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借鉴西方史学的两个问题
□苑书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把中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必须加强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史学理论是史学家对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历史理论则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两者既有所区别，又相互依存。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存在着重视历史理论研究而忽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倾向。近2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虽然提上议程并有所建树，但仍未能建立起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传统史学缺乏科学的批判和继承，对西方史学缺乏全面的把握和借鉴，等等。
西方史学历史悠久，流派纷呈，底蕴丰厚，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大多还停留在从史学史的角度进行介绍、评价阶段，既较少运用于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又较少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就史学工作者来说，有观念问题，也有知识结构问题。所谓观念问题，就是有人对西方史学“自其短者而观之”，对中国史学“自其长者而观之”，因而忽视西方史学所蕴涵的合理之处和中国史学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谓知识结构问题，就是不少人跨学科知识基础薄弱，对世界各国历史学的发展缺乏及时了解和全面掌握。史学工作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的胸怀、冷静求实的态度、广博深厚的知识，才能在深入比较中西史学的基础上，集合中西精华，建构起崭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借鉴西方史学，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借鉴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社会是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多样而复杂的，因此历史研究也显示出流派纷呈的局面。我们借鉴西方史学，不应局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某一学派，而应面向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所有学派。因为西方史学从古典的“叙述史”到20世纪的“新史学”、“新叙述史”的演变，无不是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历史学对传统遗产扬弃的结果，既有高度的连续性，又有各自独特的创造性。当然，对西方史学的这种借鉴，不应变成全盘照搬。因为西方史学是在西方社会的具体条件下孕育发展的，时代精神和阶级局限并存，精华与糟粕杂糅，我们只能吸收其精华，而绝不能全盘照搬。
在西方史学中，各个流派无不具有双重性格，其中有关研究“整体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重视对史料的批判鉴别、推崇叙事形式、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等，我们无疑都应该加以借鉴吸收。但是，诸如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是人的“心智”或人的自然需求的观点、高扬或贬低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人的主体意识的做法等等，显然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二是借鉴不能否定唯物史观。借鉴西方史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因为西方史学理论大都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他们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和动力时，或者归结为人的“心智”，或者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或者归结为人的自然需求和各种经济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因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我们必须确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既要完整准确地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又要不断地以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一切最新科学成果来充实发展它，并在它的指导下建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访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
本报记者 宣宇才
记者：从一些社科著作与论文中得知，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也有一定的影响。您作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专家，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两度被重视。一是在西方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都十分推崇中国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并借此来批判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本主义文化。同时，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肯定，由东方传入的中国四大发明，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的东西——发明”一节中列举的一部分对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发明，其中有好几项是与中国有关的。二是在本世纪初，海德格尔等一些西方思想家发现西方文明在摆脱神本主义以后，又过分地被技术、知性、物欲所统治，因此他们积极提倡新人本主义，而且明确提出要到东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文文化资源。我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充分注意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这是中国的特色。
记者：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注重实证，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然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模糊学说、混沌学说等却得到了许多现代科学家的关注，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坦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过极大的启示。应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楼宇烈：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实证科学概念至今对我们影响很大。实证科学的概念要求普适性、可重复性、可证实性，以便在实验室操作后推广到社会上。这种研究方法事先在实验室范围内界定了许多变数。然而，在实践中，科学家们发现，宇宙现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除了普适性现象外，也有许多个别性现象；除了可重复性现象外，也有不少现象是不可重复的。一些现象通过分析的方法可以描述得很清楚，但也有许多现象不能描述得那么清楚。甚至有些看似清楚的东西，细究起来反而不清楚；有些看似准确的东西，细究起来反而不准确。相反，倒是在某种相对模糊的状态中却可以达到相对的准确。因此，原先那种静态的、线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遇到了动态的、非线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挑战。进入本世纪以来，古典物理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也遇到了挑战，从分子到原子，到质子、量子……如此分下去，何时是尽头？是不是永远可以这样分下去？于是，现代物理学开始注目于一个模糊的场的概念，乃至进一步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概念、“混沌”的概念，来描述原始物质物理现象。相对论、量子力学率先冲破了实证科学的框架，西方的科学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本世纪模糊数学、模糊逻辑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的那些整体性、模糊性、个体性的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本世纪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曾说过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启迪。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他深受庄子混沌思想启发。现代物理学家卡普勒所著的《物理学之道》，80年代初在美国畅销一时，其中专门探讨了现代物理学与中国的道和禅宗思想的关系。著名的量子力学家玻尔提出的互补性概念也深受阴阳学说启发，以至采用太极图作为其学说的标志。著名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则特别讲到李约瑟撰著的《中国科技史》对他的影响。他说：“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记者：有些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太讲究团体精神，只讲共性不讲个性，使中国人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人为本”，就不能脱离和泯灭个人价值。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个人的价值呢？
楼宇烈：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对个人的尊重与个性的发展，即缺乏民主。事实绝非完全如此。民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更是过程；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自由和民主都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和民主为前提，而不是像某些人脑子里想象的那种单一的个人为所欲为的概念。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完美无瑕，在西方，民主也是讲价钱的，你没有钱，谈何民主？康有为当年就清楚地指出了西方民主中的弊病，现在大家更明白了。其实，民主和自由要求每个人更严格地约束自己，达到自觉的约束。
