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
翁扬 余飘
毛泽东诗词是怀着巨大的诗的激情，按照写诗的艺术规律，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著名诗人贺敬之评述毛泽东诗词时曾这样说：“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感情、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越奇美的艺术思想、豪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风靡了整个革命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
毛泽东要求文艺家“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毛泽东诗词正是运用这样的世界观分析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光辉的典范。比如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战胜敌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他对群众力量无比信任的群众观点的强烈表现。相信群众，热爱群众的思想，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诗词之中。
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说，宇宙间无穷无尽的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类社会同样是如此。沧海与桑田总是更迭着的，新生也总是战胜腐朽。正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诗词中热情地讴歌革命的人生理想，赞美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诗的题材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斗争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诗人并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与牺牲，而是集中笔力表现了长征取得胜利，实现了革命理想的喜悦和对于艰难困苦的蔑视。
在毛泽东诗词中讴歌人生的革命理想，战胜困难的警句，时时出现，美不胜收。如“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欲与天公试比高”、“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在那月没星沉，夜色如磐的日子里，这种革命理想曾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人民前进的道路；在那电闪雷鸣、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种革命理想曾像展翅高翔的海燕，呼唤着人民向黑暗、腐朽的势力冲击；在那硝烟迷漫、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个革命理想像嘹亮的号角，鼓舞着人民去奋勇杀敌；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个革命理想则像振奋人心的金鼓，催促着人民去乘风破浪，锐意改革，创造奇迹。
毛泽东1928年在井冈山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连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清平乐·会昌》等九篇精品构成了一组气势雄伟，笔力千钧的井冈山道路的胜利凯歌。这一组意境超拔，诗采飞扬的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它们是伟大革命领袖的战斗豪情与杰出诗人的创作激情浑然一体结成的革命诗词的奇葩。
毛泽东诗词在读者心灵里铸造美的殿堂。毛泽东诗词中的美是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中的美的概括与升华。它表现美的重要特色是善于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通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自然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美的内容。
在我国的诗史上，第一个大量描绘自然美，并把对自然美的描绘与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关切结合起来的诗人是屈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江红》）等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毛泽东的诗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在他的诗词中全不涉及自然美的作品，为数很少；而单纯描写自然美的几乎没有。《沁园春·雪》这首词，上半阕写北方的雪景，结合长城、黄河、秦晋高原来写，大气包举，景象雄伟；在雄伟中写出祖国河山的壮丽：长城、大河，远近映衬，动静结合，错综生辉，描绘出一幅天低野阔、一望无际的壮美的雪景图。然而，这只是太阳不出来的时候的景色，待到雪止云开，阳光普照时，景色又推向更高的档次，“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里的红日白雪，交相辉映，美丽动人，画面开阔，气势磅礴，诗意盎然。下半阕以“江山如此多娇”的警句，既总括了前边雪景的美的境界，又引出了诗人要突出歌颂的理应主宰这美丽江山的“风流人物”。从祖国江山的壮丽写到历史上功业显赫的大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指出他们作为封建主义的政治家、军事家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诗词造诣精湛的优秀诗人柳亚子高度评价这首词的美学价值，认为“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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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短篇：冷清与热闹
