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面向新世纪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清代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可以鉴古知今，有助于当前制定开发西部的规划。
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
戴逸
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多样，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中国的重大国情。这一情况塑造了中国的历史，也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在历史上，西部和北部是游牧地区，东部、南部则是农耕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这一根本差异造成了严重而深刻的历史矛盾。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虽然有友好与交往的一面，但长时期处在对立和战争之中。秦汉之与匈奴，魏晋南北朝之与鲜卑、氐、羌，唐朝之与突厥、回纥，宋朝之与契丹、女真，明朝之与蒙古、满族，长期征战，干戈扰攘，烽烟不息，造成血流成河、市镇为墟的悲惨景象，给历代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冲突的根源即在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冲突破坏力极大，对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都是重大的、长期的灾祸。历代统治者大都意识到这一点，或在西部屯田，进行开发，发展东西部之间联系；或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联络民族之间的感情。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种种历史局限，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东西部的差距和对立长期存在，不平衡现象不能根本解决。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懂得少数民族的要求与感情，它致力于开发西部、北部，安定边疆，政策比较正确，成效极其显著。清在康乾盛世，削平了盘踞伊犁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并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完成并巩固了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及川、滇、桂、黔广大地区的统一。为了缩小、缓和东西部的差距和矛盾，清政府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西部移民实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筑道路，沟通贸易，直到晚清仍继续开垦荒地、修建道路、开设厂矿、建立行省。有清一代，西部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以发展，民族团结得以增强，中国的版图因之奠定。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各民族丢弃历史嫌怨，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共同反抗外国侵略，度过了风骤雨急的危机时期而并未发生民族分裂，清朝长期开发西部和团结兄弟民族，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
清代开发西部的前提就是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是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西部的开发又反过来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西部筑城设官，驻兵戍守，其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根据各地的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伊犁地区与俄国接壤，为俄所垂涎，故重在边防，设置将军驻扎重兵；蒙古地区在原来鄂拓克的基础上，划分盟旗，设立扎萨克；维吾尔族地区沿袭其伯克制，设置阿奇木伯克，派驻大臣；云贵川黔在改土归流之后设置与内地相同的州县；西藏则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设立噶厦政府，实行政教合一，派遣驻藏大臣协同管理。清政府尤其注意团结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人物，给以王公爵位，厚其俸禄，并和蒙古族通婚联谊，皇帝皇族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后妃福晋，而公主、郡主纷纷下嫁蒙古王公。
为了笼络少数民族，清政府令其领袖每年岁末来北京朝觐皇帝，谓之“年班”；或于秋季至承德，随皇帝“木兰秋狝”，校猎习武，谓之“围班”。每值“年班”、“围班”，都要隆重举行宴会，赏赐大量金银绸缎财物。清政府为维护统一，坚决镇压叛乱，反对民族分裂和外国入侵。1750年平定了西藏珠尔墨特的叛乱；1755年削平了盘踞天山南北的准噶尔割据政权，接着镇压了阿睦尔撒纳叛乱；1759年平定南疆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割据。1792年廓尔喀入侵西藏，占领班禅驻锡之地扎什伦布寺，清军万里跋涉，战斗在喜马拉雅山上，击退廓尔喀军，保卫了西藏。1826年张格尔从安集延窜入南部新疆，发动叛乱，清军横越大漠，击溃叛军，维护了南疆的安定。鸦片战争后，浩罕国的阿古柏，乘中国内地战乱之机，又入侵南疆，建立政权，左宗棠受命西征，转战万里，收复南疆。同时，俄国强占伊犁地区十年之久，经过艰难的交涉，索回伊犁，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西部的开发，行之维艰，来之不易，是和反对侵略、反对分裂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
三
清代西部开发以实行屯垦、发展农业为主。18世纪以后在新疆设立各种屯田，有兵屯、旗屯（八旗兵屯田）、民屯、回屯（维吾尔族屯田）、遣屯（流放罪犯屯田）等。至19世纪初，乌鲁木齐、伊犁的屯田数达120万亩，以后有更大增加。其中主要是民屯，大批汉族农民，从陕西、四川、甘肃西迁。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立业，每户拨地30亩，即为私产，贷给耕牛、农具、种子及一年口粮，6年起科（6年内免纳赋税），使移民们“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蒙古地区很早就有汉民移入，晚清更大规模放垦，东部放垦800万亩，西部放垦360万垧。这样，昔日游牧之地出现了大片农田，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西南地区原属土司管辖，雍正时改土归流，大批汉人前往垦田，如云南峨山“人烟稠密，田地尽辟，户习诗书，士敦礼让”（道光《元江府志》）；广南府则“楚、黔、粤、蜀之携眷者进居其地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耕垦营生者几十之三四”（《彝族史稿》）。西藏道路遥远，汉人尚无入藏垦种之人，但入藏官兵商民，携带农作物种子及农具什物，络绎而往。十三世达赖和清驻藏大臣公开告示“西藏留有许多荒地，今后凡有劳力之贫困户均可于山岗谷地中之公共土地，尽力垦荒、种树、种刺柴，不得加以阻拦”（《藏文史料译文集》202页）。
