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家访谈

  “千年思想家”马克思
  ——访我国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卫兴华教授
  本报记者 吴珺
  记者:当年,恩格斯曾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多家媒体将马克思评选为“千年风云人物”或“千年思想家”。这不但再次验证了恩格斯的论断,而且表明即使在当代西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容抹煞的。您作为多年从事《资本论》研究的专家,觉得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
  卫兴华:这种评选活动有代表性的是两家。英国广播公司通过网上民意测验,根据得票率高低确定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高居榜首,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这些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居于马克思之后。在路透社评选的千年风云人物中,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而居于爱因斯坦之后,名列第二。路透社的评选活动,是从世界各国邀请政界、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34位专家名人进行的。这些评选活动,既反映了西方专家群的意向,也反映了广泛的民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这两次评选活动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参加投票的有西方知名专家学者,也有一般民众。民意测验选马克思为千年思想家之首,比政界、商界、专家的选择会更客观些。(二)在过去的千年中,出了不少经济学大师,但无论斯密、李嘉图,还是凯恩斯,或是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远远不能与马克思相比,甚至根本不能入围西方评选的千年思想家或风云人物的行列。(三)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表明西方政界、商界、学术界不仅承认马克思是千年最杰出的思想家或风云人物,而且承认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著作100多年来在全世界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记者:自《资本论》问世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社会结构都得到了一定的调整。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战后最长的增长期,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新经济”。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已经失灵,无法解释和说明这些现象。有的甚至认为《资本论》已不再是分析、探讨、研究资本主义的认识工具。您认为《资本论》对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卫兴华:贯穿于《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放射着真理的光芒。全部《资本论》的内容,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通过经济学分析,论证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本质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和体制模式,论证其产生、发展和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的确,二战后,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新发展,西方主要国家在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及经济运行等方面作了一些自我调整,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但是,这些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所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现形式,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具体模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资本主义进行“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和扩大。这种新现象、新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完全可以说明的。
  马克思既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又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它通过自我调整与变化,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时,是不会灭亡的。它具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具有过渡到更高社会形态的客观规律性。在它的内部不仅发展了新社会形态的物质条件,而且已经孕育着新社会形态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应分清两个层次:一是适应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体制模式就有必要也必然会相应地调整和发展。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扬弃或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在发展。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有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固然与其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模式的调整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返老还童、重新焕发出了青春,而恰恰是促使资本主义自我扬弃或自我否定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与扩大,为生产力的有效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舞台。
  这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日益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消极扬弃”的因素,如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等的新发展,以及政府调节、经济计划化的实施等,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它们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为社会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积极扬弃”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如工人合作工厂和职工股份公司以及农民合作社的较快增长,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普遍建立与发展等。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肯定中的否定。对此,马克思早有论述。他指出:在《资本论》中“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和说明,而不存在什么《资本论》“无用”或“过时”的问题。
  记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
  卫兴华:《资本论》虽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的,但它所阐明的某些原理和规律,它的方法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与发展,依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资本论》中所阐述和运用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直接指导意义。遵循这一原理,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顺利发展;违反这一原理,则会遭受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搞改革开放,搞所有制结构调整,实质上是调整生产关系及其实现形式,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从《资本论》中获得多方面的有益启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分析商品和货币的理论及其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货币和纸币流通规律、价格运动规律等,对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内的一切商品经济都有适用性。特别是《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诸规律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如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形成,竞争规律作用的展开,供给和需求的运动规律等,如果撇开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背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第三卷中所分析和阐述的关于银行资本、信用制度、股份制度、合作制度、虚拟资本、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等理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适用的。
