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福建福州市平潭县澳前镇龙南村村民连续上告6年，就是告不倒腐败的村委会主任，他们由此发问：
腐败村长何时才下台
本报记者 赵鹏
福建福州市平潭县澳前镇龙南村村民自1995年起，多次上访，反映该村前任村主任在村财务、土地等方面的问题，但一直得不到解决。记者于11月22日到平潭县进行实地调查，当地县纪委告以“无可奉告”，还要求记者终止采访。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当地数百村民连续6年上访不休？为什么当地有关部门又如此躲躲闪闪、讳莫如深呢？
一条蛀虫毁了一个村
平潭是个海岛县，龙南村就位于这个海岛伸入大海的顶端。龙南村是个拥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土地人均不足1分半。当地主要依靠经营沿海防护林林场、林苗培育销售及在林场内开办农场为生，发展水平位居全镇中游。
1992年以来，该村负责人在未与全体村民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先后出卖土地近千亩，其中相当部分是原村主任林孝金在未经村委会同意，以私人名义与开发商、县土地局个别领导私下达成交易。不仅如此，在拿到卖土地的300多万元后，以林孝金为首的龙南村村委部分成员，大肆挥霍，任意侵吞。该县农村审计站提供的对该村1993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村财政审计报告显示：4年间他们仅用于请客、送礼、向市县镇领导拜年，以及各项接待费用就高达58万多元。该村用于村干部补贴10万多元，其他本不应由该村财政负担的村干部电话安装、寻呼机配备、电话费、手机及村干部养老保险等97万多元，也开列其中。仅这3项就占这4年龙南村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此外，村财政中借出的款项也高达40余万元。
知晓这些事实后，一些村干部和村民从1995年起，联名向镇、县、市、省有关部门多次反映。1995年，在被认定受贿和挥霍集体财产等错误后，林孝金被县纪委处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98年12月，县纪委作出决定，开除林孝金党籍，1999年3月，镇政府免去林孝金村主任职务。但林自称是“民选村官”，继续霸任村主任一职，还在为非作歹。当地村民反映：为了“帮助”当地派出所解决经费困难问题，林孝金在澳前镇某些人的默许下，自定该村村民每申报一个出生婴儿，须缴户口费300元，此钱由村里和派出所各分一半。他还挪用公款数万元为自己办企业，企业倒闭后，又用村财政为其支付欠银行的利息。他还挪用公款7万多元用以放高利贷获利。
现任澳前镇党委书记施强介绍，连续6年的上访使龙南村村级组织基本陷于瘫痪，村民与干部对立情绪不断加大。1997年和今年连续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因此未能搞成。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该村经济发展一落千丈，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也跌落至全县平均水平以下。
村民还要上访多久
对于这样一条搞垮了全村经济的蛀虫，平潭县有关部门也并非没有给予处理。1996年以后，平潭县、澳前镇曾多次组织工作组到龙南村调查。1998年3月，平潭县委书记施能柏曾专门批示给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清泉，要求他会同县公安、检察院等单位，立即到龙南村进行调查。当天，李清泉便赶往龙南村向村民提出：1．不要再继续上访。2．相信组织，一定会认真调查。3．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哪怕只核实一件，也都会作出相应处理。看到了希望的村民，兴奋异常，当场自购了一个保险箱，在村民和调查人员的监督下，把将要逐一核实的各种票据封存其中，交由公安保管。谁知当晚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村民打电话告知李清泉，保险箱被镇纪委和县纪委的人拿走了！第二天，李清泉到县纪委追问原因，答复是“还是我们调查合适”。一场调查就如此不了了之。
龙南村上访的村民告诉记者：“不是我们不想过安分的日子，也不是我们不想上缴国家的税款，但不认真严肃处理这些蛀虫，不把这些人挥霍了的血汗钱还给我们，我们能满意吗？”
带着龙南村村民的要求与对1998年3月那次调查一事的疑问，记者走访了平潭县纪委。现任县纪委书记洪锦煌回答记者：“按照福州市委宣传部规定，只有记者证，没有他们的介绍信，我们无可奉告。”当记者表示，可以立即打电话找有关部门核实身份时，他坚决地说：“那也不行！”
1998年3月平潭县纪委为何要拿走保险箱？突然插手此案如今为何又不愿表态？笼罩在龙南村林孝金一案上的这些疑云，要到哪一天才能水落石出？龙南村村民在上访路上还要走多久？但愿不久就能得到答案。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东江清流河源来
——广东河源市保护东江水源纪实
本报记者 黄日飞 潘小平
每当周末，广东河源市不少宾馆门前，都停满挂着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等地车牌的大小车辆。坐车的人说：周末来河源是为了“喝水洗洗胃，呼吸洗洗肺”。
河源人气很旺，在于它拥有碧水蓝天。事关深圳、东莞、香港等地2000多万人口饮用水源的东江，迄今未受污染。蓄水量达139亿立方米的万绿湖，目前水质保持一类标准。河源还是全国64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13个城市之一。
发展经济，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河源所属5个县都是广东的特困县，占广东省特困县的近1／3，脱贫要求极为迫切。但河源人却没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增值、增效、不增污”。
