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两会专版)
专栏：
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介绍有关立法工作情况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记者洪岩、赵川东报道：今天上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乔晓阳、胡康生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从1979年至今，我国已制定出300多件法律以及与法律有关的决定，为何直到这次大会才制定规范立法活动本身的《立法法》？
乔晓阳：制定规范立法活动的《立法法》之前，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于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备案等都有规定，这些规定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以及总结20年立法实践经验制定的。制定《立法法》，这是立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立法取得了巨大成绩，比如，制定了370多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以及数万件规章；另一方面，随着立法数量的增加，立法进程的加快，立法实际工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越权立法、法规规章之间冲突、立法质量不高、民主程序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立法活动进一步规范，使其更加具体、更便于操作、更有利于发扬民主，提高立法质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记者：《立法法》通过后，全国人大如何保证国务院、地方人大制定的法规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保持一致？
乔晓阳：《立法法》通过以后，将要采取多项措施。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召开立法工作会议，法制工作委员会也将开办《立法法》培训班，对各省人大法制工作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贯彻实施《立法法》的培训。另外，根据《立法法》草案的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以后，都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立法法》草案还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果发现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和建议。
记者：目前我国已有《民法通则》等一批民事法律，为何还要编纂《民法典》？
胡康生：制定《民法典》主要考虑到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保护公民、法人权利的需要。在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债权制度、物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单项法律比较完善的基础上编纂《民法典》，可以更加全面完整地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为了促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我国现在已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有了《民法通则》等一批民事法律，但与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相比，还缺乏一部《民法典》，所以立法机关考虑在抓紧制定《物权法》、修改《婚姻法》的基础上，力争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编纂出一部比较完整的《民法典》，实现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者：目前社会上对修改《婚姻法》很关注，立法机关对此有何考虑？
胡康生：对《婚姻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立法计划。这次修改《婚姻法》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婚姻法》涉及家家户户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所以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现有《婚姻法》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吸收现代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制度，具体研究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记者：《香港基本法》应由谁来解释和修改？什么时候可以修改？
乔晓阳：关于《香港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和第一百五十九条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基本法》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从香港回归两年多的实践来看，《基本法》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强大保障，至少目前看不出来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记者：香港特区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自行立法？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否需征求中央的意见？
乔晓阳：《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等行为。这些行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要立法禁止的，香港回归之前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根据《基本法》的规定，第一，特区必须进行有关立法，因为这是属于执行《基本法》，“应自行立法”表明特区有义务、有责任立法。第二，立法需要时间和过程，什么时候立法，由特区政府决定。《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的行为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特区在具体立法过程中，如果征询中央的意见，也是情理之中，无可非议的。
乔晓阳、胡康生还就中外记者关心的其他问题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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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聚焦
战略选择 正逢其时
——“两会”代表委员谈西部开发（上）
几天来，关于西部开发的话题，在西部和东部的代表、委员中同样热烈，让人体会到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面向新世纪的历史选择
董辅礽委员指出，现在我国地区发展战略已经到了必须由“前一步”向“后一步”转变而且能够转变的时候了，即，中西部顾全大局让东部沿海地区得政策之先率先发展，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到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代表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论述高屋建瓴，十分符合内蒙古的实际。内蒙古是我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搞好大开发，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内蒙古乌海市海渤湾矿务局露天矿机务段孔令宏代表告诉记者，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消息传到乌海，全市人民无比振奋。很多外出打工的工人、知识分子纷纷重返家乡。据初步统计，在不到两个月里就有100多名技术骨干回到乌海，决心和全市人民一道，在西部大开发中大显身手。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创风委员介绍，甘肃为迎接西部开发，做了许多工作，公路、铁路、矿山等产业方面的项目预算达到7亿元之多。此外，还专门请专家论证项目，加强技术改造。
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一致认为：从“先行一步”到“共同繁荣”，这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鲜明特征。
扩大开放的必由之路
