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部门近日破获一起家族拐卖儿童大案，28名涉嫌拐卖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从广东押回贵阳。
图①丢失两个孩子的长顺县苗族妇女朱开琴在贵阳市福利院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泪流满面。
图②民警在对被拐儿童进行编号照相，以便让亲属辨认。
图③警方在核对犯罪嫌疑人名单。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第9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
警方重拳“打拐” 呵护妇幼安康
——访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
本报记者 毛磊
从今年四月一日开始，一场声势浩大、为期四个月的“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以下简称“打拐”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拉开战幕，记者近日就公安机关如何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上升的势头，最大限度地减少收买妇女儿童的社会丑恶现象，从重从快依法惩处人贩子，有效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等问题采访了公安部主管刑事侦查工作的副部长白景富。
为何屡禁不止
众所周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极其野蛮、残忍的社会丑恶现象，为人类文明所不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予以严厉打击，使这类犯罪活动在五六十年代基本绝迹。但是近年来此类犯罪活动为什么屡打不绝，屡禁不止，危害日益严重？记者问。
白景富分析说，近十几年来，我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诱发、滋生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各种社会消极因素有所滋长；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也在客观上诱发了这种犯罪的产生；一些地方社会防范管理机制还比较薄弱，管理工作不到位，存在许多漏洞，使人贩子有机可乘。一些地方的群众法制观念薄弱，不认为买媳妇、买孩子是犯罪，客观上形成了“买方市场”。特别是拐卖妇女儿童暴利的诱惑和刺激，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虽几经严厉打击和整治，但仍然屡打不绝、时有反复。特别是近几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在全国又呈发展蔓延之势，无论是发案的数量还是犯罪的组织形式、方法手段都比以前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类犯罪有何新情况、新特点的问题时，白景富认为，日益猖獗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严重侵害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摧残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导致许多家庭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直接诱发了一系列杀人、绑架、抢劫、强奸等重大恶性案件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并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这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突出表现在：
——发案数量增多，涉案区域扩大；
——犯罪团伙组织日趋严密，向职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作案手段凶狠残暴，令人发指；
——拐骗妇女卖入色情场所的情况日趋严重；
——盗抢、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已从诱骗、偷盗发展到明火执仗地抢劫、绑架，甚至杀死儿童父母、抢走儿童。
警方重拳出击
可以说，日益猖獗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已经给家庭、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严厉打击，更多的妇女儿童和家庭将会遭受更大的不幸。那么公安机关将发挥什么作用？记者问。
白景富表示，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始终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为己任，面对这种情况，决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此，公安部党委决定，必须立即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动员全国广大公安民警，集中一段时间，开展一场“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这场斗争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开展，各地公安机关密切协作，整体联动，全警参战，造成强烈的严打氛围，形成强大的合力，提高打击力度和解救效率，坚决遏制住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上升的势头。
现代科技助力
记者最后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这次“打拐”斗争公安机关将如何坚持和发扬去年“追逃”斗争的成功经验？
白景富回答，概括地讲，这场斗争就是要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奖励机制，破一批大要案件，打击处理一批人贩子和买主，解救一批被拐卖妇女儿童，摧毁“买方市场”，建立起打击解救新机制。这次“打拐”斗争不同于以往之处有这样几点：其一是充分发挥公安信息网络的作用，开展“网上打拐”。为配合此次行动，公安机关此前已建立了人贩子、被拐卖妇女儿童资料库，各地公安机关随时可以上网查询、指认，开展“网上侦查”、“网上解救”，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打拐”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其二是运用DNA亲子鉴定确定儿童身源，可以有效地解决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提高解救被拐卖儿童工作的准确性和实效。目前，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辽宁省公安厅、北京市公安局和广州市公安局四家检测实验室已经启动，担负起儿童与父母血样比对的任务。
其三是严惩买主，彻底铲除买方市场。部分“买方”地区法制教育不落实，人口管理松弛，使得一些地区“购买”妇女儿童现象愈演愈烈，反过来也刺激了“拐出”地区同类犯罪的滋生。可以说“买方”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形成和发展“生物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只有对“买方”予以严厉打击，使拐卖妇女儿童者无法实现其利润预期，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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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治论苑
