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人们还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兴奋之中，一个高层次、高水准、对全国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富有建设意义的会议便在首都召开了。会议涉及当前文艺理论及批评界的诸多重要问题，我们编发此次会议的纪要，以飨读者——
用理论批评的新发展迎接新世纪
周玉宁
1月13日至15日，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二十八位委员聚会北京，举行了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严肃的思考、坦诚的态度、活跃的气氛、广泛的话题，显示出会议的蓬勃生机，它的影响力必将在今后的理论批评实践中体现出来。
关于近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态势
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对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评估，检视了理论批评发展的态势。
委员们肯定了文学理论批评在新时期二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在讲话中说：“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深入，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冲破极‘左’的和僵化、教条的种种羁绊，从思想、观念、方法、品格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进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中，理论批评所显示的时代精神，科学和民主意识，思想深度和艺术透析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应当说，我们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适应时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形象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经过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坛现实，理论批评是否能及时作出自己的概括与总结，是否有相应的应答策略，却是值得认真检视一番的。弱点和不足是明显的。几天来，委员们围绕当前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委员们指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严肃的批评家日渐减少，而文学作品产量的增多，又造成了批评家阅读的局限性，使得批评家面对全局显得难以把握。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媒体炒作的分量增大了，一些批评日渐陷入庸俗化的境地。媒体包装和商业化炒作的合谋，蚕食了不少评论阵地，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声誉。这几年，社会对批评的淡漠，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相当寂寞的行业。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节，也制约了理论批评的发展，理论批评对丛生的文学现象无力解释，穷于应付，往往是谈文学仅限于文学自身，不太回答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忙于制造体系概念，却不关注突飞猛进的现实发展。理论界缺乏争鸣，回避真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有些领域甚至受到排斥。批评摇滚化、泡沫化、空洞化了。理论批评的影响力在减弱，阵地在缩小，形成了一种热闹和寂寥同在、执著与浮躁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几年文艺界存在的消解权威、消解崇高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委员们也进行了批评，并对当下不少作品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表示忧虑，尤其对理论批评界所存在的一股否定一切的思潮提出应予警惕。许多委员认为，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应予充分肯定。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缺陷是必要的，但不能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如果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只配留下一份“悼词”，应予彻底“清算”，这就走入虚无主义的迷津。对最近出现的《十作家批判书》等文学现象，委员们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并有一定的尖酸刻薄之处，但也不乏一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见解。有的委员则分析了其背后的商业目的、社会心理、学术策略等因素。
关于发展的策略与引导方向
委员们在讨论现状的同时，也对文学理论批评今后的发展与提高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的委员指出，文学理论批评是文学与社会的结合，是一项社会的事业。批评和创作的根基是统一的，都扎根于时代现实和生活现实，都是对时代的发言。批评不是寄生性的东西，批评本身也是创作，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文学批评是理性认识的成果，应以理性对社会发言。理论批评家要慎重辨别风向，不要盲目跟风，如西方思潮的风、商业运作的风。应拒绝商业炒作，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
有的委员认为，理论批评家应面对当下的现实，现实是急剧变化异常复杂的。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数量激增，文学现象比任何时候都纷纭复杂；一方面是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文学主张比任何时候都纷纭复杂。许多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如出版商、企业家、炒作家介入文学。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广泛应用。这些既极大地拓展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也对文学理论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实急需理论批评家考察新现象、研究新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从学术上进行心平气和的交流与切磋。理论批评家应充分认识到现实文艺格局的变化、批评功能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迎接新现实的挑战。那种仍然按照旧的文艺格局看问题，还幻想搞纯文学、抱着文学“老大”的观念是不可能的了。目前的困境也是一种机遇，这不是套话，而是需要我们去做很多工作，需要理论批评界加强沟通与团结。中国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高峰期，文学理论批评应为此作准备。
