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活得轻松愉快 死得干净利落
——悼念史立德
吕正操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史立德同志了，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我是很想念他的。过去，他经常到我这里，或是打来电话。他做经济工作，不断到全国各地，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接触面广泛，了解情况真实，我很愿意听他介绍讲述。当然，我们每次见面，也往往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区共同战斗的岁月，和群众亲同骨肉的关系，以及军民的昂扬的情绪和英雄的品质。这时，我们的心情，总是很畅快，很欣慰的。现在，既见不到他那高大的身影，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声音。他究竟出什么事了？
果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史立德同志已于2000年10月17日凌晨逝世了。这个消息，既让我觉得震惊，又让我感到悲痛。在此之前，关于他得病的消息，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实际上，他是在前年就检查出来，患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症，医生和子女都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但我想，他那么精明，肯定是会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的，只是装作没什么事一样。当然，他也就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好友故旧。他怕人们为他担心，他不愿意让人们分心惦记他。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是时刻都为别人着想的。
就这样，直到病逝前一个星期，史立德同志深感来日不多，便口述了遗嘱。并再三叮嘱子女，不许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只发一个通知。唯一的希望，遗体上覆盖党旗。通知是他亲自拟写的：根据本人的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登报，不留骨灰，不发生平。还特别让人转告，他祝愿好友故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我非常赞赏史立德同志的这种做法，这种作风和精神。史立德同志，堪称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是这样豁达，这样关心他人。
我和史立德同志，是在抗日战场相识，并且一起在冀中区战斗了六年之久。记得是在1938年2月，我从安平去高阳检查工作路经蠡县，经冀中区党委书记鲁贲同志介绍，我和史立德同志见了面。史立德同志在北平读书期间，曾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七七”事变后，黄敬、李葆华同志曾要留他在晋察冀省委工作，但他以自己是清苑人，对冀中一带比较熟悉，提出来冀中区工作。组织上经过考虑，批准了他的要求。可以说，我们是一见如故。尤其谈起在“一二·九”运动中，我所带领的部队，支持革命同学的具体事例，更是感到亲切。我们还谈到冀中区的光荣传统，从留法勤工俭学到高蠡暴动。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我邀他随去高阳，他以蠡县工作尚未结束而不能同行。他正在筹组冀中人民抗日武装自卫会，不久改为冀中抗日建国联合会。这个简称抗联的群众组织，有着极为广泛的代表性，领导着农会、工会、妇会、青会、武委会、文建会、回民救国会以及儿童团等。史立德同志身为抗联主任，成为抗战期间冀中区的风云人物。他开朗乐观，幽默风趣，博学健谈，爱说笑话，能唱京剧，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他虽出身富门，却没有任何少爷派头；又是领导，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在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史立德同志是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的，除了卓有成效地领导着抗联所属各界救国会的工作，他还参与筹备了河北抗战学院，成立了民运干部学校，组建了抗战学社，创办了冀中导报，建立了青塔书店，等等。正因为如此，他对冀中这片土地，尤其是这里的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离开那里多年以后，他还常去那里探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去探亲，探望亲人，亲人就是曾经生死与共的人民群众。1985年6月，我和他曾经一起回到冀中。同行的有他的老伴白力行，还有我的老伴刘沙，她们也都在那里战斗多年。
1942年，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侵华日军，对冀中区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史立德同志出色地领导了冀中区的敌工工作，并在保定建立了敌工站。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时，就是史立德同志奉命带着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要日军投降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下村定就地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的函件，急赴北平与日军进行谈判的。
解放战争时期，史立德同志曾先后担任过承德市长、锦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沈阳市委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做经济工作，全身心投入这一领域，不仅是一位好的领导，而且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
史立德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中，并不常讲马列主义词句，但他的行动，却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应当说他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个大写的人。他也有缺点，吸烟过度，离休后打麻将时间过长，但这些小毛病，是瑕不掩瑜的。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史立德同志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他却谦虚谨慎，不事声张。但我们这些和他共同战斗、一起工作过来的战友同志，以及后来的人们，是不能忘记他，是要记住他的功绩的。史立德同志从不居功自傲，争名夺利。离开人世，还特意叮嘱，不要留下骨灰去占有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席之地，而是让儿女把他的骨灰与他并肩战斗60多年的亲密的老伴，合葬于金山陵园中的一个小洞穴中。他的老伴白力行同志，曾是当年冀中区妇女工作的领导者，他们堪称模范夫妻，革命伴侣。不幸白力行同志先他而去，史立德同志便常常来到老伴墓前，坐上一会儿，说上几句话。这是何等动人的夫妻情感。史立德同志活得轻松愉快，死得干净利落，不打扰他人。他的高贵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学习。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威猛震敌胆 打仗数第一
