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心要热 头要冷
王慧敏
日前，为完成编辑部《西部纪行》采写任务，我到甘肃走了一遭。发现信心足、干劲大构成了甘肃全省干群开发西部的主旋律。但同时也发现，某些干部头脑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
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是开发西部的重要内容，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有些地方把目标定得太高。譬如某地区，新中国以来共绿化荒山12万亩，今后4年却要把境内52万亩荒山全部绿化。在交谈中，有些同志乐观地认为，只要一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用不了多久，西部就会成为“秀美山川”。有个高原山区县的政府报告中这样写道：“全县25度以上的地区要全部种植经济林木，不留1寸裸露的土地。”
决心固然可嘉，但那个县平均海拔3200米，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从生物学意义上讲，降雨低于400毫米，种草种树很难存活。
事实上，西北有些地方，历史上就不曾秀美过。造成黄土高原目前的状况，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因素占主导。早在人类产生以前，就存在水土流失，华北平原就是水土流失形成的。黄土高原至今还在以每年二三厘米的速度隆起。如果不正视这一事实，不将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起来，单纯强调种草种树，就很难走出“种了死，死了种”这个怪圈。
在采访中还发现有的同志认为，只要中央的政策一向西部倾斜，西部面貌马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小城的市委书记满怀信心地告诉我：“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市建成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10年超过威海，20年赶上深圳。”我在这个小城的“西部开发规划报告”上看到：2000年—2005年，全市要建五星级宾馆1座，四星级宾馆3座，市里的主干道要拓展成10车道……
这个规划的可行性，令人生疑。西部发展，受环境、资源等等因素的制约——这正是西部落后的原因。单就水源来说，新中国以来随着工农业用水的增加，河西走廊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嘉峪关市50年代末至今地下水位下降了60多米，张掖市则下降了近百米。祁连山的雪线也逐年后退，平均每年后退1米，周围的农田因缺水大片沙漠化。制约因素不解决，中心城市会凭空出现吗？
在采访中还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领导同志片面强调抓机遇，盲目增加开放度。
在一个地区，专员介绍情况时说：“开发西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年初三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就带队到东部招商引资。一个礼拜就引进项目43个。”我要了一份项目清单，发现大多是东部已淘汰的产业：43个项目中，小造纸、小化工等污染环境的项目就占了39个。有的现已破土动工。
新中国以来，发展经济中的急于求成、盲目铺摊子、一哄而上，曾经让我们饱尝了苦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我们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既不能消极悲观无所作为，也不能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心要热，头要冷。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关注西部
编者按：西部开发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人们都在关注党中央作出的西部开发这一重大战略决策。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过“两个大局”的思想。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是一个大局，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加快发展，这是另一个大局，这“两个大局”都要顾全。1999年6月，江泽民同志对加快开发西部地区的原则、思路等，作了明确指示，西部开发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西部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既要有饱满热情，又要有冷静的科学态度，开发才能取得实效。
这里刊登的是最近本报记者参加“两会”报道及《西部纪行》采访的所见所闻所感。
由西安飞机公司生产的一架“新舟”60飞机日前在西安试飞成功。这架飞机是西飞公司在运七—200A机型的基础上专为四川航空公司生产的，被称为“中国西部一号”。 新华社记者 范德元 摄（附图片）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交出不该管的事，管好该管的事，建立科学规范、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监管有力的政府审批制度——
北京行政审批事项精简40％
本报记者 吴坤胜
“把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作为突破口，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具体审批事项。”北京市市长刘淇2月中旬在北京市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庄严承诺令代表们兴奋不已。近日从市政府传出的消息同样鼓舞人心：市政府提出今年3月底将现有行政审批事项精简40％。
审批制度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一句空话
据初步统计，北京市65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市政府部门和市属企事业部门，共承担审批事项2398项，其中审批1163项，核准433项，审核544项，备案258项。这些审批事项主要集中在经济调节、城市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其中属于对单位资质、行业许可方面的审批就有400多项，占了1／6以上。
应该承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审批是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比较有效的基本手段和方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原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和简单的审批手段去处理复杂的市场问题，必将影响市场体系的发育。只有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坚决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去，政府才能把那些应该管的事情真正管好。
“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经之路，是政府机构、政府职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具体体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孟学农如是说。
