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学者论坛
我国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村还不能饮用“安全卫生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村还没能使用自来水。农村电网设备陈旧，许多村庄的道路还是土路，农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村庄公共基础设施亟待改善
卢迈
改革初期，农民尚不足温饱，因此对村的基础设施的要求并不强烈。经过20年的发展，农民衣、食已足，住房条件大幅度改善。这时，提高生活水平已不仅依赖于农户个人的努力，而且有赖于村庄社区内的集体行动。
但是，在市场环境中，要实现集体行动并不容易。除了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达的村庄，其它村庄要办事，只有向农民收钱，而村民不信任干部，不愿意出钱，因此多数村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后于农民的需要。即经济学所说的公共品供给不足。而村庄社区的道路、供电、电讯等基础设施是农户与全国基础设施大网络的接口，接口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分享大网络利益的水平，也决定了农民的实际福利水平。有了水塔，农民就不用去挑水，就可以使用洗衣机；有了高效率的变压器和分户的电表，农村里的电价才能降下来，农民才能享用各种电器；有了连接村与村之间和村内的黑色路面，农民才能一年到头穿皮鞋，开拖拉机、摩托车和汽车。
我们曾在8个省各选了一个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村调查，结果表明农民最满意的是国家修的路，最不满意的是村内的道路和饮用水。农民的评价反映了村内村外公共设施改善进度不一的状况。
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我国东部地区村级财务收入（包括需上交的费用）平均为99万元，而中部平均为24万元，西部平均为19万元。收入最少的村仅有5万多元。而无论是建设供水、排水系统，修筑道路和改造电网，每个项目所需资金大体都要20万—30万元。为了促进农民集体行动，也是为了帮助中西部地区农民，政府对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应给予补贴。
韩国在70年代开展“新村运动”，鼓励农民自主制订计划，铺路架桥，修建水井，修缮房屋，建设会馆和游戏场等公共设施，政府不仅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指导，而且给每个开展运动的村奖励500袋水泥和一吨钢材。从1971年到1973年期间，韩国政府投入新村运动的资金总额为1119亿韩元，而所取得的成果为总投资额的5．6倍。
1970年台湾农村家电普及率很低，每百户仅有电视机16台，电冰箱4台，洗衣机0．9台，远低于城市。通过加速农村建设，至1980年每百户已拥有93台电视机、88台电冰箱和51台洗衣机，拥有量与城市基本持平。
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对农村建设没有补贴，反过来农民却要为自己根本享受不到的城市的市政建设出钱。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应派干部到村，贯彻村民自治法，通过农民民主协商，制定出改善本村面貌的负担合理、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民集资出劳建设公共设施，中央政府应给予奖励。
可以设想，一年政府奖励10万个行政村，占中西部地区行政村的大约1／5，每个村子3万元，占一个项目投资额的10％—20％。而这总额30亿元的奖励，可吸引农民参与，至少形成150亿元的公共设施投资成果，而其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扩大农村市场的间接效果就更大了。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云南省一大批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不断强化商品意识，她们进城或做生意或打工，许多少数民族的老太太也不甘示弱。图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少数民族妇女服饰一条街”上做生意的老太太们。郭汉朝摄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减负与裁员
南方
广东农民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线！这是羊城晚报记者新年伊始向大家报告的一个好消息。据说，广东目前已有22万农民享受了这一待遇。
把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反过来想想，这又何尝不是对农民（至少是一部分农民）日子难过的一个新的注解。挣钱难、增收更难，这是近几年农民兄弟的突出感受。在家种粮食吧，产量上去了，价钱却下来了。搞点副业吧，农产品市场也是一片卖难，“土豆烂市、白菜喂猪”的故事连记者们都不稀罕当新闻炒了。出去打工吧，又有种种限制……难啊！
农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了，要适应市场，就得调整结构，要调整，就有阵痛，这个道理其实农民最明白。可是有一样让农民最不满意：钱难挣，各种“费”还得照交，而且越交越多！
农民负担重，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乡镇机构庞大，干部队伍膨胀。很多乡村机构必须靠自己“找饭吃”，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一个县，县里给农民定的负担是一亩地70多元，到了镇上，变成了100多元，到了村里，涨到了200元！这种数字戏法的真正内因，并不让人难以理解。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人大代表、社会学家陆学艺对新闻界说，“根据我的调查，现在农村乡镇机构严重超员的现象很普遍，有的乡仅副乡级以上干部就有十多个，连村委会都设有第一、第二、第三副主任。凡是带衔的，都要拿补贴，农民的负担能不重吗？”
