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文社科)
专栏：
穿越时空的文化纽带
——韩中日文化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杨明方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旨在探讨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文化的地域性和世界性的“韩中日文化研讨会”，于11月23日至24日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
意味隽永的“文化协奏曲”
本次研讨会由韩国新千年筹备委员会策划发起，韩中日三国权威的新闻机构———韩国日报社、人民日报社、日本读卖新闻社共同主办，韩国教育电视公司（EBS）具体承办。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韩、中、日三国的3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世纪之交三国共同面临的文化课题，分别从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生活文化、文化产业和信息文化等方面发表演讲和讨论。大家认为，东北亚三国在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生活文化等方面都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诸多特质。韩、中、日三国在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在文化方面具有诸多相近性的优势，进一步密切文化交流，共同开发东北亚独特的地区文化。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韩中日文化研讨会”在汉城举行的同时，从东南亚的新加坡传来令专家学者们感到鼓舞的消息：出席第四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森喜朗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于11月24日举行早餐会，三国领导人就加强中日韩之间和三国与东盟的合作达成许多共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刊登在韩国当地媒体的显著位置，也为韩中日三国之间的这次文化盛会增添了热烈气氛。一位韩方学者不无幽默地说：“我们韩中日三国文化研讨会的召开恰逢其时，称得上是三国领导人高峰会的文化协奏曲。”
“我们同处在汉字文化圈”
研讨会特意安排在汉城历史最悠久的朝鲜饭店举行。韩国教育电视公司（EBS）社长朴兴寿说，此举是为了提示与会者，让历史见证未来。他说，纵观历史，韩中日三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汉文字体系和儒佛道思想是三国共同拥有的文化资产。
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金汉吉在开幕式上说，21世纪将是一个重视文化价值的时代，附加价值的来源将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文化为主。面对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经济区域化这一世界潮流，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中、日三国更应紧密携手，从文化的角度加强沟通与合作，寻求共同发展的方案。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吴恒权在致辞中指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韩日三国通过相互交流，在文化上形成了不少共同性或相似性；在这次研讨会上，中方学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与韩日两国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坦诚交流，目的就是为了加深相互理解，增进友谊，扩大共识。
韩国日报社长张明秀女士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探讨东北亚三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协调问题，并通过对亚洲文化价值的再认识，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日本读卖新闻会长水上健也表示，通过这次研讨会，在三国文化同质性或差异性的意见上缩小分歧，将会给东北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带来光明前景。
文化的多元化与文化交融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韩、中、日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北亚文化的地域性和世界性”这一主题，采取基调发言、主题发言和专题讨论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分别从东北亚三国的地缘政治学视角、外来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的协调、网上分享中日韩文化信息的可能性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研讨。出席研讨会的中方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本报有关方面的专家10余人。中方与会代表团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学者。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季羡林为研讨会发来了题为《我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的特别书面演讲。
韩国学者指出，中日韩三国同处在汉字文化圈，三国在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在文化方面具有诸多相近性的优势，进一步密切文化交流，开发东北亚独特的地区文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认为，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世界背景下，要注意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危险。前者无视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后者则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
与会专家学者不同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文明冲突”的说法，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冷战思维，只不过是把意识形态的对抗换成了更加泛化、更加危险的“文明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何西来主张，用我们东亚人的“文化贵和论”，取代思想深处仍有西方中心主义在作怪的“文明冲突论”。
营造网络时代的人文环境
当今世界正随着信息化的扩展而形成了全球网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地球村”不再是虚幻的设想。通过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方面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负责人蒋亚平在演讲中谈道，尽管英语是互联网世界的共用语，但在汉字文化圈也拥有汉字、韩文、日文等可以融合网络信息的文字体系。当前，中日韩三国应在互联网的语言应用技术开发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互联网上的本民族语言文化阵地。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韩国学者认为，东北亚地区以往注重经济合作，而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重视不够。只有真正建立起基于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之上的合作关系，东北亚地区方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增强自身的力量。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志远认为，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背景虽有不同，但三国“儒佛道三教”的精神文化力量却有同一性。在新的世纪，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会推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又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第4版(人文社科)
