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
路侃
我们即将走进公元纪元的第二十一个世纪百年。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大概有四个最为显著的巨大变化：
“五四”新文学对几千年旧文学的革命性变革；新文学以现代形式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中国现代化精神的文化标志；社会主义文学从兴起到繁荣，成为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文学在社会的不断开放中成为与世界文学相互包容的一部分。
这四方面变化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鲜明特征，即文学的功能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空前扩展，文学的社会价值在新中国获得极大提高，文学的文化价值在社会开放中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智慧和资源性。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二十世纪使文学的认识、教育、社会、审美、愉悦等功能发挥得这样多，从民族危亡到社会变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学在二十世纪远远超出了古代文学多为认识与审美的单纯功能，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成为战斗的号角、人生的星光、国力财富的标志。也没有哪个时期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文学成为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从而在国家意志的保障下发挥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作用，从根本上防止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消极影响。也没有哪个时期像在二十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文学在现代化中与世界文学相互影响，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与资源。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进步主潮，它对未来中国文学的走向仍在发生重要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将面临怎样的环境，将会怎样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在小康的起点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要走向全面复兴。
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强大，中国要稳定，将是进入新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将面临更广泛的经济文化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决定了中国文学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是新世纪中国繁荣富强的一部分。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此后，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最近广东考察工作中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问题提出。这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打开了重要思路，即怎样使文学与文化纳入社会全面发展，成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视为关系我们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精神实力来提高其水平。这需要文学有一个博大的社会视野和世纪胸怀，有一个面向新时代的奋发精神。这种视野、胸怀、精神首先是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中发展的关注，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深入中的中国人民的关注。把这种视野和精神结合于文学实践，在理论上迫切需要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价值理论的研究，需要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文艺价值体系，如社会倡导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文艺的精神取向，文学艺术的结构位置，文化层次的主导与丰富多样补充及其如何调整，如何塑造更多更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如何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英雄形象在内涵与外延上丰富发展等。文学艺术要加入综合国力行列，还表现为更多的杰出人才、风格流派，更多的优秀作品，特别是要通过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创造出面向新世纪的，面向新中国百年发展、全面复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及其环境中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在中外各种思想文化的对比中提升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魅力的文学精神，产生新的世纪回响。