有的委员认为，理论批评既要富有历史感、现实感，又要富有理论深度。而不管是现象阐述还是理论透析，其中都有一个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时代的新高度上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科学地吸收古典的、西方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充实起来、厚重起来，成为阐述现实的有力理论思想，依然是理论批评家们应努力去实现的。理论批评家应当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著，重视对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目前理论问题有的比较混乱，在评论工作中，批评的标准尤为混乱，这反映了历史观、价值观的不一致。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文艺与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问题、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历史观的问题、文学价值论问题、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性的深度，等等，依然要我们去进一步探讨。与此同时，一些由社会现实和文学创作中提升出来的问题，也应在理论批评家的关注视野之内。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时代的文化战略问题、文体的自觉和文体魅力的关系、借鉴海外的表现形式和发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互动、重大的题材选择和角度的切入、题旨的时代感和超迈感的问题、作家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生命体验的煎熬感的关系。只有研究了现象、把握了实质、推出了名作、洞悉了国情，理论批评家才能说是真正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沿，才能发出自己的洪亮声音，引起社会的关注。
对理论批评委员会工作的构想
由于此次会议是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还讨论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工作内容及活动方式。
委员们对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与构想。会议确定，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是在作协主席团领导下，以社会化方式开展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的专门组织；是吸引广大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参与作协的工作，关注文学的发展，探讨理论问题，开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文学理论研究，提倡和鼓励不同观点与学派的自由讨论，倡导健康的、说理的文学批评，树立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风气，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创作思想的引导。对委员会如何开展活动及开展活动的方式，委员们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艺
不要“只有一条胡同”
陈宝云
屠格涅夫在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批评法国人，说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条胡同”，“在这条胡同里窜来窜去的都是那些一成不变的思想”。屠格涅夫长期生活在法国，这封信就是他在巴黎写的。他精通法语，又整天同法国人打交道，他的批评，自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我不懂法文，未去过法国，也从未同法国人打过交道，自然也就无从知道法国人的脑子里到底有几条胡同。然而就是这样，我也从翻译家“嚼过的馍”里“嚼”出了一点滋味，使我多少领略到了法国人的生活、思想与感情，触摸到一点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我的印象里，法国人的脑子是很自由很解放也很敏锐的，并不像屠格涅夫所说的那样，“只有一条胡同”。比如文学上的各种主义的变换更迭，大都是法国的作家们领其先的。如果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条胡同”，“窜来窜去”的都是那些“一成不变的思想”，那只有一个主义也就够了，哪里会有主义的不断变更呢？但我也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位很认真很严肃的作家，没有根据的话，他是不会随便乱说的。他说法国人脑子里“只有一条胡同”定有他的根据，或许是从他所接触的法国贵族和文人那里悟得的？我说不清，也不敢妄加否定，姑且存疑吧。
不过，由屠格涅夫的话，倒使我联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一些人的脑子里是不是“只有一条胡同”呢？
拿文学来说吧。
现在的作品可谓多矣，多到你不吃饭不睡觉，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不停地翻也是翻不完的。然而多虽多，但并不丰富。我是常读作品的人，仅就小说而言，一年至少也要读二三十部。而引起我兴趣和给我以审美愉悦的，十不得一。许多作品，小异而大同：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认识，一样的路数。这不是在证明，这些作家的脑子里“只有一条胡同”吗？一个人“意识流”了，一群人的“意识”也就跟着“流”起来；一个人“魔幻”了，一群人也“魔幻”了；一个人“孤独”了，一群人也“孤独”起来，甚至连那些颇为得志颇为得意的人，也去抒发自己“孤独”的情怀；一个人搞玄虚，搞形而上，搞象征，一群人也就跟着搞起来；一个人写百年，一群人也就跟着去写百年；一个人写床上功夫，一群人也就下功夫于床上……创作不是传染病，大家怎么都想到一起写到一起去了呢？有人可能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也许是吧。但我以为，这正说明许多人的脑子里“只有一条胡同”，而且这“一条胡同”，你的我的他的，都彼此彼此。
