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 李学江
  毁掉对历史的记忆,同时也就毁掉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道义力量。日前在伦敦结束的一场历史性审判,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极右势力是个有力的警告。
  近日,在1.2万多公里远的伦敦进行的一场审判,引起了澳大利亚舆论的普遍关注,因为,判决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澳大利亚政府是否会改变长达7年的禁止原告入境的决定。
  澳大利亚移民法规定:政府可视申请者的品格作出是否给予入境签证的决定,以此为据,澳政府已4次拒绝此人入境。此人是谁?为何澳政府要拒绝其入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修正历史学的头面人物戴维·欧文。这位英国教授因卖力地为希特勒开脱罪责,被人冠以“希特勒的辩护士”的称号,而臭名昭著。
  早在1977年,这位所谓历史学者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希特勒的战争》。他在书中称,希特勒并没有下令清洗犹太人,他本人对屠杀犹太人并不知情;纳粹德国也没有一个要系统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以后他又宣称:所谓奥斯威辛毒气室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过是犹太人“编造出来的传奇”;死亡集中营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是人造出来的“旅游者的迪斯尼乐园”。他还到处演讲,诋毁犹太民族,并为新纳粹组织输血打气。1991年他在加拿大说,可以成立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协会,“即说谎者的协会”云云。为此,他被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禁止入境。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肆意“修正”历史的人,竟然敢于以诽谤罪将他人告上法庭,这不啻是在嘲弄和考验法庭的公正与智慧,是在向历史事实和人类良知挑战。
  被告是一位美籍犹太历史学家,名叫利普斯塔德特。这位在美国亚特兰大一所大学任教的学者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否认大屠杀:对真实与记忆的日益增长的攻击》,在这本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书中,她指称欧文“是所有自称为修正史学家中最危险的一个”,他“熟知历史事实,却有意进行歪曲以适合自己的思想意识与政治议程”。于是,今年1月,欧文以该书称他为“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历史的歪曲者”构成诽谤,而将作者和企鹅出版社告上英国高等法院。
  由于欧文对历史事实所取的否认态度,法庭审理过程并不那么简单。面对录像和图片中的排排尸体和如山枯骨,这位历史学家却说,由于战争期间环境恶劣,这些人都是疾病致死,而非被毒杀。对那些成百上千幸存者的证言,欧文更是不屑一顾,竟然说,这些证词只能作为精神病材料来加以评估,这是犹太人为让人类产生负罪感而培植出的一颗果实。他还中伤说:“犹太人一向是真理的传统敌人。”多数集中营被纳粹撤退时作为罪证毁灭了,但奥斯威辛还在,可惜它用以施放毒气的屋顶早就塌掉,因此,欧文竟以没有实物证明而加以否定。当年被囚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二号人物汉斯·阿尔梅耶,曾亲口向英国情报部门证实了毒气室的存在,然而欧文却说:“英国军官当然有各种手段可逼人开口。”
  为对付这样一个无赖历史学家,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开放在国家档案馆封存了40年的艾因希曼日记。此人战时任奥地利纳粹政府的犹太人事务部长,监管运送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到死亡营。他于战后被捕,后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绑架,审讯后于1962年处以绞刑。在两年关押期间他写了一部长达1300页、带有自辩色彩的日记,描写了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的场景,叙述了德军在露天烤架上焚烧犹太人尸体的惨况,以及纳粹军官如何将棉毛球浸满毒气后扔入关押室毒杀犹太囚犯的事例。他写道:“我目睹了最可怕的绞肉机的运作……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罪大恶极的一次死亡舞蹈。”正是这些书不胜书的确凿史料,给这位无视历史的历史学家以当头棒击。这场长达两个月的审判日前刚刚结束,格雷法官的最后判决词是:历史学家欧文“是最活跃的大屠杀否定者,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与鼓吹新纳粹主义的极右翼分子为虎作伥”。这一判词将这位希特勒辩护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实终于战胜狡辩。这一判决受到了国际舆论和史学界的广泛欢迎,也使澳政府能够继续维持禁止欧文入境的决定。