世纪之交的文学特别需要这种开阔的时代精神。这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市场环境和作家艺术家的崇高追求。当前活跃繁多的文艺现象，包括年轻作家的创作现象，需要实事求是的理论批评和媒体宣传来分析提高，需要由健康说理、切合实际的文艺评论来营造有利于人才创作的人文环境，改变一些不着边际的“捧杀”、虚无主义的“骂杀”或脱离实际的“论理”。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或志向、修养则是文学生产力水平的第一要素。关注宏观世界，关注人类优秀文化的演变，关心人民的命运，而不是囿于自我和享乐，可能是年轻作者成大器之必须。
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基本面，这两方面将对文学和整个文化发生更深刻的影响。
文学将面临如何处理好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新的发展面。比如如何更新作家的知识和生活视野，如何提高作品的科学品格和现代美感，如何增加作品的科学精神而抵制反科学精神，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和科学精神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辟新的艺术领域，如何改进文学的传播。但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又已经证明，崇尚科学至上的技术主义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即现代化的发达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优越时，也同时带来人与自然和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冲突；而不恰当的科技运用也会造成对艺术价值和艺术精神的破坏。例如要法制精神还是要江湖精神，在某些“炫技”的警匪片中就不是很清楚。又如，现代化带来娱乐性大众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和青年审美趣味的“轻质化”，这对于调节现代生活紧张节奏是需要的，但是它又很容易造成对严肃的文学精神的消解和享乐主义的价值取向。审美趋向的“轻质化”和社会提倡的崇高美学价值是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的如何调整的矛盾。目前一些标有“新人类”或“另类”符号的文学新人作品也突出地反映了“轻质化”与社会价值观、物质享乐主义与社会责任感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反映审美趣味的差异，而且关系到人生价值的取向。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会不会导致严肃文学的消失，网络文学会不会取代图书文学？艺术品种的生命在根本上取决于它的功能价值。文学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对人、对人的精神、人的内心的细致关怀，这是其他现代物质文明与大众文化所难以企及的。物质的富有取代不了人类心灵交流的精神需求，现代化越发展越需要人文精神的抚慰。因此，现代化及其轻松文化尽管会越来越发展，但崇高的文学精神仍将是文化的主流。文学面对现代化，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双峰并峙。西方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越发展越没有理论，这正是造成那里以金钱享乐为动力的某些大众文化泛滥的原因。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需要从价值理论上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发展将给文化开发带来巨大的潜力。经济开发中的人力资源需要依赖文化和文学教育，经济结构调整会促使文化产业继续扩大，并使文化向其他产业渗透，技术美学、经营理念、商业开发都会因增加文化含量而增长。文化的经济性将使新世纪文学继续出现结构的分化，如经济、现代化、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可能使某些通俗文学更加向消费性文化经济转化；文艺产业会继续扩大，文学的经营方式会继续转化，文学市场会逐渐成型，出现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文学生产力会进一步解放，文学对经济建设的直接价值和间接影响会进一步显现，文学传播会更加扩大化，文学会更加重视读者的反响，即文学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会有更多的活力。但经济发展也会明显带来创作个人化与作品社会效果的冲突，个性写作空间的扩大与文化秩序、社会价值的矛盾会经常存在，有些对偏激的个人化写作的商业炒作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新世纪文学对此将不断需要法制规范和道德自律的调整。文学作为个人的精神活动是自由的，而文学作为投入社会的活动又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文学的物化生产和市场经济、和社会人一样，也是法制的对象。文学的物化——书籍是商品，但文学精神、文学家的心灵决不可商品化。自律意识和法制规范可能是从根本上防止庸俗有害作品产生的屏障。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世界各国面临的生存发展环境，而且已经在影响新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
