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外来工回家过年了，北京人着实感受了没有外来工的不便——
老乡，我不能没有你
本报记者 曲哲涵 王政
春节是个团圆节。每逢此时，对外地工们来说，乡音召唤，乡土飘香，大城市的繁华和富有都再也抵不上老乡的一句撺掇：“回家去。”向雇主们请好假，或干脆辞了工作，等“明年再说”。
外地工走了，北京人却突然发现生活的一角一下子坍塌了：出门买不到便宜水果，大冷天儿得自己拉煤去，来个新春洒扫却找不到收废品的那位小老乡，已经习惯吃小保姆家乡菜的主妇烧不好年夜饭……
北京城空了，北京人的心也空了。“老乡，我不能没有你。”
北京城：
热盼他乡“小保姆”
王女士长年上夜班，先生经常出差，父母年事已高，还有个上小学的男孩。家中诸事尤其是一早一晚的家务，全靠来自河南的小保姆。但一进腊月，小保姆就怕春节车票难买，提早回老家了。王女士得“夜以继日”地劳动，加上老父亲早起做饭，因行动迟缓被开水烫伤了脚，顿感疲惫不堪。小保姆要正月十五以后才返京，王女士的春节过得烦恼丛生。
和王女士家有同样遭遇的北京家庭恐怕不在少数。华夏中青家政服务公司的庞大春先生向记者介绍说，节前节中，要求临时补聘服务人员的电话接连不断。尽管公司对春节期间这些人集中返乡的情况作了准备，比如对请假时间作统筹安排，但有些情况还是始料不及。他说，节日期间，华夏中青只能上下齐动员，各位留守的经理和业务室的管理人员都变成了钟点工，为缺“雇员”的雇主们做“流动服务”。
“可不可以临时招一些人呢？据说有很多专赚‘时间差’的外来工？”记者问。
庞先生解释说：“我们的员工都是经过了上岗培训的，临时从劳务市场上‘抓’人，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后遗症可就多了！”
“要是多用北京保姆，不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么？”记者问。
庞先生说，虽然年节时带来诸多不便，但雇主们仍然喜欢用外地人。一是外地保姆平时可以住在家里，于人于己都方便。二是她们对周围情况不太了解，所谓“见识少、交往少”，因此做事勤快专一，容易满足，不那么爱挑剔，也很少泄露雇主的家庭秘密等等。
外地工：
只有我才愿意当保安
北京市三替服务公司专为京城的机关院校提供保安、保洁人员。春节外地员工返乡，给他们的业务也带来了冲击。不过公司的做法也干脆：想节前两个月回去，辞职；节前临时走的，可以保留工作，公司在各服务客户间对提供的雇员数量作协商调整。不过，公司还是因此遭受了一些经济损失。
“没办法，尤其是保安这个活儿，全凭外来工。”三替公司值班负责人郑来印先生说，他们也想招本地人，与外来工比，他们熟悉情况快，这对保安工作很重要；此外，人员也稳定，不浪费“培训”。但“450到500元的工资，你还必须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还得‘站得住’。这条件，北京的大小伙子们能接受吗？他们心高，低不下这个头。只有外来工才愿意干保安。”
外地工和北京城：
真心接纳我，真诚回报你
忙完了除夕的年夜饭，才想起家里的纯净水已经见底。有报道说许多送水公司因外地送水工回家过年而停业。记者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拨通了绿圣泉商贸公司的电话。
大年初一中午，送水的小伙子如约敲响了家门。
“没回家过年，想不想家？”
“哪能不想啊！不过经理事先跟我们商量过了，春节回家人多，公司人手不足，停业会影响公司形象，不如错开，晚几天回家……”
绿圣泉商贸公司经理刘军告诉记者，公司共有30名送水员，都是外地人。为保证春节期间正常供水，他们提前做通了员工的工作，让他们把回家探亲的日期或提早或延后。春节七天，每天有20多名送水员在岗。
谈起使用外地工的情况，刘经理感触良多。他们公司外地工多来自河北、河南、四川等地，一开始都是朋友介绍，后来慢慢又吸收了他们的老乡加入。“说实话，对使用外地工开始确实有顾虑，会计、出纳、调度等工种都是亲戚或朋友担当。后来随着业务扩大，更主要的是在工作中外地工表现都不错，很少有用户投诉，我渐渐转变了看法。现在，我们总店的调度就是从送水工中选拔出来的。这样不仅工作上方便，而且具有一种激励作用，让其他外地员工也看到希望。”
和绿圣泉公司一样，三元公司也给了员工们充分的理解。由于员工春节回家，三元公司的送奶业务中断了9天，引起“断奶风波”，使公司2月份的订奶户比上月锐减了两成。但公司觉得这554名20多岁年轻力壮的送奶小伙儿们，辛辛苦苦一年，想回家，是情理中的事。节后，鉴于外地工返京难的情况，三元公司专门在员工所在地租用大客车将他们直送北京。截至12日凌晨3时，公司回家探亲的送奶工全部到齐。公司租车迎员工，断奶情况紧急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三元公司不是以克扣误工费等措施“逼”员工按时到岗，而是急员工所急的做法，一时间传为京城佳话。
题图：“三元”送奶服务社19号站的送奶员们在春节后第五天就从家乡返回北京，为4000多订奶户送奶。本报记者 陶源明摄（附图片）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27）
乡长和我来谈心
山东菏泽一位叫张黎民的乡长日前给我来了封信，说看了“下乡手记”后，想和我交换一下意见。他提了这样几个问题：
《县里干部缘何多》一文中说，干部太多是导致乡级财政困难、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不错，像我们乡，才1万多口人，可乡机关干部就有一百三四十。现在，七所八站和教师的工资全下放到乡里，领工资的加起来有三四百人。一个月就得三四十万元，全年没有500万下不来。可现在每年还要分来八九十名转业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还可以推一推、拖一拖，转业军人不接收行吗？有《兵役法》呢。