现在，一些年轻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对于如何来实现自我价值，如何才算实现了自我价值等问题，则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其实，个人价值的实现是要以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普遍认同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得不到社会和他人的承认，那只可能是关起门来的自吹自擂、自我欣赏而已。因此，任何人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努力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注重培养不盲从的独立人格，并且告诉我们为大众服务、为社会贡献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途径。
记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一项开创性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艰辛努力。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宇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首先要调整好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重关系，要把人文文化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科技发展应该受到人文文化的宏观调控。人为天地万物之灵。一切事都是为人做的事。为了人，我们改天换地，但是如果改天换地对人类造成了危害，我们就要自我反思：该不该、对不对、要不要。科技文化在人文文化的调控之下，才会考虑到哪些应该急速发展，哪些暂缓发展，而且考虑到生产过程及其消费结果所造成的问题，甚至在生产之前，就要千方百计地去避免恶果。每个人都有创造和成就的欲望，喜欢享受在创造和成就之后的满足感，而对自己的创造和成就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消极的后果则往往考虑得很不够。我们能不能在提倡消费促进生产的思路外，想出一些更好的发展生产和经济的路子来，以避免浪费性消费所造成的生产垃圾、生活垃圾剧增，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荀子讲要开源节流，对自然的财富要节约使用，不能随意消费，否则会导致社会争乱。荀子在批评寡欲的同时，积极主张节欲、导欲和养欲，合理地调整人的欲望，否则不仅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同时也会害了自己。只有科技没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21世纪，人类应该懂得用人文文化来调节科技文化，用人文精神来自我节制，否则地球资源将难以为继，人类也将深受其害。
其次，对东西文化关系进行调整。我们应花大力气找回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底蕴，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事实上只有认清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东西；对自己认识得越深刻，吸收外来的东西才会切合需要。中国的人文精神传统是薄拜神教、薄拜物教，强调人本位，注重每个人人格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注重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我们要努力发扬其中的积极方面。积极的、正面的东西得到发扬，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就没有市场了。西方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既没有割断历史也没有排斥外来文化，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要“和而不同”。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要只喜欢相同的东西，而要看到事物的多样性，要注意不同事物的不同特性，看到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然后再决定继承和吸收什么。只有同一，事物是不会发展的，只有提倡不同特性事物间的相互取长补短，事物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对不同的文化要相互理解，要善于吸取对方的优点。只有相互理解，各种文化之间才能相互交流，才能相互补充和丰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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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拓宽近代史研究视野
——“纪念严范孙、张伯苓暨中国近代化相关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
□侯 杰
4月2日至4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华银投资控股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严范孙、张伯苓暨中国近代化相关理论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严范孙、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及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近代爱国教育家。他们建立起20世纪中国最为庞大的私学体系，为中国近代化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对此，与会代表给予了很高评价。大家认真研讨了严范孙、张伯苓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在“科教兴国”的今天，有必要对严、张等人私人办学的成功经验、教育救国的办学理念等进行重新认识。
在有关海外史学理论问题的研讨中，有的学者提出，西方学者比较重视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对不同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注意开拓新的史料来源。为深入研究某些个案，他们常常在传统的文献资料搜集与分析之外，还积极吸收并采纳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利用实地调查的方式，深入访谈，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有些学者注意到海外史学与社会科学发生了比较多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并就其利弊得失以及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实际状况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些青年学者比较关注近代社会史、心态史、妇女史等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他们对于某些西方学者善于运用新理论，在原始档案中发掘新问题、提出新命题的尝试也给予了肯定。
讨论会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理论和方法不一定全都适合中国国情。西方理论还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针对目前海外学术著作翻译出版鱼龙混杂的情况，有人指出海外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有些盲目，现在已经不是缺乏理论，而是缺少乾嘉学派的实证学风。许多学者感到，对于中国内地学者来说，现在不是要不要学习海外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而是怎样学习、运用，怎样更好地利用海外学术资源、提升研究水平的问题。
对于在吸收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要正本清源，经过梳理，纠正以往的错误，虚心学习，以刻苦认真、冷静求实的态度钻研海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切实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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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陈云与共和国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郭新文
为纪念陈云诞辰95周年和逝世5周年，4月6日，《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邀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举行了“陈云与共和国发展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指出，陈云作为党中央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突出表现在财经工作和经济建设方面。他在八大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是50年代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富有创见的构想。1957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尝试。“大跃进”期间，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提议不要公布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避免了更大的失误。1979年，他提出，有计划按比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推动全党思想解放，突破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云经济思想的主体是什么？有的专家认为，最为贴切的一句话就是他在八大发言中所指出的——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陈云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利于人民”，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性。可以说，陈云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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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百年
