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一种新文明观
蔡拓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向度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文明，从而也是一种新文明观。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文明的转型，转型的本质正是用可持续发展新文明取代工业文明；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对现代化的扬弃，承担起扬弃现代化使命的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当代中国应该以可持续发展来限定、规范现代化，在可持续发展观下，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新文明的双重社会转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归宿。
（摘自《文史哲》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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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诞辰105周年。图为冯友兰生前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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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
□梁言顺
为什么要探讨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条件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的时候，重新提起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条件问题，似乎是老调重弹，其实不然。
一方面，最近理论界（主要是国外）有一部分“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坚决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他们坚信市场理性，否认增长的极限，反对环境管制，无限夸大市场的作用。认为，能源危机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并非市场运行之必然；人口问题及环境污染问题，由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均处于改善之中。较为极端的市场理性观点认为，“一种商品的价格体现了该商品的全部社会成本”，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宏观干预。对于公共资源问题，持市场理性论的学者虽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效，但认为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关系来解决。即通过生态私有化，使环境与生态资源融入经济体系，让自由市场来管理公共资源。自由市场环境主义只是新古典学派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延伸，但由于它是针对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些局限性甚至是无效性而提出的，因而在理论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蛊惑性。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还没有真正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轨道上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从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来看，体制供给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和调控仍以命令为主，比如对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就是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关闭的，但实际情况是一来查这些企业就关，一不查就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源产业和环境产业市场化程度很低，大部分资源性企业和环保企业由于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由此可见，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真正理清可持续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的非对称性，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市场非对称性问题，最初由福利经济学者庇古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他在研究中发现，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即生产者所承担的成本与他实际上所造成的成本有差距，这部分差距由社会和他人承担了。庇古所举的例证就是污染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工业污染问题已相当严重。但生产者只关心其私人生产成本，而不管污染物所引起的环境损失。进入六十年代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这使人们对市场的局限性有了进一步认识。美国学者尼斯在分析市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后，认为市场非对称性内生于市场体系，不可避免。具体表现在，对于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分配，市场运作富有效率，能够产生足够的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理，市场运作失灵，几乎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污染物排放所造成的破坏发生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之外，即市场外部，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
在现有条件下，为什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现有条件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宏观调控作用的非对称性，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宏观调控政策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这就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非对称性。在以单一计划配置资源的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其排除了市场的作用，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只能在政府的严格计划下进行。而这种管理体制的有效实施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作为计划制定和实施主体的政府，必须具备健全的信息系统，以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二是作为社会整体利益和要求的体现，社会计划必须与每一个体利益之间的要求基本一致，即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以及个体利益之间几乎不存在冲突。三是完全计划管理方法要求政府有一支极为庞大且素质和效率极高的管理决策队伍，这样才能保证中央代替每一位生产者、消费者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有效性。上述条件虽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现。这就必然导致宏观政策失效，从而造成自然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环境污染的产生。
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比较优势
前面分析到，无论宏观政策非对称性，还是市场非对称性，都是指有效和无效这两部分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政策部分失效，就是指宏观政策的作用存在盲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部分失效，即是说市场作用存在盲区。盲区的存在，必然给可持续发展造成障碍。因此，要消除上述两个盲区，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把政策有效和市场有效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具有这样一种体制优势。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可以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由市场来形成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价格，并通过价格变动及时反映、调节商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二是各类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后，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包括节约各种自然资源。三是有利于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并对自然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和自我补偿。四是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环保产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一点，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市场的有效性对于可持续发展只起基础性作用，而对于非市场交易资源的保护等有长远效益而无近期效益、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无经济效益的目标，只能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管理手段，又不同于过去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命令控制”方式，而应是一种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开始转向积极地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依靠经济政策工具。比如对污染排放征收环境税，使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再比如实行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当某个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排污限额时，就必须向其他采取措施降低了排放量的企业购买许可证。通过许可证制度，社会可以对每年的排污量或资源消费量规定上限，而许可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此外，还有押金返还制度（对有污染环境可能性的制品征收押金）等。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因此我们应该加以借鉴和吸收，并结合我国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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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探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成绩与问题
