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br/>专栏：年终报道<br/><br/> 我们这个世界——世纪之交的对话<br/> 编者按：20世纪就要过去了。较之去年，今年的世界似乎显得多少有些平淡。然而，表面平淡的背后涌动着世界大格局更为深刻的变化大潮。怎样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近日，本报特邀请5位专家、学者就有关的一些话题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对话。这些对话仅代表他们个人的见解。现予刊载，供关心国际问题的读者参考。<br/> 参加座谈会的五位专家、学者是：<br/>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br/> 宋以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br/> 钱文荣（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br/>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br/> 王国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br/> 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br/> 时代特点没有变：和平与发展仍是主题<br/> 局部性冲突地区主要分布在“缝隙地带”<br/> 大国关系新特点：注重可控性，斗而不破<br/> 世纪之交的忧患意识，中国需有认真对策<br/> 全球化趋势既能激发合力，又可加速裂变<br/> 政策内倾化：各国都把发展自己放在首位<br/> 王逸舟：我还是同意邓小平同志对20世纪后期世界格局的一个总体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20年甚至是在可预期的一个中长时期内，时代的基本特点基本不动。第一个重要依据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追求本国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br/> 冷战以后，我们看到确实存在地区冲突。局部性的、区域性的、小规模的冲撞比起冷战时期甚至还有所增加。但冲突地区的分布是有规律的，主要分布在“缝隙地带”，或者说大的板块的交界地带。我概括了几个主要的地带：一个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产生的一些隔离的破碎地带：巴尔干、南北高加索、中亚。这些国家处于一个民族重建、革除内部分裂势力、确认国家和民族发展方向、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的动荡过程中。第二个在北非到中东、西亚、中亚一个狭长的新月形地带。第三个区域在南亚，人口稠密，宗教、种族、种姓关系比较复杂。除此之外，非洲还有一些零星的由内部矛盾和民族冲突引发的区域不稳定。<br/> 这些区域是当今世界不稳定、冲突比较集中的区域，但它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板块和国际关系的主导区域。世界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地区还是稳定的，和平与发展仍是一个主要特点。在可预期的未来还是有可能继续稳定。<br/> 另外一个主要依据是，大国关系之间的新特点，即更注重可控性的大国关系。各大国一方面发展自身综合国力，抢占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大国之间又通过相当的技巧使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矛盾不至于失控，不至于达到破裂的状态，斗而不破。这在北约东扩、美日安保条约等比较敏感问题的处理上都有所反映。这种大国关系的可控性也反映在国际体系上面，国际关系的多边性，国际体制作用的加强。单边的行动，例如美国的霸权，还经常令人反感地出现，但美国多少也注意到如联合国、东盟、北约等国际组织规则、公约的作用。多边机制的影响扩大，世界各国、强国对这种机制的借用，所谓多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的同时存在，或是后者的相对受制和前者的相对发展，我觉得也是新时期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特点。<br/> 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还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从去年的科索沃危机以后，人们担心的新一轮大国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不论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原因是什么，是北约东扩也好，美国在新世纪抢占制高点也好，事实是，有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对高精尖武器的研制加速了。这可能会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严重影响和制约国际关系的发展，会不会引起比如结盟、区域性政治对抗，甚至引发一些局部性的战争冲突，还不大清楚。中国需要认真确定自己的对策。还有一个趋势未来可能继续发展。全球化在各个领域加速的同时，文化的裂变过程同样加速。一个合的力量、一个裂的力量同时加强是有内在联系的：合的力量是说在贸易、经济、法则上趋同，但同时却激发了内在的文化认同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越是要整合、加强发展的过程，实际上越可能加速内在的裂变。从正面讲，这些年民族的自醒、自立运动，文化的发现欲在增长；从反面讲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分裂主义的趋势在发展。所以造成国际政治产生这样一种景象：一方面是整合，各个角落都受到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的影响，都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的安排，都受到市场法则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从矛盾法上讲，冷战结束，世界在发展，却出现更多冲突。这个趋势应该认识，它有内在的联系，而且未来这种趋势并不会减弱。