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2000年终国际报道
编者按：当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竟一时百感交集。在即将逝去的100年中，人类社会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进步。在今天这小小的一块版面上，我们只能试图从一滴水窥见太阳。为此，《国际周刊》特请本报几位资深驻外记者记述他们亲历过的一些小事，以反映时代变迁的几个侧面。
驻外记者的苦恼
本报记者 马世琨
70年代驻巴基斯坦，最大的苦恼莫过于因人为因素有信息不能报。80年代驻非洲，为信息闭塞、稿源太少而苦恼。90年代驻美国，苦恼的是信息多得来不及看、写不过来。
70、80和90年代，我在3个地区当过驻外记者，酸甜苦辣备尝。回想因时因地而异的种种苦恼，不由得生出国家进步、时代变迁的感慨。
1974年3月，本报在巴基斯坦设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个记者站，兼管南亚和伊朗的报道，我和老杨奉命赴任。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从长期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因此顿觉天地开阔，世界多彩。我心想，要是能把所见所闻写出来，读者也一定爱看。然而不成。报社对记者站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具体规定：主要报道友好和驻在国的发展成就；不发消息，以通讯为主。使馆也向我们提出要求，发出的稿件必须先经大使审阅。巴方似乎也把我们等同外交官，不叫记者而称人民日报“代表”，各方面礼遇甚高，但对采访却并不有利。
南亚当时是世界主要热点，两个超级大国在这里激烈角逐，各国政局多有动荡。其时，像阿富汗问题、斯里兰卡猛虎组织问题等正在潜滋暗长；我国3位第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以及“四人帮”倒台在此地也都有强烈反响。但在我们的报道中，这类重大政治事件没有留下踪迹，而一些并不重要但符合当时我国内政治需要的事情却成了主要内容。受“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影响，体育交往成为当时我们增进与别国友谊和了解的重要手段。我到任后的第一篇通讯就是写我体育代表团赴白沙瓦市参加巴基斯坦全国运动会的，题目叫作《古城结新谊》，时代痕迹很重。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在德黑兰举行，我们从巴基斯坦驱车前往报道，20多天，全力以赴。报社很舍得给版面，有的通讯长达5000多字。
当记者最大的苦恼莫过于面对有价值的信息却因人为因素不能报。在巴基斯坦3年，这种苦恼可谓刻骨铭心。至于这期间的工作业绩自是可想而知。好在那时记者写稿子都不署名，只具“本报记者”，很可以遮羞。
1982年底，我到非洲驻站，先后以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为基地，报道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十几个国家。对旅游者来说，这片大陆无疑具有神奇的魅力，但当常驻记者这里可不是个理想的地方。我们采访过的那些国家，大都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消息来源很少。坦桑当时没有电视，好几个国家只有一份4开的小报，多数国家没有统计数字，各级官员对本国情况不甚了了。当时，我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多年，国际报道的领域不断拓宽，对非洲的报道，除了“报喜不报忧”这一条还起作用，已经没有多少条条框框。要讲苦恼，是这里可写的东西太少，要完成篇稿子，必须四下跑，到处问，费时费力，有时还难免吃点苦头。
我们经常外出采访，曾在博茨瓦纳作过从北到南穿越卡拉哈里沙漠900多公里的旅行；涉足赤道雪山下的咖啡园；深入闻名于世的马赛族聚居区；徒步环游远离非洲大陆2000多公里的鸟岛。对埃塞俄比亚灾区的那次采访至今历历在目。1985年，遍及大半个非洲的大干旱持续蔓延。9月，我们同来自10多个国家的记者一起赴埃塞灾区采访。搭乘的是军用专机，舱内没有座椅，只有紧靠着舱壁的两排冰冷的铁凳子。没有食品饮料供应，只有机舱尾部摆着一个供呕吐和方便用的木桶。飞机清晨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载着我们在好几个难民救济中心一次次起落，直到晚上9点多我们才被安排进一个小城市的旅馆。旅途的颠簸劳顿，整日食水未进，把人累得精疲力尽。通讯《埃塞灾区行》被破例地登在国际版头条，读者反应较大。我们为苦有所得而感到欣慰。
1998年秋，我被派到美国当记者。美国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和工作环境，都与我工作过的亚非国家截然不同。到美国后最突出的感觉是这里信息奇多，铺天盖地。四大广播电视公司每天24小时不停地更换新闻；五花八门的研讨会；送上门的各种资料；几份大报都几十页上百页，周末时一份报纸就重达三四斤。我们对美国的报道方针十分明确：客观报道重大新闻，既可以评论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也可以借鉴它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总之，在美国当记者，“没东西可写”或“有东西不让写”不再是苦恼，苦恼的是信息多得来不及看、写不过来，许多工作中的难点不好处理。
