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世纪断想
告别二十世纪的历史思考
李文海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进入了二十世纪。
●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恶而有所改变。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抽象地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毫无意义的概念之争，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的历史如实地看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探索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就会有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和评价。
●世纪断想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马上到来。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们不妨对二十世纪走过的路作一点历史的思考。
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进入二十世纪
在我们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候，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和命运作着种种分析和预测。国内绝大多数的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世纪，我们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关心和考虑得最多的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会不会随着十九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还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下面这一段当时人的话，就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
从争取生存到致力腾飞，在人们所关心问题的强烈反差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年间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变化的深刻程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
看一看二十世纪开始时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再看一看二十世纪终结时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两相比较，自然可以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也是观察历史应该采取的起码的科学态度。
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当历史刚刚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讨论中国怎样才能立足于新的世纪时，说了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一段话，在那些主张“告别革命”的人看来，当然是一种宣传“革命崇拜症”的典型文字。且不管我们对邹容的这段话抱什么样的看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类似这样的呼喊，并不只是孤立地出于邹容之口，而是代表了二十世纪之初一代社会英才的共同心声，同时还在更大范围内震撼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灵魂。只有革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对国家命运作出的明确回答。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要对二十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黑白分明。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赞成、歌颂也好，反对、指责也好，无论如何，革命确确实实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恶而有所改变。至少，二十世纪的前一半，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主要内容。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那末，革命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
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抽象地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毫无意义的概念之争，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不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还是稍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外反动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得不用暴力推翻这样的反动统治，以清除民族振兴的障碍，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的政权，虽然由经济基础决定，但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重大反作用。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便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定要防止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在非难革命的问题上，如果不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是从学理的角度来讨论，则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的。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没有适宜的客观环境，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甚至会凋敝。这一点，同样由一部中国近代史作出了生动的证明。毛泽东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是在革命之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所以，把革命只看作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对经济发展的中断，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的片面性就在于没有把革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去分析。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不通过革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反动统治势力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如果前一个历史任务不完成，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因缺少必要的前提而成为空中楼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族英才，总是不惜抛家舍业，流血牺牲，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已经对革命的作用作出了最为明确、最有权威的回答。
二十世纪的三次历史性巨变
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也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力量也在旧基地上逐步诞生和成长。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深刻的变化，激烈尖锐的斗争，交织成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画卷。新与旧，正义与邪恶，抗争与屈辱，悲壮与凄凉，追求与失落，如此独特又如此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赋予历史以极其深邃的内容。
二十世纪的历史，既是这一段历史的继续，又是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探索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近代两大历史任务来进行的。大体说来，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通过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直到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二十世纪继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后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
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自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发展变化，都同党的领导息息相关。当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就取得巨大的进步；相反，如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错误和偏差，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受到挫折，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何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的历史如实地看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探索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就会有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和评价。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将近八十年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当然，对于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曾经遭受的挫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不应该健忘，不应该掉以轻心，而应该认真加以总结。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前面说到的问题的本质。否则，就无法说明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人民群众始终衷心拥护党的领导。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人民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英勇奋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很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只要我们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如何理解“抓大要强，放小要活”
沈志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抓大要强，放小要活，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管理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这是对“抓大放小”方针的精辟阐释。那么，应如何深入理解这一精神呢？
抓大要强，突出了一个“强”字。这就是说，“抓大”不能走极端，片面地强调我国的大集团同国外大公司在规模上的差距，一味地追求企业规模扩张是不行的。“抓大”必须着眼于培育实力雄厚、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切实把我国大企业的经济实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强”字集中体现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它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技术创新、资本运筹、战略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市场营销，以及成本、价格、质量和服务等。同国外的大公司相比，我国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上述各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除规模上的差距外，最突出的缺陷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弱，多数企业处于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地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产品、核心技术。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企业集团的发展，也阻碍了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要使我国的企业集团实现大而强，一是要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对我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二是加快企业集团的机制转换，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核心作用，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集团的决策、投融资、激励与约束、扩张与重组等机制。三是强化企业集团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提高企业研发经费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鼓励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并支持独立的科研机构进入企业集团，鼓励企业集团与国外的跨国公司、世界著名的实验室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四是抓好企业集团的战略管理，尤其要对企业集团的主业合理定位，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去考虑企业集团的主业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积极寻求战略联盟伙伴，增强集团主业的国际竞争力。
