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杨林村农民为何不要责任田
——来自湖南岳阳县杨林村的调查
本报记者 周立耘
编者的话：为什么在这个村庄里，过去被农民当成命根子的责任田分不下去了？记者走进农家作了认真的调查，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已经做的才刚刚破题，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新问题，在实践中探索出路。
久雨放晴，三湘大地迎来了又一个冬种高潮。洞庭湖区的岳阳县，冬种却不如往年红火，11月下旬的杨林村下街组则更有些冷冷清清了。
种田无利可图了
听说记者来了，村民们兴冲冲地围上来。“你来得正好，上午我们还在给报社打电话呢！两个月了，我们组里的田还没分下去，这田还种不种？”一位老农拉着记者边说边往他家走。
看见屋前屋后堆得小山一样的稻草，便知这里是“稻谷加稻草”的湖区农村。刚进家门，老人便说：“几年前，田就没人要了！”老人是村民组长方焱明的父亲方文强。方家6口人，两个70多岁的老人，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只有方焱明夫妇两个劳动力。在老人的吩咐下，方焱明拿出账本细算起来：7．7亩责任田，两季下来，共产稻谷4500公斤。其中，交农业税240公斤，自用2000公斤，余粮2260公斤。在支出一栏中清楚地记着：全年购种子200元、农药250元、肥料950元，三项合计1400元。方焱明指着账本告诉记者：“10年前，每百公斤稻谷可卖到160元，现在卖80元都没人要，这2000多公斤谷最多卖1500元。稻谷价格连年下降，种子、农药、肥料的价格倒逐年上涨，少说也翻了一番多。种了一年的田，到头来就落得几斤谷吃！”一些农民反映，当地粮食收购部门借口优质稻质量有问题，未能按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
结构调整一言难尽
杨林村地处洞庭湖区，天旱不怕，就怕天涝，偏偏这几年连年大水。为排水消耗的电费直接增加生产成本不说，年久失修的排灌设施早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这些年来，村里为改善灌溉条件，发动村民义务疏渠修堤，都只能是小修小补。
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年，在上级领导的推动下，稻种的确改良了许多，产量增加了，稻米也好吃了。但良种对种植技术要求高，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样的肥等，都有严格规定，生产季节更是儿戏不得，一旦错过，产量就会大幅下降。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村民的劳动强度。因此，以目前的耕种方式，要么在稻种上想办法，要么在耕作方式上想办法。否则，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农民不是没有想办法。10年来，下街组的村民先后种过冬瓜、苎麻、烤烟、辣椒、药材，养过兔子。几年前，村民们为摆脱困境，自发种起了烟叶、药材。可到采摘时，烟苗只有一尺多高，三五片叶子枯黄无力地耷拉在地上。种药材也一败涂地。听说建大棚种反季辣椒很赚钱，村民一想，种辣椒又不要什么技术，于是，家家户户都种辣椒。按要求，每亩要建两个大棚，仅建棚费就要3000多元。银行贷不到款，手头又没那么多钱，村民只得就地取材，用竹子搭了个简单的棚。天老爷可不同情弱者，这年冬天，气温陡降，没几天，辣椒就变成了冰棍，反季辣椒流产了。
养兔就更不用提了，当年村干部与推销商卖种兔时，说兔子如何如何好，可以产多少毛，并签下了兔毛包销合同。兔子是轰轰烈烈地养起来了，兔毛也剪了不少，可收兔毛的人始终没有出现。事到如今，村民们还怀疑是不是干部与兔贩一道坑了他们。
分田等于分负担吗
几经折腾，村民们对种田失去了信心，负担却是不能少的。翻开《杨林村2000年各项上交任务到组表》，上面清楚写着，下街组35户农家，村民131人，水田133亩，全年上交农林生猪税、乡统筹、村提留、共同生产费、部门服务费、防洪抗洪、报刊、人口普查等7项费用共计21264元。方焱明说：“这些费用一半按人头、一半按田亩分配到各个农户，我家就要负担1107元。平心而论，每亩200元左右的负担，在湖南并不算高，但就这200元钱，我们还是觉得负担太重了。”
种田不赚钱，分田等于分负担，结果谁也不愿多种田。杨林村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彻底放弃这块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到外地打工去。10年来，仅下街组就有22人先后外出打工去了。按规定，承包期内，村民无论走到哪里，其承包的农田不能抛荒，上交的费用一个子儿也不能少。所以这些离去的村民每年要以每亩100元的价格，请邻里代耕。人口自然增减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村民外出打工、经商也是受到政府鼓励和保护的。为适应这种变化，下街组规定每10年调整一次农田。今年9月20日，正是全组农田调整之日，按规定，离开下街组的村民将不再拥有农田使用权，当然也就不需再掏农田“代耕费”了，矛盾由此产生。
11月21日晚上，记者赶上了下街组农田调整会。会上，村民们以种种理由拒绝分田，有些人甚至连现有的农田都不愿种。方焱明告诉记者：“9月20日以来，分田会不知开了多少次，田却始终没有分下去。”