乡村干部尽管是中国社会最小的“官”，但在贯彻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却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问题的关键是，现在一个人的工作却由几个人在干，效率能不低下？而对农民来说，在目前增收困难的情况下，要想改善生活，减负比增收更迫切、更现实，也更容易在短期内见到实效。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90％以上的县市实行了农村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工作。但是，在不少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半公开、假公开和不公开的现象—
农村呼唤公开墙
本报记者 高云才
公开与不公开，就是不一样
龙凤村位于湘北临澧县新安镇。近几年来，这个村扎扎实实地推行财务公开，做到村级财务的重大问题让群众参与，让群众决策。出现了村风淳正、乡镇经济稳步发展的好局面。1999年，全村社会总产值7000万元，利税达到200多万元。
“公开与不公开，就是不一样。”龙凤村党支部书记余周怀感慨地说起这样两件事。
早在1995年，龙凤村准备上一个镀锌铜项目，通过市场调查，发现该项目产品在国内有一定市场，但技术要求高。在上与不上的关键时刻，村委会试探性地将这一意向对村民公开。在提交村民大会表决时，代表们认为，这个项目风险太大，要求放弃，并建议上马一个切合本地实际的水泥包装袋厂。村委会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包装袋厂当年建成投产，当年受益。仅1996年，就获纯利20万元。
另一件事发生在1996年初，龙凤村有几名村民代表到村委会质问，村办水泥厂60万元的折旧费和60万元盈利为什么在账目中不见了，钱到哪儿去了？最后他们弄清前者用于修建储料库和设备改造，后者一部分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余下的已转入企业流动资金。村民说：“幸亏村会计给我们算明白了这笔账，要不然我们还会晕头晕脑地去告状呢！”
农村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济管理司司长陈晓华说，现在农村财务公开的效果和作用越来越明显。从各地情况看，通过抓财务公开，促进了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减少了集体资产流失；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基层干部廉政勤政，改善了干群关系……
有了公开墙，就有公开吗？
村民都了解自己家的米缸里有多少米。村民用“多少米”来形容自己的家底，也用它来形容“村底”。自从有了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村民逐渐了解了“村底”，不仅心里踏实，而且有了主人翁的意识。
后来，一些村民不那么踏实，因为他们发现村里投资建起来的外表中看的公开墙并不那么公开。所以财务公开后，群众上访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以前上升就不新鲜了。
1999年的夏天，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的一个村子里，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村的村务公开墙大有学问。除了村务公开栏几个字和所列各项收入、支出栏目几行字用绿漆写在黑板上显得比较清楚外，所列各项具体数字都是用粉笔写的，雨水一冲，什么也看不清。村民对我说，村里这个公开栏很久才填写一次，都是选择在雨天填写。这个公开栏实际上是公开村委会的不公开。在同高碑店市政府和市纪委交换意见时，他们说，这个村由于两大姓氏之间关系紧张，村务公开完全流于形式，市里正在想办法使该村的公开墙变成真正的公开墙。
前不久，在山西运城举行的全国农村财务公开经验交流会上，黑龙江省代表指出，目前农村财务公开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六多六少”———半公开的多，全公开的少；假公开的多，真公开的少；数字公开的多，文字说明的少；整体公开多，具体公开少；旧账公开的多，新账公开的少；冷点公开的多，热点公开的少。吉林代表补充说，财务公开太绕，甚至不用农民习惯的流水账，却用借贷记账法，农民看不懂。另外，公开栏中“其他”一项内容不具体，支出大数都在“其他”一项，群众表示怀疑。
为什么有了公开墙，还有不公开、半公开，甚至假公开的现象呢？
陈晓华司长这样分析，基层一部分干部认识问题没有解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当看到，尽管大多数干部都能够按照统一要求，积极推行财务公开工作，但也还有部分干部对财务公开的意义认识不清，存在消极应付的思想。有的地方热热闹闹搞了一阵子之后，又松懈下来，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还有部分干部有畏难情绪，不敢公开。他们有“三怕”，一怕麻烦，二怕公开后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好用，三怕公开后引发新的干群矛盾。另外，财务公开从面上看还没有普及；公开质量还有不少问题，不是为群众公开，而是为领导公开，为检查公开，把公开墙搞成了“形象工程”；财务公开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这些都是原因。
看来，仅仅有了公开墙，还远远不够。
公开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山西，我转了好几个地县，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四级书记抓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已经成为保证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织保证。
我们从山西省万荣县云毋村受到启示。过去，这个村的原村干部一人手里一本账，全村一本糊涂账，干群关系紧张，群众集体上访跑到北京。原村支部、村委会在村民的一片反对声中集体辞职。新班子上任后，从抓财务公开入手，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村风好转，干群一心。到1997年，全村共建村办企业310个，利润达到100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4500元。