放小要活，突出了一个“活”字。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中央采取放开搞活的方针，这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对国有中小企业不仅要“放开”，而且要“搞活”。要做到“活”，首先，要从所有权上放开，允许国有产权流动。其次，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方式要灵活多样。继续严格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允许并鼓励采取股份制、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合资经营、整体出售、兼并、破产、拍卖等形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制，具体采取何种形式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搞“一刀切”。第三，国有中小企业的出路要不拘一格。应鼓励国有中小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改制方面的大胆探索，创造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改制形式或经营方式。第四，在改制过程中对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政策引导，积极鼓励发展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新，适于广泛开展专业化协作的小型企业。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迅速发展，为中小企业向专业化生产转型提供了很多的机遇，要帮助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好这些机遇。大型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之间要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通过发展专业化的小企业，形成为大型企业进行配套生产的专业化协作体系。最后，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咨询、培训、信息服务的专业机构，并强化法律保障与监督，切实保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顺利进行。
总之，“抓大要强，放小要活”集中体现了中央对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战略意图，通过这种调整，将初步建立一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队”，形成产业内部适度集中，企业之间充分竞争，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适应国际竞争要求的高效率的企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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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首要的是把握大势
李君如
从二十世纪跨入二十一世纪，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个转折；对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向现代化迈进的新的发展阶段的中国人民而言，则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纪交替，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十分清醒地把握好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什么叫“大势”？简单地说，就是事物全局的发展趋向。人们平时讲的“时代特征”、“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发展规律”、“大趋势”、“总趋势”等等，都是关于事物全局发展趋向的概括或描述。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把握大势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把握大势，我们的艰辛探索和辛勤劳动才不至于半途而废，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对于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华夏儿女来讲，能否抓住机遇、经受住挑战，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地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这一重要决策，同时实行改革开放，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我们抓住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这个世界大转折的历史性机遇，迅速发展了起来。今天，世界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还有正反两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国内形势发展势头很好，但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更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不为这样或那样的噪音所干扰而迷失方向和奋斗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创造新的辉煌。
把握大势，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无视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或为眼前的成就而满足，或为暂时的困难而困惑，或为各种非议而犹豫，左右摇摆，裹足不前，甚至故步自封、作茧自缚，就会丧失机遇，无所作为，给我们的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江泽民同志曾经以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统治阶级陶醉于“康乾盛世”，而无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大转折，最后导致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要求新一代政治家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他说：“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能力，学会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的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事业就能不断开拓前进。
我们讲党的建设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也就是要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使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葆党的先进性。事情就是这样，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把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势；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把握文化发展的大势；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把握中国人民的利益需求及其走向。没有这样一种眼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就难以做到“三个代表”。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无论是搞好改革和发展，还是推进党的建设，首先都要正确地并且毫不动摇地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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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去：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
杜世成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并在信贷、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建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尽快“走出去”，大力发展跨国经营的必要性、重要性，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重点。
“走出去”是打破区域贸易壁垒的有效形式。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这些经济贸易共同体，区内国家互相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对外则统一贸易政策，加强贸易保护。我们如果忽视对外投资和发展跨国经营，不“走出去”，而仍以传统的贸易方式出口商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要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这样既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开拓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又能使我们更有条件引进高新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有利于发展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可以说，“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但从实践来看，在“走出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观念落后于形势。一些政府和企业领导人还存在重吸引外资、轻境外投资的观念。二是规模落后于要求。海外投资的总体规模和个体规模还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外投资的规模要求。三是管理落后于发展。海外投资虽已有一定的规模，但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四是投资落后于贸易。已建立的海外企业多为贸易型公司，缺少工贸结合的优势。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一是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从经济实力看，我们可输出的资本是有限的；从技术水平看，我们只是在部分行业、部分产品上具有相对的优势；从管理水平看，企业机制尚不健全，多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仍局限于对外贸易甚至间接出口，既缺乏跨国经营的管理经验，又缺乏跨国经营的人才。这就决定了我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具备“走出去”能力的也只是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有实力的优秀大型企业。二是坚持生产性投资为主的原则。我们输出技术、品牌、管理和零部件到国外去办厂，可以先通过贸易方式直接进入目的地市场，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这样既可以打开销售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和品牌形象，又可以直接对目的地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当地投资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跨国经营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同在本国经营相比，其经营环境更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要坚持科学的原则，周密分析国际市场环境，既研究项目的总体经济效益，又研究国内与国外市场的对比效益，以及被投资国的政治、法律环境等。只有条件适宜，才可进行投资经营。
为了使“走出去”达到预期目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既积极，又稳妥，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实行正确的战略选择。一是企业选择。我们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获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为此，要重点推动国内竞争力强、管理科学、资信良好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贸公司、工贸企业和技贸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二是行业选择。为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海外投资的行业重点首先是我国具有产业和技术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和某些机电行业等；其次是投资开发国内短缺的资源性行业，如木材、纸浆、矿产开发等。三是区域选择。跨国经营时，应重点选择政局稳定、市场运行规范、与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四是技术选择。要利用我国传统工艺、特色技术，创办有特色的海外企业；利用我国已消化和改良的引进技术，开展对外投资；对于我国自行发明的技术，要加速其社会化过程，并对其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利用这种独创技术可以更有力地促进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实践“三个代表”要求》
《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编辑的《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实践“三个代表”要求》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工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体会和模范事迹。该书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完成跨世纪发展任务和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重要指导思想。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是全党同志的一项长期任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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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理论大厦——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包心鉴、张全新主编的《理论大厦———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已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作者遵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形成规律，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顺序，从理论主题、理论基石、支柱理论、分支理论、基本范畴、理论展开、思想方法等方面，力图对邓小平理论体系作出完整的说明。作者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邓小平理论充满无限生命力的基点；邓小平理论不仅属于二十世纪，而且属于二十一世纪，它对二十一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拓展，必将发挥指导作用。（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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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两个主义一百年》
肖枫撰著的《两个主义一百年》一书，已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作者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围绕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两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回答了思想理论界一系列难点、热点问题。作者指出：二十世纪最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经过激烈的生死搏斗，终于站住了脚跟。尽管这一斗争远未完结，但可以肯定，社会主义最终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在新世纪里，社会主义将进入同资本主义竞争并存、斗争合作的新阶段。（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