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商人出走，摊位空置，销售低迷……曾经商潮涌动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已经风光不再
汉正街在阵痛
本报记者 罗盘
再过几天就要走进新世纪了，随着武汉“汉正街市场跨世纪论坛”开幕，来自各地的60多名经济学家、市场专家前来为汉正街市场把脉巡诊，研讨这个市场如何展开第二次创业。最近7年来，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眼看着空闲摊位越来越多，汉正街正在经历一场危机。
满眼是退潮的感觉
20年前的汉正街，长不足400米长。如今的汉正街已发展成为2．56平方公里的商贸区，10多座商城拔地而起，几十条街巷经营区纵横交错，东、西、北三大市场紧密环绕，整个汉正街市场经营面积达70万平方米，商品达6万余种。
过去20年，汉正街平均每年上交税收8400万元，每年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万多个。汉正街是聚宝盆、摇钱树！而现在，竟满眼是退潮的感觉。
曾经商贾如云，如今行人稀疏。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来自湖北仙桃市姓邓的摊主说：“生意不好做，一些人干脆退掉摊位干别的去了。”他还告诉记者，由于生意差，摊位费也降了，过去是3年一次性缴1万多元，现在每年缴，而且提前缴优惠一半，现在四楼一个摊位一年只缴1000多元。以经营内衣为主的李老板说，以前一个门面一年租金10万元，还有人抢，现在降到了3万也无人问津。租出的门面，半年换了3个雇主，都嫌生意不好做，关门走人。经营头饰的孟先生来自浙江，已在汉正街做了8个年头，他告诉记者，前几年生意还不错，这两年，买货的人越来越少，他打算关门歇业了。
如今的汉正街，许多地段近四成的摊位空闲着晒太阳。一位工商干部说：以前一个摊位的管理费每月最高300元，现在降到203元，最低102元，还难以收上来。汉正街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员介绍：过去汉正街生意好时，租摊位得找“关系”，而现在到处是空闲的摊位。记者来到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在二楼、三楼和四楼，空闲的摊位一片接一片。
为何优势不再
汉正街为什么会面临如此的困境？人们说，真正的原因就在汉正街自身。
盲目扩张，使汉正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92年，汉正街摊位有5000余个，生意火爆，税收滚滚。于是，决策者决定扩大市场规模。7年后，汉正街的摊位增至3万个。最近7年，汉正街大兴土木、大上规模。以专营家电城为例，以前汉正街只有工贸、厦海、万合3家。从1997年开始，短短3年时间，在沿江1公里的地段上，先后崛起了电力、多福、硚宝3座家电商城。重复建设扩张了汉正街市场的地盘，却没有使这个市场的品质得到提升。
更让人忧虑的是，汉正街的硬、软环境都不尽如人意。摊主们细细一数，各种收费项目30余项。在汉正街，一些单位完全凭自己的意图，想怎么建房就怎么建，导致市场配套设施缺乏、道路狭窄，“脏、乱、挤”严重。东汉正街宽不足10米，来往的客商、机动三轮车和挑夫将小道挤得满满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汉正街市场始终在原地踏步，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却没有创新。红红火火多年的汉正街，居然数不出一个名牌产品，更谈不上拳头产品。目前汉正街有2000多家小型服装加工厂，规模小、生产周期快，每天都能变换样式，很少会有积压，但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叫得响的产品。没有品牌的市场是没有出路的。
周围众多批发市场的崛起也在冲击汉正街。这几年，汉正街周边10平方公里范围内，出现了武商、武广、王府井、中心百货等十几家大型商场及灯具、家电小型专业市场。这些市场购物环境舒适、价格低廉。再说得远些，近10年来，武汉周边省份的批发市场纷纷建立，它们一方面直接到沿海进货，一方面向农村辐射，这两个功能压缩了汉正街的市场空间。
克服阵痛继续前行
