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功绩显赫铭天地 德高望重昭日月
——纪念聂荣臻同志诞辰100周年
张万年 迟浩田
聂荣臻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99年12月29日，是聂荣臻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伟大光辉的一生，寄托我们不尽的思念。
（一）
聂荣臻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负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南征北战，屡建殊勋，表现了非凡的革命胆略、卓越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领导才能，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同志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1919年底他怀着富国强兵的壮志，赴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苏联，先后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翌年9月回国，任黄浦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在此期间，他撰写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一文，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论述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1926年7月他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党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迅速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减少了损失，后参与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领导工作。聂荣臻同志是我们党较早懂得必须直接掌握武装的共产党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昌起义前夕，聂荣臻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1927年8月2日，他在马回岭地区成功地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3000余人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同年12月，他又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并在起义受挫的紧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并组织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
1932年1月初，聂荣臻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4月，他参与指挥漳州战役，取得重大胜利。长征中，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四道封锁线时，他率部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保障了中央纵队等后续部队左翼的安全，掩护中央纵队等部渡过湘江。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用亲身经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及造成的危害，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在红军向何处发展的方向问题上，他积极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献计献策，为中央红军实行机动作战、跳出敌军包围圈起了积极作用。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同志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1937年9月，他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1000多人，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10月，他率领3000人的武装挺进五台山，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1938年初创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此后，又开辟了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抗日根据地。到同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72个县，人口1200余万，部队发展到31个主力团近10万人，地方武装和民兵数十万人。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给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说：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1月，聂荣臻撰写了创建敌后根据地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书名，并与朱德、王稼祥同志分别作序。
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同志领导边区军民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先后取得反“八路围攻”等一系列胜利，特别是黄土岭一战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创中国抗战击毙日军高级将领之先例。1940年，他率部参加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以大无畏的胆略和巧妙的指挥，粉碎了日军多次大规模“扫荡”、“蚕食”。聂荣臻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与发展，呕心沥血，功勋卓著。
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同志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司令，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9月后，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他组织晋察冀的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并积极保障其他战略区部队进军东北，为支援创建东北根据地斗争作出了贡献。1947年4月，他缜思断行，及时准确捕捉战机，大胆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正太战役，歼敌3．5万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尔后，又乘胜发起青沧、保北、清风店和石家庄等战役。特别是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对华北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1949年1月，他作为平津前线总前委成员之一，参与华北地区党政军群领导工作，对于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尤其是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为迎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整顿平津地区社会治安秩序、和平改编国民党军20多万部队做了大量工作。