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大事回望
文化大事回望
从200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博物馆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公民、法人兴办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将从政府一家独办的单渠道向公民、社会共同兴办的多渠道转变。只要企事业法人、公民提出申请，并且符合开办博物馆统一标准，一经批准，即可依法征集文物。事实上私人、社会和其它各界的收藏行为一直是中国文物事业的有益补充。
我国唯一的社会科学多学科青年学术成就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日前颁奖，《道教哲学》、《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五项成果获奖，这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语言学五个学科的25项候选成果中遴选而出的。胡绳在贺信中说：“作为到了垂暮之年的老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看到你们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出来，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后继有人，繁荣兴旺。”言犹在耳，斯人已逝。
全国明清、民国和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中心的建设成效显著，已完成了全宗级目录的采集工作，初步建立了相应的目录数据库。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中心已经开始了文件集目录的采集，民国历史的档案资料则开始了案卷集目录的采集。一些综合性的档案目录中心也将组建。俗话说，铁证如山，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案是真正的铁证，一纸胜千钧，在不久的将来，民众即可享受由档案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
在纪念文化巨人夏衍诞生百年之际，夏衍亲属将200多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这次由其儿女捐赠的200多件文献，包括夏衍多部重要作品的手稿，如其晚年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夏衍保存的建国初期的一些中央政府令以及夏衍的日记、学业证书和其早年重要作品《狂流》、《母亲》、《包身工》的初版本也在捐献之列。这是纪念这位文化巨人的最好方法。
第8版(人文社科)
专栏：
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文化活化石”还能陪我们多久
守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卢新宁
没想到在花草明丽的昆明，竟会有如此多的焦灼和忧虑。整整4天的会议，16个省市的有关部门代表沉浸在这样的焦虑中，只因为这次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举办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涉及了一个让人沉重的话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告急汇报、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座谈会上那些激动的话语汇成一个令人忧心的信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形势严峻。千百年留存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曾滋养过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历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已到了重要关头。
这确实是一个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警觉的话题。
改善“文化活化石”生存困境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活”在今天的传统。具体来讲，它既指有形的文化遗产，如传统工艺美术制品、民间艺术作品、服饰器具等；又指无形的文化遗产，如传统艺术技能、传统工艺技能、民俗技能等。千百年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以绵绵的生命力，跨越时空，延续至今，被誉为“文化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民族民间文化整理研究和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国家设立了众多研究机构，许多省市区都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博物馆或少数民族文物展室。文化部还对民间艺术保护工作突出的地方，进行评选和命名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文化部等多个部门开展了10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唤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系统5万余人的参与，经过十多年全面深入的搜集整理，抢救了为数众多的文化遗产，已经出版的165卷戏曲民间舞蹈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好评。国家轻工部门也曾制定颁布了单项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拯救发掘了一大批传统工艺美术，评选了一批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远远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活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步伐里日渐式微：各民族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活的图书馆”的民间艺人多已年逾古稀，或相继去世；不少青年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了无兴致，导致民间文化后继乏人；大量民间工艺逐渐失传，许多传统礼仪习俗濒临绝迹……仅仅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所提供的材料中就可窥其一斑。
6家昆曲院团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声疾呼：昆曲已到存亡之秋，如不扶持将可能消亡。这6个院团在编的700人中，老的年过五旬，小的20多岁，中间断层严重；江苏省昆曲团一共91人，30岁以下的只有2人，还包括一个炊事员。清末能演800出的昆曲，而今曲目丢失严重，能唱者不过百出。
丝绸织锦、陶瓷、漆器，向来是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骄傲。但这些曾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宝”的民族民间工艺，却共同面临困境。
代表着古代最高织锦技术水平的南京云锦，商周时即为宫廷御用，1956年周总理曾专门指示“一定要把云锦继承下来发扬光大”。80年代初，南京云锦研究所因完美复制了马王堆薄如蝉翼、轻如烟尘的素沙蚕衣，名噪一时。但如今其最关键的挑花绝技已失传，研究所生存困难。
在更远的南方，闻名天下的蜀锦如今只有一台机器还在运转，解放初期国家为保护壮锦建起的6个厂只剩其一，宋锦沦为裱画的边角料，都锦生的名牌含义发生变化……几千年流传至今的工艺空余绝响。
工艺美术品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其价值主要不是工业价值，而是文化艺术审美的价值。但由于我们的税收政策对此未加区别，再加之工业美术企业在观念和管理上跟不上，使那些主要依赖手工业制作的微利产品生存困难。在无序的市场竞争中，传统的优秀工艺美术技艺举步维艰。
河南闻名遐迩的钧瓷、唐三彩工厂受假冒伪劣产品挤压，痛失生存空间，三个钧瓷厂全部解体。在西北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甘肃美术厂曾有玉雕、洮砚、剪纸、刻葫芦、皮影等10多个车间，拥有一批传统工艺美术方面的人才，目前只剩下一个裱画车间，其它或关闭或垮掉。