努力还在继续
乡、村领导的努力并没有结束，他们带记者来到一个塑料大棚边，看大棚里密密实实的辣椒树上灯泡大的辣椒。村委会主任李观球说，这叫“秋延后辣椒”，卖得好了，除去成本，每亩可得纯利2500元左右。现在市、县、乡各派了一名技术员常住杨林村进行技术指导。
乡党委书记易新岳告诉记者：为调整种植结构，乡里决定发展反季节蔬菜。为此，乡里办起了农民夜校，请蔬菜种植专家给村民讲课。乡里成立了蔬菜办，负责了解市场信息，组织蔬菜的收购、运输、销售。目前，乡蔬菜办在武汉、南昌、上海等地设有窗口，全乡的冬苋菜、早黄瓜、早辣椒、冬瓜、土豆等也陆续发展起来。
临走时，乡人大主席陈正辉对记者说：下街组的田一定会分下去的，今年的冬种也不会因此延误。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打假过后看云霄
本报记者 赵鹏
制售假烟，福建云霄县为此出了名。云霄曾有过畸形消费，让人瞠目结舌，原因也是制假。制假给云霄带来了什么？现在怎么样了？带着疑团，记者于11月上旬走访云霄。
打假十年路漫漫
初冬夜晚的云霄，大街小巷冷冷清清，3年前到处灯红酒绿的景象早已不再。浓浓夜色里，记者在街头与当地居民交谈。一提制假，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个答案：“谁还敢？这两年从省里到县里都动真格的！”
的确，从去年1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全县共出动11．6万多人次进行打假，捣毁制假窝点454个，查获各类制假机械1000多套，原辅材料、成品、半成品9万多件，价值1．4亿多元。批捕66人、处罚694人。一时间，制假在云霄无处立足。据说有一些零星漏网的，已经躲到偏远大山中去了。
云霄是1988年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县之一。早在90年代初，受暴利驱使，当地一些不法分子就开始制售冒牌卷烟。1992年后，云霄假烟由手工零散制作转向机械化规模生产，并流入全国各地。由于打假力度不够，假烟在云霄越打越多。最猖獗时，云霄全县168个村中涉假重点村就有23个。云霄假烟一时间“名噪天下”。
接二连三的假烟案件终于惊动了上上下下。1998年，国家烟草局、工商局等7部联合发文，投入了当地武警和防暴警察，云霄打假进入真正的决战。
制假带不来繁荣
“制假绝对带不来繁荣！”云霄县长黄舜斌痛心地描述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80年代中期与云霄经济水平相当的广东顺德，“工业立市”，去年全市GDP286亿元，人均GDP2．7万元，财政收入45亿元，人均存款3．7万元；而云霄呢，去年全县GDP不足27亿元，人均GDP不足万元，财政收入2．3亿元，人均存款3700元。
云霄县下坂村曾经是制假最严重的村子。村支书张朝明向我们回忆当年：由于地处国道沿线，再加上原来就有制糖、制烟的技术经验，造假最猖獗时，整个下坂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制假。“那时即使一个普通小工每月也都能赚1000多元，其他工厂根本招不到工人。”
小小的下坂村是当时整个云霄的一个缩影。制假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争原料、争劳力、争资金、争人员，使云霄当地劳动力、土地成本畸高。90年代初，曾为全县每年经济增长拉动14．3个百分点的罐头、糖果、彩印等一批支柱企业纷纷倒闭。到去年仅剩寥寥数家。云霄原有的经济基础已被制假冲得一塌糊涂。今年上半年，云霄县财政收入中，工业企业贡献了396万元，仅占3％。
在制假的冲击下，云霄农业也没能幸免。自古极富特色的当地蜜柚、枇杷、金枣、杨桃曾在60年代畅销港澳。前几年，当地农民被吸引去制假，无心事农，以致这些特产如今竟无人知晓。去年，这个鱼米花果之乡的农业特产税仅收入2000多万元，连邻县的一个乡镇都不如。
原云霄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指导员林铭儒告诉记者：几年来查获的大批制假工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当地青少年。制假扭曲了他们的灵魂，不少青年沾染了摆阔气、摆派头的恶习。还由此引发了非法拘禁、绑架、流氓斗殴等事件。不夸张地说，十年制假史，导致云霄经济衰落、世风败坏。
重整河山创新生
不制假，云霄又该怎么走？还追得上人家吗？
1999年，云霄县政府组织张朝明等数十名原制假严重村的村干部，南下广东深圳、北上浙江温州学习考察。慢慢地，一颗颗疑惑冷却的心又热了。
在下坂村，记者看见的是一片开山挖石、平整土地的繁忙景象。据张朝明讲，考察回来不久，县里就相中了下坂优越的区位，按照新提出的“工业立县”思路把它规划为一个民营工业园区。为了鼓励民营经济尽快发展，云霄不久前出台了57条优惠政策，积极为制假人员转轨提供优质服务。眼下，虽然政府还没投一分钱，村里人早已按捺不住，在张朝明的带领下提前施起工来了。
当初坚决不参与制假的云霄县工商联副会长、民营企业家方源水来了劲头，正急着落实开发经营铝塑管项目的资金，已经有一个多月睡不好觉了。“当初的造假把我们挤到了一边，这回环境变好了，要大干一场。”
夕阳西下，漫步云霄，无论在山村还是在乡镇，我们感受到，这里的每一根神经又开始活跃起来。曾深陷制假泥潭的云霄又要活了，但这回要靠自己的正派劳作。
