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从美国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态度看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美国的一些反华分子历来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横加干涉。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以后,美国的反华势力很快将此视为其利用人权反华的一张新牌。11月18日,美众议院通过了反华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美政府就“法轮功”问题向中国施压。表决结果名义上是“一致通过”,然而由于当时国会休会在即,大部分议员已经离去,所谓的“一致”不过只有在场的七八人而已。
  今年3月23日,美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人权会上发表演说,照例把不合美国心意的国家逐一点名批评,点到中国的时候,再一次把“法轮功”邪教组织同“人权”问题挂上了钩。借“法轮功”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一时间成了美国反华势力的热门话题,上述事例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件。
  众所周知,“法轮功”邪教组织向练习者强行灌输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对他们实行精神控制,给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造成了极大伤害。到目前为止,因受李洪志歪理邪说侵害致死的“法轮功”练习者已达1500多人,许多练习者精神失常,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残杀他人。对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个人,“法轮功”动辄非法聚众围攻,严重侵害了他人的人权和社会的安宁。对于这样一个典型的反人权、反人性的邪教组织,美国的一些人如此热衷于为它撑腰打气,难道此时他们忘掉了常常高喊在嘴的所谓“保护人权”的口号了吗?非也,对于邪教对美国人民人权的侵犯,美国政府向来是一清二楚的,在打击自己国内邪教组织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手软过。
  据媒体报道,1985年5月13日,美警方在费城围攻“无畏”邪教组织,直升机投下C—4炸药包,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1人被炸死,60个家庭在行动中被摧毁。1993年2月28日,美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围攻“大卫教”据点骆驼山庄,动用450名军警,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86名教徒葬身火海。
  美国政府深知邪教给社会秩序和公民正常生活造成的巨大危害,所以才要调动司法和行政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严厉打击国内邪教势力。那些“人权卫士”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当美国政府使用国家机器来对付邪教组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大惊小怪地弄出个什么“人权提案”来。哪怕荷枪实弹的军警遍布现场,哪怕是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哪怕把邪教总部搞成了一堆瓦砾,没关系,这些他们都能接受下来。可是中国政府只不过依照法律取缔了一个未履行合法登记手续,且已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的邪教组织,美国的反华势力马上就坐不住了:岂有此理,你们这是在侵犯人权!
  只许美国放火,不许中国点灯,这就是这些人所谓的“人权”。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搞的是双重标准,为的是一个目的,即一切以美国自身的利益为准则。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邪教势力威胁着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绝不能任其在本国发展壮大。故此美国政府始终对本土活动的邪教组织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对于那些已成气候的邪教组织,则或以种种手段加以限制或取缔,或直接出重拳打击。
  但是,如果是对别的国家,特别是对那些与美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一方面,邪教组织在其国内多多少少有一点兴风作浪的能量,这足以令某些人大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邪教组织面对的是一个负责任的,不能容忍其危害社会的政府,那么这个邪教组织正好可以作为对该国施压,藉以干涉其内政的工具。
  美国的邪教是邪教问题,同样的事情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人权”问题。这就是十足的双重标准。
  美国的一些人对“法轮功”如此青睐,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李洪志真有多大的道行,更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藉此把美国人“真正往高层次上带”。说到底,他们无非是看中了李洪志目前还有一点利用的价值,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的时候,可以多一张牌。
  有些人总想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上课。在他们看来,李洪志用歪理邪说恐吓、控制、践踏练习者的精神和人格,这不是侵犯人权;“法轮功”练习者在精神蛊惑下有病不医,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这不是侵犯人权;无数练习者精神分裂,甚至自残、自杀、杀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都不是侵犯人权,只是什么“信仰自由”。而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这个反人权、反人性的邪教组织,帮助广大练习者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使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重新找回生命的理性、健康和尊严。这不正是保护了人民群众尤其是那些“法轮功”练习者的人权吗,这不正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采取的最基本的措施吗?而那些人却把这叫做“侵犯人权”!
  在这些人的眼里,“人权”有许多种,不同的“人权”要应用不同的标准。美国自身的“人权”和不肯对美国俯首帖耳国家的“人权”用的是不同标准,加害者一方的“人权”和被害者一方的“人权”,用的仍然是不同标准。
  为什么这些人要如此不择手段地借“人权”攻击、诬蔑中国?不就是因为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为中国总是依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拒绝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使某些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感到“碍事”吗?
