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至少让人读懂
  王乾荣
  近日在2000年第十一期《新华文摘》上读了舒芜先生一篇文章——《标点符号与文章风格》。他说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李易,在工作中发现一些作者使用标点符号时各有特色:陈迩冬爱用破折号,黄肃秋文章里惊叹号多,张友鸾好用句号,周汝昌“大括号里面又套小括号”,舒芜喜欢分号,王利器“一逗到底”。标点符号的使用,体现着作者的风格。舒芜说“对作者的‘标点权’,应该与著作权一样尊重,轻易不要随便改动,磨掉了特点”。
  李易的发现很有趣,舒芜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正如人们作文时要选择词汇一样,人们也是完全可以“活用”标点的,甚至可以说,很多情况下只有活用巧用,才能显出自己的特色,比如陈迩冬的多用破折号,似乎表现了他的诗人气质。
  然而“活用”不等于毫无章法。活用,是说可用这个,也可以用那个,作者选取最能体现文意和自己气质的一种,使文章看起来别具风格。违反了规定和原则,就是乱用、错用,如同使用了错别字一样,会造成文章的歧义;故意乱用,更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标点”一词,最早见于《宋史·何基传》:“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里的“标点”,指的是阅读古书时添加的“句读”符号,一般只有“、”和“。”,即所谓旧式标点。汉语的新式标点,是从西方“借”来的,清末才开始使用,“五四”以后逐渐推广应用。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其中包括了十四种符号(与“借来的”稍有不同)。这个《使用法》是带有国家标准和法规性质的,人们在作文时必须遵守,即使是“活用”,也不能违背它的基本规定和原则。事实上《使用法》也不可能限制“活用”。“桌椅很干净,门窗很干净,整个教室都很干净。”“桌椅很干净。门窗很干净。整个教室都很干净。”这两个例子,第一例多用逗号,第二例多用句号,都可以,就看作者的习惯和他要表现怎样的一种语言风格了。
  可是如今很多作者使用标点符号,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尤其是“消灭引号”的做法,令人十分惊愕。我近年看到的几乎所有小说、散文,还有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人物对话都不用引号了。这似乎成为一种时髦,因而也带来很大混乱,至少使人阅读文章时极费猜度。下面顺便举一篇小说里的一个例子(见2000年第十一期《新华文摘》):
  他说他有责任组织生产队的劳动力……听听,他有责任。当我们被关进收容所,他也是那么说的。他说是我的责任。他说我是他们的队长。他把我也包括在他们里边。
  这一段话里用了三个“我”,乍一读,人们会认为指的是一个人。我看小说时,觉得这里前后意思不好连,经过反复阅读上下文,才猜出“他把我也包括在他们里边”一句里的“我”指的是“叙述人”,而另两处“我”指的是一位当生产队长的“父亲”。
  这里只要把“父亲”的话用引号标明就“义显意明”了,但是作者却好像故意跟读者作对或捉迷藏似的,就是不肯使用。如果说这算“独特风格”的话,如今几乎所有小说家都这般潇洒了,还谈什么“独特”!这当然也不能算真正的“活用”——不管怎么“活用”,总要让人能够读懂,这是一个底线。舒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作者的“标点权”,这是权利;我觉得作者在这方面同时还应该有“守法”的“义务”。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送卞公,忆“激情”
  李景端
  一代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走了。奇怪,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脑中涌现的不是此刻通常都有的故人仙逝的伤感,而是蕴藏在卞公身上那种极富激情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寿高九十而终,按民间说法,可算作“红白喜事”;更主要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卞之琳与“激情”两个字,仿佛早就结下难解之缘。貌似内向稳重的卞公,其实是位感情极为丰富的重情人。