——深切缅怀卓越的军事家陈锡联同志
李德生
去年6月10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我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陈锡联同志，骤然与世长辞了。惊闻噩耗，令我心涛汹涌，不能自已。
陈锡联同志与我是同乡，1915年出生于腥风血雨的大别山地区，是喝黄连水长大的穷娃子。他自幼生就天不怕地不怕敢斗争敢反抗的刚毅性格，小小年纪就担任儿童团团长，参加打土豪、斗劣绅，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1929年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敢拼善战，是个远近闻名的“小钢炮”。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同志嘉奖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一再擢选重用，使其很快进入团、师级领导岗位。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时年仅20岁的陈锡联担任红10师师长，在李先念同志指挥下一路夺关斩将，于懋功率先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而恰恰在此时，我受张国焘错误路线残酷迫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于甘孜整编过程中调到红10师交通队当传令兵班长，认识了师长陈锡联同志，从此两人开始缔结长达60多年的真挚友谊。
想当年，陈锡联同志英姿勃发，风华正茂，声名显赫，但身为一师之长从不摆官架子，长征途中、战斗间隙、宿营以后，有空就和我们传令兵谈心聊天，传授战斗经验。当他得知我遭受迫害的不幸之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详情，鼓励我放下“包袱”，战胜挫折，轻装前进。此后，他一直对我非常关心，非常信任，给予了很多的关照和帮助。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先后担任第129师769团团长、385旅副旅长、旅长。当时，部队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于编制压缩，绝大多数干部都是降职任用，而他却给我提升了职务，先是安排我当通信排排长，以后又相继升任通信连连长、特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许多重大的作战任务都交给我去完成。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20师团3000多人，在两架飞机的配合下，分六路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疯狂“扫荡”，陈锡联旅长指挥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就在那次激战中，敌人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头部，陈旅长得知后，马上安排医务人员抢救，在紧张的战斗中还亲自来看望我。1940年5月破袭白晋铁路战役中，陈锡联旅长通过周密侦察和分析敌情，灵活机动地处置情况，将攻击重点由来远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达成战斗目的，受到了朱德、彭德怀的嘉奖。抗战胜利后，陈锡联同志特意指名将我从太行军区2分区30团调回野战部队，到他的纵队当主力团团长；时隔不久，他又亲自向纵队党委提出议案，推倒张国焘错误路线强加给我的“莫须有”罪名，彻底平反昭雪，把我的党籍恢复到1932年。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攻势凌厉，气焰嚣张，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八路军总部命令我129师385旅由769团组成的先遣队奔赴晋东北，侧击南犯之敌的后方，以配合国共两军联合进行的忻口战役。10月16日，陈锡联团长带领全团深入敌后50余公里，进抵代县以南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一带，发现一批又一批的敌机从对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对忻口和太原地区狂轰滥炸。陈锡联团长敏锐地意识到，敌机对我抗日军民威胁太大，必须想办法狠狠敲它一家伙。于是，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展开山地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和刘伯承师长放手机动歼敌的指示，立即派人侦察，查明敌情，迅速制定周密的战斗方案。10月18日傍晚，利用夜幕掩护，陈锡联团长指挥我们对敌机场突然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一小时，击毁敌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
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后的几个月中，陈锡联团长先后指挥我们打了沾尚伏击战、广阳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袭战，在频繁的战斗中很快积累起抗日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
从邯郸到长治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是侵华日军为进犯黄河各渡口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十分繁忙。129师首长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心以主力于涉县西南的响堂铺，伏击敌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具体部署是：以第771团全部和第769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公路以北后宽漳至杨家山东西长5公里的一线山地，以一部伏于公路以南的山脚下，阻止敌军抢占南面高山，以第772团全部769团一部，阻击由黎城和涉县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伏击部队侧后的安全。3月31日9时许，敌辎重部队汽车180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我伏击圈，副师长徐向前命令第771团放过前面100余辆汽车，让其进入第769团伏击区，待其余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陈锡联团长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激战两小时，我军共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