  其实,美国一些人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已非一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拼凑一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怀着严重的政治偏见,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横加指责,而对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着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全世界1/4的犯人关押在美国的监狱里,其中49%是黑人囚犯,而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3%。在美国,黑人的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在美国,每10万个青少年中每年平均有15人被枪杀。在美国,仅1996年就有3000人控告芝加哥警察滥用暴力,但没有一位警察因此遭到解雇。美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美国的一些人愿意把那么多的力气花在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上,甚至连邪教也要与“人权”搭上界,他们为什么就不肯回过头来看看美国的现实,为什么就不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权状况改善做一点实际的工作呢?
  当美国的一些人在日内瓦人权会上口若悬河地攻击别的国家“侵犯人权”的时候,他们大概是忘记了,同样是在欧洲,同样是在3月,同样是以“维护人权”为借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曾经对一个叫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进行了持续78天的狂轰滥炸。2000多名无辜平民死于非命,近百万人流离失所。这件事过去才刚刚一年,我们都还记得呢。
  这些人同样忘记了,在那场自二战结束后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中,5月8日,美国的飞机曾经用5枚炸弹袭击了悬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大使馆,3名中国记者在袭击中遇难,永远停下了他们呼唤和平、谴责战争的笔杆。这件事过去还不到一年,我们都还记得呢。
  可是有些人偏偏就忘记了。不单是美国的“人权卫士”们忘记了,就连一些身份特殊的中国人也把这些事情忘记了,忘记得干干净净——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记住。每当美国反华势力借“法轮功”问题攻击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时候,总有一些同样是中国人的“法轮功”分子为他们摇旗呐喊。自1999年下半年起,“法轮功”分子就开始在美国四处游说、散布谣言、诽谤诬蔑。素以“真善忍”为招牌,自称“不参与政治”的“法轮功”组织,却同美国某些人的反华活动配合默契,其攻击中国政府的调门与美国反华势力如出一辙。3月20日人权会议召开的当天,李洪志的得力干将、美国人张尔平等在日内瓦召开记者招待会,并散发“声明”,声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政府正准备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一项批评中国1999年人权记录的议案。”他们还公然宣称:“违反人权行为不能被当作内政。”同时,另一个美国人盖尔·拉克林代表“法轮功”组织对中国说三道四、一唱一和,玩弄“人权”这张牌,为美国政府提出的反华议案造势。无奈为邪教张目的举动实在不得人心,会场上下冷冷清清。反华分子们上蹿下跳,应者始终寥寥。而在场的中国记者提出的几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更是搞得他们左支右绌、窘态百出,不得不草草收场。
  真是一场闹剧。自封为“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救世主的李洪志,如今却与国际反华势力混在一起乱世惑众;一直自诩为国际“人权卫士”的美国反华势力,如今却堕落到和邪教组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境地。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近年来,从“太阳圣殿教”到“奥姆真理教”,从“法轮功”到“恢复上帝‘十诫’运动”,从中国到美国、法国、日本、乌干达,邪教组织侵犯人权的罪行罄竹难书。面对这一社会的毒瘤,国际的公害,试问有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袖手旁观,视若无睹?中国政府用最人道的方法,通过耐心教育,使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清醒过来,使他们认清了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本质,摆脱了李洪志加之于他们的精神桎梏,重享幸福的家庭生活,继续为社会做贡献,防止了邪教危害的蔓延,这是中国政府对国际反邪教事业的一大贡献,这才是真正的“维护人权”。奉劝那些颠倒是非、以“维护人权”之名,行利用邪教组织反华之实的某些人,不要继续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良知作对。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莫要利用来利用去,结果却是养虎贻患,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再想收场,怕就难了。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被推荐为2000年全国劳动模范