河源人有两个至今让他们惋惜又自豪的故事：一是河源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如果建成年产100万吨的钢铁厂，矿石可保证供应160年，但为了保护东江水，河源没有上这个项目。二是1994年，日本一家造纸公司拟投资10亿元兴建年产30万吨的亚洲最大纸浆厂，河源市因此一年可增加30亿元产值和6亿元税收。当时河源全年工业总产值只有25亿元，这个项目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研究来研究去，河源还是摇头谢绝了，因为纸浆厂的污染太大了！
在河源市南10多公里处的开发区，记者看到了一个占地15万平方米的污水处理中心。从印染厂出来的像酱油汤一样浑浊的污水，经过处理后流入沟溪时，水底的树叶小草花纹清晰可见。河源市环保局局长刘和生说：90年代初，不少外商都看中了河源的蓝天碧水，到香港又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纷纷来投资建厂，光是纺织印染行业的意向书就签订了近20份。但这些外商都遇到了一个不容商谈的条件，河源市人大、政府规定：会产生污染的加工工业，必须集中连片布点，市政府无偿提供建设污水处理中心的地皮，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防治污染工程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结果，因为环保投资成本高，近20家外商当时只有5家留在了河源。
河源不但对招商引资提出了近似“苛刻”的条件，还拿出一大笔赔偿金，关停了原有的76家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和12个破坏森林植被的采石场；逐个整治了市内所有的排污口，治理废水年总排放量600多万吨。就连一间前几年投资3000多万元建起来的水泥厂，也被市政府强令停产。
呵护生态，责任意识深入民间
万绿湖的导游小姐身上都背着一个杂物袋，上面醒目地写着“善待自然，请把杂物给我”。她们还不时提醒游客不要乱扔杂物。下旅游船时，记者想把保温杯里剩余的茶水倒掉，在面积370多平方公里的水库里，几片茶叶算得了什么？导游小姐却立即走了过来，请记者倒在她身上的袋子里，那认真的表情、恳切的目光就像是一道无声的命令。受此感染，许多游客也注意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一位边走边嗑瓜子的游客，自觉地把瓜子皮装进了裤兜里。
在当地民间企业家张瑞坤投资兴建的万绿湖桂山风景区，记者看到，所有污水不但要经过处理，还一点不能流入水库，全部用来浇花种树。全国目前只有两个地方通过了国际环保管理ISO14001认证，桂山风景区就是其中之一。一家卖米粉的小餐馆老板对我们说：“住在河源是福气。瞧这蓝天、青山、绿水，哪里能吃到这样没有一点污染的青菜？”
河源1988年建市，12年来全市财政年均收入不足两亿元，却先后投入近2亿元保护东江水质，环境保护资金占了总财政收入的近10％。河源市委书记杨华维对记者说：国家耗资20亿元3次扩建专为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如果筑成10米宽1米高的道路，可以一直从深圳铺到北京。广东近10年来先后出台了7个有关东江水质保护的法规及规章，一个省为一条河专门颁布这么多的法规，在全国都罕见。
蓝天碧水，展现美好发展前景
1987年1月至今，国家监测部门对万绿湖水质逐月监测的结果表明，稳定保持一类标准，在全国独一无二。目前，万绿湖绿化率达98．8％，森林覆盖率达70．5％以上，连场暴雨，湖水不黄不上涨；久旱不雨，山间小溪哗哗啦啦照样流。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当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河源市长黄煜祯告诉记者：绿色食品、生态旅游，已经成为河源的重要经济支柱。1999年，有100万人次来河源“洗胃洗肺”，旅游收入达7亿元。河源建市12年，GDP年均增长12％，城区面积从4．5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14平方公里。农民年人均收入从445元上升到1999年的2868元。55万农户中，1999年底已有17万户盖起了钢筋水泥房。河源走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牺牲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必然阻碍经济发展的“怪圈”，而且避免了先牺牲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建设，再回头治理环境的“弯路”。
“青山碧水蓝天在，子子孙孙不受穷。”广东省政府已计划用管道直接向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居民供应万绿湖水，将此列入广东省“十五”发展规划的10个重要举措之一；香港、深圳市民也在呼吁管道直供万绿湖水。有专家就此算过一笔账：河源为上述城市直供饮用水，每年收入可达80亿元以上。
题图：万绿湖水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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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向民企小兄弟学习
张帆
首届中国民营企业交易会开幕前，云南省医药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率下属11家国有药厂的33名厂长、经理和党委书记专程到本省3家著名的民营医药企业进行考察学习。一趟考察下来，国企老总们极感震撼，民企小兄弟的异军突起，让一向以为民企的产品是靠广告“吹”出来的，利润是靠逃税“偷”出来的国企老总们大为叹服，进而对民企规范的企业制度、有效的激励机制、灵活的市场营销策略和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羡慕不已。