专栏：
掸却《百衲本二十四史》历史风尘，中国古籍出版推出世纪工程
还中华最佳全本正史原貌
金兰仁
瓷青纸书面古朴雅静，藏青色绫面华美端肃，820册史学巨著齐整整镶嵌在坚实的红木书柜中，像一道绚丽的文化幔帐。
这道幔帐曾隐藏了一个风雨飘摇时代“重修正史”的文化梦想，牵连着一代学术大师张元济“为民族文化续命”的历史贡献。
而今，这套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百衲本二十四史》掸却世纪风尘，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向海内外隆重推出，还复其“中国最佳全本正史”的本来面貌。
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专家认为，当年国学大师张元济辑录《百衲本二十四史》，因其极高的史料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为后世学人研究中国历史铺平了道路。现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乃中国学人之幸，中国学术之幸。
十八年苦心孤诣，纠正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
从《史记》到《明史》共24部纪传体史书，总称《二十四史》，又称“正史”，这些史书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从上古到明亡以前4000余年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最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问世之前，清乾隆皇帝“钦定”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简称“殿本”）是清、民两代研究中国历史最为流行的版本。但殿本的编纂者多为御用史官，为帝王左右，史实错讹甚多，加之殿本在校勘上不够审慎，校刻不精，不仅有大量单个文字错误，段落颠倒、整段文字脱落丢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史学研究的危害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著名国学大师张元济（1867—1959）萌生了“重校正史之愿”。他发誓要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一部古本全史，恢复正史原貌，纠正殿本的错谬。张元济主持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达数十年之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泰斗。他秉持“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的强烈使命感，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优秀文化古籍的远见和气魄，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18个寒暑方大功告成。因《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乃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得此名。
18载星移斗转，张元济埋头修史之时，正值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校勘、辑印工作多次受到严重摧残。这个战乱年月的文化工程，耗尽了一代大师的全部心血，也成就了张元济古籍整理生涯的学术巅峰。《百衲本二十四史》纠正了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澄清了许多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错误，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影响深巨。他的壮举前无古人，劳苦功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国出版史上的泰山北斗。
三千卷字字心血，百衲本被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最佳全本正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珍贵价值，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
张元济先生在总结前人校书经验，以“书贵初刻”为选择底本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地搜访一流善本，但又不拘泥于宋元旧椠，而是反复对勘，择善而从。遇有脱简残编或短篇缺页，总是设法配补齐全。一旦发现更早更好的本子，便不惜代价立即抽换。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版本，都是最早最好的本子，而且多数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绍曾先生评价：“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的汇印本。搜罗旧本之广，影印之精，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此历经18个寒暑不辍，终得上佳之本，其中宋元15种，元本6种，明清初刻本3种。
更难得的是，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录过程中，创立了古籍整理有关门类的一整套学术规范。比如他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校勘方式，从千头万绪的纷杂版本中，提纲挈领，理出版本源流，厘定文字得失，正确判定版本价值，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他将校勘与考证紧密结合，精密考订，择善而从。字字悉心校勘，页页精心修润，仅他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做的《衲史校勘记》就多达百数十册；他亲自监督印刷，用纸装帧精良。在这当中所总结出的基本规律和准则，至今仍被奉为古籍校勘的范例。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当时社会各界佳评如潮，全国各大报章连篇累牍发表大量评介文章，莫不予以高度赞誉。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评价为“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益无限量”。史学家傅增湘盛赞“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定论者多千古未发之覆”。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其《中国文献学》中认为，“从此全史出现了最标准的本子，可据以订伪补缺，对史学界的贡献为最大。”《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全国学界一大共同话题，堪称一时之盛。
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里，皇皇820册3301卷《百衲本二十四史》记录了一位学者对中国史学的拳拳赤子之心，成为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学人构建传统文化的见证。
五十位专家联袂，携手参与百衲本再版工程
遗憾的是，今天很少有人能亲睹那部皇皇巨著的真实面貌。
因受人力物力等种种限制，《百衲本二十四史》1936年出版时印量极少。近70年来，在中国大陆从未再版，加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天灾战乱和其他人为毁损，在文化史上声名赫赫的“百衲本”已极难寻觅，濒临灭失。
世纪之交，一些有责任心的出版工作者与企业家牵头发起“世纪抢救工程”，希图陆续推出一系列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濒临灭失的鸿篇巨制，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抢救保留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百衲本二十四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使之成为抢救工程的第一个重点项目。
