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百年
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
□俞可平
早期的发展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清末的一些维新人士，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开展独立的研究。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就是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的。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四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六十六种。1899年，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
民国初年是我国政治学的活跃时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学在大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民国后陆续兴办的综合性大学大多设有政治学系科，据统计，到1948年，在当时全国的一百余所大学中已有四十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其次，开始出现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政治学家，如浦薛凤、钱端升、萧公权、邓初民等。第三，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政治学专门著作，如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钱端升的《中国政府》、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第四，政治学专门人才开始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和重视，一些政治学者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政府的决策参谋，直接将政治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第五，全国性专业政治学术团体成立。1932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
挫折与振兴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由于时局的影响，政治学的发展在我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不正常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政治学被当作“伪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已经不存在。在政治学消失的这个时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剧，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政治学在我国的振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政治学在我国重新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湖北省率先成立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地方政治学会。1979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政治学研究所。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再度在中国得到社会的认可。1985年，中国政治学会首次作为国际政治学会的正式会员参加第十三届世界大会，这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学开始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政治学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各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立了独立的政治学或行政管理学的系科；在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从研究成果看，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学者完成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从实际应用看，许多政治学研究成果被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采纳，众多的政治学专门人才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部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我国政治学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它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政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政治学家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发展规律，设计出了许多民主而有效的政治制度，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科学知识，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存在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
政治学在我国是一门历史较短的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邓小平提及的“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相比，政治学的发展速度似乎更慢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的距离似乎更远些。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集中表现为学科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和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不大：一方面，学科的知识结构比较陈旧，空白领域很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还很少，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没有得到系统的理论概括，以至于政治学在许多人眼中是可有可无甚至毫无必要的学问。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将人类政治发展的公理性知识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因而不能很好地为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
政治学要无愧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政治学者要无愧于自己的历史责任，就应当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使我国政治学在新的世纪绽放光彩。
首先，处理好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使政治学研究既能为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又能为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作出贡献。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最为密切，它首先应当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例如社会稳定、利益矛盾和再分配、人权和公民权保护、权力制约和监督、民主机制、法治和法制、行政效率、廉政建设、价值体系等等。政治学如果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上，它就没有生命力。但是，要真正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发表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政治学者就必须具有系统而扎实的专门知识，必须有学术高度和深度；而这种知识必须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取代的，也是政府决策所不可或缺的。
其次，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性公理，离开这些公理，就无所谓政治科学。所以，我国的政治学不应当脱离国际政治学，而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政治学的概念、分析框架、知识基础、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公理体系应当与国际政治学接轨。中国的政治智慧是全人类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应当使中国政治学成为国际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应当开展比较政治研究，吸收全人类的政治智慧为我所用，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后，处理好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使政治学既具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又共享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正像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一样，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社会科学。政治学者必须善于从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等学科中吸收概念和方法。但是，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知识、学科规范、概念范畴、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和公理体系，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取代的。其他并列学科如法学、社会学不能取代它，它的子学科如国际政治、行政管理、政治哲学等也不能取代它。
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解读时代精神 促进哲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述要
□贾红莲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二十一世纪”这一主题，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社会主义及其未来命运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多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思想的深刻性、逻辑的严密性、体系的开放性和充满革命精神的风格，具有其他学说所不能比拟的广阔包容性和强大生命力。它把合理解释世界和自觉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不仅使哲学具有科学的形态，也使哲学具有了革命的品格。正是由于这一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学说，而且具有了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与会者认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时代的呼唤，实践的需要，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新发展，都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哲学工作者，首先要认识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崇高的历史使命，摒弃一切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摒弃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其次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要在实践、时代和科学中寻找源泉和动力。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从总体上把握世纪之交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与马克思的预见有何联系，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根据、实质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着眼于人类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保护，正确处理世界文化普遍化与单一化的关系；研究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如何冲击那些陈旧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并如何催生着新的更加开放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面对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何重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的本质的学说；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未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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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畅谈思想体会 明确研究任务
——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研讨会述要
□王彦京
近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联合举行“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畅谈了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会。
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理论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与愿望，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工作者的崇高历史责任。