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今天，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让国有企业的老总和职工们不自觉地滋生了某种自大情绪，对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认识不清，认识不深。而在市场夹缝中打拼出来的民营企业，凭着对市场的敏锐反应、灵活机动的经营方式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把小舢板做成了大轮船。可以说，民营企业的不少长处恰恰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弱点。
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任重道远。要真正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民营企业不少成功的经验显然值得国企的老总们学习、借鉴。比如在市场营销方面，民营企业非常重视品牌包装，治感冒咳嗽的“灯台叶”，云南振华制药厂20年前就研制出来，但20年的销售总额却只有400万元，而民营的骄雄公司买断经营权后，以全新的市场化方式推出“灯台叶”品牌，4个月的销售额就冲到了400万元。在建立规范的企业制度、有效的激励机制、培养团队精神方面，国企老大哥都可以从身边的民企小兄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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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腐败必须反行贿
——江西审理向胡长清行贿案见闻
本报记者 余清楚
在南昌八一广场附近，原来有一个热闹的奥特客运公司。近日，记者来到这里，只见偌大的停车场空无一人，冷冷清清。奥特公司年龄不到30岁的“总裁”周雪华，正在监狱等待法律的制裁。他一次又一次共向胡长清行贿人民币144万元、港币85万元、美金2．5万元和价值65万元的物品。作为回报，周雪华通过胡长清借贷国有资金超过2000万元。这些资金几乎被他挥霍一空，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0月24日以来，江西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等法院相继开庭，审理涉嫌向胡长清行贿的8个案件。翻开一页页触目惊心的案卷，一个个事实表明，行贿是腐败的温床，反腐败必须从反行贿开始。
晏广保是此次涉嫌行贿而受审的一名民营企业家，被捕前拥有一串耀眼的头衔，江西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南昌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等，他执掌的金威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西知名民营企业，下属公司28家，有员工800余人。他向胡长清行贿19．5万元，获得的直接“利益”一是自己的妻儿到香港定居，二是江西新余钢铁公司在得到胡长清的批示后，忍痛一次性付给其弟晏广华130万元巨款，新钢为此蒙受损失24万余元。
钱权交易是行贿者的主要动机。南昌街头许多市民谈论这次行贿案的审判时纷纷对记者说，胡长清的胃口这么大，也得有人敢送。犯罪嫌疑人周雪华通过行贿得到贷款，又用贷款去行贿。花的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流失的都是国有资产。钱权交易使国家受损，百姓受害。
依法审理向胡长清行贿案引起强烈反响。法律专家指出，近年来腐败案件的一大特点是受贿案多于贪污案，因此，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我国有关受贿罪的刑事立法，加大对受贿犯罪的侦查、防范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行贿者的打击力度，对情节特别恶劣并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要依法惩治。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3月4日下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行贿犯罪的通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修源说，近期法院开庭审理向胡长清行贿的系列案件，是对行贿者的一个警示。对行贿犯罪严肃查处，是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受贿犯罪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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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热线
青海湖畔原子城
本报记者 马应珊