  弄懂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有助于解决有关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在“左”的思潮下,曾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挂钩,有的学者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反过来,也有人把商品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其实,马克思一贯不赞成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说明某一社会生产方式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他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商品经济可以与多种生产方式相结合,但不管何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生产的商品,其商品的性质是共同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论》不是万古不变的教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要不断根据实践的需要而进行创新。
  (题图人物为卫兴华教授)(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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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北京召开“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展望”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新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讨论。
  钱学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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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哲学要关注现实
  ——“社会哲学研究”学术交流会概述
  □孙显蔚
  前不久,由天津市社联和南开大学联合举办的“社会哲学研究”学术交流会在天津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社会哲学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社会哲学研究以当前体制转轨的中国社会为切入点,实现了哲学同现实生活的汇通,是哲学对于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对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的研究也便于更集中地思考转轨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用现实问题来带动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研究转轨时期的社会有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哲学。另外,把现实问题和社会观念提升到哲学层面来研究,有利于理论的建构,也有助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社会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与会者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应把社会哲学放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有专家指出,以网络技术为重要支撑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生存境遇之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哲学研究必须与之相适应。另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体制转轨具有特殊性,它同时进行着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改革,面临着早发与后发、现代与后现代、全球化与民族化三重矛盾。因此,有必要扩展研究视野,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还有专家指出,社会哲学研究应面向大众,面向现实,注意研究因信息革命和网络化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动,从而形成更具解释力的哲学观念。
  应在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社会哲学的理论体系。有专家指出,应把社会哲学当作一个学说体系来建构,而不能看作一个“蓝图”。从问题入手,进行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提升到理念层面,进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也有专家认为,应扎扎实实地把哲学研究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抓住问题的实质,让理论研究为现实生活服务。还有专家指出,理论的研究在于它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一贯性。社会哲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社会生活提供总体观念和理论框架,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行为准则。它需要站在总体的高度,形成系统的理论,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哲学的研究成果,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哲学。有专家指出,建构中国社会哲学应吸收借鉴他人的长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紧贴中国社会实际。另有专家指出,对于社会哲学的建构必须打破学科界限,引进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容,打开思路,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拓宽社会哲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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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军事哲学
  实现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毕文波 马德宝
  军事哲学是哲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的是军事运动与社会历史运动之间的最一般规律和军事领域的最一般规律,为军事活动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指导。在相对和平时期,如何使军事斗争有效地保障经济安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如何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低耗、高效、综合、全面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成为军事哲学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预防危机、化解冲突、遏制战争等等,是相对和平时期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但这些手段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战斗力最终能否确保打赢现实和潜在敌人可能发动的战争。对我国来说,科学认识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主体力量的特点和规律,在未来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主体力量,确保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对于和平的巩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也是军事哲学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1)主体力量表现为综合国力的支持力和转换力。与以往以人力的直接投入为主不同,综合国力的支持力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化了的复杂整体,并以科技、经济投入为主作用于战争;实现精干实力与强大潜力的有机结合,依托强大潜力的支持和威慑来赢得战争;全面、迅速、高效、持续地实现战争潜力向战争实力的转换,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对战争支持的转换能力,是主体力量的重要表现。
  (2)主体力量实现的主要途径在于主体与技术工具结合的系统结构优化。主体力量的实现途径是使综合国力的支持力和转换力形成现实战斗力的重要保障。系统对抗的整体性,由人民战争正义性所激发出来的战法创新的积极性,要求不断实现精兵与利器、武器系统的高中低档、各战场空间、诸武装力量间、武装群众斗争和非武装群众斗争间的结构优化。
  (3)主体力量的内在构成将强化对复合型和创造性人才的要求。主体力量的这种内在构成是信息时代知识军事萌生的客观要求,它在知识、能力、素质诸方面都有所体现。正因为这种内在构成的发展,迫切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涌现。
  (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技术的运用将为人民这一主体力量发挥能动作用注入新的活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正义性与群众性基础上的、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保障获得战场主动权的有效用兵方法。高技术手段的使用,将为极大地发挥和利用民众参战的积极性和各种资源、营造战场环境、配合主力机动等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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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哲学百年回眸
  ——首都“学术百年论坛”哲学专场综述