因此，让公开墙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栏，变成干部群众之间的连心锁，首先要有组织上的保证力度。山西省“谁不公开谁下台”，这个力度不可谓不大。财务公开，当前既有公开不够的问题，又有公开质量不高的问题。所以，财务公开，除了组织上的保证以外，还要讲究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各地在财务公开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些具体办法，如实行村账乡管制度；从村民中推选出民主理财小组；选出懂财务、公正、有责任心、没有私心的管理集体经济的能人；有一个比较好的监督机制；推行农村财务的科学化、电算化管理。这些办法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只有规范的财务公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务公开。当前财务公开中的突出问题是，全国只有60％的县市在财务公开中比较规范。农业部部长陈耀邦提出，要从1999年开始，争取用3年时间，使财务公开制度全面实行，并逐步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急农民所急
本报记者张毅
伍自尧 江西省宜春地区行署专员
这位从农村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行署专员，谈起农业结构调整，来了这样一段开场白。
“其实，随着农产品市场的繁荣，近年来，农业生产一直在调整，各级政府也想过不少办法。”在宜春地区，这样一些动员口号，基本概括了以往农业调整的轨迹：“要想快致富，大家养珍珠”，“要想快致富，就养长毛兔”，“要想快致富，一起种蘑菇”，“蘑菇又跌价，号召种苎麻”。结果是“苎麻又跌价，见到调整就害怕！”政府发动大家搞的东西，往往容易一哄而上，最后农民吃亏，政府被动。
“这么说，调整结构，政府就束手无策了？”记者问。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农民有困难，政府就应该积极地想办法。”伍专员又举了个例子：上高县南港乡的辣椒丰收了，一毛钱一斤还卖不掉，老表们愁坏了。结果，江西电视台发布了这条信息，全国各地都来南港收辣椒，辣椒价格一下就抬到七八毛钱一斤。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些农产品并不是没有销路，而是农民自己很难找到销路。急农民之所急，政府就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宜春地区准备在全区10个县建立电脑网络，把当地的农产品信息都送上因特网。
农民还有一个自己解决不了的，就是良种问题。现在过剩的都是大路货，优质产品市场前景看好。比如，一般的稻谷5毛钱一斤，而奉新的优质稻谷就能卖8毛一斤；最近新推的B232苎麻良种，产量可以提高30％以上。可是，这些品种农民无法自己繁育，一家一户零零星星到市场上买，又没有质量保障。因此，宜春每个县都设立了良种公司。农技部门还经常培训农民，推广农业使用技术，农民科技素质提高了，也为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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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躲着种荸荠
本报记者 高云才
王向规 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专员
一见面，王向规就对我说，他是从农民躲着种荸荠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
去年上半年，王向规到安顺农村搞调查，了解到不少乡镇的农民躲着村干部，偷偷种荸荠。问农民为什么要躲？农民说，乡镇干部下达计划，催收催种粮食，可市场上种荸荠的收入要比种粮食的收入高出一倍。
安顺农民躲着种荸荠，给人的思考是深刻的。这就是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因为农民始终是市场的主体。
农村经济的现状充分说明，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程度了。过去，农村经济结构主要是解决农产品需求“量”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饥不择食。现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为了解决农产品需求“质”的问题。农民文化不高，可能不知道什么质呀量呀，但是，农民切身感受到了市场的压力。
过去好的早籼稻能卖到2．4元／公斤，现在是1．6元／公斤，每公斤减少4—8角钱，减价幅度达到近1／3。农民也看到，虽然通过科技手段，粮食单产从500公斤增到550公斤，但是过去的500公斤能卖1200元，而现在的550公斤只能卖900元。
无论是农民，还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都的的确确感受到，市场需要农业向社会提供无公害、健康、好看、好闻、好吃的农产品。这就是结构调整的方向。
尊重农民的意愿要尊重什么？就是要尊重农民对市场的判断和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的生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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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条腿走路
本报记者 张帆
王学智 云南省曲靖市市长
跟王学智谈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题时，这位来自云南省曲靖市的父母官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也难怪，曲靖市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大的烤烟种植区，多年来烤烟一直是市县政府财政和千百万农民增收的主渠道，自从烟草市场出现全国性的供应过剩，国家从1998年起对烟草生产采取“双控”（控制烤烟面积和卷烟产量）政策后，曲靖市1998年的烤烟收购量比1997年一下减少294万担，仅此一项，农民直接减少收入15．7亿元。