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徐建华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起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者陆续学成归国，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较为完整地介绍到国内，开始了中国的新图书馆运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逐步兴起，中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纷纷创立，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快速成长期，图书馆学研究也从无到有，获得相当发展，形成了以“图书分类”为中心、以“要素说”为代表的实用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之下，中国的图书馆学是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的。
新中国的建立，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图书馆事业突飞猛进，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50年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为第一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围绕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实际需要，侧重于图书馆工作技能和方法，先后编制了数部适合于新中国图书分类需要的图书分类法，奠定了以后图书分类的基础。50年代中期，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务院也颁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纳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之中，图书馆学研究随之逐步深入，理论性大大增强。50年代末至1966年，共发表各类论文4000多篇，约等于新中国成立前40多年的总和，基本奠定了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结构。“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事业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图书馆被迫长期关闭，图书馆学杂志普遍停刊，图书馆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也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停办的学术期刊均被恢复，并不断有新的创刊，再加上与之相关的情报学刊物，各种图书情报学期刊达百余种。高质量的专业译著得以出版，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日益受到重视。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图书馆学研究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步伐与国际接轨，直接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融入国际学术潮流之中，研究领域大大拓宽，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内容涉及图书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相对集中的研究重点。此外，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导入，又使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经济学、读者心理学、比较图书馆学、图书情报数学、图书馆统计学等，扩大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全球信息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因特网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也给传统的图书馆学带来一系列理论和观念上的变革，使图书馆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电子图书馆成为网络时代图书馆的技术模式和发展方向，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电子图书馆、图书馆自动化、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网络管理、数据库建设及网络环境下情报检索语言发展趋势、图书情报一体化等问题的探讨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面对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图书馆工作者抓住机遇，一方面对图书馆的传统业务部门进行重组和协调，通过计算机处理和控制，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加大了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力度，网络化成为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发展目标。1993年以来，中国新的分组交换数据网、中国数字数据骨干网、中国教育科研示范网等相继开通，同时，数字图书馆建设计划也陆续启动。这一阶段，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以信息为基点，着眼于信息的组织与利用，在传统图书馆学的基础上，融合信息学、管理学和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内容，研究领域不断拓宽。1997年后，更加关注中国网络化建设的组织、系统、资源等宏观战略议题的研究。
回顾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中国图书馆界不断借鉴国外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经验，揉合中国传统图书馆学，不断探索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史。然而，现在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与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前沿尚存在一定差距，尤其在图书馆现代化技术、图书馆服务、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组织、研究选题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21世纪将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纪，这必然会给图书馆事业带来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应主动迎接挑战，不断加大研究力度，注入新的研究观念，移植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以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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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展现悠久的黄河文明
——读《黄河与科技文明》
□何堂坤
王星光、张新斌合著的《黄河与科技文明》一书，最近已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以及黄河科技文明的特点；第二部分介绍了黄河流域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其中包括农业、水利、陶瓷、纺织、交通、冶金、城市建筑、四大发明以及生物学、地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古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莫不与江河湖海有关，而与大江大河的关系尤为密切。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中华古代文明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但更为突出的是黄河文明。由夏商到唐代，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但由于人们的过度开发，以及自然条件本身的某些变化等原因，唐宋之后，中华文明的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了长江流域。黄河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华文明重心之南移，其中都有一个自然环境的因素。该书作者认为：固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但是，“河流作为地理环境的‘综合体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认识黄河在中华文明、在古代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在黄河经常因缺水而断流、生态环境受到较大破坏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在该书中用较大篇幅阐述了黄河流域各门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其中，将农业放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位置，认为农业的繁盛发达，推动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水利、纺织等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催化作用。这一观点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对于我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认为，黄河流域的古代科技具有下列几个鲜明的特点：（1）内容广博、深厚，成就巨大，代表了中华传统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和发展水平。（2）实用性较强，都是为解决现实生产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3）水利和农业技术在整个科技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对推动科技发展起着核心作用。（4）继承性较强，虽历代王朝更迭不断，内忧外患不止，却如大江大河之奔流，汹涌澎湃，连绵不绝，无尽无息。作者对黄河科技文明特点的归纳，对我们了解和继承黄河流域科技发展的各项成就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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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片说明：今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图为敦煌莫高窟壁画伎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