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聂荣臻同志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领导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尤其是他长期主管国家和军队的科技工作，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新中国国防建设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聂荣臻从1949年6月至1954年11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工作。他协助军委领导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华东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主持全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制定统一的编制体制方案；参与组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工程兵、防化兵等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组织制订各种军事条令、条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作战方针的制定、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工作，并组织国内军事机关干部和部队分期分批入朝轮换作战，使我军获得了现代战争的经验。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7月，聂荣臻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此后，他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主管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1956年，他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方针，获得中央批准。同年，他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和重点。组织草拟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明确了武器装备研制的奋斗目标。1956年10月起，他建议设立的导弹研究院及核武器、军事电子科学、航空、舰艇、常规兵器、空间技术等一批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相继组建，逐步形成了国防科研、试验和生产体系，为国防科技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60年代初，在国内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于1960年7月、1961年8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研制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并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技向前发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支持下，他坚持突出重点，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克各种技术难关，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导弹、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等先进技术装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聂荣臻同志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始终把组织国防科技队伍当作一项战略任务来抓。1961年，他组织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学工作十四条》），这一重要文件被邓小平誉为中国第一部“科技工作的宪法”。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与周恩来、陈毅一起，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宣布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自己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而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保护国防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尽力减少动乱给国防科研事业带来的损害，深深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爱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聂荣臻同志不顾年届八旬的病弱之躯，全身心地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各项建设事业。他与其他老同志一起，积极向中央建议，尽快让邓小平复出，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工作；主张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陶铸等平反；提倡实事求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决支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倡导走精兵强国、科技强军之路。
（三）
聂荣臻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毛泽东曾多次赞扬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等关键时刻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坚定立场。聂荣臻是我党我军最早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之一，1942年7月1日，他领导的中共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社论，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聂荣臻同志顾全大局，坚持原则，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表里如一，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被毛泽东称为“厚道人”。在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搞形式主义和政治冲击一切的年代里，他根据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科研机构性质不同于机关和连队，不宜开展某些评比运动。已经开展的应立即停下来，转入正常研究工作轨道。政治不是空的，出成果，出人才，搞出“两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刘少奇、彭真专案组成员要其撰写材料证明“61人”所谓“叛徒”问题，予以坚决抵制。早在1975年5月，他就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他独喜松柏，在80岁生日时还亲笔书写“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的联句，表达自己的心愿。聂帅的品格如松柏挺直而不屈，令人钦佩。
