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真情如歌
未名湖畔的知音
——周培源与江隆基
奚学瑶
袅袅兮秋风，吹拂着未名湖。
1952年秋季，高校实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自城内沙滩，搬到西郊风光秀丽的燕园，融进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文理科的机体，组成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经济学家马寅初任北大校长，原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佛学家汤用彤任副校长，原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任教务长。10月初，江隆基带着来自西北的仆仆风尘，抵达阔别多年的母校，任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不久之后又兼任学校党委书记。几个举世闻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和一个党内资深的教育家，共同组成了北京大学坚强的领导班子，从而开创了北京大学的一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陕西西乡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于1927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留学日本、德国，攻读经济、教育。曾任西安二中校长、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等职务。他不但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系统的教育理论。他是一个刚毅的西北硬汉，虽然不善辞令，但终其一生，保持了西北汉子质朴、耿直、忠诚而谦和的品格。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周培源走的是另一条人生之路。他从杏花春雨的江南，来到了清华园求学。沿着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铺就的教学轨道，远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深造，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三级跳”，又在欧洲做了一年博士后，返回清华园，成了母校年轻的教授。后来，他又参加了爱因斯坦举办的相对论研讨班，在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人真诚，办事认真，同样耿直、谦和，还不乏幽默。他长期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因而像盼望朝阳一样，热烈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虽然此时他只是在“九三”学社中任职，还未加入共产党，但思想开明，工作积极，在知识分子中深孚众望，而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器重。
两条溪流，从不同方向，汇聚在一起，流进了波光潋滟的未名湖。江隆基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能察纳雅言，平等待人，和周培源等人相处得十分和谐。只是，他们在工作之外并无私交。江隆基尊重周培源，将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全部交付于他。周培源虽是党外人士，却有职有权，工作很忙很累，但因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心情分外舒畅。周培源在从事全校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又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与风洞实验室，亲自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风洞因费用巨大，技术复杂而遇到困难，但是得到了江隆基的支持终于建成。
江隆基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勤于从政治思想上关怀和帮助他们。他上任不久，即在北大成立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将校系领导和一些著名教授吸收进来，定时定点进行自学和讨论。他们首先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学习者可以敞开思想，进行争论，江隆基亦以普通一员身份参加学习，从不以教育者自居，使大家心情很舒畅，在思想上进步很大。