<br/> 总体上看，今年是世纪转折年，有喜有忧，整个世界的发展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向。虽然光从军事、外交方面看，忧患的东西越来越多，总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但同时要看到世界经济总体的一个趋势。比如新经济的带动，正方兴未艾。人类在探求新的领域，各国在挖掘一些新的使综合国力发展的领域。整个世界的发展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推动下，人们对生存质量改进的要求，对消费需求满足的要求，对整个社会、整个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压力，是任何决策者、任何当局在谈论政治、外交时不能不看到的趋势。<br/> 袁鹏：我觉得，在21世纪初，大国关系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般每次大的历史机遇来临的时候，总是会有大国的起伏、升降。为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机遇面前不至于被落下，各国都有一种政策内倾化的倾向，把发展自己放在首位。美国把未来5—10年称为“战略机遇期”，加紧在军事、科技方面强化自己的实力；俄罗斯普京上台后“重振大国雄风”，或者说“走强国之路”成为其核心内涵；日本想摆脱经济低迷状态，寻求政治大国地位；印度通过核试验走过“核大国门槛”以后，希望实施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就是跨过工业化，直接进入信息化；欧盟下一步主要是要解决一体化在安全、政治上的问题。各国求发展的欲望绝不亚于中国，那么，从客观上讲对中国的发展也有好处，各国的关系发展呈现出可控性，表现在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程度可能比以前更加增强。<br/> 跨世纪的大国关系<br/> 大国之间力避公开对抗<br/> 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衡<br/> 盘根错节的竞争与合作<br/> 地区牵制作用不断加大<br/> 宋以敏：跨世纪大国关系的特点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世界总的发展趋势。目前缓和的趋势可望保持。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未来10到25年），美国综合国力的全面优势没有国家能抗衡，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三个就是看各个大国对外基本政策的选择。这些因素决定了跨世纪大国的关系特点，总的来说就是：协调、合作与摩擦、斗争并举这么一个局面。<br/> 一、大国间互不为战争对手和力求避免公开对抗这一点，表现在各大国在讨论本国军事安全面临的危险时，日益以特定情况或潜在危机而不是特定国家为对象。关于主要的外来威胁，美国的说法是它的主导地位受到其他大国或势力的挑战；美日安保条约列出几种“周边事项”；俄国指为北约东扩，特别是扩大到前苏联境内。在每一大国的心目中，这些事项均涉及其他有关大国，但这毕竟与由此以之为敌国有别。美国最多把中、俄作为前敌手，中、俄也没有把美国称为敌国。同时，各大国所更担心的现实安全危险，大多并不来自大国而来自中小国家或非国家角色挑起的事端，如它们设法获取危险武器及运载工具的努力以及各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这类危险反而为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开拓了新领域。俄国对恐怖主义的危害就提得很高，希望进行国际合作与之进行斗争，例如它想同美国联手对付阿富汗的塔利班。<br/> 二、大国间已经形成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有日益走向机制化的趋势。近年来，各大国在各种多边论坛多边机制中更直接地发生互动作用。在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多边活动中，这一点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在我国的倡议之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期间单独会晤，就引起世人注目。西方大国则有通过多边大国机制把我国和俄国进一步纳入多领域全球化进程的企图。它们已提出拉我国进入八国集团的想法。今年在冲绳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日本曾试图请我国以某种形式出席，除了已经是八国集团成员之外，俄国同北约也早有机制化的安排。美日正力求在亚太地区间同我国形成大国间的多边安全机制。把中、美、日三边关系变为一种比较正式的权威机制，是美、日的共同想法。在争取形成一定机制的同时，制定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大国游戏规则，也进一步成为大国多边外交的重点。<br/> 三、其他大国和美国的关系，不存在相互联合反对美国霸权的前景。它们确实都反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只是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全都把对美关系置于本国外交的首位，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之外，同时采取大力借助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增进本国的国力和作用的政策。它们都希望美国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多作贡献，而在反对美国霸权时，又都希望别的大国挑头出力。<br/> 四、大国间合作与竞争的地区重点在欧亚大陆。因为这片大陆集中了欧亚各个大国，美国则认为这片大陆的事态发展将决定它领导世界的图谋最终能否得逞。<br/> 五、大国间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与竞争，其相互关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经济更为突出并对安全和价值观领域产生决定影响。虽然安全问题的地位将比冷战结束后头几年显著提高，价值观问题也呈上升之势，但大国在后两个领域内的对立和斗争均不致恶性发展到失控或严重激化的地步。