汉正街市场的困境就是全国小商品市场的困境。汉正街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胡洪春直言：“只有实现第二次创业，汉正街才有出路。”2000年9月，汉正街管委会新班子上任后，用整整一个月时间展开市场调查。武汉市政府也将汉正街市场的发展列入武汉市的“十五”发展规划纲要。
汉正街所在的武汉市硚口区区长涂和平说，关键是要创新，在全国同类市场中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得市场。去年以来，汉正街开始在重塑品牌、重塑机制、重塑布局、重塑环境上痛下功夫。同时，为了扶植汉正街，武汉市政府加大对名优产品进入汉正街的招商引资力度。2000年，武汉市政府在汉正街建成了品牌步行街，几十种知名品牌进驻精品街。为防止乱收费，从1999年3月开始，汉正街公开税费征管，对摊户核定税费额度后，逐月发放缴纳通知书……
汉正街人说，过去他们是靠经验来经商，现在，他们的眼界扩大了。新千年到来之前，60多位专家学者出现在汉正街，他们的身上，寄托着汉正街人的希望。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聚焦
成都追剿“垃圾棉被”
本报记者 刘裕国
12月初，成都市有数万条用医用绷带、医用弃棉做成的“幼儿被”、“学生被”，被分批卖入成都市区和省外的幼儿园、学校和老少边穷地区，这些棉被中有一些还沾染着血迹。人们还发现，在成都市西郊，有一群人非法生产“垃圾棉被”，月产量在20万—30万条之间。
质监部门紧急出动
12月6日，成都市质监局青羊分局例行年检，偶见市场上有“三无”棉被销售，他们顺藤摸瓜，发现在苏坡乡中坝村3组有非法棉被及棉絮加工的庞大窝点。这个质监局立即作出直捣“黑窝”的周密部署，将全局30余名工作人员全部组织起来，整装待发。
12月12日，晨雾蒙蒙，身着制服的青羊质监分局和成都市质监所执法人员突然出现在中坝村。他们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直扑正在开机织絮的窝点。执法人员一举查出了14家棉絮加工点，这些加工点大多数都没有办理任何生产经营手续，生产现场垃圾满地，恶臭扑鼻，肮脏不堪。打工人员全身沾满又臭又脏的棉屑，生产车间缺少最基本的劳动和卫生保障条件。
记者看到，在这个号称拥有棉被、棉絮加工“一条街”的中坝村里，房屋、树木和东倒西歪的电线杆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黑色的“霜花”，那是附近几十家棉絮加工点不分昼夜地加工“垃圾棉被”留下的各种纤维。
加工现场触目惊心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进了几家加工厂，每家工厂里都堆积着如山的棉被加工原料。这些生产原料是带有污渍和尘埃的工业废纱、旧布条、旧衣裤、旧袜子、旧鞋垫，还有医用弃棉、绷带，以及化纤编织品的边角余料。这些肮脏的原料，在所有加工点都没有进行过清洗消毒，只进行粗加工，就直接卖给棉被厂、床垫厂、沙发制作厂制成棉被、床垫、沙发，然后销售给幼儿园、学校、医院及一些招待所，还有进城打工人员，最远的销到了河南、河北、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
在来自浙江的个体户陈银生的加工棉被窝点，记者看到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背后是4间破旧不堪的加工房。4大捆放在加工设备旁的原料很刺眼，上面褐色的血渍清晰可见，老远就发出刺鼻的气味。
小工们承认，这些是医院的废弃物。据说按每吨500元的价格收购，有人不断送来。没有清洗，没有消毒，经过小工们刀砍斧劈之后，就送上弹花机加工成原料，分别塞进印有卡通图案和草绿色的被套中，制成了“儿童被”、“军用被”。从外表看，很难识别这类棉被里包藏的“祸心”。
记者撕开一床“儿童被”，只见里面装的全是灰黑色的、牛粪渣状的垃圾纤维综合物，臭气冲鼻。执法人员从老板陈银生的送货单据中发现，仅今年11月份，他就先后向成都市红星路、红牌楼、茶店子、牛市口、东大街、武侯大街、金沙车站、火车北站等处销出这种供幼儿和学生等使用的棉被5000余床，其余的销售凭证已被销毁。陈交待，他从去年底开始生产销售“垃圾棉被”，生意一直火红，每天至少要送出40条。
制被机器还在转动
目前，质监人员在中坝村现场依法查封劣质棉被1000余条、棉胎2000条，以及用于加工的可疑原料20吨。与此同时，他们还对13家销售劣质棉被的零售摊点进行了查处，查封棉被480条、棉胎500条。制假、售假严重的陈银生已被公安机关留置调查。