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代表表示，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使我们继“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之后，面临着一次更具长远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性机遇，这将成为陕西由滞后发展走向振兴的转折点。
一提到西部大开发，甘肃省交通厅厅长徐拴龙代表就激动地说，西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地区经济都得到了长足进展，但与东部相比，在总体水平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西部人民为差距和落后着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眼下，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向东部开放，“西部开发大通路”、“西部重点路网改造”、“西部贫困地方通达”三项重大基础工程即将实施，它们将为缩短东西部的差距、加快东西部的资源流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兰州铁路局局长董喜海代表介绍，从今年10月起，北京到乌鲁木齐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原来的60小时缩短到48小时。青藏铁路离拉萨还有1200多公里，其工程地质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已展开，西藏的铁路空白即将被填补。
来自浙江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代表说，“万向”早在5年前就有了“西进”的想法，那时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计划在江西、广西、内蒙古等地办企业，并将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参与西部大开发。江苏徐州市市长于广洲代表说：对外开放要拓展新的深度，经济发展要开拓新的广度，西部大开发为此提供了舞台。
优化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纵、横两条战线上进行艰难攻坚。横向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而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纵向是实施“入世”战略，推动产业经济加快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进而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说：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与“入世”战略相辅相成，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河南省副省长陈全国说，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国家建设西部地区曾有四次较大动作，形成国防、能源、原材料等产业布局，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经济实力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局限，这样的开发建设效益比较低，发展后劲乏力。而今，我们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尤其在东部地区业已形成的体制优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具备了高起点开发西部的客观条件。浙江省省长柴松岳代表认为，放眼国际国内发展走势，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大开发战略事关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局，意义深远。
中国历史上，宋代以前，对外交流是向西而不是向东；宋代以后，海路打通，敦煌由前沿地带变成后方，中国的繁荣也从西部移向东部。作家冯骥才委员把西部发展历史梳理了一遍。遥想未来，当我们举杯庆祝伟大祖国胜利完成“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之时，一定会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前夜作出的这一战略选择而无比自豪。（本报记者 康燕 刘琼 陈智霞 王淑军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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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唱好农业“重头戏”
本报记者 崔佳 吴兢
重庆代表团的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西部大开发，农业是“重头戏”，中西部地区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
重庆彭水县龙塘坝乡黄金村党支部书记钱书远代表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明确了“退耕还林（草）”的发展原则，为中西部地区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我们已作出规划，在山地、坡地种植干果林和种草，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林及畜牧业，增加农民收入，力争早日脱贫。
重庆黔江开发区委书记张宗海代表在谈到农业结构调整时说，首先要将农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立足长远，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将农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农业发展的资金注入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积极寻求外部合作，根据自身优势选准切入点，科学地启动相关项目，实现农业生产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飞跃。
西南农业大学校长向仲怀代表说，要牢固树立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的观念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农业道路的原则，正视中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力量储备不足的现实，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生态农业。在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应充分结合当地实际，坚持以科学为依据，以市场为导向，避免一哄而上及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等行为，使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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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走笔
报一本明白账
傅旭
同以往一样，财政部部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报告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本年度预算草案。但不同的是，报告人用了不少篇幅讲了财政部乃至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在预算、财政改革方面做的事情，讲了下一步还准备做什么事。而听报告人也明显感觉到一种新的气息：今年的中央预算编制不仅比往年提前两个月，而且比往年细化了。代表们更感兴趣的是，手上的文件袋里，多了国务院4个部的部门预算。人大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评论说，这是50年来第一次。
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缺哪个都不成，筹划不好，难免窘困。治家要理财，治国更得理好财。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作为一定时期收支计划的预算，是理财的重要内容。国家的岁入岁出，事先预算，事后决算，理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现行的预算编制办法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已不能适应新环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洪涝灾害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讲得耳熟能详了，可就是有人把水利的专项资金作为投资甚至炒股。不许讲排场、修建楼堂馆所，也不知道有多少红头文件强调过了，可楼堂馆所却越建越多，越建越豪华……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都与财政资金管理上的漏洞有关。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有权知道钱花在了哪里，怎样花的，作为民意的反映，人大代表加强预算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加强和完善预算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紧迫。