中央提倡精减人员，我们打心眼里欢迎。可具体到基层乡镇，又有难题。经商吧，乡村商业氛围不浓；分流人员到企业吧，乡里只有两家企业，又都不景气；回家种地吧，新一轮承包刚结束，重新调地，会引起干群矛盾。你说，怎么个精减法？报纸上说有个省一下子减了24万干部，每年节约财政开支10多亿元。我们县曾派人去“取经”，结果大失所望。你猜怎么着？不过是将现有单位的人员分一下类：你属精减的，他算在编的，工资待遇和以前一样。
“手记”中强调给村民自主权。从长远看，村民选举对加快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的确意义非凡。不过眼下有些地方，村民选举还必须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的民主意识还比较淡薄，有些村谁的家族势力大、谁的拳头硬便是老大。如果一味看得票多少，就有失偏颇了。我们乡有个村，一位姓徐的村霸因为打架斗殴被判刑三年，释放后不思悔改，仍横行乡里。去年村班子换届，他在幕后操纵，谁知还真的给选上了。乡里不同意，他便煽动部分村民层层告状，一直告到省里，说剥夺了他的民主权利。如何既让农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又保证选举不被坏人操纵呢？
《三次挫折说明啥》一文中说，干部要按市场经济下的工作方式来工作，多服务少干预。可如果群众观念没有转变、不适应新形势，事情仍办不好。譬如，群众问你明年该种什么？如果你说“找市场去，这个不该我们管”，他能对你没意见？现在的干部一肩挑着“计划”和“市场”两头，“人上环，狗上链，老鼠洞口撒药丸”哪一项都还得管。我们私下里曾这样戏言，眼下当乡镇干部，得具备这样的素质：“鹰眼，兔子腿，草包肚子，画眉嘴”。所谓鹰眼，就是说上面的方针政策、市场行情、群众的要求，要随时把握，没有鹰一样的亮眼不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是联系上、下的桥梁，没有兔子一样的健腿不行；完不成任务领导骂，得罪了群众群众怨，没有草包一样容量的肚皮不行；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验收、各种各样的汇报会，没有画眉一样利索的嘴巴不行……
从张黎民乡长的来信中，我深切感受到他的焦灼心情。对他的诘问，我也确实无法给出圆满的回答。不过，我坚信这一条：只有正视问题，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读者朋友，你能帮张乡长出出主意吗？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还菜于民
皮子
小年那天，与妻逛商场。看豆角不错，妻就抓起一把放到秤盘上。还没问价，售货员先开口道：一斤9．8元钱！花钱一向大方的妻也知道心疼，竟然把那把豆角放回了原处。春节期间，北京的菜价一路飙升。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供求决定价格，节日期间人们对菜的需求量大，菜价有一定程度的上涨，本是正常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笔者还是憋不住要说几句。
如今蔬菜生产保市场需要一般不成问题。今冬北京虽然天冷雪大，蔬菜生产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北京的菜市早已卖的是全国的菜，外地菜源源不断进入北京。即使春节期间供应有些吃紧，菜价也不至于高得惊人。据北京日报记者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报道，占北京蔬菜供应量70％的新发地批发市场，“这几天蔬菜供应充足，从市场的批发价格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稳定的批发价到了零售环节就飞涨起来？关键的问题是北京卖菜的太少，大批的蔬菜市场在“还路于民”的口号下被取消，平时老百姓买菜就已感觉不便，赶上过年，硕果仅存的一些外地菜贩纷纷打道回府，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国有超市，菜价焉能不涨？
笔者住家附近，原有几处蔬菜摊市，买菜甚是方便。前年，清理马路市场，菜摊一扫而光。对一些坚持“打游击”的菜贩，城管人员决不手软，围追堵截不放松，终于使马路干净了。干净是干净了，可老百姓上哪儿去买菜呢？此地只有一家国有商场有个蔬菜柜台，成千上万的居民只能去那买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垄断经营，平时价格就居高不下，春节自然要乘机大涨一把。市场少，网点少，菜贩少，这是北京菜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要市容，也要繁荣；要路畅，也要吃饭。马路市场取消了，总要有替代的东西。前年，笔者写过一篇《到哪儿买菜》的短文，提出：“还是要千方百计开辟新的供给渠道，比如，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蔬菜网点，允许流动菜贩走街串巷。既然大家有下班买菜的习惯，也可以考虑在某些路边开办临时市场，在职工下班时间限时经营，严格管理，到点走人。”其实办法总是有的，重要的是把繁荣经济、方便群众生活当作根本大计，从政策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蔬菜流通。笔者家门口有一外地菜贩摆摊，菜价比那家商场便宜，很受欢迎。因此处离马路较远，一直躲过了城管人员的清理。不料，最近城管人员深入进来，一次罚了他50元。如果在发展蔬菜流通上，也有这股穷追不舍的劲头，老百姓就不会为买菜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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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首先考虑下岗职工