“不究责”应更负责
邵道生
按照代表法有关规定，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享有“免责权”。这是保障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充分发扬民主，激励其积极大胆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举措。有了这一法律保护，许多代表在履行职责时，敢于直言，认真负责，对推进“一府两院”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个别对代表这特有的民主权利却不很珍惜，在会议期间的审议发言不够负责。有的缺乏“一分为二”，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只说顺耳话，不涉逆耳言；有的扛顺风旗，“照葫芦画瓢”，人云亦云，无个人主见；有的事先不调查、不研究，发言信口随意，“时间花去大半天，没有沾到问题边”；还有的一开口便要求解决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等。
为克服这些现象，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加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监督的整体功能，作为组成人员的人大代表应更加负责地履行职责。首先，要增强“角色”意识。人大代表是人民的使者，参加人大会议是受人民的重托，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形式，应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行使好民主权利。否则，则是一种失职行为。其次，要克服私心杂念。思想不解放，讲话不直言，其根子在于有私心杂念上。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应不为名、不图利，具有“魏征进言”和“包公执法”的不阿精神，一丝不苟地履行好代表职务。第三，要加强调查研究。这是增强审议功底的基础。“情况明，决心大”，只有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才有发言权。审议时也只有以事实为前提，讲话有据在理，被审议者才心悦诚服。这样，人大代表才不负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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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推行悬赏制
徐亢美 权良余
以前被视作“旁门左道”的“悬赏”执法，如今正在承担着日益重要的社会角色。来自上海市杨浦区法院的消息称，该院自去年7月在法院系统首推“悬赏执行线索”举报奖励制度后，执行难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几个月内，得到执行线索11条，为当事人追回钱款200余万元，4起疑难执行案顺利执结。举报人按规定在执行到位的金额中得到了3％计1．2万元的奖励。“悬赏执行”不仅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降低了法院办案经费，最重要的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日前也向社会推出了一项执行线索举报奖励制度，对转移、隐匿财产或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规定的义务，又大肆高消费的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者将给予奖励，并严格保护举报人。如今，“悬赏”作为激励正义的一项举措，已在社会很多方面得到使用，成效显著。
在去年全国公安机关追逃斗争中，他们在展开网上追逃的同时，还采取“公开悬赏”方式，发动社会各界共同追捕在逃人员，几万名在逃人员被抓获。一名原籍山东、负案潜逃至上海市普陀区的犯罪嫌疑人，租用了民房、伪造了身份、改变了姓名。但附近的群众还是从悬赏追捕的告示中辨别出其特征，向警方举报，此犯被擒。
盗版VCD、盗版书籍、假冒西装、伪劣药品等侵害市场，厂商为此伤透了脑筋。后来，推出了“悬赏”措施，制假、售假的线索使执法部门的打假行动有了明确的对象，假冒伪劣现象也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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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室负责同志说，希望有一天，各种问题和矛盾都能解决好，上访的群众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
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武侠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命和活力源泉。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
福建省晋江市市民王雪红的丈夫丁某因为一个案子被有关部门羁押，并且已经超过了合法的期限。得知福建省正在召开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王雪红决定要借这个机会为丈夫讨个公道，她做好了“拦轿喊冤”的准备。来到代表驻地，一打听才知道，大会为她这样的上访者专门设立了信访接待室，就在代表驻地的隔壁。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在了解了她的案子后，大会信访组立即主持召开了由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晋江市检察院和公安局参加的协调会。会议认为，认定丁某犯罪的证据不足，超期羁押不合法，应依法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人大会议还没结束，王雪红的问题就解决了。
据了解，在人大会议期间，开设专门的信访接待室，这种办法已经在福建省实施多年了。今年的大会特设了三个信访点，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并且在大会开幕前通过媒体公布了接待的具体办法。
记者在接待室里看到，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厅等部门的接待点依次排开，来访的群众则根据来访事宜分别排队等候。工作人员仔细地听，认真地记，遇到情绪激动的群众还要耐心地劝慰一番……接待室内井然有序。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人大代表开会时，来访的群众比较集中，信访组每天都要接待数百个来访的群众和电话，反映的多是生活困难、拖欠工资、村财管理、拆迁安置、社会治安和涉及“两院”方面的一些问题。
今年会议期间，信访组就接待了来访群众715批2024人次，接听群众电话384个。
那么，大会期间群众集中上访会不会影响大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于影响福建省的对外形象呢？对这个问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说：“人民群众之所以从基层来到省人大上访，一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或有冤情；二是多处投诉无望，最后找到人大。这说明了群众对人民代表的信任和厚望。各级人民代表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我们不为他们说话，谁为他们说话？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命和活力源泉。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