李敬泽
对短篇小说来说，似乎是坏消息接踵而来。出版社在追逐长篇，长篇有时也确实卖得好，而出版短篇小说集被认为是注定赔钱的生意；另一方面，短篇的传统发表空间———纯文学期刊经受着漫长痛苦的衰退，刊物减少，订数下降，而且其中小说的版面也在收缩。市场的确是一只无形的手，它在各种叙事体裁之间重新配置资源，而短篇小说得到的是越来越小的份额：越来越少的作者、作品和读者。
我也许可以像大胆的预言家们一样，宣布短篇小说是正在消亡的事物。但对预言家们了如指掌的“趋势”，我一向不敢轻信，比如吧，他们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又忙又没有耐心，他们不会看小说了，结果却是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耐心的长篇小说大行其道，其实按照这个逻辑，竞争的赢家应该是短篇才对。生活比文化的逻辑远为复杂，短篇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叙事方式，它的价值不仅由传统所规范，在“趋势”中受考验，而且正被这个时代的人们不断地发现和创造。
在网上，有无数的短篇小说被张贴和阅读。当然，你在其中碰到好作品的概率并不比在垃圾堆中捡到财宝的概率更高，但这不是什么特殊现象，纸媒介上每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写得好的也是寥寥可数。而在阅读长篇时情况就有所不同，长篇这个体裁本身就有威严、典重、宏大的派头，写长篇对小说家是件大事，稍微有点雄心的小说家或多或少地都会觉得此事与整个文学史有所关联。这有可能是真实的，而大多是虚妄的，但市场营销机制总要借助于文化权威建立起这种关联（很多长篇的封底上都会有人扮演这个权威），它会像一个隐秘的磁极，影响读者的阅读预期和阅读姿态。
有例为证：在上海某机构举行的由一百名批评家参加的九十年代十部最佳文学作品评选中，入选作品竟有九部是长篇小说。看来“文学史”就这么写出了初稿，这差不多就是长篇小说史，你要是个作家你也会憋着写一部长篇，而作为读者，我们和批评家们一样对长篇这种体裁有一种本能的敬畏。
由于没有光环笼罩，短篇小说获得了没有被充分运用的自由。在两个“纯文学”视野之外的地方，它继续繁荣着，毫无衰竭迹象。一是网上，一是它的变种———小小说。小小说期刊拥有广大的作者和读者，其数量对任何一家纯文学期刊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小小说似乎从来不曾谋求被纳入文学的价值等级，似乎它意识到，等级之外正是它的生命所在。
一方面是冷清的殿堂，另一方面是热闹的集市，坏消息伴随着好消息。集市上，许多无名的作者在讲故事，大批读者在自由自在地倾听，这似乎是古老情景的重现，似乎短篇小说其实是这个时代的“话本”。
当然，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报纸向人们提供无穷无尽的趣闻轶事，电视更是每日每时地向我们讲述故事，这是一个“故事”的时代，人们贪得无厌地消费故事，以至于各种方式的叙事正在成为一门庞大的工业。短篇小说的地位与勾栏瓦舍的宋代、与薄伽丘的时代有所不同，它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它必须重新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
这理由就在于，它是特定的个人对世界的发现和想象。作者也许有名，也许无名，但我们知道是“这个人”在讲述，这是短篇小说的叙事与报纸、电视、广告等其他叙事方式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的直接结果就是，短篇小说本身就体现着世界的丰富、广阔。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用他们各自的声音写了那么多短篇，这个世界的形象将是苍白和粗糙的。
世界的丰富、广阔，这也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重要分界。短篇短而长篇长，区别显而易见。但长与短不仅是篇幅与字数问题，更是一个眼光问题。用长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是被思想意识复杂地整理过的世界，相对来说，短的眼光总是注视着生活摇曳多姿的精微现象。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成功的短篇小说作家所表现的生活图景比一个长篇小说作家更为纷繁生动。莫拉维亚曾经指出，如果只有但丁的《神曲》，而没有薄伽丘的《十日谈》，我们将失去中世纪意大利的人间万象，同样，他认为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世界要比福楼拜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更丰富。
所以，事情未必那么悲观，在听够了短篇小说的坏消息之后，我认为还有一些好消息没有被讲出来：短篇小说远未垂暮，它依然像个野孩子一样精力充沛；它几乎就是小说中的“纳米”艺术，自下而上地构筑世界，保存着世界质地细腻的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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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如桥会说话
——话剧《世纪彩虹》观感
柯岩
王立信编剧、虞志敏同志导演的话剧《世纪彩虹》深深地感动了我。不仅因为话剧舞台上像这样大力歌颂工人阶级的戏不太多见，而且在于剧作在描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关系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该剧在南京艺术节上演时，获得了成功。
戏一开场就是抗美援朝期间，千军万马汇聚在鸭绿江大桥修桥现场。我去过朝鲜，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千千万万志愿军是怎样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豁出命地建桥修桥我曾亲眼所见。记得当时，对他们的英雄业绩和言谈举止，我是一边流泪一边记录的，不说是撕心裂肺吧，也确是感动到骨髓的。
