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

  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
  刘伟忠
  理论能否入耳入脑,打动人心,关键在于理论说服力的强弱。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深刻领会并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理论武装工作富有成效;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
  说服力来自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党性原则
  一种理论是否具有说服力,不能靠自我标榜,而是既要看理论自身是否具有这种质的规定性,又要看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的作用,影响群众的深刻程度。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开辟了社会变革的新纪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其影响和作用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和说服力,是由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党性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首先决定于它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阐明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各种学说,尽管情况各异,有些也曾提出过个别正确的命题和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都未能从总体上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不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还决定于它的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来自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凡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就具有真理性,因而也就具有说服力;凡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就不具有真理性,从而也就不具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它自产生以来,总是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倾听实践的呼声,不断地通过实践来修正自己、发展自己,因而这种说服力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还来自这一科学理论的党性原则。过去一切旧学说或者学派,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把自己的学说说成是为全社会、全人类服务的。这些旧学说和理论,总是以鄙视群众和实践为特征的。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恰恰公开申明自己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自己的理论。在它那里,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理论在群众中有没有说服力,就看其是不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理论越彻底,越没有小集团的私利和杂念,就越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承认和拥戴。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党性原则,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从而决定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说服力。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多年来之所以深得人心,扎根于群众,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就在于这一科学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规律;尊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代表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增强说服力,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讲“新话”;二是改进方法,使理论入耳入脑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来自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没有搞清楚,相反附加了许多教条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同时在思想教育方面采取了强制性的做法,这不仅毁损了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失去了理论应有的品格和魅力。当前,要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使思想教育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的终结,而着力于坚持和发展,既做到“老祖宗”不能丢,又做到讲马克思主义要有“新话”。
  所谓“老祖宗”不能丢,就是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果偏离这一科学理论,甚至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我们就会失去解决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涉及全局性重大问题的锐利武器,思想政治工作就会缺乏“主心骨”,更没有说服力可言,最终只能造成思想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当前,坚持“老祖宗”不能丢,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刻分析思想政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说服力和战斗力的有机统一。对于事关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分清是非,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的斗争,使真理在同谬误的较量中深入人心。
  讲马克思主义要有“新话”,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一个为中心、三个着眼于”的学风,坚持理论创新。要认真借鉴和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善于总结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按照实践标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以及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探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大大增强科学理论的说服力和凝聚力,使这一理论永葆生机和活力。
  增强说服力,就要继续深化理论武装工作,改进方法,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使科学理论入耳入脑,扎根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
  ——不回避难点、热点、疑点,敢于触及一些敏感问题。特别要重视加强对新形势下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即将加入WTO,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随着改革的深化,“四个多样化”等带来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与说明。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多用讨论式,少用训诫式,从过去简单的“说教式”、“注解式”转变为符合人们心理活动规律的“诱导式”、“解惑式”。以平等态度待人,尊重教育对象的人格,由情入理,情理交融。提倡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畅所欲言、平等讨论。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既旗帜鲜明,又注意掌握好政策界限,努力贯彻“双百”方针。
  ——把深奥的理论还原为朴实的道理,通俗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要彻底,除了把握事物的根本,还要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使之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科学理论的传播,十分强调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资本论》是理论性很强的著作,但马克思在写作时,却用了许多生动形象、活龙活现的比喻和描述,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尽量用事实说话,采用鲜活语言。马克思认为,理论越少从外面把它“硬灌输”给群众,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丰富而实际的教育资源。要用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用广大群众亲身经历的事实说话,引用群众的生动语言,努力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和渗透力。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咎莫大于欲得
  李卫星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是二千五百年前老子说过的一句话。江泽民同志曾经引用这句话,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奋发向上,淡泊处世,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
  纵观今日一些落马之人,探其原由,“祸咎”概莫能出其“不知足”和“欲得”之外。王宝森、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贪婪的欲望使得一个又一个春风得意的“能人”,从马上倏然坠地,沦为阶下囚甚至走上断头台。就拿成克杰来说,他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伙同其情妇总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四千余万元。四千余万元的天文数字,姑且以他还有四十年的大限计算,每年可以均摊一百多万元。以平常人的心理,实在难以理解他聚敛那么多的钱财到底要做什么?格林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老幼皆知,贪婪的渔夫妻子令人厌恶,也使人叹息。然而,成克杰之流的所作所为与愚昧的渔夫之妻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人都有欲望。人的欲望与生俱来,挥之难去,但同时人又是具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应该而且能够把握好欲望的“度”。人活在世上,有些东西应该得到,也能够得到;有些东西不该享有,也不能攫取。制欲戒贪,历来是为官者修身做人的第一要则。今天,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吸引人、诱惑人的东西很多。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自觉遏制自己的一些欲望。既要抵制官欲、权欲,又要抑制物欲、钱欲,还要限制生理上的某些欲望。否则,哪一种欲望过度,都会出毛病。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表明,过度的欲望满足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自我放纵。面对金钱的诱惑而利令智昏,面对权力的诱惑而官瘾难捺,面对美色的诱惑而迷乱失态,则必定一步步跌进诱惑的陷阱、罪恶的深渊。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职务上嫌低,在待遇上嫌差,在荣誉上嫌少,片面地同别人比地位、比待遇,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比物质享受,比豪华气派,一旦己不如人,就心生邪念,步入歧途。这种原本不当的比法,其结果只能是越比越觉得吃亏,比来满肚子失意和不满足。不知足就必然贪心,放纵欲望必然成为贪婪的“魔鬼”,最终落入老子所说的“祸咎”之地,使自己身败名裂。