聂荣臻同志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廉洁奉公，自律甚严，生活一向节俭朴素，对奢侈之风非常反感，对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疾苦时刻挂在心上。他经常对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革命传统不能丢，勤俭节约的精神不能丢！他长期居住在一座旧式四合院，由于房屋陈旧，房管部门几次要进行大的修缮都被他拒绝。1991年我国南方遭到特大洪涝灾害，他得知后随即捐款捐物，救济灾民。
聂荣臻同志为党、国家和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功高不自傲，名重不自恃，一向谦虚谨慎，好学不倦。他初创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后，誉满长城内外，但他却说：这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后，陈毅来看望他时风趣地说：你立了大功，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了，气顺了，裤子也不用当了。聂帅却谦逊地说：没有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你老兄们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全国的大力协同，没有科技人员的齐心协力，我又能怎么样啊。
聂荣臻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战斗不息，鞠躬尽瘁。几十年来，他不管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秘密工作，还是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对敌斗争；不管是在战争年代指挥部队浴血奋战，还是在和平环境中领导科技工作，对党交给的任务都是千方百计地去完成，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牵挂着党的事业，牵挂着国家的未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党、国家和军队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我们要学习聂荣臻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进一步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聂荣臻十分重视边区的生产建设。这是他1939年5月在唐县和家庄带头植树造林的情景。（附图片）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他活在辽宁人民的心中
——忆黄火青同志几件事
郭峰 李荒 李涛 徐少甫 郑启志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杰出的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青同志，在1958年6月至1967年1月期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正当辽宁人民盼望他寿登百岁的时刻，却传来了他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辽宁人民感到悲痛。特别是与他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老劳模、老技协积极分子，心绪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抓省委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的培养
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党中央、毛主席对辽宁十分关心。1958年2月毛主席视察辽宁。同年7月，邓小平同志视察辽宁。随后党中央为了加强辽宁省委的领导力量，1958年6月，派黄火青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接着，又先后陆续派来主管工业、农业、财贸的书记。
火青一到省委，就抓省委领导班子的建设。
坚持集体领导，工、农、兵、学、商各有主管的书记或常委。他很放手，让主管书记或常委各负其责。他则腾出时间跑面或蹲点。遇有重大问题，常委集体讨论决定。
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什么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但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强劲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黄火青曾有难处。刘异云赠诗黄火青：“人民捷报逼煞人，破锅一口铁一吨”。黄火青和道：“守着鞍钢怎么活？刚要纠‘左’忽反右，省委书记当也难”。但黄火青还是敢于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他说：“这些都是我们上边不实事求是造成的。‘压、夸、信’。上边‘压’指标，下边就‘夸’，弄虚作假，反过来上级又‘信’。”
关心群众疾苦，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火青与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交“知心朋友”。他在辽宁“朋友”知多少？谁也说不清。但的确交了一大批“知心朋友”。事实证明，“朋友”成为他了解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渠道。他到了北京，与“朋友”书信往来不断。许多“朋友”曾到北京看过他。
贯彻省委指示、决定、意图，把辽宁工作搞上去靠谁？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因此，火青很重视干部的培养。
辽宁省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曾错误地处分了一批干部和党员。火青来辽宁后，根据毛主席关于甄别的批示，在全面了解情况之后，坚决排除“左”的干扰，坚持按中央规定的原则，对一些干部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该重新分配工作的重新分配工作。由于受到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次甄别工作尚未全部解决党员干部受到错误处分的问题。
抓干部的培养教育。中央为加强辽宁农业领导力量，从湖北、江西等省抽调十余名县委书记。黄火青同志主张委以重任，派到重点县去，并不断考察他们的工作，提拔到新的领导岗位上来。
抓接班人的培养。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培养接班人的指示，在火青的关怀下，省委抽调年龄30岁以下，具有大学文化的年轻干部进党校青年训练班学习，然后派到基层（农村或工厂）锻炼，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提高。从1964年开始，省委党校举办了两期“青训班”，培养157人。现在，这批干部中有相当数量走上厅局级领导岗位（个别已是副省级）。火青不但重视省、厅局级干部接班人的培养，而且重视农村支部书记接班人的培养。在调查研究中，火青发现盖县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重视培养接班人。支书说：“人是一辈接一辈，革命也是一辈接一辈”。黄火青1965年5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何屯大队党支部培养革命接班人工作给我们的启示》的文章。火青同志文章，对全省影响很大，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委对培养接班人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抓经济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