譬如，美国是现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相关的重大事件都具有世界影响，属重大新闻之列，怎样做到以开阔的视野，把它们放在全球背景下来写？又如，美国突发重大事件特别多。突发事件特别要求报道的时效性，本报还强调要对重要消息配发述评。这就需要赶写，我们的许多述评都在凌晨两三点钟完稿。怎样把急就章式的述评写得深一些？再如，美国媒体标榜客观公正，实际上并非如此。明确的政治意图，激烈的党派斗争和鲜明的价值观念，使美国不少新闻报道偏颇、不客观，甚至歪曲事实。怎样做到不被当地舆论所左右，把文章写得比较到位和具有前瞻性？可以说，驻美记者难当，就难在几乎天天要面对这类难题。
90年代，人民日报社激光照排车间一角。人民日报的激光照排技术在中国报刊媒体中处于领先地位。
80年代，人民日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一角。（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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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礼物的变迁
七十年代不用问也知道亲友缺什么；八十年代要问清楚了才知道亲友需要什么；九十年代则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什么也不缺。
本报记者 李云飞
在一次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当我谈到在美国、英国和巴基斯坦都当过常驻记者时，主持人袁鸣女士反应很快，马上幽默地说：“那你的驻外记者生涯就是123（多来咪）啰，感想、体会一定不会少吧！”她说的“多来咪”，就是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意思。那次我谈了一些工作方面的体会。其实就我个人来说，能够把3次的情况连贯起来最使我感慨系之的还是回来时所带礼物的变化。
一个人从国外回来，除了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外，多少总还要带些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这是中外都有的习俗，也是人之常情。
70年代后期，我在巴基斯坦工作4年。那时候，因私出国的极少，因公出国的也不很多。人民日报刚刚恢复往国外派常驻记者不久，最初只有四五个记者站。记得一位当时在巴基斯坦教中文的老师说，他出国时县委书记亲自带领好多人去给他送行，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全县的光荣。那时回国带的礼物主要是从香港采购的尼龙袜子和丝绸头巾之类。由于要送的人多，一买就是好几打。像手表和砖头大的录音机等就算是贵重的了，只能少买几件送给确实需要的亲友。当时国内学习外语的风气很盛，录音机尽管有砖头大也是很时髦的学习工具。
倏忽十年，国门打开，出国不再稀罕，礼物随之变迁。80年代中后期从英国回来带的礼物，袜子、头巾之类早已不再时兴了，国内遍地都是，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皇家卫兵之类的小工艺品，虽然没有实用性，但却有纪念意义。像小型收录机、手表之类的就成了一般礼物了，而且就是这些东西也已经没有必要多买了。这时候的贵重礼物是电冰箱、电视机这些大件家用电器，因为在国外采购比在国内买价格便宜，质量一般也比国产的好，买一两件送人很受欢迎。
90年代后期，我在美国。这个国家本来底子就好，再加上连年经济景气，市场自然一派繁荣。而这时我们驻外人员的收入又比过去增加了许多。按理说，礼物应该是买得起也送得起了，但是却感到没有什么好送的了。回来时只带了几个有白宫画面的瓷盘、几盒西洋参和3双耐克鞋，那还是中国造的。西洋参国内也有的是，只是觉得从美国带来更加“正宗”而已。就连自己用的大件电器也一件没买。本来想花千把美元买台戴尔奔腾三型电脑的，后来一了解，国产的名牌电脑价格和性能跟它的差别并不太大，而电脑的升级换代又很快，最后也就作罢了。
回想起来，70年代是不用问也知道亲友缺什么；80年代要问清楚了才知道亲友需要什么；90年代则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什么也不缺。这礼物的变迁只是发生在身边的琐事，但从中却不难寻觅历史发展的轨迹，时代留下的屐痕。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电信为新闻助飞
争分夺秒，追求时效，更新、更快、更准确地把世界大事报告给读者，是国际报道记者永远的目标。往日梦想成真，而今又有新梦。
本报记者 孙东民
如果把真实比作新闻的灵魂，时效就是新闻的生命。没有时效，不称其为新闻。在与20世纪说再见时，新闻记者最感欣慰的是人类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好风凭借力，信息技术为新闻传播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得80年代初，报社要我去日本做记者时，同行曾称羡地说：“在日本做记者多好，那里资讯发达，又不必为传稿的事操心。”