——访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本报记者 曲哲涵
去年底，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2000年北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来京人员的行业、职业及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的通告。
外地务工人员究竟会给北京带来怎样的影响？该通告的政策目的和依据是什么？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宋丰景处长、冯永启副处长和劳动宣传教育中心刘洋主任。
宋丰景处长说，确保城市健康发展、提高本市下岗职工就业率是这次出台“允许和限制”通告的主要目的。北京市确实需要一定的外来工作补充。但随着大量外来工的涌入，增加了北京市在城市管理、治安、交通、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此外，由于今年是北京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保障的最后一年，将会出现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由于用外地人比本市人的劳动成本低，对本市下岗人员的就业形成巨大压力。因此，对外来工进行总量控制乃当务之急。
记者：通过“允许和限制”，压缩了外来工数量是否就能增容下岗工？
冯永启：去年我们通过结构调整，调剂出了5万个职位提供给下岗职工，共有1．2万人实现再就业，这证明调剂是有效的。
记者：通告规定，有高级以上职称的人不受限，那高学历，如毕业后户口在外地的来京工作的本科、硕士、博士生是否也在限制范围内？
宋丰景：对，只要是外地户籍的。
记者：在受限职业中，有营销、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经济计划、会计、国际商务等，这正是目前北京市的一些企业急需强化的方向。企业，包括解决不了员工户口问题的民营企业，会要求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选拔更优秀的人才，仅从北京市范围内考虑选拔对象，是否会削弱北京经济的智力基础？
宋丰景：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会考虑北京经济结构调整及整体发展的需要，如加入“WTO”要求北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去年限制的高级计算机人才，今年就不再限制。
记者：保护本地人就业，会不会强化他们“等、靠、要”的就业观念，弱化了他们自我加压、自我完善的动力，从而影响他们最终的就业效果？
刘洋：这是劳动者自己的事，政府怎么能管？
宋处长向记者介绍说，1995年北京市颁发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和199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1号》文件中，都赋予劳动部门对外来工进行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权力，政府令和人大公告是地方法规，因此，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此次出台“允许和限制”政策，是有法律依据的。
记者：相信管理部门在出台政策前都经过了广泛的调查和科学的论证。请问在统计方法和数据分析方面，管理部门作了哪些工作？在决定出台通告前，有没有在个别行业作过实践，以检验其是否达到限制外来人员和增加本地人员就业的效果？
宋丰景：我们的政策不是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肯定会去企业调查，也相信对于增加下岗职工就业有成效。
记者：可以预见，“允许和限制”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会有较大冲击。在现阶段，它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
宋丰景：经济建设要相信市场规律，但有时需要政府行为。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生后，政府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事实证明卓有成效。
刘洋：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有些地方不能完全市场化。北京是首都，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稳定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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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是企业面对商机——
小小指甲钳 反应不一样
周小秋
指甲钳是个小产品，但它的使用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指甲钳又是个大产品。国家轻工业局副局长朱焘日前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两年前，国家轻工局提出以指甲钳为例，举一反三，从抓指甲钳扩大到五金行业，进而到整个轻工行业，促进产品质量普遍提高。原以为这样一条生产信息，国有企业本该作出快速反应，但实际情况正相反。据朱焘介绍，开始抓指甲钳的时候，找了一些国有、集体企业，他们很高兴，但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诸如改造设备需要资金，进口原材料需要外汇等等，要求上级部门帮助解决。有的甚至还提出，既然是国家的事，国家应立项投资。