前人有言曰，“同能不如专胜。”我以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对于创作来说，就尤其有理。与其窜进别人的“胡同”，何如另辟自己的新路？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追寻诗人的敏感心灵
——读《土地与太阳：艾青的世界》
陈灵强
对于我们来说，艾青已不仅仅是一位用母语写作的诗人，而是中国新诗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他的人生道路，他在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对于中国的汉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和规范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索，汪亚明先生积数年研究之心得，写成了一部极具个性特色的艾青研究新著《土地与太阳：艾青的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没有重复以往作家个案研究的常规模式，即生平创作、思想内容、艺术价值的三方面划分，而是从自己对具体文本的体验性阅读出发，将自己在阅读中幻化出的诗人形象与自己对诗人实体的现实印象加以重叠与整合，从而构筑起属于诗人自己的艺术世界：一个由土地与太阳建构起来的广袤无垠的世界。在艾青这个美的世界里，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这两种美的融合，就形成了艾青诗的主导审美特征：一种柔中带刚的忧郁美。作者这样的整体构架是极富想象力的，其本身就包涵有意境开阔、绚丽迷人的诗意诗情。
作者着重论析了艾青与宗教接近的现实与情感因素，指出艾青之所以与圣子、圣母走到一起，是由于他们具有相似的现实境遇和共同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便是受难，正是在受难这一基点上引发出诗人的宗教感受；而受难体验的一个直接价值指向便是献祭，为时代、为民族、为真理、为理想献身，使诗人在人格上与宗教精神获得了某种契合。作者借用了“神——太阳——生命”一体化的理论，指出艾青之所以要紧随太阳，是因为在许多宗教体验里太阳（或光）拥有巨大的“生命的力”，这种力足以保证生命状态的转换，即突破生死阻隔，最终抵达永恒之圣境。
作者研究的第三个重要收获表现在对忧郁问题的深入探究上。艾青诗的忧郁问题是一个被前人反复提起与探讨的问题，前辈学人都曾对艾青诗的忧郁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汪著在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运用系统论方法将前人的成果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艾青诗的忧郁呈现出一种多层次聚合的结构形态，至少包含三个层面：民族忧患感、自我压抑感和生命悲凉感。其中，民族忧患感处于显性状态，也最为引人注目；生命悲凉感处于隐性状态，最易为人们所忽视；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自我压抑感，则成为联系民族忧患感与生命悲凉感的中介和纽带，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如果说以上的分析注重于对忧郁情调的心理深度的开掘上，那么在对忧郁情调文化成因的探寻上则显示出论者的开阔视野。他从中西文化的特点与交融的视角切入，认为艾青诗的忧郁是中西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忧患意识与西方人性悲剧忧患观合力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处在中西文化交汇大潮中的艾青，不仅承受了中国文人的济世之苦，而且还感受到了西方知识者的心理文化重压。这双重痛苦体验经由创作主体情感的融合作用，最后整合为艾青诗歌创作独特而浓郁的情调。这种忧郁品格不仅是诗人精神气质的一个主要方面，同时也是艾青诗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汪著对忧郁问题所作的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研究，无疑是对艾青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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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研究与中国境遇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读后
王列生
以全国文化系统部分作者为创作主体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依次是：《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弘扬》，《论表演艺术团体体制改革》，《企业文化与企业现代化》，《文化市场的培育与管理》，《农村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研究》，《中国经济特区文化研究》，《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乡镇图书馆建设的实践与理论》。
从八十年代“文化热”席卷中国学界以来，虽然我们在这一领域无疑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果，但除了对异域经典文本的引进似乎无可争议外，大多还停留在所谓“两空”的议论水准。其一是“西倾空谈”，即站在西方文化理论语境之外，很投入地进行西方文化理论语词的游戏，非西之西谓之“西倾”；其二是“左倾空谈”，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非准确性地夸夸其谈，貌似对社会主义文化负责，实则残留着文革极左的遗韵，非“马”之“左”谓之“左倾”，小平同志一再批评的教条主义就是这种不良风气。“丛书”在总序中明确指出：“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从实际出发，对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加以总结，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上升为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这就是理论工作的任务”，这意味着他们在寻求现实社会效应的“实践—理性”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乃是解读中国境遇以及这一解读的切入点。