最显见的事实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文化资讯环境。网络对文学不仅带来同一层面的文化的世界信息，而且使文学实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不同层面信息的同时交互影响，大大丰富了文学的信息和资源，也扩大了文学对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面临的一个机遇就是如何让世界更多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了解中国。但全球化带给文学以至民族文化的冲击也是显见的，全球化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也是不尽一致的，文学在新的世界背景下维护和发扬民族性，不仅是祖国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新世纪文学的民族性特别需要凝聚和激励人心的民族精神塑造，需要有更多的体现民族精神的英雄形象，需要有强烈的思想艺术感染力来帮助人们分辨全球化中的文化优劣。新世纪的民族化也是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现代化的民族化。在一些作品中，文学已经出现了先锋形式、现代手法与民族现实生活内容、民族审美习惯，以及优秀民族精神的较好结合，产生了较高的审美效应。而文学艺术民族化实现的关键，不仅在于形式和内容，更根本的是怎样提高它在人们生活中的功能。艺术史表明，越是生活功能强的艺术品种，越具有生命的价值，绘画造型艺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远古的陶器、骨饰到近现代的建筑、服装、餐饮、工业设计、遗传工程，人类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离开过美术的需要，它的每一次流变演化，大多迅速被日常生活所吸收，因而在总体上美术的生命价值是艺术门类中最强的。文学的民族化也需要加强这种生活的功能。因此，文学的基本面应该贴近人民，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就是一种必然的要求，真情实感总是产生共鸣的基本前提。除此也许还可以有一种大文学的思路，即文学不但是“纯文学”，还有消闲的、旅游的、文化产业的、教育的、经济开发的文学，在生活消费中促进人们，特别是青年与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亲缘感。
对二十世纪的文化回顾反思将深深影响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发展。
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百年即将过去，历史的沧桑感和现代科学文化提供的高度文明足以使人们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之交，迅即对过去的百年作出回顾总结，形成世纪之交的文化热点。这种反思可能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推动，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在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怀疑开始突出和新世纪中国发展机遇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认真对待世纪百年的文化反思，有利于促进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生产力。这些反思必然要涉及一些事关二十世纪文化波澜的问题，如文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历史观，百感交集中应该有一个主心骨，有一个立足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出发点。特别需要科学地总结邓小平理论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总结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全面分析人类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在目前的二十世纪文化反思中，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虚无主义的妄自菲薄，把民族文学历史说得一无是处，二是商业主义的庸俗噱头，如选编几大“性丑闻”之类。回顾是为了增强人民的凝聚力、提高文化建设水平。因此，我们需要历史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多重文化视角的严肃反思。
新世纪文学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人，在于产生代表新世纪时代精神的文学家。新世纪文学家的成长有赖于他所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有赖于他从前人那里的继承发展。因此，新世纪的文学也有赖于今人、今天的创造。为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为了新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让我们从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教育认真做起。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语言的乡土资源
郭素春