奇怪的是，12月17日记者再次来到中坝村“垃圾棉被”加工点，接连进了6家加工厂，只见加工机器仍然在转动，小工们仍旧忙个不停，一车车废旧原料仍在运往窝点。厂房内的货物前几天被执法人员贴上封条，但有的已被撕成几段。
记者问一个操外省口音的王姓女业主：“上面是不是已经通知你们停止生产？”女业主回答：“通知了。”记者又问：“那为什么你们还不停下来？”回答是：“有人还等着要货哩。”
记者愕然。群众如此憎恨的“垃圾棉被”，为何加工机器至今还停不下来？加工窝点在中坝村盘踞了一年多，由当初的几家发展到现在的30多家，月产劣质棉被达几十万条，为何至今才被发现？据悉，在四川省的金堂县、新都县一带也有类似的棉被加工窝点。
“垃圾棉被”就是这样生产的。 刘裕国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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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园村电网改造为何多收费
本报记者 陈伟光
今年以来，浙江省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全面铺开。对于这项旨在实现城乡同网同价的公益事业，农民非常拥护。但湖州市菱湖区埭溪镇西园村在农网改造中向每家农户收取400元，高出浙江省统一规定的收费上限250元。
西园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250户农户，865人，去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是湖州市50个贫困村之一。今年3月，埭溪镇将西园村列为全镇第二个搞农网改造的行政村。4月末，西园村委会开会决定，每户收取农网改造费400元。此后没有召开村民大会，也没有向村民解释收取400元的依据何在。6月初，村支书李德宝等村干部开始挨家挨户收费，并表示要么缴钱一次付清，要么断电。为了照明，绝大多数村民想法子把钱缴了。也有个别农户缴不起钱，至今没有安装电表。
7月底，西园村农网改造竣工。共装了223只照明表，每只收400元，计收89200元；装动力表14只，每只收1000元（其中一家私营企业收3000元），计收16000元。两项合计收取105200元。
事情到10月又起波澜。10月24日，《浙江科技报》针对农民反映电网改造收费不统一的情况，以标题形式公开回答：“农网改造费每户150元，收费超出，农民有权拒缴。”报纸的依据是浙江省物价局于1999年11月下发的浙价工[1999]436号文件。其中第七条明文规定：“不得要求农民出资购买电能表。电能表以下入户器材改造所需的费用，需由农民负担的部分，可适当收取，最高收费标准不得超过每户150元。”
原来如此！有了政策依据，农民要讨个说法。
10月30日，西园村4位村民代表找到埭溪镇主管农网改造的副镇长钱晓珍，请她解释凭什么要收400元，并要求退还多收的250元。钱说，收400元是村里预算后定的，费用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不可能退了。即使没用完，工程还没验收，不好结账。
此后一个多月，西园村133位户主继续联名上访，至今也没能讨得说法，更没有拿到一分钱退款。
12月上旬，记者采访了埭溪镇负责处理此事的镇人大主席、党群副书记杨初达，副镇长钱晓珍。他们表示，西园村为农网改造所开支的费用是合理的，应由农民承担。并透露，将对全镇农网改造收费定一个基本标准：农电标准化村每户收150元，农电合格村每户收200元，非合格村每户收400元。但这显然与浙江省物价局[1999]436号文件制定的标准大相径庭。由此看来，西园村村民要想从镇里讨个满意的说法，恐怕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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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热线
垃圾分类走进北京社区
本报记者 吴坤胜
“垃圾混置是垃圾，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好，回收再利用”。隆冬时节，记者走进北京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劲松街道五区，只见整洁的小区内，居民楼外墙上、树干间，挂着一条条颜色各异的写有上述内容的环保宣传条幅，居民楼前楼后，放着一组色彩鲜艳的垃圾分类桶。