农村文化问题通过本丛书的关注而变得更加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农业文化背景的农业主体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都将是社会基本问题，而农业文化矛盾也将是基本社会矛盾之一。《农村文化的建设与管理》一书告诉我们：“不发达地区和老、少、边、山区农村文化仍处于贫困状态，甚至有些地方农民看戏难、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而据文化部1993年统计的权威数字，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三个县中，尚有四百一十三个县没有图书馆，大规模县级图书馆实际上仍然属于广义城市范畴。这些事实，使我产生两个相关的联想，第一是农村与城市的文化权益公正性问题，意即我们究竟有没有权利在消费着文化高投入的过程中，继续让农民维持文化贫困的不合理现状；第二是中国现代化的远大目标问题，意即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广大农村的现代文化转型，农业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究竟有没有可能性。我相信这些写作将会在社会各阶层唤起拥抱乡村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少数民族问题得到凸现，充分表明丛书构思者对当前中国文化境遇理解的深刻性。在国家即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民族生活方式（他们的历史、宗教信念、文化习俗、审美心理结构、日常文化精神、终极价值观和现实价值原则等）将直接成为实际进程中的决策参照系。为了确保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有效贯彻，文化协同方案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研究》认为：“中国这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能经历数千年的沧桑而浑然一体，靠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可以说，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功在千秋”，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判断，而更是一个现实性和未来指向性判断。
特区文化问题非常富有活力和当下性，作为一个“中国式猜想”，本丛书的顾及表明一种前瞻性的存在。就像“港式文化”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性一样，“特区文化”实际上更深刻地改变过中国人的内在文化方式，最基本处是“人群分布”，其次如体制文化转换、两性文化均衡性改观、个人价值自律参数和社会调节系统的离位等，一系列的文化原则都因特区的出现而在中国获得重新诠释，并且以强大的冲击波构成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敦促力量。尽管这种冲击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但对民族文化方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将是久远而意味深长的，虽然世界语境通行的“新移民方式”在这里被表述为“移民会聚”，但其语义指向比较接近。这一课题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只是现象罗列，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对这些意义的深刻性解读，还有待将来的进一步努力，但是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可贵处就在于问题本身没有被物化氛围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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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的生命力所系
——简评宋家伟诗集《多雨时节》
其辉
几年前在报刊上就读过宋家伟同志的诗作，而集中通览他的诗作是近期出版的《多雨时节》（中国文联出版社）。他十几年来笔耕不辍，以蓬勃的诗心在业余中不断创造佳绩，将人民公仆与诗之“信徒”集于一身。坚信诗歌的生命力在于植根大地和生存与劳动在大地上的人民，因此他始终以反映时代讴歌人民为神圣的职责。这一点，不仅是看其宣言，更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他以他的诗形象地回答了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以比较传统的形式能否写出好诗？这样比较传统的形式已否过时？
他的回答是响亮的，答案是有说服力的。这里所说的比较传统的形式，指的是融合了古典诗词、民歌和传统新诗的句式和韵律而形成诗人所钟爱的那种表达方式。他既不食古不化，也不是对民歌的生吞活剥，在此基础上吸取新诗舒放自如、富于生活化的所长，形成既有一定格局又比较自由、既重格律而又不为格律所囿的诗风。当然，诗作的价值不仅看它怎样表现，更要看它表现了些什么。“下乡时／我喜欢在淳朴的乡民里／寻一种真诚／沉沉的／读人民的哭泣／从此／我仆倒在人民脚下／读所有书／琢所有的玉／我愿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奉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赤子之心，跃然纸上，非矫情“做”诗者可比。
宋家伟的诗一直植根于大地，他与故乡淮河有着深挚的感情，然而他从不作浮泛的抒情，一切都是诉诸具象，感受是独特的。他从农家小院里发现了生活的美，爱的泉源和浓郁的诗意。“满院鸡鸭成群／伴着老婆婆的吆喝／奏响了殷实的和弦／满墙辣椒成串／映着老爷爷的脸膛／描绘了生活的鲜艳／满树玉米倒悬／连着小弟弟的笑眉／勾画了丰收的画卷。”诗中充满生活的亮色，也闪灼着诗人独具的慧眼。
宋家伟的诗风比较传统，恰正说明他汲取了我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精髓，譬如他极尚精炼而忌冗散，就是中国传统诗歌之所长。他的一首《山谷》仅短短五句，即烘托出幽谷的环境氛围和人“陷”其中的真实心境，达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他“高喊一声”，“惊飞了小鸟”，“也唤醒了我颤抖的孤寂。”
他不仅注重诗的思想，也注重诗的艺术，这一切都是诗的生命力所系，归根到底也是诗的发展前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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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信息
●海岩新书《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写当代青年情感 以写警察和犯罪小说而知名的作家海岩，推出了面目全新的一部情感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这是海岩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此书甫一问世，立即受到读者的关注。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通过独特的视角，对当代青年的情感世界作了尖锐的刺探，在男女情爱的描述之中，透视出现实社会和人性的秘密。小说以一场严峻的道德冲突来完成其沉重的生存主题，充满了思辨与批判的深度。与海岩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长篇新作依然以精致严谨的故事结构，出人意料的情节推进，流畅优美的叙事语言和朴实逼真的人物摹写，保持了“畅销小说”的风格。 （丹青）