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折，给中国文学的书写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白话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努力寻找着新的文化资源和生长的基点。
古诗文赋的滋养绵延不断，外来语言的影响潮推浪打多遍，现实生活的日常语言，也给文学带来过新的景观。从现当代作家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出作家们在寻找语言资源时的艰辛和彷徨。
有的作家于古文中化出，妙典奇韵，语得醇厚绵长；有的从翻译作品获益，回转曲折，文见思辩凌厉；更有从市井繁华处写就，烟尘火色，多带有里巷叫卖之声……不同的语言文化资源形成着作品的整体风貌。
然而更广大的乡村土地，却在某些作家那里被有意无意间忽视。自《诗经》以降，民间乡土历来是书面语言重获生机的活水之源：十五国风、古诗十九首、陶潜文章、李杜诗篇……乡土是文化的精神故乡，更是源流不竭的语言宝藏。随着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乡土的书写逐渐退出了以往的中心位置，舒缓如云水、偃伏如草莽的乡土语言逐渐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匆草的节奏、翻新的词语、乍扬乍沉的韵律、突转突停的语序。文学语言在没着没落的惶惑中，气喘吁吁地紧跟着现代生活的步子。
河南作家曲令敏的《消逝的田园》、《有情如画时》等一系列乡土散文，使我们又一次把目光回望至乡村，又一次闻到了打麦场上“五月人倍忙”的人气和麦香。
在曲令敏的散文中，我们发现了语言水灵鲜活的存在。不同于古书踱步中的斟酌苦吟，不同于翻译中介带来的突兀转折。这是一种舒缓如歌的节奏，不事做作，自然哼唱，是劳动过程情感的流露，是辛劳忙碌的打麦场边的淙淙溪流。木锨、扫把、麦杈、牛和人的脚丫都浸泡在溪水里，水流里带有所有人和物的温度。
我们从中感到沉得“砸手”的麦穗，闻到了豌豆地里发黑落叶的“腥香”，见到了女孩羊角小辫上沾满的“麦花”，望见了十几里外那棵苦楝树火炬一般的“梢地红”……磨过镰刀的石头有铁锈的气息，那是逝去的青春的味道；“爬地龙”草有恋鼻子浸脸的香气，那是牛最爱吃的；女孩子走夜路也不用害怕，月亮是女的，陪着你走路呢；榆钱儿甜甜的，爬上树去可以生吃；风把树梢的人一摇一摇的，那叫快活；东南风刮着柳树，也吹着人的头发，是风梳着人哩；围着房舍一圈种的枳棘，叫“橙刺林子”，那密不透风的尖刺下，是辛劳而年青的祖父，预知自己的死亡和交代后事的地方……
生活舒缓、优美、滞重、辛酸而又酷烈地存在，希望与绝望都是生活确凿如山石的实在。在溪水、碱水、盐水、苦水中浸泡出的语言自然有了沉实的意蕴，用不着雕花刻朵、描龙画凤，与生活相伴生的语言自然流淌。想唱了放开嗓子唱几句，想哭了大放悲声哭一场。走亲戚的风俗、正月十五的民谣，月亮节、月饼节的清欢，你们可都还记得？本地槐、国槐、香椿、臭椿、面条菜、毛妞菜你可还能分清？黄蒿、艾蒿、芦草、茅草、驴赶棍儿、马蔸铃……见了你可还都认得？
有人说城里人上溯不及三代就到了乡村，许多在城市里纠葛不清的事理，其实简明地蕴含在乡村的一个词语、一种风俗、一种语言、一种草里。乡土间的众物众生对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和解释关系。
语言的发展和新生并不必然要求“能指”的迅速更新，古老的“能指”形式有时更能带来“所指”丰富的意蕴。我们在艺术形式发展史的长河中不少见到这样的状况：尽管生活迅速奔涌向前，“语言”的寻找却在缓慢后退的生活中找到了活源。
所有的人都在寻求繁荣和富裕，有的人在烟柳繁华地觅得财宝，有的人转身入深山林莽间，他在那里也同样找到了更多的金子。语言的金银光芒，也许有相当的藏量积聚于城市的来路———乡村。
曲令敏《消逝的田园》里，写的也是正在消逝的夕照暮景，这更令人感到它的珍贵和重量。这是她细心聚集成的“曲令敏的博物馆”，乡土农事的琥珀在这里存放。词语是对逝去文化的最后挽留，但词语具有惊人的再生能力，它能使一种生活在语言的流传中永生。
对乡村生活的书写，几代作家都在进行。鲁迅对“闰土”、“乌篷船”的书写中还带着屑微知识分子的斋墨香味。赵树理、李?的书写含有史传留芳的性质。如何在书面语中妥帖地把乡土气息真实、平易、自然，既不拔高又不鄙夷地传达，是所有有良知面向乡土的作家的永远课题。
至今作为人们最广大生存地域的乡土，有我们今天文明的来路踪迹和“语言化石”，曲令敏的“收藏”也许只是广大生活宝库的一小间房子，但乡间的朴讷、厚实、辛酸和快乐终于从这努力细心的“收藏”中发出声来。
我们听到的是小声部的合唱，乡土中众多的人物和宏阔背景加入了混响。乡土中有作为活水源头的语言水库，有我们今天难以安放与解释的精神故乡。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相互映照中的世界文学
杨少波
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的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译出版，博尔赫斯的夫人玛丽亚·儿玉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参加了《博尔赫斯全集》（五卷本，林一安主编，王永年等译）的首发仪式。博尔赫斯的作品被译成了33种语言，不仅影响了以拉丁美洲大陆文学为“爆炸”源头的西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而内在的影响。
文化间的影响以戏剧性的方式交互作用着。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心仪构成他贯穿一生的“情结”。他早年就研究过老子和庄子，对中国的《易经》充满敬佩，对《聊斋志异》、《论语》、《红楼梦》有着精确到细节的熟悉（他甚至还通过英译本阅读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的多篇小说涉及中国的故事，他负有盛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以中国青岛作为背景。他曾对来访的中国学者黄志良说：“中国的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能感受到，我要用手去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冰岛文、阿拉伯文、意第绪文及母语西班牙文，广博的语言基础使他能够在浩瀚卷帙中自由游泳。建立在百科全书式的阅读上的写作，使博尔赫斯的文字经过了多重文化的淘洗：“像数字一样简洁”，“像钟表一样精确”。年近四十岁的失明没有使他绝望，他用惯常的幽默表述了这一不幸：“命运给了我八十万册图书，同时又给了我以无边的黑暗。”