鉴于陈锡联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响堂铺战斗结束没几天，即升任第385旅副旅长、旅长。他在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率部参加了粉碎日军对晋中地区的“六路围攻”，进行了邯（郸）长（治）战役、白（圭）晋（城）战役、武（安）沙（河）战役。在“百团大战”中，我军中心任务是开展交通破击战，重点摧毁正（定）太（原）铁路。八路军总部命我129师以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重点破击阳泉至榆次段，战役一发起，陈锡联旅长就指挥部队抢先占领了狮垴山。狮垴山貌似一头威猛的雄狮高踞阳泉城西南，逼视阳泉，扼守正太铁路咽喉，夺取狮垴山对敌我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敌军为抢回狮垴山，倾巢出动，几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不断施放毒气，地面部队轮番猛烈攻击，每前进一段就构筑工事，与我展开反复争夺。陈锡联旅长亲临前沿，指挥部队寸土必争，与敌血战六昼夜，截断了正太铁路，有力地掩护了破路部队翼侧的安全。1943年3月，陈锡联调任太行军区三分区司令员，直接指挥蟠（龙）武（乡）战役，采取“围日打伪、以强攻弱、猛虎掏心”的战术，歼灭日伪军数百名。八年艰苦抗战，陈锡联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陈锡联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他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率领所部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陇海战役和鲁西南战役，连战连捷。在羊山集战斗中，他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全歼国民党嫡系第66师，揭开了挺进中原的序幕。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锡联率左路军直插皖西，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张家店成功地歼敌一个正规旅，解放皖西9座县城及广大地区。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领第3纵队执行攻打宿县的任务，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侦察，作出周密部署，研究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彻夜激战，突破强敌扼守的层层坚固工事，攻取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11000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间的战略联系，使敌刘峙集团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尔后，他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1、3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陈锡联升任第2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他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和第2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精神，从2月份起，组织第10、11、12军积极展开向江南进军的准备工作。以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为中心，组织部队深入地学习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文章，以及入城守则、约法八章等政策，根据部队驻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泛开展强渡江河的技术、战术训练。4月21日夜，陈锡联指挥第3兵团横渡长江，迅猛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一举攻占贵池、青阳、高坦等地，歼敌第8兵团一部，乘胜展开千里追击，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江衢州以西、以北地区，与兄弟部队共同截断浙赣线，切断敌汤恩伯、白崇禧两个战略集团的联系，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同年8月后，在进军大西南作战中，陈锡联率部秘密集结于湘鄂地区，出敌不意，突然发起川黔之战，一举粉碎了敌川湘鄂边防线，突破天险乌江，解放了国民党“陪都”重庆及川东南广大地区，参加了成都战役，抢占了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截断敌人最后一条退往康、滇的道路，为歼灭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我同陈锡联由于工作岗位的频繁变动，不再在一起工作了。1950年10月，陈锡联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9年10月至1973年12月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与我对调，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5年1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在这几十年里，我同陈锡联天南地北，他来我往，聚散无时，然而，正如古人说的“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工作，但是，我俩都珍惜在枪林弹雨中凝结成的友谊，每逢节假日，我们会打打电话，互致问讯，交流信息，或者抽出时间互相看望拜访。