为了团结民主党派，学校举行“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主持，商谈国家和学校的大事，交换思想与工作意见，以贯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江隆基亦充分肯定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认为这是“教学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可以说是教学工作的规律”。他大量地走访教员，了解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成就，号召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著名胶体化学专家傅鹰，脾气有些古怪，但他对科学事业孜孜以求、坚韧不拔，得到了校领导的充分理解与支持，使他对胶体化学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摩尔根的学生李汝祺，在当时国内生物界向李森科一边倒的时候，仍坚持其老师的学说，在北大并没有遭到冷遇，依然受到尊重与保护。上述种种，都与江隆基正确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大燕南园，聚居了北大的领导人与一批著名的教授。人们至今还记得燕南园当年有一种被称作“滚雪球”的美好风俗。过年了，孩子们放完炮仗之后，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周培源等人打头，一一挨家拜年，起初三五人的拜年队伍，像雪球似的逐渐壮大，最后形成了一大群人。人们喜气洋洋，互贺新禧，团结、祥和、民主、平等的氛围笼罩了燕南园，也波及到整个北大。
1956年除夕夜，燕园内灯光通明，师生们兴奋地憧憬着新年美好的未来。马寅初、江隆基、周培源等学校领导人登上大饭厅的主席台。江隆基照例给师生们致新年贺词，马寅初双手抱拳，一口浙江话：“兄弟我给大家拜年！”周培源则风度潇洒，送给人们一串优雅、爽朗的微笑。然后，他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师生中间。他们与师生们一起，以马寅初为龙头，后者双手搭在前者的肩上，在乐曲声中，组成了一条“人链”，在大饭厅里盘旋起来。一会儿，数千人的队伍，汇成了一条长龙，大饭厅成了欢乐的海洋。
1957年夏天的“反右扩大化”，像一盆冷水，浇灭了蒸蒸日上的北大的大好形势，江隆基竭力保护教师和学生，但终于难以挽回大局。他被康生、陈伯达等人视为右倾，遭到了康生的呵斥。1959年1月，在经受批判之后，黯然地离开了他工作了6年多的北大，远离北京，到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
虽然他背负右倾的包袱，但在兰州大学依然极有作为，将基础薄弱的兰大，建设成西北教育的重镇，从而使他在兰大广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遭逢“文革”风暴，他则在劫难逃。“文革”初期即被迫害致死，为兰大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周培源的心中，始终铭记着江隆基，认同他的教育思想，钦佩他的人品，铭记着他们共事的美好岁月。江隆基的凶讯使他震惊，心头沉痛，寝食不安。当四凶被除，神州大地涌荡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春潮时，江隆基的夫人宋超来到北京，向有关部门申诉江隆基的冤案。此时的周培源正担任北大校长，百废待兴，工作极为繁忙，但是听说宋超来京，晚上从西郊赶到城里，来到她下榻的教育部招待所。当他握住宋超的手时，深藏在内心的对江隆基的深情，再也压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老泪纵横，良久才迸出了一句话：“宋超同志……隆基的情况我都知道……”后来，周培源为江隆基的平反到处奔走呼吁。他还参与了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整理与研究，为《江隆基传》撰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言。
江隆基与周培源，不是朋友，又胜似朋友。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是党的工作者与知识分子合作共事、精诚团结的典范。北大临湖轩白皮松的年轮里，铭刻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未名湖的水纹波光里，映照着他们俩的身影。一曲新时代的《高山流水》的故事，将永远回响在燕园浩茫的时空中。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闪闪红星