五十年过去了，长长的五十年和平生活不但磨损了我的敌情观念，岁月的尘沙也慢慢地覆盖了我鲜活的记忆。可今天，随着满台志愿军的重现，我簌簌泪下：那被敌人炮火几尺几尺削去的山头，那硝烟过处层层血染的军衣，那些用自己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枪口的英雄形象，那如惊雷轰顶“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的阵阵呼声，不但重又活生生地来到了我的面前，而且重又火辣辣地燃烧在我的心底。
随着剧情的发展，随着剧中人的悲欢离合、痛苦欢乐，甚至随着他们每个人升降荣辱的变换，我感情的海洋也随之波涛起伏：有时风起云涌，有时平滑如镜；有时柔细如丝，有时又卷起悬崖巨浪……它所反映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真实，那种慷慨悲歌的壮士情怀，那种对事业生死以之的执著信念，都是我所极为熟悉、极为尊崇、不该须臾或离的啊！我怎么能不满怀着敬意和感激肃然端坐呢！
桥工石松生的形象从一开头就那样打动人心：大同江、临津江、清川江、鸭绿江……哪座桥被毁，他就在哪里出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敌人在天上炸着，我们在桥上修着，部队跟着就过去了。”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可他却说得平平常常，让人任何时候听了都不能不感慨系之。编导演着力刻画他人在朝鲜，心向祖国的志愿军典型形象，一听说国内正在筹建修长江大桥，就连声喊：“来劲！来劲！！”恳求战友捎话给老领导：“打完仗也叫上我啊！”他是那样质朴厚重，让人一打眼就从心里信任，因此，当敌机呼啸而来，惨无人道地低空扫射时，他猛地扑在同志身上保护他们，就是顺理成章的性格表现，而他身负重伤、生死未卜的悬念又推动着整个剧情的发展。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他们回国了，丝毫没有功臣的骄矜，又成了亿万建设大军中普通的一员。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他们的社会角色也随之起伏转换，但风暴只锤炼了他们的意志，不变的是那颗赤诚的心。剧作者曾长期在建桥部门生活，他对这些建桥人是那样尊崇和敬重，因此，这种感情随时流露在全剧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感染了整个剧组，不但导演演员激情似火，就连舞美工作人员也是全力以赴。无论是池明霞忍辱负重违心检讨，无论是周铁林和造反派、投机分子的虚与委蛇，连同石松生冒险、挨骂也要保护工程师们……全是为了一个目的：造桥！造桥对他们来说决不是养家糊口的职业，也不仅仅是他们兴趣所在的工作，造桥是他们人生终极理想的象征，已成了他们生命的本能。
作为在英雄们用生命捍卫的伟大祖国里安全成长、现在又在怡然享用他们劳动成果的人，则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愧疚：我们每天过桥走路，在享受着方便和舒适时，想到过修桥铺路的劳动者了吗？想过他们悲欢离合的生活境遇，他们人生道路的艰难险阻，他们付出的辛劳和血泪吗？我们不该深深俯首感谢作者为我们再现了这些寓伟大于平凡的普通造桥人的功勋，刻画了我国光辉的工人阶级和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的感人形象吗？
假如桥能说话，它们会说些什么呢？是和我们一起赞美今天的伟大建设者呢？还是给我们讲述那已名传千年的能工巧匠？是啊，人生短暂，而事业永存。看看我们这些不朽的建筑吧：泸定桥已近三百年；广东的广济桥、卢沟桥建成八百年，卢沟桥现存的桥梁基础和主要结构，仍然是金代原物；赵州桥历经一千三百多年，遭遇八次战争、八次地震，还牢牢地横卧在洨河之上；我们新建的武汉大桥、南京大桥、浦东大桥……它们将更会历百年千年不朽！这样，所有的建桥人和他们的故事，不但深深铭刻在桥们的心里，而且必会随之广泛流传。写到这里，似乎听到远远传来隐约的笑声，凝神细辨时，却原来是桥们表示赞同的应答声，更有那老当益壮的赵州桥竟苍劲而爽朗地击节而歌道：“忠奸是非两分明，桥心自与人心同，小巧从来误大事，何如砥柱激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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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小说审美理想的深入阐释
——简论《民族心灵的幻象》
赵山林
苏涵的《民族心灵的幻象———中国小说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项新成果。
作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要求自己尽量回归到古代小说的文化氛围、审美氛围之中，回归到古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和读者、批评家的阅读心理之中，去作一些比较临近、比较深入的审视。据此，本书提出中国小说审美理想主要体现在人格理想、小说趣味、小说诗意、叙述智慧、叙述气势等几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成为中国小说实现自身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成为我们解读中国小说的重要途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
本书的这些见解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不但反映了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而且揭示了中国小说的民族特色。比如贯串小说的诗意，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一项显著的特色，对此本书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志人小说已经明显表现出叙事中的诗意因素，而唐传奇则是唐代诗歌精神的叙事化。同为名作，《水浒传》表现的是血腥与野性中的诗意，《聊斋志异》表现的是诗歌传统与小说传统的交合，而《红楼梦》则表现为诗化小说的诗化叙事。又如小说的气势，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一项显著的特色，对此本书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气”的充实，即人物精神的饱满是小说叙述气势形成的关键；在不同的语境中，以“气”驱使叙事智慧的发挥，同样可以形成强烈的气势美；气势的控制与敛抑，使小说气势更具审美张力；而在叙事手段和叙事秩序的奇幻变化之中，通过调动读者不断的新鲜感、意外感、悬念感，可以造成强烈的气势冲击。