  当代产业工人的楷模——李黄玺
  新华社记者 鲍盛华
  一名一汽集团的普通铸造维修工人,通过刻苦钻研和自觉的科技创新,逐渐成长为一名掌握高精尖技术、能够娴熟驾驭世界最精良设备的当代产业工人,李黄玺,硬是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抒写了这样的传奇。
  1989年,一汽集团公司为上轿车、轻型车项目,从瑞士、丹麦等国引进了成套的世界先进造型线,为一汽从“卡车时代”跃入“轿车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在消化新技术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进口设备的说明书根本看不懂,计算机编程更是如读天书。工友们急得团团转,浑身是劲使不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李黄玺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一个字:“学。”
  白天,他依照图纸,一项项地分解设备,校对工艺;晚上,对照专业书籍和外语词典,一点一滴做笔记。在他家14平方米的房间里,能利用的空间都被图纸占满了。
  李黄玺是个勤俭的人,但为了攻克外语和有关设备知识的难关,他一生中头一次奢侈了一回,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这花去了他家攒了5年、准备买冰箱的2100元钱。李黄玺把它和家里的录音机、14英寸黑白电视机联起来,构建起了“汽车城”第一个专门为解决设备维修问题而设立的组合式“家庭计算机系统”。
  此后的每天夜里,李黄玺家的电视机都闪着“奇形怪状”的外文。由于缺少打印机,他不得不一边抄录数码、字码,一边破译。由于速度太慢,他就让儿子帮着读,儿子累了,妻子“接班”,一读就是几个小时。那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型线全部程序的16000多个机器码,就是在这样原始、笨拙的操作、读写过程中破译完成的。正是由于李黄玺的努力下,造型线提前运转了。
  虽然工作告一段落,但那套自制的“家庭电脑系统”仍在“服役”。在破译完造型线后,又相继破译了气冲线、伺服造型线程序……李黄玺也成了娴熟驾驭计算机系统的专家,成了熟知进口设备、诊治进口设备的“神医”。车间主任说:“车间里没有我可以,没有李黄玺不行。”
  1994年12月的一天,因主机变频器损坏,工厂的浇铸机发生掉包故障。眼看全线将面临停产,动力科点名请李黄玺帮助解决。可随主机同时进口的变频器只有3个,都已损坏。进口变频器一个要22万元。能否用国产变频器替代?李黄玺提出了这一大胆的设想。他在反复分析可行性后,开始绘图、测试,最后确定最佳方案。经过几天的连续攻关,价值仅1万元的国产变频器奇迹般地运转了起来。
  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工厂的进口C线设备有些落伍。李黄玺向工厂提出改进这套设备,工厂把任务交给了他。他一条线一条线地查,反反复复核对,两个多月后,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控制系统,重新编程后的行驶深度、砂型高度等一丝不差,使改造后的C线跨入了世界先进造型线行列。人们说,李黄玺给C线注入了纯正的“中国血统”。
  丹麦迪莎公司总工程师艾瑞曾这样评价李黄玺:从职位上讲,他还仅仅是个高级维修工,但从他的技能和创新上讲,他与我不相上下。
  李黄玺的苦学在一汽是出了名的。他没有过人的天赋,有的只是对工作的执着和喜欢,尽管学历不高,但始终保持着一股苦心钻研、不断学习的韧劲。
  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李黄玺1968年下乡,30岁以后才完成从初一到业大的知识积累,在这8年里,他在进修文化的同时,还先后进行了中级电器、高级设备维修等专业技术培训。对他来说,学习是艰苦的,常常是工作服来不及换,满身油污就赶到课堂。虽然三班倒,工作忙,可他从没有间断过学习。他说:“面对洋设备不学习,早晚要成睁眼瞎的。”
  刻苦的学习和技术创新的实践,给了他过人的胆量和能力。为翻译90年代世界最先进的电驱动伺服造型线的外文资料,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依靠买来的软件进行翻译,每个单词、每个句子组合到一起时,常常会出现令外语不好的人感到奇异的语言,但李黄玺从不退缩,他一点一滴地学,查字典、对资料,经过3个月的枯燥和寂寞,终于完成了十几万字的资料翻译工作。这套资料成了造型线上的理论操作指南。
  李黄玺有一个支持他事业的温暖的家,为了李黄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多年来,妻子已经养成了晚上不看电视的习惯。建立“家庭计算机系统”之初,儿子只有9岁,每天都想看动画片,可只要父亲用电视,这个过早懂事的孩子总是悄悄地走开。
  “作为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我时刻问自己,企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我?国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我?我的感受是,国家最需要的是熟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能够不断创新的我。”李黄玺这样对记者说。
上图为鲁乙酉摄
  (据新华社长春4月20日电)(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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