铁军头雁
李龙年
新千年的阳光明亮而温煦，似乎还带着南国武夷山花草树木的清丽和芳香。
汽车疾驰在316国道闽北段上，道路宽阔而平坦；车厢里，正轻柔地弥漫着那曲感人的《祝你平安》，这歌恰好契合我的思绪——此番，我去铁城——闽北的邵武市，正是去叩访一位优秀的道路交通的平安使者——邵武市交警大队长饶道祥。
窗外，是蔚蓝而宽阔的富屯溪，静谧得如同一幅蓝色基调的油画，时有白鹇从水面展翅飞去，甚或有长腿鹭鸶驻足水湄，定格，远眺国道上飞翔的汽车。
蓦地，国道在前面拐了个弯，下坡；富屯溪迎面闪着蓝光。这正是我曾无数次观察过的环境，也是我听人们多次激动地描述，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的地方。
1998年6月，闽北遭受空前惨烈的大洪灾：十县市（区）全部受灾，全市境内，铁路、公路均告中断，经济损失十分惨重，其中仅公路水毁损失，就达五亿多元。
作为闽北经济、交通重镇的邵武市，是在6月22日凌晨突然遭受特大洪灾袭击的。
6月21日夜，饶道祥在大队指挥部值班。是夜，风狂雨啸，往昔灯海璀璨的铁城，被裹在狂暴的雨幕之中，与交通安全指挥中心大楼隔富屯溪相望、由彭真同志题名的邵武最高建筑紫云宾馆，也湮没在密集厚重的雨柱里，一星灯光也显现不出来。
零时40分左右，正在路上巡查的饶道祥，突然接到指挥中心报告：316国道邵武寿山路段，一辆大货车被泥石流淹埋，人员死伤不详，情况万分危急！饶道祥立即掉转车头，率干警直驰现场。
车灯，利剑般劈开雨幕；路上，不时有洪水漫过路面，车轮溅起的浪沫，不时遮没挡风玻璃。透过车灯，隐约可见富屯溪如疯狂的巨蟒翻滚，无数惊天的恶浪，仿佛巨蟒大张的血口，要吞噬整个世界！
时间时间时间！！！生命生命生命！！！饶道祥驾警车飞速抵达现场，不由倒抽一口冷气：眼前，粗大的雨柱如万箭乱发，没膝的滔滔洪流，正凶狠地冲击着半埋的卡车。驾驶室里，司机等人已受伤昏迷。更要命的是，洪水正在分分秒秒地迅速猛涨，泥石流还在时时发生，伤员甚至干警们的生命，都面临着威胁！
饶道祥跃下警车，率领干警跳进洪涛。他们从附近农家借来锄头、铁锨、土箕，投入抢救生命的激战。饶道祥带头并指挥干警挖掘埋没卡车的石块、泥土；砸在卡车上的石块庞大而沉重，饶道祥一咬牙就搬起一块，颤巍巍地扔到旁边。奋斗中，不时有石块崩坍落下，发出惊人的巨响，新的险情随时可能发生。终于，车门打开了，饶道祥和干警小心翼翼地抱出奄奄一息的伤员，并立刻把他们送往市区医院急救……
此刻，氤氲着淡蓝雾岚的富屯溪，一定永远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抗洪之夜，忘不了那个留板寸头、神情坚毅、腰板笔直的铁军“头雁”——在铁城，邵武交警受到群众普遍爱戴，大家称铁城交警为“铁军”，赞誉饶道祥是“铁军”的“头雁”。
汽车缓缓驶入邵武市区。走进指挥中心大楼，我才得知：饶道祥一早就带队路检去了——我知道，再忙，他和大队班子成员，也要轮流上路。于是，按照预定计划，我把后面的采访内容，提到前面来。
三菱越野车飞驰在316国道上。此时，我是去探望一位受到“铁军”帮助的卖唱少女。
邵武市洪墩镇谢坊村，在1998年那场特大洪灾中损失惨重，全村有数百户人家住房倒塌，无家可归。“铁军”在饶道祥带领下，共捐出四万元钱赈灾，并运了几卡车水泥、钢材、红砖，帮助谢坊村的灾民重建家园。
洪灾过后，谢坊村遍地狼藉。饶道祥了解到大队帮助的几户人家中，有一户是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父亲患病，全靠十五岁的女儿付红霞卖唱维持生计。饶道祥和教导员张兆平主动帮他们重建新生活，并帮小红霞上学读书。
有一阵，小红霞的父亲唯恐自己不久于人世，放心不下女儿，就携女儿找到饶道祥，诉说自己对身后的担忧。
饶道祥动容了：这是群众最深切的嘱托啊！他握着老付的手，坚定地说：“老付，你放心！要真有那天，我们邵武交警大队就是红霞的家，我们大队就是她的法定监护人！红霞的吃、住和中学、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我们全包了！”
这以后，饶道祥经常到付家走动；出差路过，一定要拐进去看看。饶道祥叮嘱小红霞：一定要好好学习！他代表大队，先后送去两辆自行车，供小红霞上学用。刚刚进入新千年，饶道祥和教导员又专程来到谢坊村探望小红霞，送上交警的一片心意。
国道上，车流穿梭。我正凝听同车的同志介绍，忽然，前方路边一个挺拔的身影映入眼帘——那不正是饶道祥吗！他坚毅的脸上，满是严肃、认真和亲切……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学海泛舟
闲话钝锐
柏 嘉
为官者作文，古来有之，今亦斐然。现仔细想来，那实在是一个思想者的智慧“档案”。领导者向上为政，下系民众，感怀颇多且深刻，于是便情不自禁地想表达出来。为官者为文，必喜读书学习，而读书学习，又使为官者修养资政的本领，此当是“反哺”效应。所以，在为官与为文之间，有一个“焊点”闪烁着熠熠耀眼的火花，那就是：为现实社会和时代生活贡献智慧。