与会者重点学习、研讨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大家认为，“三个代表”的思想着眼于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着眼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时代意义，是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许多专家学者在发言中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是唯物史观在党建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它科学地揭示了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是党在世纪之交的重大理论创新。
与会者认为，理论工作者要进一步认清当前理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紧紧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广泛宣传。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现实生活中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作出科学的回答，努力增强理论宣传、理论研究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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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国家形象论》
□俞邃
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征，是主权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由管文虎任主编，邓淑华、罗大明任副主编的《国家形象论》一书，已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五篇，即理论篇———国家形象概说；沧桑篇———东方大国形象的沉沦；塑造篇———新中国崭新形象的塑造；巨变篇———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国形象；展望篇———高举伟大旗帜，塑造辉煌形象。
该书深刻地总结了旧中国形象衰落的历史教训，生动地谱写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今中国的光辉形象，努力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形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形象；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并热情地颂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塑造新中国形象的伟大贡献。
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
《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
□丁冰
司正家等撰著的《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一书，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为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而出版的学术专著，分为“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两部分，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学说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其“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理论，阐明了当前我国已“先富”起来的沿海地区带动西部发展，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其次，该书把整体与局部有机地结合起来，阐明了区域经济的内涵，并以县市为单元具体深入地分析了新疆各区域间的差距，研究了区域发展与产业结构、资源优势转换、制度创新等问题。
最后，该书强调正确处理民族、宗教关系和保持社会稳定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表明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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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何学起
张翼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什么著作入手？》一文中指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多半是参照前苏联理论界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哲学教程编写的，这种教程在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它所固有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几大块，分别叙述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若干特点或规律，缺乏对其内在联系和有机整体的把握；在表述哲学内容时，从某些既定的原理、概念出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原貌和历史进程却被淡漠了；所依据的哲学原著，多是论战性著作。这些缺陷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国的哲学教材，使人们感到哲学教材的结构模式化，语言、概念的表达带有八股味。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入手。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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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鲁志强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和地位是不相同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居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首先，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实力决定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迅速增长，专家预测，中国在今后二十年仍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其次，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依托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劳动密集和中间技术制造业，中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
（摘自《管理世界》第六期）
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
通过投资营运，增加保险基金积累，增强保险偿付能力，既是商业性保险发展的途径，也是补充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意义
□邓大松 黄晓冬
无论商业性人身保险，还是社会保险，都只有具备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较好地履行保险保障义务。从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来看，增强保险偿付能力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扩大承保面，增加保险收入；二是通过各种投资方式，有效运用保险基金，使保险基金增值。实践证明，后一条途径已成为增加保险人收入、提高保险偿付能力的关键。因此，我国不久前作出了准许商业性保险基金进行股市投资的决定。这对于社会保险特别是补充养老保险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补充养老保险中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也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基本对等的经济利益关系，保险人同样要履行约定条件下的补偿或给付义务。因此，设法增加保险基金积累，提高保险偿付能力，既是商业性保险发展的途径，也是补充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效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具有微观和宏观双重意义。从微观看，合理运作补充养老基金并获取投资回报，首先，有助于减轻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负担，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其次，如果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率，就能够为加快实质性社会保险基金积累提供前提条件；再次，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给付标准。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包括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宏观意义更为明显：第一，能支援经济建设。第二，养老保险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据统计，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占资本市场资金的1／3以上。第三，有利于盘活企业资产存量，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第四，有利于增大资本市场中长期资本投资的比例，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理性水平，从而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最后，较高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必然增大补充养老保险给付金在全部养老金中所占的份额，相对缩小基本养老金所占的比重，从而有助于逐步加大个人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推进养老保险向保险责任个人化和保险管理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为了更好地运作养老保险基金，使之不断增值，应当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推行投资对象和投资工具的多元化。所谓投资对象多元化，是指投资对象选择的多样性，既可选择第三产业，也可选择第一、二产业；既可选择国有企业，也可选择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既可选择民族企业和国内企业，也可选择外资企业和海外企业。一句话，哪一种投资对象收益高，就选择哪一种。至于投资工具多元化，是针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新的投资工具层出不穷的发展态势提出来的。我国金融市场及市场配套机制发展较晚，但发展势头好、速度快，随着完备的金融投资工具体系的逐步建立，只要我们在合理运用传统投资工具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各种新的投资工具，就会有效规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风险，基金增值就能得到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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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视这些问题，是为了探讨解决办法，把利用外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利用外资的几个问题
□荆林波
重数量轻质量，这是我国利用外资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重数量轻质量，直接导致了利用外资中重资金缺口轻技术缺口、重引资轻吸收。这一问题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近年来外商投资在产业结构方面出现的一些现象，如重工业、轻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重规模小、见效快、风险小的一般加工工业，轻精加工工业；重劳动密集型产业，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不但与我国产业政策的要求不相吻合，而且还加剧了我国基础产业供需失衡的状况。在地区分布上，外资投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通过引进外资改善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布局的目标尚未充分实现。
重直接引资轻跨国并购，这是我国利用外资上的另一个问题。目前，跨国并购正在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并购与新建直接投资企业各有利弊。一般来说，跨国并购在降低投资成本、获得廉价资产、筹资、利用原有市场销售网络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且正如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为了求得生存和繁荣，企业不仅需要输入新的资本，而且需要输入新的管理资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企业不可能通过被国内企业收购来实现升级，原因是这些国内企业本身也同样缺乏资本、技术或管理资源。这时，外国企业也许是唯一的选择。并购的优点还在于可以整合有限的资源，盘活存量资产，较快地实现规模扩张，从而跃过通过自身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漫长过程。
重优惠政策轻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生产经营、进出口自主权、外汇收支等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形成了“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对于我国吸引外商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许多内资企业看好这种优惠待遇，纷纷与外商举办合资、合营企业，出现了许多“假洋鬼子”。有的外商根本就不出资或所投资金迟迟不到位，或企业设立后不久就将资金抽回，而中方企业借合资之名，享受种种优惠政策，逃避国家税收，外商坐收利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背离了利用外资的初衷。“超国民待遇”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地方和部门之间优惠政策的竞争。各地区、各部门为了获得外资，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你优惠我更优惠，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税收减免、贷款优惠、土地批租、降低环保要求等现象，导致税源的大量流失和国有资源的破坏，使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受到了损害。
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
今年是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诞生120周年。图为陈垣教授生前在励耘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