再版工作一如张元济先生当年的校勘辑录工作，困难重重。“世纪抢救工程”组委会多方设法筹集巨资，从全国各地特聘了历史学家、古籍研究、鉴定、整理、装帧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6载耕耘不辍。这样重大的文化选题，让全国5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联袂组成“重印出版工作委员会”，认真参与其事。其中有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启功、侯仁之、戴逸，也有王钟翰、王世襄、何兹全、冀淑英。
六载耕耘不辍，三百套世纪典藏传承中华文明
历经战乱、天灾幸存下来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已属凤毛麟角，要发掘出保存完好的底本就更加困难。出版工作者为此数下南京、上海、杭州、扬州、武汉、长沙等地，探访各地专家学者和藏书家，咨询请教版本源流状况，行程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因年深月久，搜集到的版本也瑕疵颇多，不少地方已虫蠹、缺失、破损，只好另觅其它同版参照修复，16台扫描仪32个人24小时不停，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修复工作力求对每一个步骤都精心考虑，努力页页经手，字字过眼，反复精修，不敢有半点苟且差池。
重现“百衲本”原貌还必须在印制装帧上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进行，发掘古法精髓。从手工操宣，到签条装裱，“百衲本”的重印共有72道工序；每道工序从设置到操作，程序极为复杂，均由相关专家统筹策划，指导实施，技术难度极大。这次印刷共用23000多刀宣纸，为保证这批宣纸在色泽匀度柔韧性以及着墨上无大差异，宣纸从35000刀纸中精选而出，光是这些宣纸就足足能堆满200多个18平方米的房间。
为重现古籍原貌，这次重印时汲取了传统工艺精髓，努力再现古典技法神韵。宣纸为我国独创，有“纸寿千年”之说，为古籍藏书用纸首选，而手工宣纸更是其中的上乘之品。《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选用我国最大的出口宣纸基地浙江富阳生产的极品手工宣纸。这种特供极品宣纸，质地坚韧柔软，着墨吸墨力强，印刷网点精细清晰，色泽洁白均匀。而印刷所用的特级徽墨，向以“坚如玉，纹如犀”、“丰肌腻理，光泽如漆”闻名，为历代皇宫贡品。
《百衲本二十四史》还运用传统石印技法，工艺古朴严谨，工序繁复，印制质量精细考究。这部巨著全部采用锦丝和牛胶等材料，进行手工古式装订，不易破散，坚韧结实耐久，便于翻阅，庄重典雅，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
此次抢救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无论在品质上、规模上、工艺上，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堪称中国出版界的一项重大工程。而在重刊过程中，对于我国传统印刷绝艺的发掘光大，成为这次“百衲本”出版的又一个重大收获。300套重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原版原大，6开版式，全部采用极品手工宣纸精印，原汁原味地传递着古老印刷文化的魅力。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全宣纸影印出版工程所创下的多种纪录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足以成为嘉惠子孙传之久远的世纪典藏。
年逾90的张元济纪念馆馆长、张元济先生之子张树年为此欣然提笔，重录1931年张元济赠傅增湘诗一首：“善夫佳刻补龙门，旧史重翻百衲新。难得肃齐欧五代，更惊蛱蝶漫轻嗔。”
30年代曾追随张元济先生校史的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盛赞北京古籍出版社“此诚乙部之盛举，书林之佳话也”，亲笔题词“继涵芬而独步，发潜德之幽光”。
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的未来。”在世纪之交，北京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史学经典，世纪典藏”，让3301卷《百衲本二十四史》在新的时代重放异彩，丰富了中华文化遗产的宝库，续写了传承华夏文明的篇章。
（附图片）
百衲本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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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月评
珍爱另一只翅膀
苏天
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著名学者任继愈讲道：这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虽有改善，但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呼吁给这些不能“赚钱”的学科以生活成长的机会，因为，“这不是关乎哪一个个人的前途，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变革世界和完善自身的一种强大思想武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揭示社会真理，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提供知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知识的普及，对于人类美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崇高思想境界的培育，具有深远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是任何具有卓越的应变、创新和决策能力的现代民族所必须具备的。
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证明，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人文科学的成就广泛而深入地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它所具有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充满智慧的创见，不仅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以多种形式增强了人们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感受能力、判断能力、理解能力和驾驭能力，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并寄予期望的科学。
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界针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最近的“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知识经济”、“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等社会科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无不说明没有新的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这些理论为国家以及地区行业制订战略规划提供的强大智力支撑，就没有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但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并不确切。在公众心目中，科学家似乎主要指自然科学家；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曾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雕虫小技”一样，现在又有不少人视社会科学为空疏无用之学；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似乎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事；政府在科学事业方面的投入也理所当然地应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理应是科学的两翼，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双翼共振，比翼齐飞，共同繁荣，才能使得科学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然而知识经济并不是技术经济，经济发展虽然是以科技进步为特征，但必须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基础。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它的文明的总体发展水平。人类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高度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要实现对社会的自觉调节和科学管理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民族的全面振兴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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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百态