我所认识的钝锐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智者”。
身为农家子弟的钝锐自幼勤奋聪慧，走向社会后以饱学多识、富于开拓精神从政，他自村支书到公社书记，从县级领导至市领导，在工作岗位上志信志诚以为神圣。钝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写作，每天至少一篇从不间断。他不嗜烟酒，不热应酬，虽在官场，却喜恬静，常于工作之余，政务之隙，临窗就灯，读书撰文。当时，他不认为这是搞创作，写完往抽屉里一扔，日积月累攒了一大摞。那天，当他拾掇出来让我看时，已经是一摞摞地几百篇了。见我愣怔，他便说：“我也不懂文学，就这么写，不知道跟你们作家写的是不是一回事。”我委实震惊，很陌生地望望熟悉的他，狐疑中随便抽走了一沓，大概有三十多篇，回去挑灯细读，竟深深地陶醉于其中了。钝锐先生为官能文，是在为我们贡献智慧“档案”，他的创作起点之高，视角之独到，都令我们刮目相看。
纵观钝锐的作品，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种“陌生化”或者“跨文体”写作。假如硬要按文学评论的“规矩”去找个“说法”的话，应该算是“新体”散文或随笔。其行文不拘规矩，汪洋恣肆，表述格式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和谐统一，因此他倘若给文章命题大多以“说××”为名，洒脱、干练、睿智，深谙大众化的阅读方式。他的语言，呈现着公众的体验质地，像开阔地盛长着一片富有灵性的花草。《叹世事》、《说“听话”》、《有价与无价》、《不要忽视“小”》、《好好学习》等篇目，拈笔即来，点石成金，妙手行文，撒豆成兵。其内容如火炙目，似音绕耳，于客观、散淡、疏朗的铺陈之中见哲学的肌理，予烦事俗理以全新观念阐释与演绎。归根结底，“文章随时运”、“修辞立其诚”在钝锐的作品中最为重要，所以，他的文章无长短，也不分什么体，不拘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杂谈工作论文，有所为而发，出之以诚，总成敬业之端。比如在《说忙》一文中，他以“忙就好吗？不忙就不好吗？”破题，然后反向思维，用貌似浅显的道理悟出匪夷所思的感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还有《关于欲》，说“不要设想别人没有欲望，这既不可能，也无益处。反之，只能是一种非常态，或曰病态。”因为，“‘迎闯王，不纳粮’，‘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党和国家力促实现温饱、小康目标，都是在满足人们的欲望，连西方国家的竞选纲领，也是以满足选民的各种欲望作为砝码”。可谓有情有意发自肺腑的一种富于张力的“讲话”，这决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看别人的文章看出来的。由于工作的关系，钝锐接触的生活和社会与一般人不同，更是职业写作者所体验不到的，再加他不以写作为生，不靠写作出名，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又常常体察民间情绪，并以读书人的彻悟梳理口头与书面语言，所以说话与文章风格如出一辙，从容不迫，针砭时弊，妙趣横生，自成一体，戒浮躁，拒萎靡，说实话，道真情，以现实品性编织经纬，用文学理念梳扮打理，话题虽围绕人间烟火，而着眼实在于上层建筑，按但丁的说法，是“最好的语言适合于最好的思想”。因此，在我们读腻了那些虽已圆熟但咬文嚼字装腔作势又缺少真知灼见的作品之后，突然接触到钝锐极具穿透力的作品，震撼之余当然兴奋不已。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子征文
胶州
一方开发的热土
闵国库 鲍振良
石桥东望海连天，
徐福空来不得仙。
直遣麻姑与搔背，
可能留命待桑田？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这首《海上》七言绝句，写的就是古胶州。不过，那相传徐福率众东渡扶桑时的“石桥东望”之处，经过千百年的变迁，早已沧海桑田，物境全非了。原先偌大的一个胶州湾留下的一片退海后的荒地已成后来者挥洒自如、拓荒立业的更为开阔的空间。今天，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一条环海高速公路连接着古老与现代，把环胶州湾“工业走廊”推向了当代中国发展总格局的前沿。
出手不凡是因为重任在肩