青海湖旖旎的风光让人沉醉，如今，越来越多的游人将目光投向一个神秘的地方，这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以及航弹、导弹的诞生地。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至此，位于青海湖北岸金银滩草原上的这个神秘的地方渐渐为世人所知。如今，原子城已成为青藏高原一个独特的旅游景点，每天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乘车从西宁西行4个多小时，我们踏进了原子城。过去的核武器研制厂房、车间、小型轰爆试验钢房已成为游客参观景点。科学家、将军楼和当年研制基地官兵、职工的生活区已成为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并改名为西海镇。接待采访的海北州委副书记曹平同志告诉记者，这片草原全州最好，从而得名为金银滩草原。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先生来此采风，为丰美的水草及秀丽善良的藏族少女卓玛所倾倒，因此创作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40多年前，当国家决定在这里建立原子弹研制基地时，政府要求当地牧民在3个月内迁出此地。藏族牧民们识大体、顾大局，在10天之内全部自觉安家到外州县，将1100平方公里的草场腾出来作为研制基地。在原子城退役时，国家又拿出近30亿元妥善安置了基地的官兵和职工，将金银滩草原和留下的城镇还给牧民。
如今的金银滩，风光如昔。面对眼前的野莽与空寂，你的思绪会不知不觉飘向久远，去追溯那逝去的喧腾与悲壮……
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孤零零地耸立在草原中央。1964年8月20日，首次核实验用的原子弹装置便是用这儿的吊车轻轻放进车厢，最终运至罗布泊爆炸试验场。
我们在基地生活区的一个三层小楼，叩开了一个房门。它现在的主人是州政府的一名姓刘的司机。房子虽称三室一厅，可面积统共只有50平方米，且设施简陋。可当年，这座33号“将军楼”以及周边几栋相似的楼房里，竟然居住过120余位留过洋的一流核专家。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建设者们至今还记得，基地建设初期，住房不够，李觉将军等领导人把楼房让给了科研人员，自己却挤进了四面透风的布帐房。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每天上班，都是爬上大卡车驾驶台后面的车厢，顶风冒雪抵达试验现场。
在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这片面积达570平方公里的草原，以及散布在它上面的一座座厂房和科研楼，一直被视为禁中之禁。直到1987年，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让基地“退役”，以此表明我国全面禁止、销毁核武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以后几年，上万名基地人疏散全国各地，青海省海北州政府以及成百上千的当地群众迁移过来。人们铸剑为犁，将过去研制核武器的车间改造成铝厂、碳化硅厂，把当年连牲口也不许入内的禁区，辟成新的旅游胜地。
目前，一座原子城纪念馆正在筹建，爆轰试验场与部分车间的修复工程也将上马，愈来愈多的游客来此领略基地昔日的神秘色彩。
题图：今日原子城
王精业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消除马路“陷阱”的人
本报记者 胡斌
在哈尔滨物资回收公司工作的李连增最近成了冰城的新闻人物，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他的出名缘自一起偶然事故。
今年9月29日，李连增骑车回单位，当时天降大雨，骑车来到太平区一个路段时，突然前轮掉进一个没盖儿的渗水井里，人也头朝下扎了进去。医院确诊为颧弓骨塌陷性骨折，住院10多天他才能开口说话。喜欢声乐的他，再也唱不了高音了。
李连增最初想的是，找有关部门给自己的遭遇“讨个说法”，于是一出院就到自己出事的地方搞调查。一调查才知道，位于水泥路42号的这处渗水井坏了半年多，摔过很多人。一位老人晨练时掉进了窨井，因此丧生。在哈尔滨，被马路“陷阱”夺去生命的事故已有3起。老李觉得给自己“讨个说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这些“陷阱”继续危害市民。
10月18日，老李带着铁锹、铁钩子来到自己出事的地点，从渗水井里掏出淤泥和砖头，找到了井盖的边框，修好了给自己带来不幸的井盖。他还不满足，又将自己的传呼号码公布在报纸上，表示要义务修理窨井盖。这下，老李可忙了，最多时，一天接到20多个电话。黑龙江省药品研究所院内有一个井盖坏了一年多，没找到合适的井盖换上。得知了李连增的事迹，该所给他打传呼“报修”。为了这个井盖，李连增一连奔走了3天，终于从铸造厂买回了一个合适的井盖。接着，他第四次来到现场，给排水井换上了新井盖。
李连增的举动感动了哈尔滨市民。10月22日，20多名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像李连增一样拿起铁锹、铁钩，走上街头修理破损的井盖：当时能修好的，马上修好，不能修补好的，就给市政“110”打电话报修。短短两个月时间，100多处马路“陷阱”消失了。
修井盖过程中，老李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井盖破损和丢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井盖本身质量问题，施工质量问题，人为偷盗。哈尔滨市的排水井盖约有2万多个，一年丢失、损坏的有2000多个，占1／10。他写出了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并向负责特殊行业管理的市公安局五处建议，加大对偷盗井盖的打击力度，整顿废旧物资回收行业。
12月7日，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李连增又将单位给他的1000元补助金和自己的300元工资捐给了有着同样遭遇、前不久被马路“陷阱”“暗算”的下岗职工王喜义。李连增和老伴的工资加起来才1600多元，可他说：“王喜义下岗了，几千块钱的医疗费无力承担，他比我困难。”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三句半 徐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