据我所知，陈锡联同志在担任炮兵司令员期间，按照军委“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精心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大量培训干部，领导研制炮兵装备，为我军的炮兵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在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同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密切配合，为加强军区全面建设、巩固北部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大政方针的研究、制定，为保持部队稳定，加强部队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上，他当选为中顾委常委，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和研究，关注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关注国家的改革开放，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党、国家、军队的繁荣昌盛继续不遗余力地工作，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崇高志向及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轼留下的著名诗句。回顾陈锡联70年革命生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陈锡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为失去陈锡联这样一位老领导、老战友感到无限的惋惜与悲痛，将会永远深深地怀念他！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对革命无限忠诚 为人民鞠躬尽瘁
——纪念钱之光同志诞辰100周年
顾秀莲
今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钱之光同志诞辰100周年。钱老1927年入党，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更是我的老领导、老师长。我于1964年调纺织工业部工作。后来虽经多次工作调动，但是无论在纺织工业部或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在国家计委还是在江苏或化学工业部工作，都一直得到钱老的许多指导和帮助。钱老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是我们毕生学习的榜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我们今天纪念钱老，要特别学习他为解决人民衣被需要，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我到纺织工业部工作，开始在技术司，同钱老接触不多，后来参加“四清”工作组，经常听到钱老的讲话。“文化大革命”中钱老是最早站出来工作的部长，在“解放干部”中，使我对钱老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经历，对发展纺织工业所作的贡献，对他为解决人民穿衣问题，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深为感动。
建国初期的纺织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旧中国的纺织工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原料、设备全靠从国外进口，人民衣被供应十分困难。全国解放不久，毛主席就指示，要为解决人民衣被甚少着想。
钱之光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49年10月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肩负起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历史重任的。1949年11月，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就指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武汉，调度纱布，以保证市场供应，稳定物价。他在完成任务后，就狠抓纺织厂恢复生产，增产纱布。他在企业中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加强企业管理，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完成了中财委突击生产纱布的任务。为从根本上解决纱布供应问题，同时开展了新厂建设。为提高建设速度，节约建设资金，他一方面迅速组织设计、施工、安装队伍，同时采用标准设计、预置购件等工厂化施工新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大大加快了建设进度，一个五万锭的棉纺织厂，一年半建成投产，一年半收回全部投资。
在钱老的领导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沿海纺织工业老基地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内地的石家庄、郑州、西安、咸阳、北京等一批纺织工业新基地迅速兴起，纺织工业为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积累国家建设资金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3月，钱之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纺织工业发展情况时，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说：“你们搞得不错，很有收获。”“你们为国家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
钱之光同志1981年离开纺织工业第一线领导岗位，担任国务院顾问。他为解决我国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直接奋斗了32年，亲手建立起纺织工业各行业的庞大基础，使国家在1983年能够宣布取消在全国实行了30多年凭票供应棉布的制度。
我们今天纪念钱老，要特别学习他站得高、看得远，始终抓住纺织工业全局的发展战略这一关键问题
发展纺织原料是发展纺织工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全国解放不久，陈云同志就委托钱之光同志主持召开全国棉花会议，以保证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所需的原料供应。在钱老主持纺织部工作后，在确定纺织生产建设计划时，总是首先考虑纺织原料的供应和发展问题，不搞无米之炊。以后，钱老又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原料的增产有一定限度，又有棉粮争地的矛盾，为此专门向党中央报告，提出发展纺织工业必须实行发展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现在我国化纤工业的年产量已经达到670万吨，化纤在纺织原料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和出口都在世界前列，花色品种丰富多彩，我国化纤工业的迅速发展，而钱老为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钱老抓化纤有气魄、有胆识。