  “知足者常乐,贪婪者常悲。”这是古人从生活的甜酸苦辣中提炼出来的至理名言。当前,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带来的变化,面对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给利益关系带来的调整,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自觉制欲戒贪,“知足常乐”很重要。这里的所谓“知足”,就是要在生活上跟全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工作上跟那些甘于清贫、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的先进典型比。这样的比,才能比来一颗平常心,比来奋进的动力和奉献的情怀,进而用好手中的权力,做好本职工作,甘于淡泊,自守清贫,而不至于沉湎于酒绿灯红、应酬往来,热衷于哗众取宠、好高骛远。只有这样,我们的领导干部才能在高尚的思想情操支配下,始终保持旺盛的进取心,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永做埋头苦干的实干家和无怨无悔的奉献者。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
  包心鉴
  商志晓撰著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书,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该书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与对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及其实践和事业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将人(邓小平)、实践(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理论(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事业(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融合在一起、串联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在此基础上,再把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加以把握和考察,全面揭示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系统说明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而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构建了一个崭新又有深度的研究框架。第一部分从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分别揭示了邓小平的思想进程和思维轨迹,由此建立起了邓小平、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系和深刻联系。第二部分进一步将邓小平及其实践和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在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联系和比较中阐明了邓小平的成功实践与理论贡献,深刻揭示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将邓小平及其实践和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宝库中给予准确合理的思想定位,为我们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形态提供了基本线索。可以说,这是一部有一定深度和新意的著作,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9版(理论)
专栏:

  把握好调查研究的两个环节
  马福海
  近年来,各级领导干部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对探索和解决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些同志不能正确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存在着作风不扎实、方法不得当、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从实践看,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环节:
  调查是研究的基础,必须全面系统。毛泽东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不是脱离实际的纯粹主观的东西,它始终依赖于客观对象和物质的实践活动,因此,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和意识。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那么,如何搞好调查呢?一是要搞好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对调查的对象、重点、难点以及调查方法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认真查阅有关的资料,掌握有关政策规定以及调查课题的历史背景及研究状况,特别是对一个时期内带有方向性、倾向性的问题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的专题调研,更要注意事先拿出调研方案,做到有的放矢。二是作风要深入。毛泽东曾把调查研究形象地概括为“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两种形式。“下马观花”式的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甚至危险的工作。沉得越深,工作越实,获得的资料才越丰富;反之,如果走马观花,作风漂浮甚至心猿意马,是达不到调查目的的。三是调查要全面。毛泽东曾强调: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性。克服片面性,就要在调查对象上,既调查机关,又调查基层,既调查领导,又调查群众;在调查方法上,既通过汇报了解情况,又深入到一线获得感性认识,坚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防止以点“代”面、一叶障目。四是要密切联系群众。邓小平指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人也不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因此,调查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说话”,做到听真话、察实情。
  研究是调查的升华,必须深入细致。事物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现象是人们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表现于事物外面的东西,本质则是深藏于内的支配着外在各种变化的内在东西。要把握客观事物,就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下一番功夫,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种功夫就是研究。
  搞好研究,首先是要对调查中掌握的材料和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调查之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研究,对实践得来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找出带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来。其次是要边调查边研究。调查虽然是研究的基础,但二者却是相辅相成的,必须边调查边研究,通过研究使调查更加深入,从认识到实践多几个回合。调查研究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同志调查结束后,在研究时才发现占有的材料不全面,坐在办公室里向基层要数字、问情况;有的调查时不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只向群众问“是什么”、“怎么样”,不问“为什么”、“怎么办”,到头来对基层的情况若明若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调查回来后,甚至干脆把材料交给秘书或组织几个“笔杆子”,由他们代为研究,自己成了“甩手掌柜”的;等等。这种调研脱节、重调轻研甚至调而不研的做法,严重违背认识的客观规律,影响了调研质量。因此,调研一定要边收集、整理材料,边梳理、研究问题,把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贯彻于调研的全过程。再次是要有顽强的毅力和科学的方法。透过事物的表象抓住本质和主流,分析其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没有一种“钉子精神”是不行的,必须开动脑筋,在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深功夫、细功夫。当然,在肯于研究的同时还要善于研究,在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的基础上,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对感性认识进行“加工制作”,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以及比较、分类、统计、想象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本质的东西。


第9版(理论)
专栏:

  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精神文明
  闻世震
  编者的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要求这一过程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以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近几年来,辽宁省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共建,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的文章,总结了辽宁省的实践,并对今后如何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思路。