——“二○○一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国际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张怡恬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国际论坛”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形势和一些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会上作了课题报告。
与会学者认为，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令人欣喜的重大转折，初步摆脱了前几年经济持续减速运行的局面，呈现出逐步回升的新趋势。宏观经济出现趋好的变化，部分是受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如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亚洲国家开始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并出现恢复性增长。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比较适当的政策手段和措施。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揽子政策的有机组合，它不仅包括增发国债和扩大政府投资，还包括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政策带动投资需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以及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外贸出口。今年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在实施时机、政策力度、资金使用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改进。连续三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切实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好转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使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较大幅度地上升，促进了工业的较快增长。
虽然目前宏观经济出现了趋好的积极变化，但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未能真正成为拉动国内投资需求的重要力量；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着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增发国债规模的扩大，国债投资项目的增加，国债投资的效益存在着递减的可能。与会学者认为，要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另外，有学者指出，当前，虽然短期内出现较严重的物价上涨的可能性还比较小，但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所以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也要注意防止物价上涨压力增加过快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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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吸引非国有经济参与基础产业改革
——“中国基础领域改革国际论坛”综述
□甘远志
日前，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市召开。一百二十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就吸引非国有经济参与基础产业改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要求电信、民航、铁路等基础产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近几年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一些垄断经营的行业效率低下、质次价高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国有经济进入基础产业还存在许多障碍。当前，我国即将加入WTO，WTO市场准入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都要求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开放基础产业，允许外资参与竞争。我们应在允许外资进入以前，先允许和支持非国有经济进入，以提高我国基础产业的竞争力。同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并正在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如果支持和鼓励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制度和政策能够到位，不仅基础产业的素质将会得到较快提高，而且对于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如何吸引非国有经济进入基础产业的问题上，有专家主张，推进非国有经济参与基础产业改革，要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鼓励发展股份制，不仅是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是吸引非国有经济投资基础产业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解决基础产业投资不足的困难，有利于基础产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与会者认为，吸引非国有经济进入基础产业，既涉及对非国有经济能力的估计，也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放松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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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企业发展的悖论与劳动价值论
□李惠斌
所有权与控制权（或管理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认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二十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排挤投资人的现象，即企业的所有者不再直接拥有企业的经营权，甚至不再拥有企业的人事决策权，成为纯粹的“食利者”阶层；另一方面，掌握企业管理权和控制权的经理们则往往只是一些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他们也同样是其剩余劳动受到剥削的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重要问题：在企业财产权与控制权分离之后，谁来为企业承担风险？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投资者承担风险在过去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投资者以自己的全部投资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责任。这时，企业的最高目标自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在财产权与控制权分离之后，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投资者以自己的财产为别人的行为承担风险。这里，不仅存在着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而且存在着风险主体缺位的问题。这时的企业家自然如熊彼特所说，不再是企业财产的风险承担者，他充其量只是在名声方面要冒一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最高目标自然会发生变化。企业家如果不承担企业风险，不参与分享剩余劳动，那么，他主要关心的就不一定是企业的利润。我们可以把这种财产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和由此而出现的前者对后者的剥夺及其他后果称为“企业发展的悖论”。这一悖论是现代企业（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现代经济学出现以上悖论主要是无视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结果。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来解决这个现代经济学中的悖论。