  他是一位诗人,当然先从他的诗论说起。卞公无疑是我国新诗运动的一位先驱者,更是吸收洋诗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同郑振铎一起,编《新诗》月刊,办文学季刊,很开放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在翻译方面,他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是“教条的无稽”,他断言,单从文字来讲,外文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只能凭译者的理解,去“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而要达到这种近似,就必须使译者有一种能融入原诗意境的那种激情。对他所说的这种“激情”,起初我还似懂非懂,后来有件事帮我做了注释。
  还在八十年代,有一次卞公的一位老相识、上海的资深英语教授,写了一篇批判卞译“莎剧”的文章,指出其中的不少误译。此稿先投给上海某杂志,该刊考虑卞公是《译林》编委,就转给《译林》。因为此文用词很严厉,我不敢贸然处理,趁赴京之便,先到卞家征询卞公的看法。他一听不但没怒,反而乐呵呵地说,我同他是老相识、老对头了。他教英语,只知道凭字典、对语法来看翻译,要知道莎士比亚的台词是诗,而诗是要用心、用灵感、用激情来表达的。看了莎剧不动情的人就别想译莎剧。他只挑我文字上的不对应,而我讲究的是达意和形似。他的文章你可以登,但有个条件,你也要同时登我的反驳文章。当时因为怕引起“笔墨官司”,我只好“和稀泥”两边都不登,但卞公的“激情”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做学问如此,对朋友也是这样。1991年我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研讨会”,会前我向卞公汇报了这项活动,他听后迟迟没有吱声,我正诧异,他才缓缓十分动情地说,良铮(即穆旦)是个人才,受了这么多年冤屈,亏得你们还想到他。他的诗风也是以情见长,他的译诗,既有洋味又不洋化,这一点我们两人很相似。那一天,他对几位“九叶诗人”都说了不少话,兴致高时还从书柜抽出书来朗读了几句。以往只以为他沉默寡言,这一次才看到他如此动情地来评述故旧的成就。
  1987年我同卞公一起在香港参加“当代翻译研讨会”。一天晚上,几位香港文人想约卞之琳、王佐良、戴镏龄和我等几个人去吃消夜,还说与会的一位台湾教授也要参加。起初我怕卞公年纪大,劝他不一定参加,但他一听说有港台的同行在座,激情又来了,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交流,我一定要去。
  卞公一生九十载,人们可以为他画很多种像,我却独画他激情的这一面。这也许有点以偏概全,但他确是我心中真实的卞之琳。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边走边看

  黄河水清清
  石湾
  乍看这题目,读者诸君也许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是的,无人不晓黄河水是黄的,连孩童都会说“跳进黄河洗不清”这句俗语哩,黄河水怎会是清清的呢?
  可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是7月24日上午九时许,在我随团由西宁出发赴果洛考察途中,车过贵德黄河大桥时亲眼所见,绝不会错。
  此前,我从未到过青海,更不知有果洛。当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响应党中央“开发大西北”的号召,准备组织常委们赴果洛藏族自治州考察时,我面对一张全国地图,竟找不到果洛之所在。到了西宁才得知,此州并非以城市命名,州府所在地名叫大武,仅是归属玛沁县的一个镇而已。从西宁到大武,将近四百五十公里,据说要翻十二三座山头,二过黄河,乘大巴的话,大约需要十一二个小时才能抵达。因此,我们天将亮就起床吃早餐,不到七点钟就上路了。同车的二十多人,都是第一次去果洛。两个多小时后,当一条清清的河水出现在眼前时,我们不禁异口同声地问:“这是什么河呀?”说实在的,我当时竟忘了正置身青藏高原腹地,而仿佛是在3月的皖南,见到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新安江,那绿如蓝的春水悠悠东去,展现出一派迷人的风景。直到车至桥头,见立有一块“贵德黄河大桥”的石碑,我们才齐声惊叹:“原来这就是黄河!”
  我们都知道,黄河发源于青海,但谁也没有想到,这黄河上游的水会是如此之清!这太令人感到意外了。于是,几乎是同时产生了一个急切的愿望:快停一下车,让我们下车去,在清清的黄河边留个影!