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60年代，钢产量占全国1／3，化学工业占20％，水泥工业占20％，煤炭工业占1／7。搞好辽宁工业建设，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火青胸怀全国，不为辽宁地方所局限。他常说：“辽宁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是全国支援建设起来的，尤其是许多国营大企业首先必须抓紧抓好，以支援全国经济发展。”为此，他曾不断组织工作组到鞍山、抚顺、本溪、阜新等大城市去，为保钢铁、保煤炭，去帮助发动职工群众，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开展革新技术协作和劳动竞赛等活动。为了“保钢”，火青调动技协骨干进行“鞍钢会战”。做法是“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技术改革）三结合（领导、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毛主席批示为《鞍钢宪法》。毛主席高兴地说：“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特别是“大跃进”后，造成农业严重减产，不仅农村元气大伤，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工业产量大幅度下降。火青深深感到要恢复辽宁经济关键在农业。因此，火青特别关心农业。省委多次讨论发展农业问题。他拿出很大精力调查研究如何调整农村政策，如何更快恢复农村“三力”（人力、地力、畜力）。1960年至1962年省委先后转发了《地瓜田下放到户》、《家乡见闻》等调查报告，对解决当时农村紧急渡荒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适应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打破行政分割，使城乡工业与农业联系更紧密。火青1958年6月任省委第一书记，8月就到安东（今丹东）调查“市管县”的问题。他抓“市管县”旨在以城市多的优势带动农村，把辽宁经济搞上去。体制不适应，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为慎重起见，黄火青派人作“市管县”的调查研究。当时认识上有分歧：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两种观点僵持不下。火青力排众议说：“下决心，改它几个市看看。”这样，除了朝阳地委保留外，都实行了“市管县”。
1960年，火青发表了《厂社挂钩》的文章，在理论上阐明工农相互“挂钩”，城乡互助、相互支援的重要性，为“市管县”讲明道理。文章指出：“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厂社挂钩，是一种好形式。”讲到支农重要性，火青指出：“支援农业就是支援了自己”。1960年4月17日，中央批转了辽宁省委3月24日《关于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报告》。
当然，“市管县”也出现过反复。但为时不久，辽宁14个市都实行“市管县”。改革开放，辽宁“市管县”经验受到中央的重视，有些外省市到辽宁了解考察“市管县”的情况。实践证明实行“市管县”的办法，是有利于城乡互助，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促进经济的发展。
抓工业脱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辽宁的特点，是大中企业多，工人阶级队伍庞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因此，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辽宁的工业建设，要依靠工人阶级；战胜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三年困难时期，辽宁大中型企业生产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困难。而且工厂企业越大，困难也越大。例如沈阳气体压缩机厂，过去打砂轮磨床用的金刚石是经苏联转口南非产的金刚石。以后，苏联不再供应了，磨床生产面临停产的危险。困难的形势，“逼”着必须走技协活动的道路。
辽宁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后退，“顶着困难走，迎着困难上”。技协活动第一发起人吴家柱，他串连林海丰、吴大有研究技协活动的必要性。他们一发起，尉凤英、张成哲等全国劳模，纷纷站出来了，势如星火燎原。
工人阶级优秀代表、“火车头”的劳模纷纷站出来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困难，黄火青全力支持他们的活动和倡议。技协三位发起人之一的吴大有说：“抓先进。劳模是工人阶级的‘火车头’。抓住‘火车头’就会带领工人阶级前进！”火青做到了“五抓”：一抓技协发起人，切磋技协意义；二抓技协方向，提出“攻关、革新、取经、推广、提高”的十字方针；三与劳模（技协发起人）交“知心朋友”，春节拜年、问寒问暖；四是组织技协进行对自行车、鞍钢、轻工业等会战；五是不断总结经验。
辽宁职工技协活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相结合；工人、劳模、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对辽宁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仅1963年全省就通过技术协作，解决生产技术问题51800项，实现技术革新64600项，交流技术经验22000项。到1964年，全省就有1678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开展了技协活动，积极分子12万人。
抓作风建设，坚持蹲点，指导全面
火青工作虽然繁忙。但他能发挥省委“一班人”各司其职的作用。他比较超脱，既能驾驭全局，又坚持蹲点。
工业上，他在沈阳自行车厂蹲点。为什么在沈阳自行车厂蹲点呢？周总理曾对他说：“天津飞鸽自行车搞得好，为什么辽宁自行车厂不能干好？”火青于是带领工作队到白山自行车厂蹲点。宣传《二十三条》，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蹲点过程中，火青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队员。白山自行车“差”就“差”在质量上。因此，火青提出“质量第一”的口号。怎样提高白山自行车的质量？火青组织61个单位249名技协积极分子到自行车厂参加质量“攻关”，解决18项技术关键，质量上来了，搞出“四二型”白山自行车，用户反映很好。
火青还亲自到农村去蹲点，长期吃住在村里。他选定沈阳市新城子区新城堡大队蹲点。农村蹲点，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为农民办实事、好事。通过蹲点，火青对新城堡有了很深的感情。1983年7月，作为中顾委常委黄火青视察辽宁，专程到新城堡与老支书会面，考察新城堡的新变化。
火青与辽宁“心连心”
火青到北京后，仍然与辽宁的书信往来不断；辽宁新老领导、劳模到北京看他的不断。
火青在北京，一直注视着辽宁经济的发展。见到辽宁干部都问：工业怎么样？农业怎么样？并尽其所能，帮助辽宁搞项目。1997年3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开工建设的东港华能电厂，就是火青帮助立项的。工程总投资48亿，设计发电能力42亿千瓦时。1998年12月12日华能丹东电厂正式建成投产。这个电厂的投产，对改善东北电网结构，促进辽宁经济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心老同志与老同志书信不断。1990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荒同志《同志颂》（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火青看到后，立即给李荒来信，说：“《同志颂》内容含蓄深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发挥余热，吐出最后的一段丝吧！”
这些“关心”，集中地说明了黄火青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辽宁人民的巨大关怀。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对革命贡献的意义是无限的。火青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美德，是永生的。火青同志永远活在辽宁人民的心中！
黄火青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