同行的话是有感而发，那时驻外记者的通讯条件普遍较差，都为如何往国内传稿犯愁。
那时报社驻外记者的传稿手段一般是发电传，电传都不能发的地方是通过邮寄飘洋过海，稿子到了编辑部往往事过境迁，见报时便标以“航讯”。所谓电传，少数记者是用英文发稿，家里译出的文稿洋味十足。多数是在稿子写成后，翻成拼音字母送到电信局传回。外国人不懂拼音，如同天书，也就是照葫芦画瓢。电报局派人把稿件送到编辑部，由编辑再译成中文稿，劳力费神不说，遇到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同音不同字，还常闹笑话：“均势”译成“军事”，“居室”变作“居士”，“语句”成了“雨具”。
听前辈们提起，五六十年代的发稿条件更差。1950年曾作为战地记者赴朝鲜采访的李庄（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回忆道：“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丹东，再从丹东寄往北京。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下午到附近山坡上寻一岩凹隐蔽处赶写通讯。当时还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写作。天寒地冻，只能用口中热气化冰，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著名国际报道记者潘非50年代后半期常驻英国，他的助手李红和苏兰上任时要带上电码本，每天的要紧事就是照电码本把稿子写成电码，再拿到电报局打孔发出，有时忙到夜深还完不了。电报发到总编室模写组，还要再译成中文。电码每4位数一组，每组一字，汉字填入空格处，一篇千字的新闻稿需要电报纸一大摞。直到70年代，驻外记者的发稿方式还是五花八门。报道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有时要通过电话，边喊话边录音，遇到关键段落，重点字句，就要特别说明：“胡是古月胡的胡，列是列宁的列……另起一行……句号，引号……”要是线路不好，一篇稿件下来，前方喊哑了嗓子，后方也精疲力竭。记者感慨：传篇稿子真比写稿更难。
再说日本，东京的通讯条件虽然相对好些，东京的国际电报局开始有文传业务，能传送图形、表格，但那时文传机在日本也是新鲜玩艺儿，价格不菲，一般企业把它视为“高岭之花”。到东京后，我起初还是到电信局领取专用稿纸，花个把小时把稿子填到文传纸上，再到电信局排队发稿，往返要两个小时。至于何时发出，是否清楚，家里有无收到，心中全然无底。为了节省费用，每次都写成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到了1983年，报社与记者站通了直拨电话，通讯条件改善。同年，开始为驻外记者安装文传机。东京记者占天时地利，我算是报社第一个在记者站用文传机发稿的驻外记者。试机那天，我十分兴奋，紧张地等待传输效果，直到家里说：“稿子收到了，很清楚。”那时还是搞不明白：大篇大篇的文字，怎么就能通过电话线，而且还要越洋传到北京去的呢？
八九十年代，信息革命的大潮在中国涌动，其变化之神速不让诸国。记得1984年回国休假时，在北京打一上午电话，能拨通两个就算不错。过不了几年，全国电话普及，我山东老家的乡亲们家家安上了电话，听起来如同市内。80年代末，人民日报彻底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和电”。开始用计算机排版，印刷，用卫星传输版面。贾师傅对我说，以往最熟练的排字员排千把字的稿子怎么也得个把小时，现在用电脑录入用不了10分钟；有本事的老编辑像李芾，拿着稿子就能准确计算版面，不用倒版，如今用飞腾软件电脑排版，真是自由自在。迁入报社新建的智能大楼在即，编辑记者在终端机上编写稿件，又将告别笔与纸。以往被驻外记者视为宝物的文传机正在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便携式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全球通手机，从万里之遥的现场，可以瞬间把有关稿件、图片发到编辑部。
分秒必争，追求时效，更新、更快、更准确地把世界大事报告给读者，是国际报道记者永远的目标。人类不断创造新文明，文明推动人类进步。往日梦想成真，而今又有新梦。谁敢说，一种听则闻其声、嗅则识其味、读则见动画的新型报纸不会在新世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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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后十年 恍若隔世
在新的世纪里，“信息盲”的遭遇恐怕比今日文盲好不了多少
本报记者 马为民
80年代和90年代，我两度常驻巴黎做记者。前后不过十来年光景，可回忆起一些事情来，恍若隔世。
法国同行有句幽默话说，记者是个好职业，如果不写稿的话。可记者哪有不写稿的？而在80年代初，对我们这些中国报纸的驻外记者来说，比写稿更头痛的还是发稿。拿自己的情况说吧。当时发稿用电传，这对于操拼音文字的人来说，问题不大，可使用方块汉字的中国记者就给整苦了。先写出中文稿，再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成拼音文字（有时还得对照字典），随即揣上拼音稿，直奔巴黎交易所附近的一家电讯局，因为只有它接受国际通讯联盟的对方付款卡。到了那里先排号，轮到了再填张单子。然后，工作人员接过拼音稿，照着它在电传机上打孔、发出。编辑部收到了没有呢？还要等……我的天啊，发篇稿子真会急出场病来。发稿活像下了炼狱，耗费的精力比写稿还多。然而，折磨人的事还没有完。拼音稿传回编辑部，有关同志再硬着头皮把它还原为中文。可以想见，这当中的阴错阳差就不是个别的了。有一次，原稿写的分明是“飞行员身亡”，见报稿则成了“飞行员生还”，叫人哭笑不得。