是否能够把信访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是对领导干部群众观念的重要考验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启彤谈到如何做好信访工作时说，关键在领导。是否能够把信访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是对每一位领导干部群众观念的重要考验。只有领导重视，信访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福建省的“十起命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所谓“十起命案”是指福建省人大多年累积未结的信访老大难案件。这十起命案，有的是尚未处理，有的是对处理结果不服，有的是政法部门有不同看法，有的是亲属有非分要求。由于案件得不到解决，受害者家属常年到有关部门“背黄状”、拦阻领导座车、甚至联名集体上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1995年福建省人大决心彻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从最棘手的这“十起命案”入手，狠抓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主持下，“十起命案”所涉及的几十家单位很快召开了协调会，会后，常委会领导和信访部门一起分别走访各案件发生地的公、检、法等有关部门，逐个了解案件的办理情况，督促落实。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上访情绪较激烈的死者家属，常委会领导又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登门，逐户座谈，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依法规劝无理缠诉者息诉或文明上访。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十起命案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
脚踏实地地为群众解决困难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
1997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接到了一封信，反映福建省闽江航运总公司面临的困境。该公司是福建省内河航运最大的国有企业，受水口电站建设的影响，近千名职工下岗，只能靠电站的断航补偿费维生，而这笔补偿费也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了。常委会负责人得知此事后，当即组织有关单位召开协调会，有关部门特事特办，第二天下午，30多万元的补偿款就划拨到位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闽航公司要想彻底解脱困境，使2000名职工摆脱失业的命运，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技术改造，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达1800万元。这对即将破产的闽航公司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为促使问题早日解决，福建省人大代表五次深入实地进行视察，信访部门多次向有关部门转交代表们的方案、建议和意见。常委会主要领导亲自跟踪督办，组织协调。在各方面的大力配合下，闽航公司至今已获得了1000万元资金，初步恢复了运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奠定了国有企业在闽江航运的主导地位。
1999年，福建省人大信访部门共接待群众来访888批2144人件，受理来信9065件，比去年同期平均下降11．5％，群众向人大的来信来访态势趋向缓和。袁启彤说，数字并不能反映信访工作的全部，脚踏实地地为群众解决困难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
省人大常委会了解到革命老区武夷山区上梅村在水利、道路建设和饮用水等方面遇到了困难，于是，变被动为主动，变“上访”为“下访”。常委会的调研小组三进上梅村，协调有关部门制定解决方案，终使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
2000年福建省人大信访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大交办、督办的力度，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及时化解矛盾。
事实上，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该做的工作都能做好，各种问题和矛盾都能解决好，上访的群众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信访工作人员最大的心愿。
第9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各地人大报刊集锦
重庆万盛区人大听取干部述职
最近，重庆万盛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专门会议，听取政府部门人大任命人员1999年度述职报告。在这次专题述职报告会上，由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36名政府部门正职领导进行了述职。其中，有4名进行了大会述职，有32名进行了书面述职。这是万盛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干部监督的一项新举措。
区人大常委会最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进一步完善任命人员监督工作：一是任命人员的年度述职报告交来后，对口工委领导和常委会分管领导要全部认真阅看，并向任命人员反馈意见；二是召开专题常委会，选择部分任命人员在会上宣读年度述职报告。——重庆市人大《公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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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人大报刊集锦
北川加强人大制度宣传
四川省北川县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加大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力度，他们结合地方人大设立20周年，召开了纪念会及工作研讨会，举办了有各级干部350多人参加的宪法知识讲座，同时组织了近千人参加的全市宪法知识竞赛活动。
——四川《人民权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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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人大报刊集锦
高密述职评议制度化
近日，山东省高密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述职评议工作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共8章18条，明确了述职评议的范围、述职评议工作的组织、述职报告的撰写、评议的办法、评议意见的反馈和整改等，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为了使述职评议实现由程序性工作到实质性监督的转变，办法专设一条规定：“主任会议依据有关规定，对确定为不称职的述职人员，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予以免职。”
——山东《人民权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