屯田垦荒，水利为先。清政府非常注意调查西部的山川形势、土壤水源，“视其地土肥瘠，水泉多寡，以定耕作”。新疆屯田之始，乾隆帝即命阿桂引伊犁河之水，以灌田地。乌鲁木齐也是水利大兴，可以种植水稻，当时流放在此的纪昀诗中说“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乌鲁木齐杂诗》）。林则徐遣戍新疆，督率民工，兴修水利，修成著名的龙口工程，他主持修竣的宽达5米的水渠，至今碧波荡漾，仍在灌溉和滋润西部的土地。其后，他又奉旨赴南疆勘荒。他不辞辛劳行程3万里，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亲历南疆八城考察土质，寻找水源，雄心勃勃地想把这片沙漠地区改造成江南鱼米之乡。他的诗中说：“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轻车历八城”（《柬全小汀》）。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也以水利为最要工程，其部属刘锦棠、魏光焘继步其后，新疆水利得到全面整治。光绪末，新疆共有大小渠道2000余，长达7万里，溉田能力达1000余万亩。
四
清代的西部开发，除屯田垦荒外，又利用边疆地区的优势，发展畜牧业和矿业。新疆、蒙古土地辽阔，草茂泉甘，宜于放牧。乾隆在平定准噶尔以后，即从各地购买马2万匹、牛5000头、驼1500头、孳生羊8万只，送伊犁放牧。1771年土尔扈特部数万人从俄国伏尔加河，历尽艰辛，返回祖国。乾隆把他们安置在新疆各地，发给马驼牛羊20余万头及大量物资，使其安居放牧。蒙古地区则有清政府设立的许多官牧厂，太仆寺牧厂养马4万匹，庆丰司牧厂养羊21万只，达布逊诺尔与达里冈爱牧厂养马驼12万匹、牛3万头、羊34万只。西部繁荣的畜牧业为东部人民提供了丰富的肉食、皮毛制品和运载工具。
开发西部，人口聚集，需用煤炭以供取暖炊事，要有铁器制作农具，西部地区的矿业也因此得以开发。如蒙古有札赉诺尔煤矿、井子沟煤矿，伊犁有煤窑24座，乌鲁木齐北山和西山也有很多小煤窑。据纪昀说：“城门晓启则煤户联车入城。”铁矿以乌鲁木齐为最大，年产量达5．5万公斤。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乾隆年间云南铜矿产量达最高峰，年产650万公斤。清政府因铸币需要，鼓励产铜，每年借给资本银100万两，谓之“官发铜本”。商民鹜集，全省采铜工人有数十万人，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铜矿。
西部僻处内陆，沙漠广布，山谷纵横，交通不便。清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措施是发展交通，对全国的驿路塘站的建设和养护十分注意。驿传网络，四通八达，覆盖全国，统一由兵部管理。自北京的皇华驿起始，有通往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的驿路，沿路设置军台营塘，递送军事物资和情报，接待过往官兵，沟通商民往来与货物流通。驿路两旁，人民定居落户，渐成村庄市集。西南地区除驿路外，乾隆年间还耗资巨万，疏浚金沙江水道，凿石治滩，使江水畅流，作为运送云南铜矿的通道，号称“千古之大功”。
开发西部必需和东部地区开展贸易交流。乾隆帝说：“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最为重要”（《清高宗实录》卷610）。故大力鼓励贸易。18世纪末，乌鲁木齐一带，商业繁盛，“内地商贾，艺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皇朝经世文编》卷81），交易商品多为牲畜、茶叶、绸布、玉石、药材等。蒙古则形成了归化（呼和浩特）、张家口、承德、多伦诺尔等商业城市。归化城“居民稠密，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折》）。商人则有晋帮、京帮、河北帮、陕西帮，而以晋商最强大。承德既是避暑山庄所在，也是货物集散地，其买卖街“最称繁富”，“左右市廛，连亘十里”，“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里闾栉比，吹弹之声彻夜不休”（《朴源趾：《燕岩集》）。西南地区，由于矿业大兴，“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百物竞流”，也是一派兴旺景象。西藏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四川的打箭炉、青海的西宁、云南的大理都是内地与西藏联络交流的门户。
西部地区和外国接壤，有漫长的边境线，进行国际贸易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伊犁与哈萨克的贸易很兴旺，每年购进大批马牛羊，而输出内地的茶叶、丝绸和维族土布。南疆则与浩罕的贸易很发达，“茶是输入浩罕的大宗，茶的消费在整个中亚很普遍”（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对俄贸易则以蒙古恰克图为中心，商贾云集，交易繁盛。1800年中俄两国进出口贸易总值达830万卢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五
18、19世纪，清代经营、开发西部经历200年之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已是成果卓著。西部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东西部的联系交流更加密切，缩小了差距，民族凝聚力逐步增强，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这是超越历史上各代王朝的巨大成绩。周恩来总理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奠定、民族的凝聚是和清朝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经济、沟通东西部地区联系交流的努力分不开的。
清朝开发西部固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发生了重大的失误，遗留下后果深远的影响，这就是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人们开发西部，通过勤奋劳动，向自然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改变生态环境，使其失去了平衡。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人们无限制地把森林、牧场、湖泊垦成农田。无补偿的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环境变得日益“严酷”，使人们难以栖息和生存。人可以通过劳动向自然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但自然的给予是有限的，贪婪而没有补偿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当今天我们对西部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时，必须牢记这一教训，把退田还林、保持水土、整治沙漠、美化环境作为西部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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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学贵善悟
卫晋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慧能的故事。
禅宗第五祖年老，先拟传衣钵于大弟子神秀，命其作偈，以观其对教义的领悟。神秀作偈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又试小僧慧能，慧能脱口而出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大喜，遂将衣钵传给慧能。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无从确考，但其意在于说明学贵善悟，很值得深思。论学问，神秀肯定比慧能高深，但是五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挑水烧火的慧能？主要是因为慧能的悟性高于神秀，他对禅宗教义的领悟更为深刻。