当时，正值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地进步。1984年记者站买了文传机，第一次用它发稿十分顺利。真是如获至宝，如释重负，有一种终于得救的感觉。不久，法国又建成了“迷你电脑”网，可以从上面读到新闻，还能了解飞机、火车的运行时刻，查询存款的过账情况及商品信息，等等。不过，“迷你电脑”网当时是单向的，用户只能接受它提供的服务。只是到了90年代，随着互联网络推向民用，信息时代恐怕才算真正到来。1998年再次到巴黎工作，就全然是另一番气象了。写稿方便了不知多少倍，发稿更不用愁了，鼠标一点，稿子就走了。神了！下午发的稿，当晚就能从网上知道它是否刊用。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关于这些眼睁睁看着出现的技术进步，还想多说几句。1985年参观法国尼斯附近的科技公园时，听说电脑出了故障，可以从万里之外排除，觉得不可思议。而去年在巴黎，我的电脑的毛病就是子女从美国用电话给我下指令找到的。1987年采访法国达索飞机工厂时，主人夸耀他们研制的电脑设计系统，眉飞色舞，洋洋自得。而今在北京，连家居装修用的墙漆的色调也是借助电脑配制的。最近途经美国时听人说，目前很啰嗦的各类电子卡将来可能统统消失，代之以别人无法盗用的密码：指纹，凭指纹存款取款，凭指纹付款购物。
著名作家茨维格曾写道，19世纪初火车的发明尚属于“可以理解”的范围，而随后电报的问世则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显然，今天的信息技术更是如此。懂行的人说，这是一场革命，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比瓦特的蒸汽机还要深刻。
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也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在美国时，曾就时髦的网上投资请教过人，听了好几遍，还是不知其所以然。我暗自思忖，日后“信息盲”的境遇比今天的文盲恐怕好不了多少。一方面，信息革命惠及所有人，另一方面，它将毫不留情地把老朽之辈抛到社会边缘。西方的总统、总理和政客纷纷上网跟民众“对话”，搞“网上办公”，这有作秀的成分，更是形势使然。
去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因“误炸”平民目标而一再陷入难以挣脱的窘境，这是战争史上的新现象。背景之一是，传媒的影响力因信息技术而十倍百倍地猛增，它随时将万里之外的战事拉近到所有人的眼前，将军们的战争变成普通人都在参与的全球性战争，引发席卷世界的舆论冲击波。不难设想，日后身在战场的儿子完全能够借助手机跟妈妈通话，甚至跟妈妈诀别。回顾当年震惊世界的洛杉矶暴乱，导火索不就是一个普通人拍下的一段录像吗？干伤天害理的事越来越困难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双向性带来民众的直接参与，具有无坚不摧的穿透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地球上将不再存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死角。当年，茨维格还就电报的应用异常兴奋地说过：“地球仿佛在用一个心脏跳动。”而今，这样的时代真的正在到来。如果说当前的全球化起始于资本的全球流通，即金融全球化，那么，这一进程正在因信息革命而大大加速，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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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放眼全球
世纪的脚步
温宪
逝者如斯，20世纪转眼便成历史。面对无穷的时空，过去的百年不啻一瞬。然而，就在这短短的100年间，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又曾经何等蹒跚艰难！值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对比一下整整100年来人类社会的几个片断，或许有助于人们温故而知新，以更为坚实的步伐迈向未来。
翻开记录着整整100年前那个世界的史料，充斥着有关“大英帝国”四处劫掠的纪事：1900年1月1日，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保护国；那一年的5月19日，英国并吞汤加群岛；在非洲大陆最南端，英国和布尔人之间的战争成为1900年全世界最为酣烈的战事，最终以布尔人战败而告终。100年后的今天，曾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及其它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相继土崩瓦解。