“当时呀，不少干部群众的思想不通，说什么的都有。”王学智回忆说，“但我认为，国家的政策为我们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双控’逼着我们调整单一的烤烟种植结构，实现多元化的发展；逼着我们提高现有农产品质量，以质取胜。”
针对农产品市场日渐出现的结构性相对过剩的情况，曲靖市从1997年开始进行艰难的农业结构调整。市里将畜牧业、蚕桑、薯类农产品、城郊农业等作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予以扶持。调整之后的畜牧业稳步发展，1999年实现产值23亿元，成为继烤烟之后曲靖农业第二大支柱产业；蚕桑业的工作重点是加大了对低产桑园的改造和名特优丝绸制品的开发，1999年蚕茧产量达3500吨。截至去年，粮经比例已由1998年的72．6∶27．4调整为69∶31，农民人均增收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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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得稳着调
本报记者 江夏
李强 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县长
说起伊通的农业结构调整，县长李强三句话不离玉米。“我们那疙瘩就是玉米多，粮食总产中玉米占了80％以上。连续5年丰收，粮库早已经超储，农民手里还有15万吨粮。眼看着玉米一年年跌价，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不调整结构真是不行了。”
“县里调结构主要是压缩玉米吗？”
“准确地说，是压缩普通玉米。其实最难的不是压缩，而是压缩之后找到效益好的替代作物和替代品种。去年我们总共调减了6000公顷普通玉米和水稻，用相同面积的制种、甜菜、糯玉米和蔬菜补了这个空儿。”
“新搞的作物和品种有销路吗？”
“除了蔬菜是直接上市销售，其他几项都有订单。”
“是不是这样走下去，玉米的问题就能解决？”
“那不太可能，玉米的总量太大了。”
“你们没有考虑加工吗？”
“县里的淀粉厂和酒精厂，因为规模太小，效益不好，都停着呢。几年前，我们就在省里立了项，想搞个5万吨的酒精厂，可以多消化些玉米，可是直到现在也没筹够钱。话说回来，在玉米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玉米的加工品就肯定有销路吗？”
问到伊通的农民收入，李强的神情有些复杂，“去年由于粮价持续走低，伊通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减少了1．8％，可还是小于吉林省的平均降幅，就是因为结构调整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伊通地处半山区，县里在结构调整中不仅调减玉米，还大兴养牛、养禽、养鹿、种菜、种果，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弥补了粮价低造成的大部分损失。”
从李强这里，既听不到高调，也听不出沮丧，谈到今后，他依然语气平和，“这样一步步调下去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结构调整也有风险，像我们去年搞的制种和甜菜，即使手里有订单，也不能及时拿回全部的钱。关键的制约在市场。所以还是稳着点儿好。我们要尽量把目标定得切实可行，稳步推进调整，农民可折腾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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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编者的话
农产品结构性卖难，使农民在增收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实践告诉我们，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农民增收和农业再上新台阶的现实之路。如何走出“挖挖刨刨钱难挣，种种砍砍事难成”这种低层次循环的怪圈？如何使农产品真正实现优质、高效？近些年，有不少地方就结构调整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人大代表，让他们就结构调整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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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功于“调”字
本报记者 董建勤
姚辉 辽宁省铁岭市市长
“增收，主要得益于农业结构调整！”一见面，辽宁省铁岭市市长姚辉就爽快地说。1999年在粮食收购价普遍下调的情况下，铁岭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仍增百元，达到2700元，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他说，调整结构既有层次性，还须有章法，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第一位的任务是调整和优化好农村经济结构。从种植业来看，1999年铁岭市取得突破，首次实现了粮经比例75∶25；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重点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营，全市乡镇企业实现了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增长率在15％以上；从农村经济结构来看，稳定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放手发展第三产业，投资兴建了大批市场，力求货畅其流；从农产品结构来看，重点发展名优稀特产品，实施品牌工程。
姚辉不无自豪地说，立足优势，面向市场，瞄准“四化”（规模化、特色化、市场化和效益化）发展区域性特色经济，也是我们摸出的一着妙棋。铁岭县铁南镇重点弄好蔬菜大棚，昌图县大洼镇侧重种植马铃薯，西丰县重点开发黄牛、鹿和林蛙产业，等等，都形成了规模和特色，让农民增了收。这位农业大市的负责人说：“认准了‘调’字，农业再上新台阶就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