审判期间人们就在问:如果千百人的亲身经历和证词都不可信,那么历史还有什么可信的史料所凭借呢?利普斯塔德特教授在宣判后说,我必须战斗,因为否定大屠杀对人类未来具有潜在的危险,它企图诋毁人们对过去的记忆,而毁掉对历史的记忆,同时也就毁掉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道义力量。因此,这一判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深远的,它对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石原慎太郎之流和日本极右翼势力是个有力警告,也与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一案的审判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我一直在想:相形之下,这会不会让东京那些无视历史事实的法官大人们感到羞愧和汗颜呢?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图片世界

  走进社会 走进大自然
  ——瑞士中小学的课堂内外
  人类的知识不仅能从书本和课堂上学到,走进社会,走进大自然,对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同样大有裨益,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和融入今后的社会生活。这三帧照片反映的是瑞士中小学如何在实践中教育和培养孩子的生动场景。
  上图:在博物馆里上生物课。
  下图:统计交通流量,进行社会实践。
  左图:在湖光山色中来一场攀岩赛。
  邸抗非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新事

  顾客自选配料 店家当场制作
  便捷的晚餐市场
解 红 寇向东
  在日本,到处都可看到标有HMR的商店,一到下班时间,家庭主妇们便涌进这些店,购买晚餐用的半成品。每到这时,商店里总是摩肩接踵。
  HMR的意思是配餐店。全球第一家HMR于两年前在美国的达拉斯市问世,因其集超市和快餐店于一身,很快便风靡美国,并于今年传到日本。这种店里的商品价格便宜,为人们的一日三餐、特别是晚餐提供了极大方便,因此在日本很受欢迎,被称为“晚餐市场”。
  走进晚餐市场,乍看似一家自选商场,一排排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洗净切好的蔬菜、肉类、海产品等,都用保鲜膜封好,明码标价。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选购到烹饪所需的原材料,或带回家烹制,或在市场里现场制作。
  市场里设立的加工操作台,俨如快餐店的大备餐间,既有热炒灶头,也有日本人喜欢的铁板烧。人们可将在货架上选购的原料拿到这儿,按照自己的口味由厨师加工。所有的加工过程都是当着顾客的面进行的,且免收加工费和调料费。在铁板烧加工台,烧烤的火候和调料由顾客自行选择,加工时间最长的铁板烧,也只需十几分钟。这里还有加工好的成品,但大部分是半成品,回家稍事处理便可食用,其价格却只相当于快餐店的一半。所有的晚餐市场除了新年外,一年四季全天营业,晚上10时才关门。每家店都顾客盈门,日客流量均在数千人以上。
  晚餐市场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完全是商家顺应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和饮食观念变化的结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希望家务劳动简单化和社会化,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干家务的时代正在远离我们,人们追求的是快乐、轻松和健康的三餐。时下的方便食品虽方便,但里面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总是令人心有余悸。在晚餐市场里,自己选择新鲜食料,并按自己的口味要求当面制做,这既解除了备餐劳累之苦,又打消了人们对食品质量的担心,这样便捷的晚餐市场岂能不受欢迎。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澳洲街头乱穿衣
李北兰
  “二四八月乱穿衣”,这是咱们中国的一句民间俚语,说的是春秋两季乍暖还寒时,人们穿衣没有季节感,什么样的衣服都穿得出来。到澳洲探亲,发现用这一俚语形容当地的街头服饰却也恰如其分,岂止二四八月?可以说一年四季皆是乱中取胜的“战国时代”。
  澳洲四季如春,没有明显的季节樊篱。太阳出来,火辣辣烤得浑身发烫,纵然隆冬季节,你也得赶快脱掉厚厚的冬衣,亮出里面的T恤;太阳阴了,凉风打着旋儿吹开暑气,纵然炎夏时分,你也得披上一件备用的背心或外套……当然,这都是我等初来乍到的“水土不服”的外乡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才没有这么麻烦,索性就是那几件一年四季都在穿的T恤和外套交替轮换,便能“以不变应万变”。虽说是“四季如春”,但隆冬7月,澳洲早晚的温度也常在10摄氏度以下,着一身亮胳膊亮腿的短打扮,真可谓“乱”到了极致。
  我等华人即使“不辞长做澳洲人”,却也不大可能像澳洲人那样,只穿一件短袖T恤便冲进嗖嗖的寒风。据说,这是东西方食物结构不同的缘故。想来也是,人家自小就是牛奶、牛肉、鸡蛋等高蛋白食物“催”着,“催”到人高马大时,自然也就“刀枪不入”,具有较强的御寒能力。再说,澳洲独立于一隅,环境较少污染,除了三四月雨季,几乎天天蓝天白云,阳光灿烂,且处处芳草、绿树,鲜花盛开,空气清新得就像冰镇薄荷汁一般。在如此鲜活洁净的环境里,即便颠倒季节穿衣,也不见病西施踏断医院的门槛。