当今中国的历史注定了濒临胶州湾的这片土地一定要成为一方开发的热土。两条高速公路、两条铁路、一条国道穿越其间，机场、海港毗邻而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同秀美壮丽的陆海风光一起奠定了新城的辉煌与气势。浩大的投入完善着优越的投资环境。仅仅几年的时间便吸引了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客商来这里投资建厂，百余家外资企业几百个发展项目共同创造了从出口创汇到外资额度均居全国先进水平的佳绩。然而，谈及这些可喜的成绩，胶州市委书记张元福却有另一种思考：“我们不仅要站在山东看胶州，还要站在全国全球的高度看胶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危机感、紧迫感。”基于这种认识，胶州人更加放开眼界，要在这片热土上再建胶州湾十公里工业长廊。市委书记张元福、市长李皓牵头，组织起一切可以发挥的力量，决意共同构建环胶州湾开发型产业隆起带，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各具特色、梯次推动、合力并进的开放格局，使外向型经济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亚洲金融危机后，他们适时调整招商思路，注重寻求新的突破点。1998年春天，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企业现代精工株式会社设在胶州开发区的最大独资企业现代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也面临停工危险。此时，胶州市委市政府及时帮助现代公司度过难关。刚刚走马上任的党委书记马苏健深入调查研究，以缓交部分租赁费等优惠政策帮助“现代”稳住阵脚，逐步恢复生产。为了现代公司获得应有的利润，也为了开发区长远的建设和发展，马苏健四出招商，三下深圳，同那里的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制造企业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攀亲”，邀请人家北上胶州考察，以便与现代公司合作。经过多番洽谈，马苏健的“嫁接”成功了，一个由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与韩国现代精工株式会社、胶州开发区三方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应运而生。这个“中集集团”又新注册了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和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每年销售收入可达十八亿元，这不仅使现代公司的集装箱制造业起死回生，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得以北上发展，而且也为开发区的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发的理念与服务至上
开发区为处在危机之中的最大企业“嫁接”成功，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不仅感动了现代公司，也震动了按照“规划高起点、投入多元化、服务一条龙”建设起来的整个工业园区，极有力地说明了维护与关心外企的正当权益，也就是维护与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人们算了算，开发区的外企占整个区内经济的百分之九十，而人口则占区内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外企的发展无疑直接关系到全市经济的发展。他们说，为外商、外企人员服务好，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做外商的思想工作，为外商服务，这是开发区的新课题。新课题就要有新思路、新开拓。他们在全开发区提出了实施爱商安商富商工程，以推动对外商的全方位的服务。
代新物流公司老板的小女儿不懂汉语，需选择一家优秀幼儿园入托，开发区领导亲自跑到条件、环境都属一流的市政府机关幼儿园，说服人家破格收下这位外商的女儿；
韩国某公司的朴次长要把两个子女安排在青岛上学，开发区领导又跑到青岛教育局找老同学帮忙，拣一所最好的学校，第二天准时带着两个韩国孩子去上课；
一位老年美国客商身体不适，开发区领导就请来名医为他看病；
每年的中秋节、圣诞节和春节，开发区领导亲率工作人员走访外商，前往他们的住所，给每一位送去一份精美的礼品……
除了日常生活方面亲情似的服务，开发区各级干部更注重业务上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更高层次的服务。他们牢固树立“项目就是生命，外商就是亲朋”的观念，本着“你发展我铺路，你赚钱我保护，你纳税我服务”的原则，在服务机制上走出“多站奔波”的落后模式，实行“一站式”全程化服务。他们公开承诺：“请你放心来，手续我去办，证件送到手，服务到家门。”为了服务，兼任工业园管委主任的副市长李纪波在繁忙中抽出时间走访外商，帮助他们开展出口业务。工业园管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樊兆军为了美国外商在园内的一处建筑，亲率工作人员几次赶赴千里之外的宁波，和住在那里的大榭开发区的美国客商协调。