指甲钳的信息被广东中山市的一家民营企业中山聚龙公司捕捉到以后，作出了其他企业难以想象的快速反应。和国企迥然不同，1998年5月，生产首饰的聚龙公司是偶然从报上得知国务院领导同志关心指甲钳产品国产化这条信息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国内外市场调研、专家论证、购置设备，同时改进了技术工艺，对刃口部位进行了技术创新，将传统的挤压型改为剪切型，从而提高了锋利度。经国家日用金属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严格检验，该公司开发的“圣雅伦”牌指甲钳外观造型、性能指标全部达到或超过了韩国产品，而价格仅相当于它的60％，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指甲钳的故事所蕴涵的意义是深刻的。国家轻工业局副局长朱焘指出，搞活中小企业，转换观念和机制是关键，是前提，是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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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车飞机服务怎么样？
中消协理事话感受
马洪进
去年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在苏州召开理事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中乘火车的22人，乘飞机的53人。中消协对与会代表旅途中接受服务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
订票比较容易，部分订票费过高
代表们普遍采取预订的方式购买火车票和机票。订购机票非常方便，基本上都是送票上门，且不收取订票费；订购火车票全部收取了订票费，价格从3元—50元不等。代表们认为这是由于民航不再是垄断性行业，引进了竞争机制，服务行为市场化，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不断提高，主动服务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而铁路仍然是垄断性行业，在主动服务上做得很不够。
正点情况有所改进，无故晚点情况仍然突出
乘火车晚点的占被调查的35．29％（上年理事会为60％），晚点时间最长达30分钟；乘飞机延误的占被调查总数的20．59％（上年理事会为26．19％），延误时间最长达50分钟。这表明，火车（飞机）晚点现象有好转，但仍然有三成以上乘车人员和两成乘机人员遭遇晚点情形。对本调查项目最不满意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火车、飞机晚点不讲原因；二是飞机不能正点起飞。
候车室（候机厅）缺乏管理，服务水平亟须提高
代表们认为火车站的卫生状况较差，秩序一般，服务一般；飞机场候机厅内茶座一类的服务项目收费和商品价格偏高，比正常价格高出20％—50％；火车站内的厕所收费最高达0．5元。代表们认为候车（飞机）的整体感受一般。
旅途中服务质量偏低，不能满足消费者正常需要
对旅行途中的服务基本上比较满意，比如飞机上供水，空姐的文明礼貌用语“你好”、“请慢走”使一些代表真切的感受到自己是“上帝”。服务态度是旅行中最头疼的事，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比如火车上供水一般、厕所不开门、列车到站不报站名；飞机上乘客少，茶水供应时间就短，水杯收得快，工作人员不穿工作服。突出的问题：一是火车上的用餐数量少，价格太贵，一碗面条20元，三菜一汤120元；饭菜品种太少，米饭太硬。二是火车上卫生太差，无人打扫，还出现了火车到站后由当地人打扫卫生的情况。三是服务缺乏热情和主动，对旅客的指示引导不够，使旅客感到不便。四是火车上提前收拾卧具，提前最长时间为30分钟，给旅客一种提前结束“服务”的感觉。和1998年接受旅途服务抽样调查情况分析比较，机场安检人员态度生硬、不讲礼貌，服务规范程式化，服务意识差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代表认为，服务规范化是提高服务质量的重点。
总体感受满意率不升反降
与会代表对旅途接受服务的总体感受良好的占本次调查的47．92％（上年理事会为57．69％），这说明消费者对服务的要求提高，也反映服务问题仍很严重。从本次抽样调查所反映的情况看，乘机服务强于其他交通工具，服务上有进步，机场服务比火车站服务好。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质量有所改进，服务态度提高不多。大部分代表对机场安检人员、机上工作人员和火车上乘务员的工作态度不满意，服务缺乏热情和主动性。
二、服务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多数代表都提出了整治旅行服务场所价格的建议，机场、候车室和火车上的饮食销售都有“宰客”现象。机上饮食搭配不科学，不能满足旅客需要。部分代表还提出了取消机场建设费和加强工作人员素质培训和教育的要求。
三、飞机误时、火车晚点（分别为20．59％和35．29％）依旧是本次调查的突出问题；乘机前调换机型不通知，不作解释，比如原定机型为“空客”340，乘机时变为“波音”757；机场运送服务的交通车不卫生，太拥挤，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