<br/> 六、现有并得到国际公认的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上升中的或本身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国家和力量中心的推动和牵制。韩国和朝鲜、东盟、印度对中、美、日三角关系以及中东欧国家，俄以外前苏联各国和中东国家对欧、美、俄三角关系的影响都在增大。<br/> 七、大国相互关系的发展日益紧密地同各国的国内事态发展交织在一起。这既同冷战后各大国的内顾倾向不可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改造”中、俄的图谋也是重大因素。这种图谋只能在中、俄两国国内引起强烈的反感，反过来又在西方国家内部加深对中、俄的偏见。这就会形成某种恶性循环，中、俄认为西方干涉和演变自己，因而要加强防范；西方则认为中、俄是在煽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其结果自然是对相互关系发生一定不利影响，国内因素对大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消极影响，今后有可能加剧。<br/> 新世纪联合国的作用<br/> ▲多极化与单极化<br/> ▲极端民族主义发展<br/> ▲贫富两极分化加大<br/> ▲维和行动如何进行<br/> ▲人道主义干预问题<br/> ▲如何减少贫困现象<br/> 钱文荣：联合国在新世纪应当、也必须发挥更大作用。在新世纪内联合国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有三个：第一，多极化与单极化之间的斗争。多极化将进一步深化，单极化倾向也在发展。在新世纪内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更趋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发生大规模战争，大概今后30—50年内不会发生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原因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但各个大国的综合国力正在逐渐向着均衡化发展。面对这种态势，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总要极力维护它的霸主地位，阻止出现任何它认为可能挑战它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全球大国或地区大国。届时单极化与多极化之间的矛盾势将激化。联合国如何调节大国关系，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br/> 另一个挑战是与多极化并存的分散化。这里指的是在西方所谓“民主化”的鼓动下，极端民族主义（在非洲是部落主义）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他们往往与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导致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内战不息，政局动荡，威胁和影响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问题在冷战结束以来的10年内已经出现，在下个世纪内还将继续发展。<br/> 第三个挑战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许多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各地区、各国家之间发展更加不平衡，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连西方政治学者也认为，全球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贫富问题，是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因此，全球化问题就成了今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优先讨论的议题。<br/> 从这三大挑战来看，在新世纪内联合国的任务仍将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三大任务：1.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2.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3.促进人权的进步。但这三项任务的内涵有所变化。在维和行动方面，今后联合国将更多地介入国家内部冲突；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主要是推动全球化向相对均衡和平等的方向发展；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将被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br/> 但联合国要完成这些任务，也面临着许多障碍和困难。一是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克林顿总统在去年联大发言中声称“联合国不是维持和平的唯一途径”。英国在今年千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明确授权使用武力”。这意味着他们将继续无视联合国的权威。二是维和行动如何进行？今后维和行动介入国内冲突时，原来规定的必须征得当事方同意、公正中立和不使用武力三原则是否继续必须遵守？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安南秘书长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虽然认为这三项原则继续有效，但对它作了新的解释，例如报告认为“公正不等于中立或平等对待所有各方”，强调必须“对受害者和加害者区别对待”，建议“给予维和行动使用武力的权力”。如果这些建议在联合国内获得认可，势将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引入歧途。三是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不能一概排除，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如某个地区或国家内经调查证实确实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或种族灭绝问题，国际社会是可以进行干预的。