繁琐的行政审批事项，影响政府的办事效率，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正像北京市市长刘淇所抨击的：政府一些部门长期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现象与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不无关系。今后凡是可以采用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手段，公开、公平、合理地配置指标或营利性项目，都应该取消审批，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
取消那些没有充分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项目
2月29日，北京市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交流会”。从汇集到的情况看，1月中旬市政府下达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通知以后，各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已开始进行自我调查清理。作为建设管理部门的北京市建委，以为自己的行政审批事项也不过10多项，但清理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竟达101项。经初步清理，市建委拟取消审批、核准、审核、备案事项13项，下放2项，合并9项。建委负责人表示，清理工作刚刚开始，本月底要达到审批事项精简40％的目标。
北京市经委常务副主任徐和谊说，经委的工作面向的是企业，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与企业相比，政府的转轨落后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北京市经委短时间内就将92项调整为清理后的52项，精简比例达43％。
对审批事项的内容和范围超过国家和北京市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北京市也要求一律取消。
改进审批程序和方式，避免出现管理“真空”
北京市政府还强调，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所取消的是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审批，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各部门及有关单位要认真研究提出审批事项取消以后的监管办法和措施，以避免出现管理上的“真空”。
关键在于转变职能，改进审批程序和方式，建立廉洁、高效的工作机制。北京市卫生局结合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全面推行政务公开。第一步从公共卫生监督开始，包括食品、公共场所、化妆品、放射、生活饮用水等五个方面。政务公开内容包括审批事项、审批机关、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审批时限、法律依据等。此外，还将建立集中统一的“卫生行政许可”申请办证窗口，为群众提供“一条龙”服务。
改革难题，解决认识是关键
北京市决定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后，虽然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但工作进展与市政府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突出表现是多数部门及单位审批事项的精简比例普遍偏低。在66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中，要求全部保留现有审批事项的就有25个，提出只取消1至2项的有12个。有些部门象征性地精简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事项；还有的部门采取“丢卒保车”、“抓大放小”的办法，只减备案事项。
北京市政府近日又再次强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决心坚定不移、毫不动摇，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人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管理观念，自觉树立市场经济的意识；必须跳出狭隘的局部利益、部门利益，自觉地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意识；必须纠正等待观望的消极思想，自觉地树立开拓进取的意识。提出：凡是审批与核准事项精简目标没有达到40％的，都要重新上报自我清理意见，确保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任务的完成。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审批手续减少意味着经济自由度提高，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个人收入等指标都和经济活性成正函数关系——
减少行政审批 完善市场规则
茅于轼
据说，深圳市去年把所有工商管理方面的措施列了一个清单，将有效和停办的审批、管理项目公布于众，此举甚得民心。而北京市这次一举取消了40％的行政审批项目，其自我约束、自我改革的力度更大。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市场规则还有待完善，应该向北京学习。
行政审批过多会增加寻租行为，助长政府官员营私舞弊，影响企业的努力程度，使经济丧失活力。从审批过程讲，增加行政部门的审批权力，就增加了寻租的机会——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企业收费、摊派和索取贿赂等。因为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够健全，造成很多中低薪收入的政府官员有极强的不平衡心理和利益取向；主管部门的权力又天然大于企业或个人，并且其随意性难以鉴别和控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官员利用手中职权营私舞弊的情况。而行政部门越庞大，行政审批“关卡”越多，寻租机会就越多。
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政府信誉的角度讲，更应提倡“监督检查”而非“限制审批”。“审批”是对拟发生的“错误经济行为”的一种事前预防，它与事后“监督检查”同为政府的管理手段，两者缺一不可，但在具体阶段和具体管理对象上应有所倾斜。管理社会治安，前一种更有效；而管理经济，应该多用后一种。比如我国在登记一家企业时，要求设定注册资金标准。事实上一个企业的资金是在运营过程中逐渐积累的，而且需要一定量的流动资金，不可能把眼前所有的钱和未来将要赚的钱都放在银行里头。因此，很多达不到注册资金标准的企业就想办法去开假证明。据说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专为注册企业开假证明的皮包公司。可见，一些审批手续不仅加大了企业成本，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拿美国来作比较，管理者会在企业开张运营后去实地检查，如果企业的实际情况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和申报的不符，再施以重罚。从道理上讲，政府对企业进行事后检查比预防式的层层审批更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运转速度；而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少事前“烦琐”审批，多事后的“实地”约束和检查，更能体现他们把“方便”送给企业，恪尽职守，善始善终，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减少审批手续是扩大开放的需要。减少行政审批手续能提高经济自由度，有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在国际上，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自由度”。在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评价体系中，包括贸易、税收、货币政策、政府管理、资本流动等指标。其中，政府管理这一指标十分重要，它包括政府花费和审批权。政府机构庞大，花销就多；审批的权限越宽，审批的项目越多，则经济自由程度越低——这意味着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发展的程度越高。目前，外国资本在考虑是否来华的重要参考指标就是我国行政审批的情况。我国要想加入WTO，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就必须在着意减少行政审批（包括精简管理经济的政府机构）上下功夫。