然而，当今的世界仍然横亘着一条愈加深远的贫富鸿沟，发展中国家为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整整100年前，不堪忍受西方列强瓜分蹂躏的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铁蹄随之踏入中国，8月14日北京被攻陷，主权早已惨遭肆意践踏的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写上“屈辱”二字。百年之后的今天，一个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正在势不可挡地迅速崛起。在今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中国首倡召开了安理会五常首脑首次会晤，表明这个伟大的东方古国已无可争议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谓予不信，信手再拈一例：100年前的5月14日，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但彼时彼地根本见不到被贬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身影。而在今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奥运会金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以28枚金牌的优异成绩名列第三名。北京也正在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进行着脚踏实地的努力。
100年前的巴黎显然已是世界名城。除了举办奥运会外，巴黎还于那一年的4月14日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电动扶梯和阿斯匹林成为那次世博会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新产品。经过一个世纪的迅猛发展，高科技在催生出难以计数新产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对未来生存方式更为理性的深沉思考。今年德国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主题便是“人—自然—技术”，凸显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给予了更为急迫的关注。德国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思想家。100年前的8月25日，曾疾呼“上帝已经死了”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溘然长逝。如果这位曾慨叹“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哲人活在当世，他又将对这个时代作何感想？
也是在整整100年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首先提出了新的量子假说。如同5年后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一样，普朗克的量子论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即使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也未曾料到，100年后的今天，以网络信息业为龙头的高科技怎样令人目不暇接地冲击着传统的时空观念，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2000年，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绘制工作宣告完成。伴随着对这一伟大科学工程取得重大成果的欢呼，人类在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法律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再将视野转向美洲大陆。100年前的11月6日，54岁的共和党人麦金莱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十五位总统。麦金莱政府不断施行海外扩张政策，被认为是为将美国建成世界强国打下了基础。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今年的美国大选却是翻云覆雨，一波三折。经过一个多月的法律纠纷，同样是54岁的共和党人布什终于被承认在大选中获胜，将出任美国第四十三位总统。常以“世界独超”自居且在国际事务中惯于颐指气使的美国如何在21世纪中自处，仍然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纵观一个世纪人类前进的脚步，尽管颇多曲折与艰难，但争取和平与力促发展仍是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反观中华民族百年沧桑史，令人刻骨铭心地感到：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愿我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奋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