但问题是谁来确定哪个地方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或种族灭绝，谁来决定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以及相关的国际法问题。这些问题在联合国内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争论十分激烈。<br/>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贫困和全球化带来的南北贫富差距加剧的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减少贫困国家的债务，给予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二是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发达国家对前者可以做一点，但要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非常困难的。发达国家也讲要改革，但它们指的是修改那些已经不能适应他们在全球化条件下高速发展经济和获取更大利润的部分。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平等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顽强地抵制的。<br/> 美外交政策的回顾与前瞻<br/> 克林顿最大的外交遗产：确立了新世纪美国战略的基本架构；实现目标的三原则；更加关注转型国家；仍将在军事、科技两方面强化绝对实力<br/> 袁鹏：美国大选还没有最后结果，但不论谁上台，美国政策的延续性会大于它的断裂性。<br/> 克林顿对美国外交的最大遗产，就是确立了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架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完成了由应对冷战结束到面向新世纪的一个战略转变。1997年开始的一系列以新世纪命名的全球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架构，它包括三个层次。<br/> 第一层次，美国把所面临的时代特征概括为三个字：“全球化”。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讲过，全球化是一个体制。美国的外交必须在全球化这个体制中来运作、来考虑它的挑战和威胁。第二个层次，对美国战略目标的定位。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伯杰的话表述得最准确：与民主伙伴一起，针对全球化世界的挑战，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建立、完善和维护这样一个体系，是它新世纪的战略目标。第三，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确立了三个原则：1.参与、领导原则。所谓参与，就是放弃孤立主义、选择国际主义的原则，这是冷战后美国国内经过激烈争论后确定下来的，是今后美国的大方向。领导，就是不仅参与，还要谋求领导。这个领导是由它的实力基础、利益基础和道义基础三个基础共同决定的。2.实力原则。克林顿上台以来，不仅有了预算盈余，军费等都大为增加。3.接触原则。与他的前任有所不同，他的接触，不仅体现在盟国，而且体现在中、俄、印这些转型国家，也体现在对所谓“无赖国家”都接触，使用软的一手。<br/> 这个新框架下的三个原则，会被新政府所继承，并在框架内加以调整。新政府很有可能实现从扩展到有限收缩的战略趋向。<br/> 有限收缩将体现在：一、参与领导的方式上，更讲求有限的参与。要做一个善霸，一个诚实的掮客，要取信于人。有限参与，即不要事必躬亲、凡事做主，而是在平等中当老大。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就能看出，这一点上布什和戈尔两人基本取得了一致。二、区域力量的配置上，把重要的资源集中在中东和亚太这些利益攸关的地区。它基本上还是欧亚并重，但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三、在国家关系上，我认为，有可能把重要资源转向转型国家。<br/> 美国把国家分为四类：同盟国家、所谓“无赖国家”、非洲一些边缘化国家和中、俄、印这样的转型国家。从克林顿外交可以看出，对同盟国家，美国通过北约、美日条约等，基本上在未来5到10年不构成对它的挑战。对所谓“无赖国家”，通过一系列打压和接触遏制，也基本上构不成威胁。非洲国家，通过克林顿两次访非，战略楔子已经打进去了。在这些未来的战略真空地带，可以和俄、欧盟等争夺时有一决之地。而中、俄、印这些转型的国家，是它最不放心的。美俄有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中美在炸馆以后，关系还没有完全复原，美印战略关系刚刚提升，所以美国在国家关系上会比较关注转型国家。<br/> 四、在资源运用上还是要强化绝对实力，主要是军事和科技两个方面。军事上一是将进一步增加军费，要确保它的军费超过各强，现在已经是3190亿美元，未来军费会更多。二是NMD（即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尽管中、俄、欧盟都反对，但是，欧盟认为，美国发展NMD主要因为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美国国防工业的压力，其次是美国要确保在国防高科技领域优势的必然手段。通过开发国防高科技，可以带来一系列国防产业的升级。第三，美国要修正它的战争理论。现在，2020年的联合展望已经提出来了，要把过去的“两场战争”理论变成一个全频谱全方位的国家级战争战略理论。布什说过，上台以后要全面评估克林顿的防务政策。明年正好是4年一次的防务评估年。这一系列行动，都可能在军事上强化和拉大与其他国家的距离。在高科技方面，戈尔、布什都已经强调很多。在信息产业方面，他们已有了优势，无非是再通过人才争夺、市场抢占来进一步拉大差距。<br/> 对美国新政府而言，在这些层面上，基本是一个对克林顿外交遗产的继承与超越的问题。<br/>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及影响<br/> 对我国安全环境应有忧患意识东北亚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点最重要的还是我国自身的发展<br/> 王国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仍然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秩序。