五六十年代，根据我国棉短绒和木材资源情况，狠抓粘胶纤维的发展，建设了丹东、保定、南京、吉林等大型粘胶纤维厂。但粘胶纤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仍然受到天然原料资源的限制，70年代就发展以石灰石为原料的维尼纶纤维，建设了江西、安徽、山西、兰州等万吨规模的9个维尼纶厂，这些工厂都是从原料石灰石搞乙炔开始，再搞到纤维。在我国石油工业发展起来后，钱老立即提出发展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合成纤维，在辽宁、上海、天津、重庆建设以油气为原料、从炼油开始的四个大型现代化的化纤厂，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钱老提出，在几年内要搞到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的产量。由于当时化工部门发展化肥等化工产品的任务很重，钱老认为，如果由化工部门搞，可能排不上重要位置。纺织部门虽然不熟悉化工，但纺织工业部门搞，可以摆到第一的位置，可以集中力量搞起来。这一方案得到了国家计委余秋里同志及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毛主席的批准。钱老立即派出以副部长为组长的两个考察组，分别到美、英、法、德、日等国考察，国家计委派我为考察组顾问参加考察工作。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化纤工业的发展，在1970年纺织、一轻、二轻三部合并为轻工业部时，总理即明确指出，全国抓轻工，轻工抓纺织，纺织抓化纤。在总理的指示下，钱老主持的轻工业部，集中力量，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四个大型的现代化的化纤厂建设起来了。
钱老抓化纤有创举、有新思路。在上海等四个大型现代化的化纤企业建起来后，为了实现他开始提出的建设100万吨合成纤维的目标，紧接着就提出在江苏建设仪征化纤厂，把生产能力搞到50万吨，连同上海金山等四个厂50万吨，即可达到100万吨的目标。仪征化纤厂原先也是从炼油搞到抽丝的一条龙生产，后来化工部提出，炼油和单体部分由化工部建设，抽丝部分由纺织部建设，当时纺织部从引进设备的谈判到设计等都已进行，但钱老从大局出发，由化工部搞扬子乙烯，为仪征化纤厂配套原料供应。1982年，中央调我到江苏工作，先念、秋里、钱老都给我交代说，小顾，你到江苏要把几个引进的大项目搞上去，特别要把仪化抓上去，解决人民穿衣问题。当时正逢国家经济调整，资金不足，几个引进项目要下马。仪征怎么办？钱老认为，仪征化纤不能停，可以采取新的办法建下去。他说，过去我们是从原料搞起，再搞加工。现在设备已经进来了，我们从后面搞起，先搞抽丝，从国外进口原料，在仪化沿长江边建一个码头，直接卸货到工厂。资金不够，设备不要都进口，自己能搞的就自己搞。同中信公司协商，请它给予贷款，为此中信公司还专门到国外发行债券。结果，仪化不但没有停建，而且很快地建设起来，每年增加50万吨化纤，适应了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也还清了贷款。现在仪征化纤又经过几期建设，已经发展到年产100万吨。
我们今天纪念钱老，要特别学习他对党忠诚，胸怀坦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
钱老一生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坚持原则。他一直与总理、董老、林老、陈云同志共同工作，后来任纺织部、轻工业部长，工作中的问题都是按正常的领导关系解决，从来不找老领导反映问题，要求解决问题。记得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总理拿着林彪和他的死党合拍的照片，对着参加会议的同志，非常生气地说：“我同你们不太熟悉，但我同钱之光同志共事时间长，他从来没有为个人的私事来找过我，公事他都是按正常的组织领导关系去办。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党要忠嘛！我了解他，你们怎么办！”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总理在这样极其严肃的会议上表扬钱老，使我极为感动，对我教育很深。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钱老的一贯作风。“大跃进”时的浮夸风，无限制地提高机器速度，盲目地减少工艺流程，产品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滑坡。对于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作法，钱老都采取引导的办法，及时地得到纠正，使纺织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和破坏。
我们今天纪念钱老，要特别学习他爱护干部、关心干部、培养干部，特别是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
加速发展纺织工业在于加速培养人才。还在纺织工业部建立之初，钱之光同志就在上海建设了华东纺织工业学院，以后又在几个主要纺织工业集中的省市建设了不同规模的纺织大专院校，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大批技术管理人才。70年代开始建设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型现代化的化纤厂，从化工行业和全国各地吸收大批这方面的人才，很快适应了这一新兴工业的发展。钱老更是特别注意培养年轻干部，先把他们放到生产第一线，经过锻炼，然后委以重任。
1970年我从纺织部调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我担心搞不好工作，不太愿意去，钱老从多方面鼓励，并说如果试试不行，就仍旧回来工作。钱老对我们青年人的培养和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到计委工作后，开始不适应，总是得到钱老的指教。后来我选入候补中委，我们一起参加中央全会，钱老总是教育我怎么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怎么为人处事。每次中央开会，我、钱正英同志、钱老，我们三人都坐在一起。对笔记，研究贯彻的问题，我最年轻，同他们都是忘年之交，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我到江苏工作，钱老专门要我把正在建设的仪征化纤这个现代化的大项目抓上去。我从江苏调回北京，他年事已高，我去看他，他总要问一问国家大事，问一问工作情况，他特别爱听老百姓的情绪和生活的提高。后来他虽身体逐渐衰弱，但仍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关心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特别关心纺织工业的发展。
钱老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的一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物质财富，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继承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