  因为率团的领导同志不在我们车上,他们和东道主乘坐的切诺基早已过了贵德黄河大桥,所以,我们乘坐的这辆大巴也就不便在此擅自停车了。好在两天后我们从大武返回西宁,还要从这里经过,到时和率团的领导同志一起在此小憩,尽情观赏清清的黄河水也为时不晚。就这样,我们乘坐的大巴缓缓驶过了贵德黄河大桥。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心想着:下回路过这里,一定要下到黄河岸边,畅饮几掬清清的黄河水!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喝这清清的黄河水,就如同吮吸母亲甘甜的乳汁,该有多美啊!……
  然而,当我们在7月27日下午从神奇的果洛草原回到这里时,黄河却变了颜色,滚滚东流的河水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河,泥沙俱下,一片混沌!那天,按东道主的安排,我们原本是定在上午九时离开大武,就是为了能在过贵德黄河大桥时多停留些时间,才提前两小时出发的。一路上大巴车也跑得很顺当,万没有想到,我们再见到的这距源头不远的黄河上游,竟与昔日在黄土高原见到的黄河中下游一般容颜了,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两天前没有在此下车,将清清的黄河水留在我们的镜头里,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仅仅相隔两天,清清的黄河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位同伴望河兴叹,感慨万分地说:“黄河给我们上了一课,再不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大西北的开发就是一句空话!”这时,我们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原来是黄河的最上游地段昨夜下了一场雨,由于植被遭受破坏,山水挟带着泥沙汇入黄河,就将两天前尚且清澈见底的河水变成了如此恣肆的一脉浊流!
  说来也巧,就是在下榻大武雪山宾馆的第二天,我从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里,看到了记者对年仅四十三岁的青海省省长关于开发大西北的访谈。给我印象极深的一点就是,这位全国最年轻的省长谈道,青海的大开发,首先就是要保护和治理好生态环境,其一大举措是把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封起来,建成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种草造林,恢复植被……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造福子孙万代的艰巨工程。我想,假如若干年后我们再有机会来到青海,就不仅会看到草原更加丰美、山谷更加秀丽、雪峰更加圣洁、原始森林更加苍郁,而且也一定能看到清清的黄河水日日夜夜从世界屋脊上流过!到那时,我们定会饮罢母亲河甘甜的乳汁,深情地唱一曲西部大开发的赞歌……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我的“蝴蝶集”
  李平
  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把式,没读过书。对于读书,他认为课本就是“圣经”,除了课本,其他的书全是闲书,“梁山的军师——无(吴)用”。因此,读小学的我想看一点课外书籍,必须偷着借、偷着看,像搞地下活动似的。
  一次,我从同学那儿借来一本《林海雪原》。放学后,躲在仓房里,一头扎进书的情节中,忘了吃饭,忘了一切。突然,一声“炸雷”传入耳中:“妈的,花钱供你念书,你却旮旯胡同看闲书……”父亲的巴掌像一枚特制的大印章,雨点一样往我身上盖,又疼又麻,我拼命挣扎、连声求饶。听到喊叫声,母亲冲过来,盾牌一样挡住了父亲的大巴掌。盛怒的父亲余气不消,竟然把那本书扔进了灶坑。当母亲把书从灶坑里救出来时,书已经烧掉三分之一,泛着浓浓的焦糊味。捧着面目全非的书,我欲哭无泪,傻呆呆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母亲以为我被气出了毛病,双手摇晃着我的肩膀,焦急地问:“小平,你怎么啦?”我扑进母亲怀里,哭着说:“妈,书是借人家的!”母亲忙安慰我说:“别犯愁,过几天妈把鸡蛋卖了,买一本还人家!”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是计划的,精神产品也是计划的。就是手头有了闲钱,想买书也不一定能买到。后来,费了一些周折,托人从县城买回书来还了人家。
