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焦点关注

  “兴边富民”:一个战略选择
  本报记者 董宏君
  世纪之交,中国把目光投向了西部。
  党中央、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明确提出要加快西部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作为这一战略的专项规划和配套工程,国家民委倡议发起了“兴边富民行动”,它以加快县域经济建设为着眼点,由政府领导,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和支持,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和对广大边民的帮扶,使边境地区尽快发展起来,边民尽早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这,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必然选择。
  近日,大西南传来好消息: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在云南各族群众的歌舞与欢呼声中隆重地拉开了帷幕。这是面临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结合产业调整,充分发挥云南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和世博会的后续效应,从搞好规划、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等方面抢先一步,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1999年,云南省成功地举办了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博览会拉动了云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入滇游客达377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05亿元,旅游创汇3.3亿美元。旅游业的发展直接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全省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2%,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对于地处大西南的少数民族省份而言,意义不凡。
  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已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民族和睦还是纷争,由此可见边疆的重要。
  人类跨入新的千年,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在我们朝着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成为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据了解,目前云南省正在规划建设的昆明、滇西北、滇西、滇西南、滇东南5条精品旅游线已经形成25个精品景区、景点,全省90%以上的旅游收入将由这5条线路创造。旅游业作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的地位已基本奠定,随着这5条旅游线路的日趋成熟,云南抢先跨出的这一步必将在民族地区以及各少数民族中间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兴边富民行动”抓住了民族地区的两个要点。一个是“边”。我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古代对周边各民族地区总称“裔”,称边疆少数民族作“四夷”,总的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和边疆少数民族多实行民族压迫制度,采取民族歧视政策。直到解放初期,边疆少数民族仍然保存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形态。
  “边”意味着远,意味着偏僻,但今天的“边”,则是一种资源,一种优势。
  以广西中越边境的边贸为例,防城港市地方财政的40%以上来自边贸税费收入,5年间边民从事边贸的年收入人均达200元左右,个别村镇以边贸为起点,大力发展养殖业,人均收入达7000元,边民脱贫奔向了小康。边贸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广西东兴市由边贸而吸引了26个省市,港、澳、台、新加坡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加工业和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海上交通兴起之前的1000多年里,陆路交通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把亚欧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都为促进中西交流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西部面对的资源和市场,比东部面对的资源和市场更有潜力,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离开少数民族的发展讲民族地区的发展。这就是“民”。
  富民才是根本。边民富,才能边防固。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大小,要发展繁荣,就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民族特点,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开发后进地区的过程中,对土著民族搞“保留地”,名为保护,实质上是在搞“国民动物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谋求所有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工作有两次大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是新中国成立和民族地区的解放。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时期堪称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现在,民族工作又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围绕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民族工作一定会在新的世纪走进新的辉煌。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备忘录④

  蔡元培与民族学
  20世纪早期,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出现。这是经过学术领袖们的倡导和努力而形成的一大成果。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必须写上一个名字:蔡元培。
  1923年,著名的教育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出席了先后在荷兰、瑞典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会会议。随后,他又接受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的意见,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前后达一年之久。
  正是这一次与民族学的邂逅,使蔡元培后来写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学的论文,并成为中国民族学创建者中的重要一员。
  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这是一篇篇幅不长但对中国建立和发展民族学这门学科提出了有重要价值的看法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并对民族学下定义,这在中国是第一次。
  《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和蔡元培关于民族学的鼓动和宣传,乃至于他的亲自操作,对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

  维吾尔人的新时尚
王书林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商标作为商品的标志,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为了使自己生产、经营的商品有利于参与竞争,抢注商标,争创名牌,成为眼下维吾尔族人的新时尚。
  新疆喀什地区的伽师县,生产出名的伽师瓜,前些年缺少商标意识,没给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结果,远在昆仑山下若羌县种的“伽师瓜”也长途运输,卖到伽师来。维吾尔族群众吃到了苦头,随后,大家将商品的商标作为商战的利器,呼拉拉为当地的名优特产品申请了一个又一个商标。他们给这里生产的长绒棉取名“红柳”,牛羊肉叫“丝路王”,连面粉也冠以“太阳”商标。
  维吾尔族人喜食白面烤制的馕,馕是他们的主食。在新疆,天山南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吃到香脆的烤馕。馕在新疆有悠久的历史。古时称“胡饼”、“炉饼”,自治区博物馆陈列的吐鲁番出土的唐朝的馕,充分说明烤馕历史的久远。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中的“胡饼”,就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烤馕。新疆南疆的馕用红柳柴烤成,香酥可口,远近闻名,有人正给这里的馕申请“疆宝”商标。
  新疆是著名的瓜果之乡。在南疆,维吾尔族人长期种植无花果、巴旦木、酸梅、杏子等果木。有一种叫“玛依赛姆”的杏子,每年5月中旬就可成熟上市,是早熟的名特果品。维吾尔族群众将特色瓜果的生产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拿名优特产品当宝贝,用注册商标给“玛依赛姆”等干、鲜果品撑起保护伞,争先恐后创造驰名商标。
  如今,南疆铁路贯通,火车开到了家门口,交通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给南疆维吾尔族及各族群众带来了极大便利。西部大开发,新疆大发展,新疆人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名优特商品创品牌,必须依法保护,成为维吾尔族群众的新观念。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今日民族