减少行政审批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长期个人收入及收入的公平程度等指标都是和经济活性成正函数关系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走过的路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从前使用粮票包括各地粮票和全国粮票，就是为了限制人口的城乡流动和区域间流动。农民不能背着粮食进城——这种管制就是限制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取消粮票等票证是一种象征，说明政府开始转变了发展经济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如果各地都能像北京这样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放宽对企业经营的限制，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呈现出更有活力、更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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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认识“土豆王”
黄彩忠
同是土豆，广州八角一斤，定西三分一斤，这在90年代初，谁能相信？甘肃定西农民康克归在广州、东莞转悠了几天，一连游说了十几个老板，谁也没把他的话当真。一气之下，康克归把自己帮人运输药材赚的7000元钱“啪”地放到了东莞一位刘老板手上：“你实地去看看，如果我骗你，这钱就归你了。”
这一“看”，就打开了定西土豆流向广东以至全国的市场。仅两天时间，刘老板便坐飞机回广东拿了30万元现金再跑定西，用火车拉了18车皮土豆；第二年全国30个城市的老板，从定西拉走了100个火车皮的土豆。如今，康克归办公司成了“土豆王”，仅电话费支出一年就是100多万元。定西地区也成了我国闻名的土豆生产基地，已培育2180个新品种，从早、中、晚熟到食用、药用、专用，样样都有。定西地区7个县宣布整体脱贫，他们的致富工程主要就是土豆种植、加工和运销。
定西的变化告诉我们，开发西部，前提条件还是要认识西部。诚然，西部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劣势和不利条件，但也同样存在一定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有的去看一趟就会明白，有的则需要来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全中国有几个地方不产土豆？但天时地利决定了定西一带产的土豆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质量更好，再加上东部带去的科技和市场，不出10年，它的价值就不是原有的三分、八角……由此，我们看到了西部的希望，增强了开发西部的信心。
前不久，我也去了一趟西部，发现“认识西部”这个问题，我们外地人存在，西部本地人照样也存在。银川有一家广厦公司，6年前在贺兰山下的沙漠戈壁中投入近4亿元，开发五六万亩地种植麻黄和葡萄。那是个连草都不生长的地方，当时就有人提问：“一个企业把钱往沙子里扔，连个响声也不会有，陈川（公司负责人）是疯了还是傻了？”事实证明，陈川既不疯也不傻。去年，麻黄、葡萄都有了收获，麻黄制药厂正在建，刚盖好的葡萄酒厂酿出了甜美的干白；参加开发的农民、下岗工人等获得的劳务收入超过8000万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始显现。看来，是一些人的眼力不如陈川。慧眼识珠，认识西部，还得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望远镜指的是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显微镜则包括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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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与“不急”
本报记者 何加正
今年“两会”最热门的话题要数西部大开发了。3月5日大会开幕那天，记者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大厅里随便找几个代表聊聊，说着说着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了。西部的同志说起来兴高采烈，满怀期待；东部的同志说起来也蛮感兴趣，头头是道。在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中，很多人准备的就是这个题目。中国人在说，外国人也在说。外国记者传回去的稿子里，有不少就是关于中国西部大开发计划的。
不过，很多同志在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不忘提醒一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我想，这对于西部的同志尤为重要。至少，目前有个“急”与“不急”的关系摆在西部的同志面前，需要很好处理。
“急”，就是这件事情等待不得。西部大开发肯定是个长期的过程，但决不是遥远的事情。中央已经作出了决策，领导机构成立了，各有关部门也都做了初步规划，大开发就在眼前。有些项目说实施就实施，就说西气东送吧，一旦开工，管道很快就会修到你的家门口。西部的同志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开发之需，只有这样，项目到了家门口，才不至于出现由于准备不足、工作不实而措手不及，手忙脚乱。“急”，嘴上说是一回事，实际干又是一回事。一定要从两方面“急”起来，一是思想上，一是行动上。思想上，方方面面要尽可能想得周到些，准备充分些；行动上，该做的工作要尽可能做得扎实些，具体些。这是一方面。
“不急”，就是一定要看到西部大开发确实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以为今年大开发开始了，明年后年西部的面貌就会大变样，就会赶上东部。期望值太高，希望就会变成失望。西部开发不可能像当年开发深圳、珠海那样短时间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且不说西部国土占全国半数以上，地广人稀，即使在小一些的范围内，无论是自身的基础条件，所处的环境，还是大的气候条件，都可能成为想象不到的制约。中央确定，先从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做起，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理解得愈充分，对过程的长期性愈有心理准备，西部开发就愈有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是另一方面。
总之，对西部大开发，一方面要有紧迫感，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要作好长期打算。这就是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项战略措施真正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