如前所述，在所有权与控制（经营）权分离以前，投资人以他（或他们）的全部企业资产为其经营行为承担风险责任。即在投资人的经营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他的资本回报，另有一部分是他的风险劳动回报。这两个部分在财务计算上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当一笔投资处于无风险状态时，它的资本回报应该等于银行的贷款利息。因为所谓资本的无风险状态指的是在这笔投资之外，有一笔相应的资产（动产或不动产）存在着，专门作为企业资本金的物质担保。而这正好就是银行信贷的通常做法。这样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等式：企业税后收入＝资本利息回报＋企业风险回报。这样，我们就在传统的投资回报中区分出了两种劳动回报，一种是物化劳动的利息回报，另一种是介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风险回报。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劳动者（经理）一方面要用自己的智慧和经营能力来保证企业盈利，另一方面，应使掌握控制权的劳动者（经理）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自己的经营行为承担风险责任。而在他付出了这两种劳动以后，理应得到回报。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经营管理是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营管理劳动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是一种复杂劳动，而且体现在它是一种风险劳动。这就要求我们在分配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上，一方面要使经营管理者必须有能力承担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的复杂劳动和风险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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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营管理活动创造价值吗
□程恩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本文将简略地探讨一下生产性经营管理活动是否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个难题。
我国经济学界一般承认，在公有制企业，厂长经理从事生产性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而对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内的生产性经营管理活动能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则持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这在逻辑上就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本来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管理活动，一旦与该企业的财产私有权相结合，便完全丧失其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属性。
对此，马克思是怎么认为的呢？他分析道：“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至439页，第494页）“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同上书，第26卷第1分册第147页）结合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依据当代市场经济现实和科学规范，似乎能得出如下几个探索性结论：
第一，不管生产性企业的财产状况如何，凡是单纯从事管理的经理人员，都属于熟练劳动者，并应获得包括较高复杂劳动在内的熟练劳动的工资。而如果经理同时拥有企业的大量财产及其收益，那他就具有双重身份，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管理者。他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就既有资本收入，也有劳动收入。
第二，纯粹的货币资本家，包括各类证券、期货、外汇市场上的单纯投资和炒作的人，在不参与生产性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其劳动不属于创造商品新价值的生产劳动范畴。但股票所有者凭借所有权或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剩余索取权”可以参与分配，这是合乎中外市场经济和产权规则的，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具体表现。
第三，倘若生产性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所有者，同时又是该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者，那么，这种管理活动就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产生的劳动职能，客观上会创造商品的新价值；二是从财产所有权获利的必要管理中产生的剥削职能，客观上又会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
第四，综上所述，可以把马克思阐明的利润分割理论向前推进一层：第一层是马克思已阐明的，不管是借入资本，还是自有资本，企业总利润按照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马克思说的“法律上的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即马克思说的“经济上的所有者”）两重职能和权利，先分割为利息与企业主收入；第二层是马克思尚未阐明的，不管资本的使用者与资本的具体管理者是否合二为一，企业主收入，按照资本的使用者和具体管理者两重职能和权利，再分割为企业主纯收入与管理收入（管理工资）。
因此，不管所有制性质如何，生产性经营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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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
□奚广庆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鸿、朱汉国任总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该书是一部记述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大型史学工具书，具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双重特点。
全书共分五卷：一至四卷分别以“条目”和“大事记”形式，记述每年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自然现象等历史事件，共收事件条目一千八百余条，大事记一万五千余条；第五卷为“附卷·人物卷”，收录百年来有重大影响的已故历史人物，记述其生平、活动、业绩、著述及影响等。一至四卷各卷的分期为：第一卷，1900—1926年；第二卷，1927—1949年；第三卷，1950—1976年；第四卷，1977—1999年。事件条目按年月日顺序进行编排，每年起始都有一综述，对当年历史特点作概要叙述。人物按姓氏笔画编排，整部书查阅使用方便。
《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的编纂，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者坚持思想性、客观性、系统性、真实性原则，准确把握国史和党史的关系，充分重视事件与事件间的历史逻辑关系，阐明了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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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西方国有企业发展比较》
□剑华
刘中桥撰写的《中西方国有企业发展比较》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中、西方国有企业作了整体、动态的比较，深化了对国有企业的认识。
首先，对中、西方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作了研究。该书将中、西方国有企业置于它们产生、发展的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根源两方面来认识中、西方国有企业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历程，努力把握两者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趋势，力求准确地反映国有企业对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特殊作用。
其次，从对中、西方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比较中，论述在我国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国有经济是私人经济的补充，是市场竞争的调节器。而在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竞争主体，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发展重点转移和布局调整的主要战略。该书对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资本营运、国有企业债务重组、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建立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
此外，该书还归纳了影响中、西方国有企业产生、发展的有关思想理论和思潮，比较了中、西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特色，对西方的私有化运动、西方公营理论等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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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创新认识的支点
薛汉伟在《创新认识的支点——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一文中指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是在高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即在社会主义目标的层次上来进行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特征。为了推动改革、明确改革的方向，为了突破以高度的国有化加计划经济为基本经济特征的苏联模式，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必须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创造性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这个层次上，以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价值体系和科学体系为依据，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大标准：一个是生产力标准，一个是人民利益标准。正是这两大标准成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的支点。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