  仫佬族
  我国仫佬族人口有16.09万,主要聚居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境内。新中国建立后,罗城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最近5年解决了11万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0年的900多元增加到1998年的1800多元。
  1997年,仫佬族儿童入学率为98.2%,小学升初中升学率为93%,有85.2%的高中毕业生考取高等院校。图为仫佬族学生在上电脑课。
熊春雷摄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今日民族

  畲族
  畲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大部分聚居在福建山区,人口约60万,主要从事农业。改革开放以来,贫困的畲乡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办起乡镇企业,并对山地进行林、果、茶等项目的综合开发,使畲乡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福安市潭头镇畲族女干部钟梅允,大学毕业后就长期在基层工作。为帮助畲家群众尽快脱贫,她引导农民发展茶、果、竹、食用菌生产,促进了畲乡经济发展。图为钟梅允(右一)在渔溪洋村指导农民科学种茶。 张生贵摄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视点(三十九)

  向沙暴宣战
  王义堂 李长虹 雷加富
  编者按:今年入春以来,几场席卷半个中国的沙尘暴,再次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本期“视点”围绕沙尘暴的成因,探讨了我国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说明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向沙暴宣战”。
  治理沙漠,改善生态环境,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致力解决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之一。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但事在人为。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埋头苦干,积以时日,我们完全可以锁住风沙,改善生态,还神州大地一个蓝天碧水、秀美山川。
  首都的春天是美丽的。丽日蓝天下,白杨垂柳掩映的护城河,红花绿草点染的长安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交通的便利,更是审美的享受、愉快的心情和生活的乐趣。
  然而,天不作美。今年3月以来,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七次发生大风扬尘和沙尘暴天气。强劲的西北风裹挟着大量沙尘,席卷了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最严重的是4月6日的沙暴,波及西北五省区,以及东北的吉林、辽宁和江淮地区的江苏、安徽等。就是说,这一天,半个中国的天空都是黄色的。首都北京也难以幸免。这天中午,北京的风力达到七八级,沙借风势肆虐京城。最厉害时,几十米外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街上的行人或纱巾遮面,或墨镜护眼。专家说这次扬尘浮沙天气来势凶猛,风速惊人,能见度极低,是华北地区近十年来少有的。沙暴的后面是沙漠。据实地考察,张家口洋河中段不足百公里的范围内密布的几块沙漠,总面积在1.4万公顷以上,每年向北京输沙近百万吨。目前沙漠已侵入潮白河上游,最近处距北京市的怀柔仅18公里!一位环保专家不无忧虑地说:“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北京人出门就打‘驼的’了。”
  追求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是决不允许沙暴继续肆虐的!沙暴,拉响了警报,也吹响了号角———向沙暴宣战,成为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沙暴———主要由我们的双手造成
  形成沙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可以找出种种客观理由。但不论有多少理由,都改变不了形成沙暴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不合理活动这一事实。
  滥垦:由于人口增加和短期利益驱动,许多地方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无计划、无节制地进行开垦,导致土地沙化。1958年到1973年,内蒙古曾出现两次开荒热,造成2000多万亩土地沙化。据全国农业区划办公室对黑、蒙、甘、新四省区的卫星遥感调查,1986年至1996年,四省区调查区开垦的2912万亩土地中,有1433万亩因沙化被迫撂荒,占开垦总面积的49.2%。当地群众痛心地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
  滥牧: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内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70年代的70厘米下降到目前的25厘米,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变成了“老鼠跑过现脊梁”。
  滥伐: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3000多万亩,到80年代中期因滥伐造成植被破坏,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内蒙古吉兰泰镇70年代以来因当地居民乱砍滥伐,使盐湖西北105万亩天然林减少到30万亩左右。由于失去植被保护,我国最大的湖盐生产基地———吉兰泰盐场,已有一半以上被流沙埋没。
  滥采:沙区滥采中药材、搂发菜以及无序采矿工程建设的问题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坏,直接导致土地沙化。1994年甘肃省沙区因挖干草破坏草场100万亩以上。据内蒙古自治区介绍,每年仅进入阿拉善盟搂发菜的农牧民就达10万余人,全区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95亿亩,其中6000多万亩已经沙化。陕西省榆林地区煤田开发一项,就使30万亩土地沙化。
  滥用水资源: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灌溉方式,既浪费水资源,又造成土地盐渍化。据甘、宁、青、新四省区统计,已有2.36亿亩土地盐渍化。特别是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致使上游用水过度,下游水量减少,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采水,使进入巴州境内河水锐减,下游270公里河道断流,造成530万亩胡杨林枯死,25万亩农田被迫弃耕,100万亩草场退化。
  这几“滥”,给我们造成了生态灾难。
  ———缩小了原本就不充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国现有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7.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建国以来,全国已有1000万亩耕地、3525万亩草地和9585万亩林地变成流沙地。风沙的步步进逼,使成千上万的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生态难民”。