勾画大师学术脉络
2000万字的《赵元任全集》出版工程近日在商务印书馆启动。20多位来自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的语言、音乐、物理、化学等学科知名学者担任这套巨著的编委成员，让人对赵元任这位全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大师的渊博学识印象深刻，不由得忆起那首由他作曲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叫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20世纪科学界、语言学界、音乐界的先行者，他曾运用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和音乐等学科的知识研究声调，用哲学、逻辑学、数学和化学知识研究语法，并把语言学成果运用于音乐创作，把音乐知识和理论运用于语言研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汉语语言文字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他在各个领域融会贯通富有创造性的建树，给今天的学者以治学须“兼通”、“博览”的启迪。
据悉，这套大书拟分为20卷出版，另附若干光盘。在广博的语言学著作之外，还收入了赵元任先生优美的音乐创作、生动的科普文章和文采飞扬的文学作品。目前，编委会正向海内外征集这位学术大师的信件、手稿、照片。（张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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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百态
大学者要写小文章
洋洋万言的长文、艰深晦涩的术语、诘屈聱牙的文字，天书似地让普通读者不知所云，近年来学术界渐渐弥漫的这种不良文风再次引起专家学者的批判。在不久前《文史知识》杂志举行的创刊20年座谈会上，哲学教授陈来、历史学家阎步克、古典文献学家金开诚等呼吁学术界端正文风，不仅要写“小文章”，还要写好“小文章”。
专家们指出，学者不仅承担着学术研究的职责，更担负着文化普及的重任，必须写普通人看得懂的“小文章”，才能让书斋里的学问成为真正的国民智慧。三两千字的短文，往往是数十万字著作的凝练，是数十年学术造诣和严谨学风的体现，提倡写让圈外人读的“小文章”，不但是一个文风问题，也是治学态度和做人态度问题。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深入浅出，冯友兰先生的著作都是大白话，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这是一种境界。《文史知识》创刊20年来，当代中国文史哲大家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大学者写的“小文章”所奠定的这本知识类杂志的风格涵养了几代读者。（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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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百态
专家评析小康生活
对于即将迈入21世纪的中国而言，20世纪末能否顺利实现小康目标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关注的大事，一些学者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件大事的了解有了些眉目。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小康研究课题组”根据各种权威调查资料，对中国小康进程进行了综合分析。
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的基本标准》规定的指标测算，从总体上看，预计在2000年，全国总体平均水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有四分之三的人能过上小康生活。小康标准的五大部分———经济总量、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以及生活环境中，经济总量是我国实现小康程度最高最早的一部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消费日益丰富。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率逐渐下降，非食物性支出的比例尤其是服务性等非商品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教育、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增长较快。1999年，全国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由1980年的3％上升到1999年的11.59％，超过小康标准值。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环境生态保护的力度极大，1999年反映小康标准的核心指标森林覆盖率为16.55％，首次超过15％的小康标准。
（张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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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书品读
解析“悲剧小说”
柳成荫
曲阜师范大学刘新生先生的专著《中国悲剧小说初论》最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40万言，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悲剧小说的主题演变、美学特点以及流变历程进行了有意义的系统阐释。著名学者王富仁为该书作序评价说：“它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到当代新时期小说中具有悲剧性质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历史，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
该书首先考察了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悲剧观念的流变，认为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将与人类同在。关于中国古典悲剧，该书以古代神话和小说为例，反驳了中国没有悲剧的论调。中国现代悲剧小说是在西方悲剧观念的影响下，由新的文化精神和着被毁灭、被否定的有价值的人生，在时代的熔炉中铸造的利剑。从鲁迅、叶圣陶，直至巴金、老舍，其小说创作无不贯穿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主线，以及深刻、凝重的灵魂拷问，透示着悲凉、凄苦、哀婉的主调。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的悲剧小说，着重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引入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把悲剧命运的冲突隐藏在人生命运的缓慢流程中，体现了20世纪末中华民族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后悲剧审美心理的调整和重构。
真正的悲剧艺术，旨在冷静地审思、剖析人类的内宇宙和社会这一外宇宙，直面被毁灭和被否定的有价值的人生，让人更加珍重生命。刘新生的著作揭示了这一主旨，给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