本书不仅对中国小说审美理想的基本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且将审美理想作为动态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身上，其生成背景的复杂而细微的区别。这些也能给读者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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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映日荷花别样红
——评豫剧现代戏《香魂女》
侯耀忠
河南省豫剧三团演出的现代戏《香魂女》（姚金成编剧，李利宏导演），以清新、优美的舞台面貌，深沉、隽永的艺术风格和蕴涵深厚的时代主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是戏曲舞台上近年来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香魂女》是根据周大新的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它是通过香香和环环两代女性不幸的爱情婚姻描写，揭示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不同的心理感应、情绪变化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引发人们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的深沉的思考。
作为一个反映现代农村改革生活的戏，《香》剧没有描述一个具体的改革过程，没有描述改革的成败得失，没有简单地从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出发，而是着重探讨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生命存在，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人，对准了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和各自不同的命运，对准了农家小院跳动的“脉搏”，从特殊的视点来解析这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解析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存在的心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及其各种表现形式。《香》剧的主角翁香香（汪荃珍饰演）勤劳、朴实、善良，同时又是一个旧的传统观念的固守者，是一个为了“名份”甘愿舍掉一切和甘愿忍辱负重的女人。
《香》剧告诉我们，在传统的旧观念、旧意识的影响和束缚下，一些人的头脑里萌生着愚昧和无知，导致了人生悲剧；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沉重的精神枷锁仍然牢固地套在人们身上，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给现实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导致更沉痛的人生悲剧。这是《香》剧留给我们的沉重的话题。
《香》剧的舞台设置大气、亮丽、舒展，别有一番韵味。满塘荷花，清香四溢，音乐旋律优美动听。在表演艺术上显然是吸收了文学、影视、话剧、舞蹈等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在传统的戏剧艺术中注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创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生活化、诗化的艺术氛围。可以看出，导演以一种现代的戏剧观念、美学观念追求传统戏剧舞台的整体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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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色情结》读后
公羽
部队作家王田同志的长篇小说《绿色情结》（白山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普通人爱情纠葛为题材的小说，叙述的是六位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男女同学的爱情故事，但它不像一般的言情小说那样热衷于表现一见钟情、男欢女爱，而是重点描写具有先进的爱情观和道德观的青年正确对待“有情人未成眷属”的客观现实的美好心灵。
书中的两位主人公，面对婚恋的挫折，能够以高尚的精神与大度的风格来对待，是与他们的先进的恋爱观、道德观和人生观相联系的。这在文学史上早有先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曾描写主人公爱情道路上的坎坷，歌颂英雄人物以高尚的精神和大度的风格对待意中人离自己而去，革命意志丝毫不受影响的光辉品德。他们认为爱是珍贵的，但不是人生的全部。《绿色情结》所描写的人物不因婚恋挫折而影响工作情绪、影响人际关系、影响安定团结的美好心灵，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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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清韵雅 理透情浓
——看苏州评弹艺术团的晋京演出
吴文科
在姹紫嫣红的曲艺百花园中，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是历史悠久、特色独具而又影响深远的两个品种。日前，江苏省苏州市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苏州评弹艺术团，专程晋京，为首都的观众献演了两场精彩而又正宗的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节目，赢得了热心观众同行专家的广泛赞誉。