  那本烧伤的《林海雪原》我没舍得扔,父亲不在家时,我就拿出来翻看。那书依然泛着焦糊味,烧伤的书页呈不规则的波浪形,酷似蝴蝶的翅膀。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长短句(断章残句),用自己的想象来补充被烧掉的情节。
  参加工作以后,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看书了。但是,我依然保留着那本烧伤的《林海雪原》,我的诗歌处女作发表,我把它剪下来,夹在了烧伤的《林海雪原》第一页,并为这本残书精心制作了特殊的封皮,题名为《蝴蝶集》。以后,每次发表诗歌我就依次夹在这本残书中。现在,差不多快夹满了。我想,如果有机会出版个人诗集的话,我就取名为《蝴蝶集》!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牧 姜玉祥摄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怕坐主席台
  施建石
  “主席”在我幼时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其程度比之祖辈渲染不已的皇帝、菩萨要神圣伟大无数倍,以至在班级有人称我这班长为班主席时,我惶恐得应都不敢应。因而,尽管现在到处都可摆出主席台,我还是怯兮兮地改不掉看来天生不是当官料的毛病:怕坐主席台。
  我现在毕竟担任着一家不大不小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说实话,高层次的会轮不到我出席,只能从电视和报纸上看;本地稍上点规格的会我坐台下,仰望、聆听着主席台;但本单位开会,除了仅让副职或中层干部主持的讲座、报告会之类,我即使参加也可隐退台下外,还是逃离不了主席台,还得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
  当年我在领导机关鞍前马后当小小的准公务员时,也羡慕过事先或按居中或分左右排列座位的主席台上的“主席”们。记得刚进机关,毕恭毕敬地为主席台上的人泡茶续水时,见一些人似乎视而不见、面无表情还有些纳闷,后来慢慢习惯了,渐渐懂得在等级服务制盛行的年代,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是“多年的媳妇”,是过来之人的缘故,及至我坐主席台上,凡有人来续水,若讲话我必颔首微笑致意,不讲话时则轻声直言“谢谢”,但我惊异地发现,大多数倒水的同志似乎也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怕坐主席台除了接受倒茶的既快乐又难过的滋味,还有拘束。看起来,坐在台上风光荣耀得很,连茶水都可“坐享其成”,但其实坐在台上并没台下那么自由,众目睽睽之下随便动动都十分引人注目。就说鼓掌,拍多了显得不稳重,拍少了又缺乏热情。台上坐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方知当领导其实也是很累人的。记得不久前我组织开一个群众座谈会,散会时一位难得开会的同志说:“原来开会坐着也很吃力,还不如我站着上班舒坦呢!”我颇有感慨地说:“负责任的干部并不好当啊!”
  我算不上口齿伶俐口若悬河的人,但在单位开会,许因有话说,故可滔滔不绝连说好几个小时,生意场上也能热络话语不断或敢唇枪舌剑一番,但到有些“官场味”较浓的会上,我深知自己笨嘴讷舌,有时被无奈地点名发言讲话,又不能真的哑口无言,那就只能急急地说几句,其实也是浪费了人家的宝贵时间,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谋财害命”者了。
  主席台往往和会相联。有人说“共产党的会多”,我以为这得辩证地看。一方面可说是多了,多了那些以会代干、层层级级以会作部署不务实的会,除了既必要又精彩的会之外,多了那些无病呻吟的空洞的会,多了那些无会乱开、短会长开的会,多了那些借会吃喝发礼品的瞎浪费的会,也多了那些一会儿一个主席团会的繁文缛节和频频又稀拉的鼓掌通过的形式;另一方面恕我直言,有些人又不善于开会,不能很好地通过会来统一思想认识、集中集体智慧、宣传发动群众、体现民主集中、解决实际问题等。我觉得,实实在在的会不是多了,而是还嫌少!
  由会再回到主席台上说一句,是怕陪会,即既不主持,也不讲话,纯粹是作为陪衬坐在台上,那也是很难过的。有时,组织者甚至为排座次煞费苦心还难以圆满。因此,我在结尾虽自知人微言轻,还得真心希望:除了重大会议外,能否真的减少“在主席台上就座的”?