  澳洲人酷爱户外体育活动。偶尔到蔓莉海滩漫游,可见白沙碧水之间,尽是游泳、冲浪的人。徜徉于那些比基尼和短裤之间,你定然感觉不到衣之季节。据说海滩深处,还有一个指定的“天浴”场地,光顾者无论什么季节皆是赤身裸体,有游船曳过,那些站在岩石上展览“皇帝新衣”的人,还要向挤在舷梯上看“西洋把戏”的游客招手致意,以示其“乱”之坦然。
  原来,寓所的附近有一所少儿体操学校。寒气逼人的冬日黄昏,常见身着厚毛衣的家长陪着光头、赤脚、只穿背心短裤的孩子从学校里出来,两者衣着一冬一夏,一长一短,“乱”之反差异常强烈,令我们这些外乡人心存疑窦:“那孩子不会感冒吗?”那孩子当然不会感冒,否则,那些家长也不会如此神情自若了。其实,这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有意锻炼”,澳洲人原本就持有这样的观念:“孩子应比大人少穿一件衣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乱穿衣都自然而然,也不排除有些前卫青年和嬉皮士故意“乱衣”以求“酷毙”。年初,曾在悉尼英皇十字街附近看到,有人身着一件连冬天都少见的“大棉袄”,其时高温35摄氏度,真有点怀疑那人是否神经有毛病!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挽救生命的艺术
  本报驻阿根廷记者 兰才基
  一位在阿根廷被监禁了15年的女子,高高地把自己的画举到著名画家埃梅斯托·萨巴托的眼前,问道:“这是我画的,您喜欢吗?”这位老画家高兴地看着画,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女子又兴奋地请求:“那么,您为什么不为我签个名呢?”萨巴托看了女子一眼,奇怪地问:“这是你的作品,你应该自己签名,为什么不呢?”后来,两个人同时在这幅作品上签了名。
  这是最近发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埃塞萨3号女子监狱内感人的一幕。由布市文化部、司法部和国家人权组织发起的丰富监狱内部文化生活的活动由此揭开了序幕。随同萨巴托先生参观的还有许多官方人士和艺术家,他们在女犯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监狱内部。许多未到场的艺术家也对这项活动表示支持,纷纷捐献了自己的作品。
  目前,这所监狱内的400多名女犯人中,已有80多人接受了戏剧创作与表演、陶瓷工艺、诗歌、绘画等艺术课程的学习,新开设的丝绸印刷课将持续一年。一些特聘的授课老师表示,两年之后,这批女子将成为布市文化中心——“艺修院”的一员。
  参观结束后,市文化部长向记者解释,这项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丰富女犯人的生活,同时也是为她们提供生活技能和工作空间,其作品出售后的收入全部归作者所有。
  一位名叫克劳迪娅的女囚犯,因非常想念丈夫,便画了一个大大的心,作品的主题是“爱情”。所有成员的作品几乎都是她们内心的自然流露。萨巴托先生感慨地说:“这是挽救生命的艺术。”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暖雪”纷飞樱花节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林昌
  仲春4月,汉城的汝矣岛上樱花怒放。在国会大厦前的大道上,正举办别开生面的“樱花节”。这条长达2.5公里的道路,只准行人漫步,就连国会大厦也向游人开放。人们三五成群,尽情欣赏着满街盛开的樱花。阵风吹来,片片樱花随风而落,姑娘们惊呼,这是在下一场“暖雪”。
  韩国的骑警队也在节日里举行为民服务的活动。他们有的戴着大头假面具迎接前来赏花的游人,有的则和孩子们同乘一马,让家长们高兴地摄影留念。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他山石

  润物无声爱国情
赵 刚
  如果有机会到新加坡观光,你会感受到新加坡人的爱国情结。这种情结就如同弥漫在狮城空气中鲜花的芳香,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你的周围。
  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天,我们随着导游卓小姐游览市区。无论是在著名的鱼尾狮公园,还是在高楼林立的中央金融区和商业区,无论是漫步在新加坡河畔的克拉码头,还是置身于牛车水华人街,耳边总能听到卓小姐那满怀激情的介绍:这座五星级酒店是全亚洲高度排名第二的酒店;那座形似中国八卦阵式的金融大厦,是著名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的得意之作,全世界独一无二;在参观圣淘沙公园时,她也不忘风趣地介绍,公园里的这座山海拔11000多厘米,以示山的确很“高”。对于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她都如数家珍,语气中充满了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
  卓小姐的祖籍是中国福建,从她爷爷那辈起就来到了南洋。在海外漂泊了百年。她对我说,她的根在中国,但现在她已经加入新加坡籍,她实实在在地热爱新加坡,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有她辛勤的汗水。她是亲眼看着它们一天天变美的。