通过阅读达到更深的历史内核，似乎是单个人的一生面对浩淼时空的不得已选择，目盲给他带来的束缚，恰如黑暗中悄然开启的一道窄门，他溯游而上，朝着时间流逝的相反方向努力奔跑。独异的思维方式使他所有的作品被打磨成一面闪闪发光的大镜：世界的现实，人类的历史，都可以在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一睹自己另一种“可能”状态的虚像“芳容”。
玛丽亚·儿玉女士这样来形容博尔赫斯：“用一句话来说，作为人，他是非常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作为作家，他具备很好的天赋，并且谦逊、努力。”博尔赫斯呈现世人的，更像一位东方的智者。
正是这种以“善良”为载体的老人，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从佛教中汲取了悲悯和仁厚的精神，在老子和庄子的天籁之音中感受到了东方的宁静与祥和。在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把最具神秘、宏阔背景的意象给予了“中国”，这块他通过英译本《易经》揣摩过的土地。
博尔赫斯有着直觉般的逆向思维方式，他以箭镞般锐利的回视，使所有人类历史上和内心深处发生的事都获得了镜中倒影。他机智顽皮如孩童般的思维使文学的想象空间更阔大张开，他观照人类历史的独特方式使我们获得了别样一种参照。
在人类的现实和历史面前，任何单个人都无法穷尽其中的奥妙，博尔赫斯谦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首先，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读者，其次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散文作者……我说不论我的作品是不是诗；我只能说我召唤的是想象。我不是一个思想家。我仅仅是一个试图探索形而上学与宗教的文学可能性的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论述人们掌握世界的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博尔赫斯正是在同时发挥着艺术和宗教的双重路径，才使得他的作品在未知的黑暗中获得了奇异的光亮。目盲给他带来了局限，他把这局限又化成了劈开黑暗的刀剑。他把作品的发生地放在玫瑰街角、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圆形废墟或是小径分岔的花园，要不然就是他幻想中的月夜城堡或者梦中有高乔人驰马飞过的潘帕草原……他以一个善良盲人的审慎，给自己的作品让开了有限然而足够的自由空间。
1941年，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参加阿根廷全国文学奖的角逐，不料，一部平庸之作荣登榜首，博尔赫斯却名落孙山。博尔赫斯听到自己作品落选的消息，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是足够认真的，从某种角度想一想，评委们做的也对。”
这不仅是一个善良老者的达观和宽和，这其中有对自己的作品的谨慎及自信。博尔赫斯的宽容面对的是整个广大的充满可能的世界，他知道自己只是较为准确地说出了其中的一面。博尔赫斯说：“一切可能犯下的文学错误我都犯过，而这一点也使得我有时候获得了准确。”
人们常说博尔赫斯的作品“像钟表一样准确”，“像水一样清澈”，在拉丁美洲这场文学的“竞游”大赛上，博尔赫斯是清洁的幻想之水和准确的计时秒表的供应者。提供完这些时间的度量器具和大赛的必备物之后，他就把关于阳光、天气、海浪及竞赛的诸多实际事务交代了出去：其余的事由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帕斯、科塔萨尔和鲁尔福来分工协作吧。
博尔赫斯把他的面孔转向了东方。神秘的汉字、宏伟的长城、“像《一千零一夜》一样地位的《聊斋》”、“有着数百位美丽杰出女性的《红楼梦》”，以及真真假假是耶非耶的庄周蝶梦……中国文化作为不在身边的玉液琼浆，对他进行着不间断的滋养。
博尔赫斯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失明时光，于1986年在日内瓦逝世，他带着对中国学者黄志良的这句话离去：“不去访问中国，我死不瞑目。”他对玛丽亚·儿玉说：“你要代我去摸一摸中国长城上的砖石。”
博尔赫斯即使作为文化影响的一例，也应该让我们重新反观我们自己文化的根基：我们是否拥有我们今天还不完全领悟的宝贵财富？我们珍贵的遗产经过日本、美洲等等无限的曲折，到达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如同一面澄洁而执拗的镜子，把我们祖先的光照，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反射回映到这里。
玛丽亚·儿玉女士在致谢辞中这样说道：“非常感谢你们怀着真挚的爱和献身精神出版了出色而有魅力的《博尔赫斯全集》的中译本。……我参观了中国的长城，本来我们应该携手同游的。博尔赫斯虽然未能亲临长城，但我能感觉到他奇迹般地悄然出现，化身为全集中的仰慕与挚爱。……如果人的一部分能够作为某种能量或光在宇宙中飘浮着的话，博尔赫斯此刻一定会为他的作品能够影响中国的年青诗人和作家而感到激动和高兴。”
世界正缩小为村落，文化间的镜像映照暗示着不断加深的融合和温暖的亲切。（附图片）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动的文学小溪
金近
我手头的这套《中国当代儿童诗世纪诗丛》（海天出版社出版），一共八卷，像八朵报春花，预示着诗的春天。