 书法孟照明(附图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陈腌鱼
  龙腾
  腌鱼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风味独特的一道民间佳肴。且同一地区,居地不同,鲜味各异。就我苗乡而言,腌鱼的制作与醇味独具一格,尤其是陈腌鱼。
  家乡的陈腌鱼和普通腌鱼比较,除具备了一般腌鱼的酸、辣、香外,还兼有酸里带甜,辣不上火,馨香弥漫,并且肉质新鲜,嚼有韧性,舒心爽口,一次品尝,终身不忘。
  与一般的坛制腌鱼的简单制作相比,陈腌鱼的工序很有讲究,操作繁琐,特别要求盛器的选择与配料的适度。
  首先,盛器的制作,要求是规格大小有度的杉木桶,我们地方叫做“腌桶”,专有木匠套做。腌桶必须是年上百岁的杉木,其他木料均不可代替,否则腌味会因树质的不同而串味,且高、低、大、小都要适宜,过高大,则通风不足,腌鱼存放时间不能保证;过矮小,则透风清冷,腌不沁罄,泛味不香;底部留有气孔,可控制腌鱼的温度与湿度。其次是选料,包括腌制的鱼种、大小都要考虑。鱼类首选鲤鱼(我们地方叫田鱼),实在没有的,其它鱼类也可用,只是成品稍为逊色。鱼要放养两年以上、如手臂般长的老田鱼,剖开后平铺大小正好如桶口为佳。接下来,准备糯米、生姜、辣子、花椒、甜酒曲、五香等佐料,每一项配料都要仔细加工,丝毫马虎不得。就说糯米吧,糯米杂交类的不选,以土生土长粘性强的糯米为上,根据腌鱼的多少,用竹筒(老家至今仍用的量米筒)量出适量的碗数,茶油猛火爆炒,只有茶油才能保证腌鱼的浸润,不过酸,防腐。到米色金黄,略闻糊味即舀出锅,一分为二,一半用臼舂成粉,一半留待放鱼入桶时用。其他配料如生姜的细切片,老辣椒的精选并火焙等等,一道工序一道活,没有两三天的工夫是无法完成陈腌鱼制作的。
  主料具备后,最后的一道工序是装桶。事前,先把活鲜鲜的大尾鲤鱼从背上正剖,去其内杂,速用食盐浸透,醇米酒浇上,除掉鱼腥气,约三个时辰,置入竹筛沥干汁液。同时,烧一炷香把腌桶翻底烟熏清除异味。熏毕,在底部铺一块垫板,撒一阵炒米和各种配料打底,并把处理好的鲤鱼,迅速在已调和好的一大盆配料中,如马打滚般两面揉透,张开铺入,铺一层加一层辅料,如此重复,到离腌桶口一尺许,贴上一圆形盖板密封,再用一块如活塞样的杉木墩封口,最后,用二十来斤重的一方青石压顶,置于透风暗处即可。陈腌鱼的成熟期短的半年,长的两三年。如陈放窖酒,时间愈长味愈醇。陈放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腌桶飘散而出的香味日渐浓厚,经验丰富的媳妇,闻其味就可知腌鱼的成熟程度。等到成熟期,揭桶盖取鱼,被配料咬熟的腌鱼,香味拱鼻,清新素净,肉淡红,整条鱼儿比原形略缩小,如一张发润的新皮纸,不滴水,不滑手,忍不住手撕一角放进嘴里,那原汁原味的陈腌鱼啊,沁人肺腑,透身舒爽。
  陈腌鱼吃法与普通腌鱼没有两样,年轻人喜欢生嚼,美味无穷,爽口甜心;老少喜欢煎吃,酸脆可口。
  记得儿时,家乡的媳妇们因手头紧,回娘家就用一小片芭蕉叶包一尾陈腌鱼代礼品,撒了一路的陈腌鱼酸香,常常叫我们赶坡的娃儿不知不觉中随着味儿走迷了路。
  而今,陈腌鱼已成家乡品牌特产,产品供不应求。回老家能吃上一顿陈腌鱼,那算是有口福了。如果有君慕名远道而来,我定不辞辛劳,舍时奉陪,让他对我的家乡的陈腌鱼终身铭记。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小说《百年德性》将上荧屏
  青年作家刘一达创作的四十五万字长篇小说《百年德性》,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创作中采用地道的京味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百年德性》已签约改编成电视剧。(京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隐面人》中文版面世
  德国马库斯·沃尔夫的回忆录《隐面人》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日前,沃尔夫先生夫妇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邀,专程来京参加了该书中文版的发行仪式。(丝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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