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是形态各自独立的两个曲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它们通常合称为“苏州评弹”，也因而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个曲种。事实上，苏州评话的表演是徒口散说的，类如北方的评书；而苏州弹词的表演是说唱相间的，类如北方的鼓书。在江南的吴语地区，这两个曲种又分别被俗称为“大书”和“小书”，统称“说书”。考虑到采用吴语方言的说唱表演可能会给其他地方的观众和听众带来不便，所以，过去这两个曲种特别是苏州弹词，到流行地域之外去交流，或者参加全国性的综艺晚会演出，通常以弹唱“正书”之外的“开篇”或者摘唱具有音乐性的“选曲”，以飨那些由于语言不通带来欣赏障碍的吴语区以外的观众与听众。久而久之，许多人便误以为“苏州评弹”就是单纯的弹唱艺术，既没有弄清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不同曲种，更不明白包括含有弹唱表演的苏州弹词，事实上也属曲艺“说书”而非曲艺“唱曲”。正因如此，此次苏州评弹艺术团在北京的两个专场演出，便显得格外正宗而且抢眼，给那些熟悉吴语的首都观众和曾经误会“苏州评弹”的热心听众一个惊喜和一次特殊的审美享受。
两场演出的节目安排，集中展示了苏州评弹的不同节目类型与搭档演出方式，全面反映了苏州市评弹创演的当下水平。如在曲种形式的搭配上，有评话有弹词而以弹词为主；在节目类型的选择上，除了北方观众熟悉的“开篇”弹唱和“选曲”摘唱，“正书”有短篇有中篇而以长篇“选回”为主；在演出的搭档方式上，有“单档”有“三人档”而以男女“双档”为主；在演员阵容的布置上，有老艺术家有中青年才俊而以中青年为主。包括由青年演员合挑大梁分回表演的中篇弹词《大脚皇后》等十余个节目，均用吴语纯正说唱。可谓是内容丰富，阵容整齐；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不仅使听众通过两台演出，欣赏到了正宗而又精美的苏州评弹节目，同时又为观众全面熟悉和准确了解苏州评弹艺术，提供了一次绝妙而难得的交流与学习机会。惊喜之余令人欣慰。
苏州评弹与其他曲艺品种一样，艺术的表现形式虽然比较简单，但审美创造的舞台效果却格外丰富。评话的说演较之北方的评书，在更加讲求书情书理之外，语言的驾驭和技巧的运用，尤其精巧丰富；弹词因为“说”的同时还穿插有“唱”，张弛有致，声情并茂，“说噱弹唱”，满台生辉。这就要求演员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艺术修养，能够通过“装文装武我自己”，使“说唱”为主的舞台表现，达到“好似一台大戏”的审美效果。其间自然也会同时凸显不同演员各具擅长的艺术功力。诸如邢晏春、袁小良等建立在对各自节目书情书理深刻把握基础之上而风格独具的精彩说表；施斌、司马伟、王池良等评讲放噱时的睿智与机警；邢晏芝、赵慧兰、盛小云、王瑾、张丽华以及郁群、查兰兰、许芸芸等善于从表现内容出发唱叙不同事物与感情的恰如其分，各擅胜场，各具特色。再加上苏州评弹借以说唱的吴侬软语所特有的珠圆玉润和柔美甜糯，使得两台演出声清韵雅，庄谐互见；书情曲折而引人入胜，书理通透而感人至深。整个演出较好地达到了形式技巧与题材内容的协调统一，品位高雅，韵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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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所建所二十周年
创建于198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二十年来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确立与发展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该所科研人员共出版各类专著五十余部，发表论文近千篇并编译了大量学术资料。一批精通民族语、汉语、外语三种以上语言的少数民族青年学者正成长为学术中坚。该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和《〈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为其在史诗研究、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古代少数民族书面经典文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优势学科奠定了基础。（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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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谷岩文集》出版
部队著名作家和谷岩文集近日由长征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作家几十年军事文学创作中留存下来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和话剧、电影剧本等，真实地记载了作家所经历的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以及阳光灿烂的和平年代，也是作家半个多世纪军旅生涯的写照。（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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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芳、姜建国诗歌作品研讨会举行
由诗刊社举办的“张维芳、姜建国诗歌作品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指出，张维芳和姜建国是长期从事讽刺诗创作的诗人，在国内诗坛颇有成绩，在反腐倡廉、针砭时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艺术上也形成了一定特色。（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