悟禅如此，治学同样如此。
从古以来，论治学之道多讲勤学、苦学，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要达到更高的境界，仅仅停留于勤、苦不行，还必须悟。人们经常引用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但往往忽略了下面还有一句话：“行成于思，毁于随”。思是悟的过程，悟是思的结果。勤而不思，等于食而不化。当然，思而不勤，也根基不牢。归根到底还是孔老夫子说得最全面：“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把学与思的关系讲清楚了。
然而，就多数人来说，悟比勤更难。“衣带渐宽终不悔”还比较容易做到，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却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有的人读书不可谓不多，治学不可谓不严，但皓首穷经，终身无所创见，无所突破，原因就在缺一点“悟”上。
悟，不是唯心的、不可捉摸的东西。悟是对所学的东西进行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研究而出现的升华。这里绝对重要的是社会实践以及丰富的学养。
举例来说，历史上研究《资治通鉴》的学者可谓多矣。但是像毛泽东那样领悟、体会得深刻的，可谓前无古人。读一读他对《资治通鉴》的批注，那博大精深的思想，汪洋恣肆的文笔，足以令任何史学家、文学家倾倒。然而他又非一般意义的史学家、文学家。如果没有他那样丰富的社会实践——包括长期斗争的实践，领导的实践，治国的实践——以及渊博深厚的学养，读书再多也悟不出如此深邃的道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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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题追踪
当代审美文化的反思
吴文
姚文放的专著《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的最终成果。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当代审美文化背景批判”，下篇为“当代审美文化本体批判”。
该书有这样几个观点值得注意。首先，对当代审美文化的性质作出界定。该书认为，“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人们习惯上把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其实并不贴切，因为就其内涵来说，当代审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种“小众文化”，它的生产者、制作者只是在人口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的制作人、策划人、广告商和经纪人，而大众只是其推销和牟利的对象，在文化上不具主动性和支配权。另外，使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也容易引起混淆。如今人们所说的“大众”主要是指现代都市大众，是指那些生活在现代都市之中以及受到现代都市化进程影响的乡镇和农村的社会人口，其人数众多，但成分复杂、界限模糊、情况多变，已不同于往常所说的“工农大众”。因此，该书不赞同将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
其次，指出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该书认为，当代审美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经济动机上升为支配文化行为的主导力量；二是现代科技改变了文化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方式。这两点决定了当代审美文化的两大基本矛盾：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相互对立，科技含量与人文含量的相互抗衡。
再次，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该书认为，当代审美教育应以培养新型的文化品格为目标，其要义在于树立一种人文理想，使得人们的文化品格表现出一种健全、合理、向上的趋势，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人格境界、精神个性、趣味格调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确立当代审美教育的人文理想，应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发展。应善于发现和大力弘扬当代精神结构中那些具有生命力和生长性的因素，那些具有超前性和未来性的质点。当代审美教育应以这种新型的时代精神作为核心和基点，去凝聚和整合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因素以及西方文化中积极有益的成分，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新的人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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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重视信息化时代的学术传播
王清芳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的“信息化时代的学术传播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创刊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规划办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者认为，我国正处在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进一步发展。与此相适应，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学术研究也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两三千种社会科学期刊，其中核心期刊就有五百多种。学术杂志每年刊发的论文，再加上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学术专著，数量巨大，难以统计。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与社会科学所应该发挥的作用相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原因就在于学术传播的渠道还不是十分通畅，许多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无法起到应起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优秀学术成果的传播。