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缘大国的特点，使中国在这种秩序下，处于一种被改造或潜在被围堵的地位。因此，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虽然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许多潜在的危机，使我们面临的安全环境并不乐观。应有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准备。<br/> 从战略全局看，面对中国在全球及亚太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上升，中国周边各主要力量对华地缘战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两重性。从地缘政治上考虑，美日以中国为战略对手倾向的加强，将通过周边地区得到体现。<br/> 一、东北亚地区。今年6月朝鲜半岛南北方最高领导人历史上的首次会晤，对缓和与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不宜过分乐观。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来看，我个人认为首脑会晤实现的仅仅是双方交流上的一次突破，而并非整个半岛局势发展的突破。双方政治上分歧依然较大、经济关系进展缓慢、军事上的严重对峙并未解除。尽管双方的和解是大势所趋，双方的良性互动与重开对话将会有进展，但南北统一仍将是一个长期目标。<br/> 从外部因素看，半岛南北首脑会晤之后，朝美两国通过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双边关系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改善，但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仍需排除一些重要的障碍。美国尚没有根本改变对朝鲜的遏制政策，它将在核问题、导弹问题上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br/> 东北亚地区是大国利益的一个交汇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中国的安全。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最大利益是维护该地区稳定，积极支持有关各方协商对话，反对任何国家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和扩大势力范围。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时需警惕他国削弱和虚化中国的倾向。<br/> 二、东南亚是中国谋求对外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中国“睦邻友好、稳定周边”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冷战后该地区以东盟为基础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日益活跃，东盟由最初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正在逐步成为一个政治和安全防务合作的区域组织。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局部的动荡给地区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一些国家再度将眼睛转向外部，在安全问题上寻求大国的支持。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上升，以及美、日、印等外部势力积极进入的态势，都将在地区安全方面增加不确定因素。<br/> 三、印巴两国在今年的国内政治形势基本落稳之后，都曾做出缓和矛盾与对抗的表示，但是，由于双方在解决历史矛盾上追求的政治目标根本对立，创造一个和平对话气氛的努力并不成功；两国严重对立的核发展政策及军备竞赛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美、俄、日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南亚矛盾的介入和影响，客观上强化了印度的地区军事大国地位，加深了地区力量不平衡的矛盾。<br/> 钱文荣：我认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严峻的一面，但不能估计得太过分。许多因素是相互制约的。从长远看，周边国家对我国增加防范是一个趋势，很多部署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不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应看到我们可以做工作改善客观环境的一面。只要我们的对外政策得当，就可以使这些威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消除。所以，从纯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对我不利的一面较多，但从外交和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全局来看，总体形势对我还是有利的一面大于不利的一面。<br/> 王国强：我所谈的实际上是一个发展和安全的问题。许多问题是由于我们发展壮大而出现的新问题。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一个大国，其他国家不可能不重视它的发展，其中还有一个利益转移的问题。我想对周边环境的概括应该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即从大环境讲，我们的周边环境比较平稳，但从发展来看，我们潜在的危机还是不少的。<br/> 袁鹏：从大环境来说，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发展的愿望并不亚于中国，因此大家也都在互相防着。比如印度，对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就担心是否针对它，日本也同样有担心。所以，这个问题是相互的。从未来看，最大的挑战实际上还是在国内，就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和稳定问题。<br/> （本报记者张建华、马剑摄影、录音、整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