（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打假要追究责任人
靳靬
眼下，各地打假的呼声颇高，但造假的行为却屡禁不止。只因为造假有庇护所，有其滋生的“土壤”———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者没有全局观念，只顾自己所管辖地方的蝇头小利，对造假贩假明里或暗里进行保护。打假行动一次又一次，今天打掉这个，明天端掉那个，只要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者存在，过不了多时，又会滋生出来。
俗话说，打毒蛇要打七寸，打假也一样，既要打击当事人，又要追究地方上的责任人。在某人管辖的地方，有那么多的造假贩假窝点，此人没有责任说得过去吗？所以，有效的办法是：哪个地方出现造假贩假事件，在端掉这个造假贩假窝点的同时，也要追究那个地方长官的责任，重者把“乌纱帽”拿下来，轻者至少也要给他的“乌纱帽”戴上“紧箍咒”。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一方首先是“不以邻为壑”为前提条件的，否则就是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官员在一方任职，胸中应有全局，连这个都不明白，自然不是一个够格的地方官。再说，在你管辖的地方出现这么多假冒伪劣，仅以“不知道”来推脱责任，行吗？“不知道”本身就是官僚主义！回想这些年打假也罢，社会综合治理也罢，包括计划生育在内，把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与这个地方长官的乌纱帽联系起来是非常必要的。不妨试试此法，一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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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热线
长顺灯保长顺
本报记者 傲腾
河北卓达集团协办
近来，天津的主要交通干道更换了一种新颖的智能型交通信号灯。它整屏分段显示时间，司机可在300米以外直接看到，既方便了司机，又保障了道路畅通。因为这种信号灯的发明人是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交管局局长、高级工程师武长顺，天津的司机们就把它称为“长顺灯”，还称赞这种“长顺灯”保障了天津道路交通的长顺。
“长顺灯”安在交通路口的立杆上，灯与杆形成一体，顶端灯长905毫米、宽210毫米，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地整屏分段灯光显示计时，它采用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矩阵式排列整屏显示，有效发光面积是原有交通信号灯的4．2倍，由于该交通信号灯采用冷光源，使用的电能只是原有交通信号灯的30％，它将信号交换与倒计时显示融为一体，在信号灯正常点亮的情况下，分段计时、逐渐递减，使交通参与者能直观地认识自己所处的信号周期，可掌握车辆行进或停止时间，有效地减少车辆机械损耗和提高行车安全，增强路口通行能力。
从一位“马路天使”交通民警到交管局局长的武长顺是一位肯动脑子、好钻研的有心人。他积累31年工作经验，认识到随着城市交通流量的加大，不断加强“软件”管理理所当然，在“硬件”上也有很多可改善之处。他提炼思路，带领科研人员出图纸攻技术难关，终于研制出这种信号灯。在日前结束的2000年香港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武长顺局长等5人的发明荣获金奖。截至目前，天津市已有321处路口安装了整屏分段灯光显示计时交通信号灯。据悉，国内外一些大中城市也正在安装使用该交通信号灯。
题图：智能型交通信号灯 杨毅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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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留得丹心绘晚霞
本报记者 陈一鸣
这里有雅石奇根，这里有激越辞章，这里有流水潺潺。这里是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羊栏镇的启园艺术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眼前这座占地1000平方米的艺术馆是由一位离休老人自费60万元营建的。
启园艺术馆的主人名叫王启正，今年68岁。王启正15岁参加革命，“文革”中受冲击，就在自家庭院中建起了一个小花圃，渐渐迷上了盆景和根艺制作。1993年王启正离休了，这时他已经成为盆景制作的行家里手，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授予他“跨世纪中国杰出盆景艺术家”称号。
王启正离休后开办了一家启园绿化公司。由于启园的种苗质量好、品种全，再加上他懂得绿化设计，公司的经营状况极好。