  ———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沙区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达5590万吨,折合化肥2.7亿吨,草场退化面积占到了沙区草场总面积的59.6%,耕地退化面积占到沙区耕地总面积的40.1%。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1993年5月,发生在西北地区的特大沙暴,造成4省区72个县旗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12万牲畜受损,505万亩农作物受灾,仅甘肃、新疆两省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近4亿元。
  ———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是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每年输入黄河的16亿吨泥沙完全来自西部地区;二是沙暴越来越频繁,近一二十年内,北方地区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的发生逐年增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重;三是增加了大气尘埃和有害物质,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降低了人类生存环境的质量。1998年4月中旬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大范围沙尘暴,不仅使北京下了一场泥雨,同时还危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土地沙化的历史和今年以来的沙暴告诉我们:土地沙化造成的危害,既有突发性,又有持续发展、持续危害的渐变性、长期性。土地沙化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成为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我们从美好的愿望出发,用勤劳的双手,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造成的却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沙暴———完全可以靠我们的双手治理
  不论出于什么样的愿望,我们不合理活动所结出的苦果,都得由自己来尝。我们的使命是立即行动起来,向沙暴宣战,为我们争得、为后代留下丽日蓝天,青山绿水。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同风沙尘暴的斗争,应该追溯到50年代。党和政府当时就发出了“向沙漠进军”的号召,组织了大量的科学考察。进入80年代以后,开始实施当今世界上最宏伟的环保工程———三北防护林。近二十年来,共造林3亿亩,种草和改良草场1400多万亩,封沙育林育草3700多万亩,治理区域的植被覆盖率由5%提高到9%以上,受防护林保护的农田面积增加到3.2亿亩,牧场增加到1.34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5亿多亩,治理沙化土地1.6亿多亩。黄土高原部分地区和京津周围重点治理区的水土流失明显减轻。
  通过治理,显著提高了治理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粮食增产、农牧民增收,重点治理区粮食普遍增产10%—20%;局部地区风沙危害得到控制,保障了城市、绿洲和交通运输的安全;促进了重点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扩大了生存空间。
  治理重点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坚持把治沙造林作为兴区富民的根本大计,历届领导坚持“一任一任抓到底,一个规划干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张蓝图绘到底”,使区有林面积达到305万亩,其中人工林面积284.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1%,森林蓄积501.4万立方米,全区人均占有10立方米,林木产值15亿元,人均在“绿色银行”存款3000多元。林业的兴旺,推动了全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变,森林涵养了水源,水分蒸发量减少了40%,相对湿度提高了10%左右;降低了风速,有林地区比无林地区降低风速50%左右;提高了温度,无霜期延长了15天左右;控制了土地沙化。二是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50年代,松山区受科尔沁沙地的侵害,河谷平川形成了150公里的风沙带,流动沙地面积达46万亩。当时民谣说:“微风三尺土,大风沙连天,一春种地翻三遍,粮食不过百斤关。”1978年以前,每年毁种和改种面积达1160万亩,造成经济损失11.6亿元,现在基本上消灭了毁种现象。
  位于科尔沁草原腹部的通辽市奈曼旗,是全国生态脆弱旗县之一,多年来,他们将生态建设作为全旗人民的生命线来抓。经过20年的努力,使全旗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5%以上。今年全旗计划人工造林50万亩,封山(沙)育林10万亩,飞播造林12万亩,育苗5000亩,建设生态经济圈1600处,完成水保治理30万亩,沙地综合治理90万亩。
  三北防护林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被我们毁坏了的生态环境,完全可以由我们的双手恢复过来。但为什么风沙肆虐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今年会发生这样大的沙暴?为什么风沙仍在一步步逼近北京?原因正如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局总工程师张文明讲的那样:一是防治土地沙化是一项规模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靠一个地方、一个项目的成功,难以改变全局的生态环境。一花独秀,风必摧之,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二是生态的恢复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然而,至今在一些地方,砍树的多于栽树的,毁草的多于种草的,这就是我们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沙化速度的症结所在。
  希望和光明在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已制定了新的规划,这些年同沙暴斗争的实践,特别是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已为我们积累了经验,树立了信心。这场沙暴的袭击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对从总体上治理生态环境的认识。一场同沙暴争夺生存空间的决战已拉开序幕。
  当我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处于盲目状态的时候,曾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造成了灾难;而当我们同自然界的斗争进入自觉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双手创造的就是财富,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的幸福。当我们为自己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时的、局部的胜利陶醉的时候,自然界却一次次报复了我们;而自然界的每一次报复,都使我们多了一份清醒和成熟,使我们在改变生态环境的斗争中,向自由王国迈进了一大步。人们深信,今年沙暴的接连袭击,带给全国人民的必将是一个更加紧迫、更加清醒的治理沙暴意识,一个规模空前壮阔的治理沙暴的热潮!
  ?左图为河南济源市邵原镇工程治理区。
  (压题照片和本栏照片均由王成祖摄。)(附图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