  在参观圣淘沙蜡像馆时,再一次感受到新加坡人寓教于史的爱国情结。蜡像馆的布局,全然不像我想象中的样子。开始时我以为,蜡像馆中无非陈列一些开国君主,或是历史上的英雄伟人。但事实证明我猜错了。整个蜡像馆,就是新加坡的一幅历史长卷,浓缩了新加坡数百年的历史。参观了这个蜡像馆,就等于上了一堂新加坡历史课。这里既有中国华工闯荡南洋的艰辛血泪,也有二次大战国土沦陷的惨痛遭遇,馆内展示最多的是华族、印度族、马来族在创建新加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他们日常的生活习俗。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馆中“红巾阿婆”的蜡像。在20世纪初期,新加坡政府在建筑业中雇佣的劳工,多是中国福建一带下南洋的妇女。在百废待兴的艰辛创业中,她们发扬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美德,头带红巾,肩挑畚箕,栉风沐雨,辛勤劳作。馆中的文字说明写道,新加坡城区的许多建筑,都是依靠中国“红巾阿婆”一挑一担地盖起来的。至今,新加坡政府对这些阿婆仍给予极高的评价和待遇。她们为新加坡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的妇女赢得了尊重。
  每当夜幕低垂,星汉闪烁,坐落在圣淘沙公园中鱼尾狮塔下的音乐喷泉便会准时开启。数百枚射水孔,向半空喷射出数十米高的水柱,伴着优美动听的世界名曲,在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激光灯和各式射灯的辉映下,这些水柱舞动着,忽高忽低,或散或聚,摇摆时如春风拂柳,聚散时似山涧瀑布,叫人眼花缭乱。正当人们目不转睛地观赏着,突然激光灯打出“新加坡”的字样,随之而来的是雄浑的军乐和庄严的解说,向前来观赏的游客讲述新加坡是如何被发现的,如何创建的。
  新加坡人的爱国情结不仅仅表现在对外宣传中,还渗透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在新加坡旅游的日子里,我发现,无论是摩肩接踵的商业街和旅游景点,还是僻静冷清的社区小巷,都是那么地干净,整洁。没有人随地吐痰,随地丢弃废物,也没有人乱堆垃圾,私搭乱建。就是街头摆摊的小贩,也把自己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区域,无人违反禁令。在交通要道,也没有人不顾交通指示灯随意穿行。新加坡境内是禁止销售口香糖的,如果外国游客带入,虽然可以吃,但一定要遵守规定,不得随便乱吐,否则将会被处以重罚,罚款高达500新币(1新币约合5.4元人民币)。听卓小姐讲,不仅要罚款,还要穿上写着“我是垃圾虫”的黄坎肩,打扫卫生一天。有了严厉的法规和措施以及毫不留情的执法,再加上长年不断地宣传教育,使得每个新加坡人从小就树立了法律意识和懂得保护环境,把爱护城市、热爱国家融入他们自觉的行动中。
  拳拳爱国情,处处遍狮城。新加坡人正是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向各国来的游客宣传着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使每位来访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教育。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们的龙吟诗社
  叶星球[法国]
  十年前的一个春日,我们二十多个旅居法国的新老诗人在巴黎创办了一个诗社,取名“龙吟诗社”,肖良先生荣任社长。诗社成立之初,犹如青青小草,而今已发展成一块继承和传播华夏文化的绿洲。
  诗社一问世,就受到国内外诗坛的关注和支持。诗坛名宿艾青不仅亲笔题写了“龙吟诗社”四个字,还以“遥祝巴黎诞生诗的星座”相祝贺。老诗人臧克家欣然命笔题诗曰:“萍踪万里身,一片故国情,海阔思诗社,举头作龙吟。”李瑛先生题写的贺词是:“弘扬民族文化,激励爱国情怀,谱写时代诗篇,抒发美好声音。”
  诗社成立后,诗友们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创作的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内涵丰富,反映了不同的人生际遇。来自东南亚的老诗人罗郁生、薛理茂等人的诗龄均超过一个甲子。他们年轻时艰苦创业,后来遭遇毁灭性灾难,家财散尽,妻离子散,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巴黎。而今,他们虽然老有所倚,生活舒适,但心灵深处的隐痛总是挥之不去。所以,他们的诗歌充满着浓郁的怀念祖国、怀念故乡、怀念亲友的情感。祖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他们回国观光,深受鼓舞,写就了“今朝一雪“病夫”恨,洗却中华积弱羞”(罗郁生诗)、“我近九旬逢盛典,亲临致贺泪沾巾”(薛理茂诗)等诗句,情感真挚,令人感动。还有陈湃、刘锦权、何琼玮、吴仁仁、刘家芸、史亚卿和女诗人王熙都、朱一琴等都堪称诗坛高手。
  我和桔子、肖良、阎纯德、章平、卢学静等人属于较年轻一代的诗人,我们这些人年富力强,思路开阔,创作风格各异,以创作新诗为主。桔子的诗情感热烈,执著地追求美好;肖良的诗淳朴深沉,面对芸芸众生,袒露真挚的赤子情怀;阎纯德的诗隽永抒情;章平的诗充满新意;卢学静的诗一片纯情……
  诗社成立十年来,共出版了一百二十二期《诗页》,三本《龙吟诗选》,我同桔子、肖良等诗友还在国内出版了各自的诗歌。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在巴黎街头,在塞纳河畔,在铁塔脚下,在欧罗巴广阔的土地上,用我们的心和笔谱写着献给祖国母亲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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