4年前，王启正看到学校里一些学生不学好，热衷于玩电子游戏，他因此忧心忡忡。一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为什么不把自己热爱的园林盆景事业与青少年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办一个艺术馆呢？他的建议起初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因为建馆不但要自筹资金，还要拆除全家四代人居住的251平方米的房屋，损失13万多元，运转良好的绿化公司也要停业。妻子忧虑地说：“花多少钱且不论，拆掉了房屋，全家人到哪儿去住呀？”
王启正先后开了3次家庭会，他对妻儿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咱家富裕了，全靠的是党的政策，我是一个党员，应当发挥自己的力量，为下一代做点事情。”王启正耐心讲道理，全家人理解了老人的一片苦心，搬进了王启正爱人单位的职工宿舍，并各自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帮助解决资金困难。
1997年1月，启园艺术馆开馆了。艺术馆由艺术园林和一幢综合楼组成，布局12个景点，以“爱我中华”为主题，设有“三亚市革命史陈列室”、“琼州碑林”、“艺术画廊”、“嵌空五指”、“必至堂”、“墨宝斋”等景观和展室。自开馆以来，王启正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服务。王启正每月有1600元的离休金，而维持启园艺术馆的运行每月就要花1200元，但是他坚持不收门票，敞开大门免费让人参观。他还自编了一套解说词，义务向前来参观的中小学生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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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林业局长的“苦恼”
本报记者 孟辉
眼瞅着就到年根了，可全盟的“林业生产建设全优奖”还是落实不了，这可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林业局局长佟德钧最近的一桩心事。
1995年以来，兴安盟林业局每年1月初都要对全盟6个旗县市的林业工作打分，评选出上一年的林业建设先进县，授予“林业生产建设全优奖”。在盟“全优奖”的光荣簿上，突泉县、科右前旗、扎赉特旗都曾榜上有名。往年的“全优奖”到年底时早已明朗，可是今年各个旗县市的造林绿化水平相差无几，各有千秋，一时竟使得盟林业局“先进难评”。
“今年该评乌兰浩特市”，林业局宣传科科长杨玉恕向佟局长建议。乌兰浩特市从今年开始实施3年灭荒大决战，全市只有4个乡，却完成造林任务9万亩，是历史最高水平的3倍，农牧业人口人均造林1．5亩，名列全区各旗县市的第一。“不评它，评谁？”杨科长发问。
但大家清楚，突泉、科右前旗、扎赉特旗的工作也不错。突泉县的林业工作就全国来说也是响当当的，今年又造林15万亩，赢得了全国生态建设先进县的荣誉称号，全区仅两家。科右前旗今年不仅造林任务完成得好，还成功地堵截蒙古国草原入境大火，受到了国家防火指挥部的赞誉。扎赉特旗加大对育林护林的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4年前开始营建的百万亩农田防护林网如今全面形成。不用说，这三个旗县对评今年的“全优奖”充满信心。
也许该评科右中旗了，不少人这么对佟局长讲。因为沙地多、牲畜多、人口少，造林难度大，科右中旗林业水平一直在全盟居后，中旗人早就憋了一口气。今年，科右中旗上下一心，掀起种草植树的高潮，完成造林13万亩，3000亩以上的就有7处之多，而且质量好、精品多，林业工作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有后来居上之势的科右中旗应该是“全优奖”的考虑对象。
干脆让几个旗县市都上“全优奖”得了，林业局有人这样称。可如此搞平衡岂不是让评奖失去了意义！到底该怎么办？轻易不开口叫“难”的佟局长也不禁感到了一丝苦恼。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延续皮影的美丽
初冬时节，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郎家班”皮影戏班子来到江南水乡———乌镇的一家皮影馆里演出，古老木架撑挂着雪白的幕布，在激越的鼓乐声中，皮影老人郎自立双手操纵着几根细细的竹棍，舞弄得小小的皮影蹦蹦跳跳，活灵活现地演绎着古往今来的世态万象。
皮影又称“灯影”，起源于北宋，随着宋室南迁而流传到浙江。20世纪初，浙江海宁一带有两个皮影戏班最有名，一个是周王庙的“阿州班”，另一个便是斜桥的“郎家班”。“郎家班”第四代传人郎自立17岁领班唱戏，他的拿手戏是一手操纵3个皮影竹棍，另一只手打堂鼓、边鼓和手鼓，嘴里还得又唱又念。
已近70岁的郎自立为了让有百年历史的“郎家班”后继有人，给前来拜师学艺的孩子们传授技艺。郎自立和他的“郎家班”艺人有个愿望，那就是“延续海宁皮影的美丽”。
图为郎自立手把手教孩子玩皮影戏，希望有朝一日孩子们能继承这门手艺。
新华社记者 王小川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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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野“度”无人舟自横 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