有的学者提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面对浩繁的论文专著，任何一位研究者都无法全部阅览，甚至只详尽地阅读本专业的全部论著也不大可能。而要进行研究工作，必须了解相关的学术背景以及相关学科的大致情况；还需要了解学术界目前最关心的课题是什么，最前沿的问题是什么，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什么，等等。况且，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不断细分的同时，也不断地综合交叉。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如何选择汪洋大海般的学术信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学术研究十分需要综合性、学术性、权威性并重的社会科学文摘刊物。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国内著名大学合作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适应了信息化时代学术传播的要求。《文摘》旨在成为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文摘刊物，成为敏锐反映重大课题、学术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的有效传播手段，成为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资料库。因此，《文摘》的创刊，将会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并将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广泛传播，促进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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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中华近代爱国主义通览》
徐梁伯、阎小波主编的《中华近代爱国主义通览》一书，已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爱国主义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同时结合近百年来中华爱国主义的实践，予以论证说明，以期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一步。该书在篇章结构、体例形式方面力求有特色。全书分“理论探索”、“悲壮历程”、“近代脊梁”三部分，实际是由理论、实践、人物三部分组成。 （兰达）
●《世纪经纬》
程极明主编的《世纪经纬——二十世纪世界经济的总结与展望》一书，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总结了世界经济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并展望二十一世纪初期三十年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分别从纵和横两方面总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了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挑战等问题。 （德真）
●《市场经济与党的优良传统》
姚桓、张彦玲主编的《市场经济与党的优良传统》一书，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最终研究成果，重点探讨市场经济对党的优良传统产生的影响，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新特点、新思路等问题。 （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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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世界经济将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甄炳禧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与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低潮转入21世纪初新的增长阶段。1999年是世界经济发展调整和恢复的一年，各国经济正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出现复苏和增长，估计2000年世界经济将保持增长的势头。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发展将呈现如下主要特点：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和相对均衡，信息技术使世界加速向知识社会转变，经济全球化在调整中稳步发展，国际金融、贸易体制改革将取得一定的进展，可持续发展步伐加快，并创造新的生产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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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王安石没有提出“三不足”
王荣科在《王安石“三不足”之说质疑》（《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邓广铭先生在70年代中期肯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王安石提出的，此后大多数著述都采用此说，并把它视为王安石坚持变法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北宋中期社会存在浓厚的敬天之威的思想意识，崇尚祖宗之法、盛行诤谏之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王安石，不可能提出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不足”之说。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言行中，也完全找不到“三不足”之类的词句。所谓“三不足”之说，是反对变法的反对派编造出来的，是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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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现代化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
刘大年在遗著《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一文中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近代经学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出了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作者指出，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同样地，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便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现代化。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文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它必定要碰到辨认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