●“台湾老兵”展老兵四十年风云岁月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河北人民出版社日前在中国作协联合举办长篇纪实文学《台湾老兵》出版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它是一部感情真挚、题材极富现实意义、写作手法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该书作者以纯朴的语言和口述实录的形式，让人真切地了解台湾老兵四十年来的风云岁月，也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给老兵们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从而更加激起人们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对战乱与分裂的痛恨。整部作品以一种民间亲情故事的挖掘，弘扬了骨肉要团聚、祖国要统一的主旋律，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情感，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和平统一的主题，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吴小农）
●《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出版 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海外国别华文文学史，以翔实的史料生动描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产生、发展的近百年历史进程，并由此呈现出二十世纪华人生根于南洋土地的曲折过程。本书是作者撰写中的“二十世纪华文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在文学史的分期依据、内在线索、观照角度、容纳视野等方面均有新的探索。（济文）
●陆梅作品集《寂寞芬芳》出版 陆梅作品集《寂寞芬芳》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是关于青春的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文笔诚挚清丽、优雅细腻。作品共分“生命辉煌”、“交友季节”、“岁月书签”和“城市丛林”等五部分。 （史莉）
●《老北京市井·风情》画展举行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北京谭府酒楼共同主办的盛锡珊《老北京市井·风情》画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推出。
画展展出了盛锡珊的四百多幅作品。这些作品是盛锡珊老人用他的经历、用他的记忆、用他的心血，以写实的手法生动地重现了二三十年代老北京的城建、市井和市民生活。其中一幅长十二点五米的长卷，画出了从西直门外的高粱桥到西四砖塔胡同的整个街景。 （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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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个一工程”获奖文艺作品评论征文
现实主义的硕果
——评电视连续剧《党员二愣妈》
刘文斌
恩格斯说过：“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电视剧《党员二愣妈》的编创人员，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成功地塑造了二愣妈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刻揭示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二愣妈的性格是典型的，概括了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的共同特征。她勤劳能干，是远近闻名的“大劳模”；她关心群众，“没明没夜地为大伙办实事”；她无私正直，不顾县林业局长林青山的威胁利诱，坚持与其腐败行径作斗争；……凡此种种，使得这一形象光彩照人。然而，《党》剧并未将二愣妈“拔高”，使其成为人们曾熟悉的那种“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她身上也具有农村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的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工作方法简单等缺点。为改善村里小学的办学条件，她私自带领村民砍伐林木；为了惩治腐败分子林青山，她路遇林时扑上去便打……剧中通过这些真实而又生动的细节表现出的二愣妈的缺点，虽然使得这一形象不那么“高大完美”了，但却使其更具立体感，令观众不但觉得她可亲、可敬，而且可信。
《党》剧在刻画二愣妈的性格时，为其性格的形成设置了恰当的环境。她生长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子，这使她既继承了我国农民勤劳、正直、善良等传统美德，也形成了她没文化、不懂法、工作简单化等缺陷。她生活在当今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虽然残存着腐败现象等旧的垃圾，但新的思想和风尚毕竟大量涌现出来。二愣妈的模范行动不仅深受群众拥戴，而且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当她被从县公安局拘留所释放回村时，村民们自动摆酒宴欢迎她；县委余书记十分敬重二愣妈，亲切地称呼她“老姐姐”，并鼓励她揭发林青山等人的丑行。这些，使得二愣妈坚信“共产党的天是蓝格莹莹的天，共产党和老百姓亲套亲”。因此，她才敢于挺直腰杆，不屈不挠地同林青山等人进行斗争。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甘心灭亡的各种腐朽势力，还将负隅顽抗，这就决定了以二愣妈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与其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弄得不好，随时可能翻车，宋海泉乡长因遭林青山栽赃而无辜入狱，即表明了这点。《党》剧结束时，县委余书记深情地对二愣妈说：“你放心，我会为宋海泉想办法的。”观众完全有理由相信，宋乡长的冤案一定会得到平反，林青山之流终究逃不脱党和人民的惩处。
《党》剧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二愣妈这一生动感人的艺术典型，在银屏上为观众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且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二愣妈、余书记为代表的党和人民群众同林青山一类腐败分子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但胜利必将属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