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1998年中央财政决算和中央财政审计报告时，指出了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要求；去年12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使理财走上法制轨道。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研究制定了改进方案，提出了加强预算管理的意见。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加大监督与国务院对预算制度改革加大力度，两者相得益彰，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预算及预算监督制度必将有力地推进我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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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案选登
关于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实行立法的议案
议案领衔人：孙志刚等32人
领衔人所在地：湖北
孙志刚等32名代表提出：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随着长江流域地区国民经济不断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只有对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实行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环境污染问题。水污染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沿岸堆积的固体废物对水质造成长期潜在的威胁。为此，我们建议对长江流域环保立法问题要纳入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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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来种树爱树
本报记者 赵永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以植树造林为主的生态建设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备受鼓舞。3月11日，山西、湖南代表团的几位代表提出：明天就是植树节了，报纸一定要多宣传一下林业，号召大家多种树，爱树，护树。
来自湖南的代表谢康生阐述了森林的重要性：森林的过度砍伐，不仅使拦截雨水的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加剧了水土流失。每年光是通过长江进入洞庭湖的泥沙就达1亿多吨！加上围湖造田，洞庭湖湖底不断抬高，面积由历史上的60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现在的2625平方公里，调蓄洪能力消失殆尽。
晋中地区林学会秘书长董鑑昭代表告诉记者，现在造林有四难：一是造林的立地条件越来越差，二是造林的费用越来越高，三是病虫害越来越厉害，四是《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不下去。她特别提到了在山西肆虐成灾的虫害“强大小蠹”：“国家有关部门要赶紧组织人马下去调查，拿出办法来，把‘强大小蠹’消灭了。任其蔓延下去，整个华北的油松将面临灭顶之灾！”
大同市农业环境监测站副站长王雪萍代表说，必须通过法律，要求全民动手，人人都来种树。“我们花那么多钱买衣服、修房子，就不能拿出一点来种几棵树，打扮打扮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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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前十分钟
本报记者 洪岩
3月8日上午，安徽代表团邀请团内10多位农业方面的代表，举行农业和农村工作专题审议会，共商农业发展大计。
8时50分，离正式开会时间还有10分钟，代表们已基本到齐。
滁州市来安县是安徽省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县。滁州市委书记何成国代表说：“我双手赞成费改税。来安县通过改革，农民平均负担减少了7.91元，最多的乡镇减少了45元。”
来自阜阳市的刘伟代表强调，现在政府对农村的社会化服务还不够到位，与农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最怕的是买到假种子、假农药。听到刘伟代表提到“种子”问题，来自铜陵县钟鸣镇金龙村的迟秋燕代表接过话茬，“农民科技信息不灵可是个大问题。我们那里就有不少农民还在使用其他地区早已淘汰的种子，农科站里又问不到人。现在农民最需要的是田间地头的指导。”赵颍南代表考虑得更长远。“我们的农业也要走向国际化。我国加入WTO以后，如果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不但不能走向国际市场，还有可能丧失国内市场。”
定远县东兴乡东兴村村民王广平代表说，“现在农民有五难五盼。”他的一句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一直在边听大家意见边记录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富林代表这时忍不住发问：“到底是哪五难，哪五盼？”
“五难是致富难、农业结构调整难、银行贷款难、科技推广难、减轻农民负担难，五盼是盼致富、盼服务、盼社会治安稳定、盼干部勤政廉政、盼各级政府督促落实中央政策。”
9时，会议开始。其实，会前10分钟已经打开了话题，代表们继续热烈发言，为农村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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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写真
上图：台湾团张永钧代表在审议两院报告时发言。本报记者张悦摄
下图：叶宏明委员关于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委员的兴趣。本报记者 李石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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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承东启西得风雨
本报记者 陈陆军 李丽辉
今年的“两会”，人们听到较多的是“西部大开发”。对此，来自中部地区的代表如何看？得到的回答是：西部大开发对中部也是机遇。
河南省政府秘书长贾连朝代表说，从经济发展的梯次推进规律来看，西部大开发对中部而言是一个莫大的机遇。河南最大的优势是地处中原交通要冲，河南可借此引导东部的部分产业向中原转移，并积极开拓西部地区的市场，向西部地区转移部分产业，实施“东引西进”战略，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人大代表、河南周口地区专员王平说，中部地区处于承东启西的位置，东西互动，中部最先得风雨。西部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发挥出来了，中部也可占领一席之地。
人大代表、湖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翁行德认为，西部大开发将为中部地区提供极大的市场空间。湖北恩施州的郭大孝代表还建议尽快建设沪渝沿江铁路，以促进沿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动。
人大代表、湖南省社科院院长刘湘溶认为，西部大开发至少将给湖南带来三个方面的机遇：第一，长江上游西部省份的天然林保护好了，长江少发洪水了，湖南就免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心腹大患。第二，湖南也有相当的经济规模，一些企业可以向西部输出产品、寻找市场、转移资本。第三，湖南的人才储备较丰富，可以在西部大开发中走出去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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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委员利用休会间隙，有组织地进行调研。图为委员们来到中国紫檀博物馆对民族传统工艺的弘扬和发展问题进行现场考察。
本报记者 李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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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12日休息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按照3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日程，3月12日本次会议休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