记者在五区517楼下随意掀开一组垃圾分类桶的桶盖，看到每个垃圾桶的垃圾都按桶外的分类标志存放。分类垃圾桶的供应商、中环冶金总公司的王娜丽女士指着一组由红蓝黄绿黑五色组成的垃圾分类桶对记者说，三个分别标有“塑料”、“玻璃”、“废纸”字样的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可以回收再生，由小区清洁员回收。两个标有“生活垃圾”字样的桶，则直接由环卫工人负责送垃圾场处理。
今年11月4日，北京劲松街道五区的居民不经意间发现，自家楼前多了一组垃圾分类塑料桶，对于已经习惯在楼内倒混置垃圾的居民来说，真要按垃圾分类投置还有些困难，难就难在缺乏这样的好习惯。由此引起的麻烦可想而知。如果家里都是老人，让他们把垃圾分好又送下楼，就更不习惯了。劲松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文军告诉记者：“刚开始，垃圾分类桶里的垃圾不多，有的垃圾也没有按桶上的标志分类倒放，更多的人还是习惯直接往楼里的垃圾道倒垃圾。”
为使垃圾分类得到居民的广泛支持，社区的热心人积极宣传，这些年居民楼内蟑螂、老鼠危害日益严重，就与楼内垃圾道有关，而垃圾分类既可消除楼内倒垃圾产生的蟑螂、老鼠危害，又能使可回收垃圾变成再生资源。再加上垃圾分类与北京申奥、办绿色奥运也是有关系的事，居民们都认这个理。街道还采取了上门取垃圾的方法，解决老人或行动不便的居民上下楼分类倒垃圾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开展的“小手拉大手”活动。社区通过幼儿园老师，教育儿童回家后督促自己的家长搞垃圾分类。许多孩子非常积极地成了垃圾分类的“监督员”。王文军说，如今小区有一景观，每当早上大人送孩子上幼儿园时，总看到大人将分好类的垃圾带下楼，放在楼前的垃圾分类桶里。
“现在居民是否已经习惯了垃圾分类？”记者想知道目前的情况。
“街道投资20多万元，购置了500个垃圾分类桶，第一批在五区14栋楼房前放了100个。不能说居民现在已经习惯了垃圾分类，但从可回收垃圾数量逐日上升这一点可以看出，接受新的文明生活方式的居民增多了。”王文军告诉记者，实行垃圾分类半个月，可回收的垃圾少得可怜，但一个月后，五区两名清洁员从垃圾分类桶取到的垃圾换取了1000多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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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离开原子弹以后的岁月
本报记者 钱江
卓金叶——北京宣武区永光居委会主任，是一个对数据记忆特别清楚的人，轻松地将居委会家长里短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60多岁的卓金叶和丈夫陈为华前赴后继地工作在永光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延续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过去，他们为研制原子弹奉献青春年华；此后，将生命的余辉倾洒在普普通通的社区工作中。
卓金叶和陈为华是高中同学，1956年一起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后来卓金叶转入无线电系。大学毕业后他们结为夫妻。这时，为祖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事业向他们招手了。这对夫妇放弃在首都工作的优越条件，志愿奔赴青海高原，在那里整整工作21年。他们共同参加研究的课题曾荣获全国科技奖。
陈为华主要是负责原子弹、氢弹核心部位材料的研制和分析。20多年，陈为华、卓金叶夫妇把青春和健康留在青海金银滩上了。1985年，由于身体健康严重受损，这对夫妇提前退休回到北京。这时，他们甚至没有了安放自己一张床铺的地方，后来总算找到一间简陋的房子。
一旦安身下来，陈为华、卓金叶马上想到了工作，而且干起了最普通的工作。陈为华担任了永光居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卓金叶当了妇女主任。用卓金叶的话说，我们原子弹不造了，继续干为人民服务的事吧。