这套诗丛的作者不但在心理上表现了与“成人文学”作家不同的气质，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其独创性。他们能于儿童所熟知的事物中，发现情趣、智慧和美质。他们对于事物的精髓底蕴，常常能有深入浅出的、充满诗意的艺术把握。这一切，不是刻意求之，而是心灵深处的自然迸发。他们从前曾是稚嫩的儿童，现在，在他们心中仍活着一个童年的自我。
高洪波的心里，活跃着许多男孩、女孩，他还喜欢“扫描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的儿童诗，明快利落，于幽默机敏中，思力透彻，充满睿智。关登瀛的儿童诗，忠实于童年的记忆。他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生活和工作在农村，那苦涩、劳顿，那亲情、乡情，都化作了他诗歌的营养。
罗英在本诗丛的作者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诗，总是充盈着浓浓的乡情。他的情思常常“驶向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岁月的年轮里，他不断地“昭示自己”。生活赋予他丰富的气质和品位，既有缱绻的柔情，又有坚韧的执著。他的诗，随兴所之，自由抒发，率真活泼，不拘一格。张俊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特别关爱。他步入文坛之初，首先是对儿童诗的情有独钟。即使在他以后的歌词创作中，仍不时流露出童心的清纯和美丽。他的儿童诗与儿童生命的律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能做到与儿童身心感通，这难能可贵。
彭俐的诗，真实澄澈，妥帖适切。他从儿童情趣中发现人生的体验。有些小诗，小巧凝练，注意浓缩；稍长的诗，有开有合，把握得当。钱万成的诗，则开拓了另一个境界。他更关注少年的精神世界，无论是抒发情怀，还是表达心智，他把它们玩味成诗。真挚亲切，自然流畅。
儿童诗在整个文学领域里，也许只是一条小溪。然而，它流淌着，这就是鲜活的生命，这就是真实的幸福。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五个一工程”获奖文艺作品评论征文
深情颂歌爱国主义
黄志凡
由总政歌剧团和武警总部文工团联合演出的六幕大型历史歌剧《屈原》，以其深远的思想内涵、优美的音乐设计和精湛的艺术表演，博得了首都文艺界的盛赞。
讴歌爱国主义精神，是这部作品鲜明的思想内涵，也是这部歌剧最突出的审美特征。该剧是根据郭沫若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表现了爱国诗人屈原坎坷而富于传奇色彩的悲剧命运。编导者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保留了话剧的叙事风格，又注意发挥歌剧艺术擅长抒情的优势；借用了原有的历史生活素材，又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深入开掘和提炼出更加深刻的思想主题。作者不是概念化地把爱国主义搬上舞台，而是以细腻的笔触，饱含激情地通过描写屈原对百姓疾苦的关切、对改革弊政的执着、对丑恶与卖国的嫉恨、对学生的谆谆教诲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歌颂等具体情节，把爱国主义精神演绎为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景。但编导又不仅仅停留在单纯再现历史的层面上，而是以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从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性角度，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屈原的爱国气节和光照千秋的人格。让观众去分享他的激情与喜悦，体味他的忧患与悲痛，并随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去追寻历史，探索人生。正因为此，这台戏才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启迪意义和现实意义。舞台上那高亢激昂的旋律，给人以心灵的询问和撞击，激发着人们对理想、信仰和人生价值进行更深层的思考。
音乐是歌剧的灵魂。作曲家努力寻找使中国歌剧与世界歌剧接轨的途径，以严肃歌剧的思维进行创作。运用民族化的宣叙调和戏剧性的咏叹调，着力塑造性格鲜明的音乐形象，使整个戏剧情节的发展统一在音乐之中，音乐与戏剧巧妙和谐地融为一体，很好地渲染出作品的悲剧气氛。剧中多声部的二重唱、三重唱、七重唱、男女声合唱，恢宏的混声大合唱，以及大型交响乐队的演奏，构成了层次丰富、布局缜密的音乐结构，形成了立体化的交响效果，黄钟大吕般讴歌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作者善于抓取人物在戏剧冲突中激起的情感波涛，揭示戏剧行动中蛰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性格特质，每个角色都有符合人物性格的音乐语言，尤其是在人物命运的转折处，在感情宣泄的高潮点，都精心设置了大段华彩咏叹调，使主人公能有充分的篇幅在音乐中尽情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也使演员能充分发挥声乐技巧，在铸造舞台形象中形成了宽阔的二度创造空间，为全剧营造了音乐与戏剧完美交融的动人场景。
该剧在表演上精益求精，调动了丰富的表现手段和造型来塑造角色形象。主要演员杨洪基、王静、幺红、张积民等都经过美声唱法的严格训练，有着娴熟的声乐技巧，在声音的变化、呼吸的运用上能依据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来处理乐曲，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不同性格的舞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