  □袁吉富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晚报主办的“学术百年论坛”哲学专场不久前在京举行。首都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及部分外地学者参加了会议。从会议发言及参加者所提供的论文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对百年来我国哲学进程的总体评价。学者们认为,中国20世纪的哲学史是现代学科形态的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哲学发挥其巨大社会功能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一些学者提出,可以把百年的哲学史分为新中国成立前50年和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两大阶段。前50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齐头并进的历史;后50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后50年的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前50年。一些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哲学革命,即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对应的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对应的无产阶级的哲学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相对应的无产阶级哲学的“自我革命”。毛泽东哲学集第二次哲学革命之大成,又开启了第三次哲学革命。学者们指出,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两大成果,邓小平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经验。综合学者们的看法,大体有这样几方面内容: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既要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又要保持哲学自身的相对学术规范;倾听实践的需要和呼声,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正确处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学术研究一定要贯彻“双百”方针,等等。
  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能否对当代社会实践凸现出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了几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当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全球化的哲学问题,特别要搞清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观问题,应着力解决民族凝聚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支持等问题;信息时代的哲学问题,如因特网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和人自身活动的一系列变革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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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书刊评介
  《中国民众意识》
  □范大章 宋在夏
  受传统的影响,治史者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对平民百姓也有所涉及,但是多集中于农民起义及其民众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激越表现,而对其常态下的情感、意向、心理状况,却极少涉猎,更遑论对民众意识从传统走向近代、迈向未来的深刻揭示与探讨了。侯杰、范丽珠合著的《中国民众意识》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则把研究视角从社会上层移向普通民众,拓展出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该书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解读了中国民众意识,着重揭示其丰富内涵和典型特征,描绘出它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作者既深入剖析了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及外来宗教文化在下层社会、民众之中的浸淫,又阐释了民间通俗文化对普通百姓的渗透,还揭示了农业社会、家族制度、专制统治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决定与影响,进而以客观理性的笔触带着我们步入民众的心灵世界。
  该书的作者还从差别研究的角度,细致考察在家庭、宗族、社会中处于不同角色、地位、职业,不同性别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中国民众所具有的共通的以及某些特有的意识。为此,他们一方面努力融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于一体,另一方面大量搜集在民间流传的谚语、俗语、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戏曲、绘画等作品,认真分析,结合不易获得的文献资料,挖掘出中国俗文化的深层底蕴,从而保证了作者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都较为深入、透彻。这些分析研究,对于丰富传统文化研究不无益处。
  《土尔扈特部落史》
  □张翔宇
  张体先撰写的《土尔扈特部落史》一书,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一部民族部落史,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的部落,是卫拉特蒙古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历史上东归的壮举是罕见的爱国主义行动。此前,世界史及中国史上已有关于土尔扈特部落简洁明快的几笔。但是对于这个部落的详细历史,人们还缺乏了解。《土尔扈特部落史》一书的出版,给史学界增加了更为详尽、更为精确的宝贵史料。该书把视角放到一个民族的一个部落,撰写这个部落的历史中又把笔触伸到这个部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这种修史方法确有独到之处。其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尤为精彩。作者不仅描述了许多与政治事件有关的、决定民族部落命运和生存的战争,而且以极大的篇幅描述了每一个朝代、每一位汗王执政时期所发生的重要的战役。不仅重点写了东归起义的伟大胜利,而且写了回归祖国后部落参加的五次较大的保家卫国的战争。每一次战争和战役都写得栩栩如生,读之如临其境。
  作者在书中每个时代、每一篇章都设立了经济篇,通过记述、议论、分析、综合,全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土尔扈特部落的经济生活,对牧业经济的规律、牧业经济的历史、牧业经济的发展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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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题追踪

  从辩证法的核心到核心的辩证法
  □路杰
  那仁敖其尔教授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邓小平核心辩证法》已通过鉴定,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项研究阐明了邓小平核心辩证法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内涵,并运用核心辩证法,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本质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观、以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国方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观、以服务为中心的党的领导观,从多角度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核心辩证法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色。该项研究指出,邓小平不仅善于抓住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核心,而且善于正确处理核心与非核心的关系,善于抓住关键或根本,统筹全局,推进事业的发展。邓小平自觉地“照辩证法办事”,注重从核心与非核心的关系上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领域,即核心辩证法。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到列宁经过深入研究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到毛泽东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的核心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和运用的深化与发展。
  核心辩证法是当今时代的辩证法。该项研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国两制”等等,都表现出了邓小平善于把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可以说,邓小平的核心辩证法适应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辩证法。
  核心辩证法体现了邓小平决策思维的特点。邓小平的整个思想理论是伴随着他的核心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突破和展开的。学习领会邓小平核心辩证法,有助于从深层次上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更好地发挥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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