  以城带乡,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首要的是把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抓好。几年来辽宁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发展态势越来越好。城市化程度比较高,这是辽宁的优势所在。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人创建文明城市的意识日益增强,工作力度日益加大。比如,大连市多年来一直重视抓好“三个形象”(环境形象、社会形象、市民形象)建设,沈阳市在凝聚人心、提升人气上下功夫,都取得明显成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各地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以创建文明社区为重点,切实抓好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基础建设,城市文明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在文明行业创建中,大力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生产经营信誉制、行政执法公示制,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总结推广沈阳“2211”市民投诉中心的经验,开展“整顿市场秩序,营造文明环境”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雷锋精神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的长期主题。多年来辽宁省坚持深入开展“学雷锋,学先进,树新风”活动,涌现了一批诸如秉公执法、一心奉献的铁法官谭彦,人民的好校长包全杰,人民的好医生李秋实,人民卫士马卫华等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把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的工作思路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机制与途径。仅仅依靠农村自身力量,很难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很快有一个大的转变。辽宁省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主要是辽西、辽北和东部山区经济发展还不够快,精神文明建设总体水平也不够高。借助城市力量,就可以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一个台阶。辽宁省初见成效的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精神文明的思路与实践,反映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内在需要,可以使城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既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它适应了广大农民在基本实现温饱后对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适应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需求;适应了整体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
  开原市在这方面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该市从1998年初开展城乡共建活动,组织城里的文明单位和农村的文明村结成共建对子,双方共同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村容村貌,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短短两年,开原的共建对子已经由二十四对发展到现在的九十三对。在建设一批有较高水平、较高标准的文明村的同时,城里共建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也有了新的提高,从而带动了开原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辽宁省委在全省推广了这一经验,并把这一经验写进省委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现在,全省已形成城乡共建的良好势头。丹东凤城市推行“三位一体”共建活动,由一位市领导人带一个市直部门和一个乡镇结成共建对子;抚顺市清原县组织县直机关五十七个单位与文明村开展“局村共建”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农村还广泛开展了“十星”系列(“十星级文明户”、“十星级文明村”、“十星级文明乡镇”和“十星级文明乡镇企业”)创建活动,推广辽阳县开展“专项整治”和西丰县“净化工程”的经验,重点整治村容村貌、乡村道路和封建迷信活动,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如:1999年,开原城乡共建、辽阳专项整治、宽甸“十星”系列创建、北宁产业文化、盘锦“精神扶贫工程”等典型经验,被誉为“五朵金花”;今年,又推出抚顺县毛公村、东港市文明村镇建设、灯塔市“现代农民教育工程”、西丰县“净化工程”、桓仁县创业精神教育等“五朵新花”。
  抓住“十五”期间发展的良好机遇,进一步营造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气势,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十五”期间,将是辽宁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发展的良好机遇。辽宁省是国家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管理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改革,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同时,要改造传统产业,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众多的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任务也非常繁重。有些资源性产业因资源枯竭,需要破产重组。目前全省经济发展中,机制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在改革和调整过程中,搞好职工下岗分流,实行劳动力战略性转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日益紧迫,压力很大。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同时,要保持社会稳定、政治安定,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这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引导,弘扬正气,营造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
  从坚持“三个代表”的高度,自觉贯彻落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总揽全局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的同时,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并从物质文化生活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必须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始终掌握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动权。
  坚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摆在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企业、农村、社区、高校为重点,着眼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齐抓共管,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切实加强科学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抓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探索规律,把握特点,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进领导班子,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修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民群众作出表率。
  从本地实际出发,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精神文明”的发展战略。认真贯彻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总结经验,巩固完善,提高水平,积极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形式。第一,在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上下功夫。特别是总结比较成熟的经验如开原做法和各地一些其他形式的做法,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从实践中得出普遍性规律,用以指导城乡共建活动。第二,在完善机制、确立规范上下功夫。城乡共建的生命力在于充分调动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其持久开展下去,形成使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得以持久保持的机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构成城乡共建活动深入持久开展的重要保障。第三,在巩固提高、延伸辐射上下功夫。一方面巩固已有成果并进一步加以提高,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大面积普及推广,吸引更多的城市单位和农村乡镇参加,以此推动全省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整体提高。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
  王志国
  蔡玉峰撰著的《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行为作了深刻剖析。
  近年来,政府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应担任什么角色备受关注。该书对政府管理国有资产、参与社会公共建设和进行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等行为进行了大量分析,认为,政府与企业发生的博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的和大量的现象。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企业既要面向市场寻找商机,获取经济利益,又要关注政府行为,期望从政府行为中争取到尽可能大的空间和利益。
  全书共分七章。前三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博弈的形成,重点阐明了政府和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所具有的利益目标、利益差异的普遍性。第四章和第五章描述了政府和企业在博弈中所采取的基本对策和实现对策的主要方式。第六章和第七章对政府和企业在不同经济领域内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具体分析。后四章可以说是博弈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对于了解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帮助政府和企业决策人进行科学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在分析上尽可能地避免繁琐的数学论证,内容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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