦萍婉言谢绝了。近年来，党中央、中央军委给红军时期的军职干部配发了专车。肖麦萍不但没有专车专用，他还再三说明，专车大家都可以用。每次用车，他也总是提前一天给干休所打电话预定。
1970年，肖麦萍搬进北海附近的住处。从那时起到1996年，他在这个98平方米的旧房子里一住就是26年。1996年10月，肖麦萍被安置进北极寺干休所。搬家那天，肖老的全部家当一台卡车还没装满，除了3张硬板床、1套破沙发、2个装衣服的木箱子外，就是七八筐书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1986年秋，肖麦萍到某防化团看望部队时，认识了十渡镇九渡村村民穆宗山和郑有德。这两家人生活困难，特别是穆宗山，腿有残疾，家里很穷，56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与70多岁的盲人母亲相依为命。肖麦萍和老伴想，作为一名老红军，有责任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把党的温暖送给他们。从此，肖麦萍和老伴每年要来这里三四次，给他们送来大米，带来衣服，留下零用钱，13年来从未间断。
九渡村小学的孩子们忘不了他们敬爱的肖爷爷。这些年来，肖麦萍每次来看望这里的农民兄弟时，总忘不了带一些图书给学校。据不完全统计，肖麦萍先后为这所小学捐赠书籍400余册，还有足球、地球仪等教学用具。
肖麦萍病故的消息传到九渡村，村民们都为失去了一位好兄长、好朋友而悲伤不已。村妇女主任齐树芹说：“肖老除帮助穆宗山、郑有德，还帮助过另外三四户人家，一直坚持了10多年。他从不张扬，直到肖老去世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穆宗山拉着肖麦萍老伴的手，嘴里一个劲地说：“大哥是个好人啊。”说着说着，泪水就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