这对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培养的夫妇，是街道办事处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人才。原子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渐渐褪去，孤寡老人、残疾人的命运，兴办社区便民设施的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没有想到，1986年底的一天，身患严重糖尿病的陈为华突然眼睛一黑，从此失明了。
经历了严峻的变故，陈为华仍然坚强地挺立着。他常常在妻子卓金叶的搀扶下来到居委会，采用口授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在这个社区里，要组织什么公众活动，邻里之间有什么难事，只要陈为华、卓金叶夫妇赶来处理，全都迎刃而解。
卓金叶和陈为华热爱母校清华，多次回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活动，见到了许多取得很高成就的同学，然而这对没有高级职称的夫妇非常坦然地说，“两弹一星”事业那么辉煌，那里面也有着我们的青春和生命。回首往事，我们无怨无悔。
1997年8月，陈为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妻子卓金叶接替了丈夫的工作，继任居委会主任。她没有优厚的工资，没有宽敞的住房，她最珍视的，就是和丈夫那样，毕生为社区的老老少少服务。记者请她说说为社区做了哪些事，卓金叶说：“都是小事，提不起来。”其实，她已获得“北京市杰出妇女”称号的提名。
来到永光居委会，这里的社区工作者没有不夸奖卓金叶的。卓金叶失去了陈为华，街道的领导和同事都忙着为她的事情张罗。如今，卓金叶又组织了一个温暖的家，她将此视为社区生活给自己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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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山里龙滩静悄悄
本报记者 罗昌爱
广西天峨县的红水河龙滩大型水电站工程，静悄悄地卧在深山。
这座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的特大型水电站建设工程，设计总装机容量达540万千瓦、年发电量188.5亿千瓦，仅次于长江三峡水电站。
从南宁到龙滩，路程约600多公里，记者大清早从南宁出发，到天峨约100多公里，尽是高山峻岭、悬崖峭壁，未通公路前，“以马代步”是天峨人不得已的选择。为建电站而开出的这条二级公路，使原来要走半天才能到达的路程缩短到1小时。
龙滩水电站坝址附近，早些年地质勘探时挖出来的泥土和碎石差不多被草木掩盖，红水河静静流过，似乎还不知道它将在这里被拦腰截断。坝址四周，群山延绵、草木青青，有一番“举目不见人，空谷闻鸟音”的宁静。
专门为电站修筑的红水河大桥附近，算是目前整个电站的主要工地了，也没有那种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每天只有几台推土机和挖土机作业。沿着山脚路边搭起的一排排工棚正在静静地等候着大批施工队伍的到来。
天峨县城离电站所在地不到5公里远。一居民告诉记者，将要建设电站的消息“火”了这里的房地产，宅基地每亩标价高达七八十万元，比大城市里还要贵！许多开发商捷足先登，两年来盖起了不少宾馆、饭店。但因水电工程未开工，这些房子和饭店大都依然门窗紧闭。
有消息说，龙滩水电站工程这些年来一直按照“小步走，不断线”的方针，到目前止，累计已经完成投资8亿多元，先后建成了龙滩至南丹二级对外公路、龙滩大桥、南丹至龙滩施工高压线架设以及左右岸3条排水沟的建设。今年原计划投资5亿多元的几个项目，由于种种原因，1—8月份没有一项开工，直到最近两月才有左岸场内公路动工建设。
龙滩现在还是静悄悄的。但是只要一声开工令下，这里将成为中国又一块沸腾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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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瞧，我身上除了文凭全是真的！ 姚金才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寒风中，工人奋战在敦煌机场改扩建工程工地上。 本报记者 裴智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