开发区投资外商日增，当韩国的昌信公司为自己新注册的物流公司找不到办公场地而犯愁的时候，副主任高翊就动员当地一家建筑公司搬到附近平房办公，把漂亮、宽敞的楼房和周围绿地转让给物流公司，使他们很快开展业务。既周到又细致，整个开发区的管理机构都办成了服务机构，凡来开发区落户的每个工厂、每个车间，甚至每条生产线都由开发区分配专人定点联系，处理日常的服务事宜，从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到管委一般干部都有自己的联系岗位。可以这样说，开发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曾为外商多次跑海关业务、跑贷款融资、跑配套服务。把管理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服务的行动上，这就是胶州开发区创立的风格！
从田野上走出一代新人
在胶州这片开发的土地上，厂区的绿地烘托着颜色各异的楼宇，辽阔的蓝天映衬着现代工业的雄伟气势。车间里，一条条生产流水线就像一条条河流。机械手在移动，电花闪烁，而从上游“漂流”过来的零部件经过迅速的组合、调试，很快就成为完整的产品。生产线两旁，操作这“河流”的工人个个都有一种稳健而自信的风采。在他们面前，指示灯闪亮，仪表数字跳动，传达指令的键盘起起伏伏，每道工序似乎都关联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命运。
王明新，一个壮壮实实的三十岁农民，技术娴熟得仿佛已与那机械合为一体。但谁也不曾想到，几年前当他扔掉锄头初次站在这套机械前的时候是那样局促、紧张，甚至惶恐。这是一个在田野上过惯散漫生活的人，从小在家务农，一块责任田圈尽了他的青春年华。粮食是丰收了，可经济上还是紧巴巴的。后来，开发区扩建的时候，他的麦田变成了宽敞的厂房，他和开发区里其它的一万多农民刹那间成了没有土地的人。当他站在自己耕作习惯了的土地上，一种惆怅、无奈和难以言状的失落感油然而生。这土地是他一生的伴侣啊，这土地曾经养育过他的父辈和祖辈，丰收也罢、歉收也罢，幸福痛苦也罢，从土地里培育起来的那种特殊的风俗与情感是真正地进入了他的血液了。土地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而当他失去了这土地，看到掘土机巨大的手臂撕破了自己曾经精心呵护的沃土，眼睛竟然有些湿润。半天，他哈下腰去拔下那棵在风中颤抖的枯草，紧紧地衔在嘴里。突然，有两句歌词蹦进脑海：
有人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
他反复在心里悲声吟唱，直到泪流满面伏地而泣。然而，再沉重的情感也不能阻碍社会前进的脚步。个人的命运只有同时代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那时，开发区到处张贴着“招工启事”，只要肯去，他们就可以到独资的、合资的或者是国有企业里去当一名工人。那里有新的环境，新的节律，新的工作，新的人际关系。唱过之后，哭过之后，王明新从土地上站起来，拍打掉一身的泥土，就在那些林立的厂房之间选择了自己的位置……
王明新是一种象征。
开发区管委的一班人从这个农民身上看到了区里一万多农民的命运与转折。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使一代农民走出土地，一身工装、一块印有名号的胸牌，便把他们融入了一个时代的大潮之中。开发区的党委书记马苏健和党委、管委一班人，也大多是农民的后代，他们有的在考入大学之前曾在农村插队落户，有的在调入开发区前曾在山区和平原的乡镇担任领导职务，有的家现在还住在农村。他们和农民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懂得农民和土地。他们认定，在开发区引导这些脱离土地的农民实现新的转变甚至比招商引资更重要，也更艰难。他们深入工厂、车间，调查研究，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解这些刚刚离开土地的人们的渴求和心愿，切实给他们以引导和帮助。他们经过论证、筹划，实施了两项具体的举措：一是在外资、独资等一切企业中进一步设立和完善党团组织和工会，派遣最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配合外资企业开办职工中专学校，吸收从农民转入工人队伍的人们入学，聘请专家和优秀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教师，开展职工培训活动，让工人们增长才干。仅此两项，就能从政治上和技能上使刚刚由农民转变而来的工人立于不败之地。而今天在流水线上操纵自如、果敢自信的王明新们就是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明证。人们看到了一代新人在成长。这是开发区力量的源泉之一，是滋润这片热土的永不干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