浙江的龙头工艺美术厂如今大都解体：曾经兴盛一时的萧山花边厂、台州绣衣厂、东阳木雕厂、宁波绣品厂已成昨日云烟。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山东博山陶瓷业和琉璃业，不得不抛弃传统技法，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就在此时，日本人却派人学走了我们的传统制瓷技艺，拿走了传统原料的配方和釉料，在国际市场上成为我们的强劲对手。
北京对于传统民间工艺品有这样一组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60年代中期，北京的民间工艺品有300种之多。而不久前重新统计，只剩下30多种，也就是说，北京的民间工艺十之八九已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大都靠口传身授，因而艺人工匠的个人生存条件，是这些民间技艺存在的前提。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存的大多数民间文化形式如说唱、谣谚、故事、剪纸、皮影等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一些艺术大师只能勉强维持，更别说授徒传艺发扬光大了。
艰难的生存困境使得年轻一代望而却步。因为后继无人，随着老艺人工匠的过世，用不了多久，陇东皮影、桐乡竹刻、山东潍坊享誉世界的核雕、黄河流域独特的船夫号子，都将从我们的身边消失。
一些口头流传的文学作品、史诗流失更为严重。云南哈尼族能诵唱数万行史诗的民间艺人故去了，带走了这个民族曾经灿烂的篇章；黑龙江少数民族古老的英雄说唱“伊玛堪”、“摩苏昆”、“乌钦”，堪称史诗性杰作，但如今赫哲族伊玛堪的最后一位传人已经去世，鄂伦春摩苏昆的说唱者也只剩下一位。
令人心惊的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式微带有普遍性。全国人大常委聂大江沉痛地说，这些年调研中听得最多的词是“滑坡”。1998年的广西之行尤其让他终身难忘，那些六七十岁的老艺人的倾诉，让聂大江至今心绪难平。
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收集保护不力相对的，是研究经费的不足。黑龙江省社科院承担的“八五”国家重点课题《鄂温克文学》等学术著作完成后，一直因为交不起出版费而束之高阁；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故事家”称号的曹永玉，整理出来的故事至今无力出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专家学者奋斗多年写成百万字满族文化大观，成稿7年未能付梓……正如钟敬文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所说，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变，民族文化领域迅速缩小，大有日蹙百里之势。
警惕文化资源流失
就在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财产日渐消失之时，一些关注或觊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却开始涉足这块宝藏，伴随着旅游、经商、考察的脚步深入村寨乡间。不少境外人士，甚至一连十几年到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淘金”，兼收并蓄，收集或高价购买民族民间文化制品，在东北，日本人为系统掌握赫哲族的渔猎生活状况，一年四季扛着摄像机摄录赫哲人的生活劳作场景，在赫哲族的鱼皮工艺制作技术已濒临绝迹之时，重金采买赫哲人的渔笼、鱼皮服装、口弦琴等生产生活用品。
在西北，甘肃陇东的皮影剪纸，临夏的木雕砖雕，回族的刺绣，藏族的服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制品大量向海外流失。西南一些村寨的民族服装中传世珍品已日益减少。外国人到云南探寻歌舞，从贵州的山沟里悄悄运走蜡染制品。唐卡、剪纸，甚至火镰，无不在收罗之中，其功夫之深令人心惊。
一些在国内已罕见甚至绝迹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竟出现在国外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有1200年历史的河南朱仙镇年画，虽在我国面临绝境，但日本的学者却每年凭此攻读学位，民艺馆还每年召开中国年画的研究会。俄罗斯一家博物馆甚至根据收集的中国1300余幅民间年画，出版了朱仙镇年画画册。
中国是皮影艺术的发源地，眼下德国却成了收藏我国皮影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满文古籍《尼山萨满传》的原本已无存，近年来却在德国被发现；纳西族的东巴经典大量流散海外，出现在20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
文化的交流和资源的共享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的必然要求，但这种交流和共享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必须以尊重和维护各民族的文化权利为前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早在20多年前就为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化、防止不正当利用及侵害”的条款。对此，我们也应该及早立法，保护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
迎来依法保护的曙光
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讲的一个故事令人动容。
一名侵华日军军官30年代在北平看京剧《霸王别姬》，当听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脸色为之大变，起身离席而去。有人问其原因，他说：“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几千年灵魂的呐喊，闻之令人生惧。这样一个民族是很难战胜的。”
范敬宜说，江泽民总书记号召我们“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之中。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喜怒哀乐，一个民族的性格智慧、希望追求，无不鲜明地凝结在它们所创造的文化之上，其中包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问题在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讲道，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目前只有《文物保护法》。它明确规定的保护对象在形态上主要是指有形文物，基本未涉及无形文化遗产。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文化遗产”范围明显要小。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贾明如说，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民族大国，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落于人后。文化部这些年来一直酝酿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寻找法律依据，并已经列入文化立法纲要。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更是热切关注此事，将其作为文化立法调研的重点项目，组织若干调查组，在许多省区进行专题研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1998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朱开轩率调查组对云南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地方先行，云南先行”的意见，倡导走一条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道路，获得了积极回应。云南率先在全国迈出了地方立法的第一步。
昆明的4天会议中，让与会者感到欣慰的，正是这部云南省新出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个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经过14次修改，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措施、经费、管理机构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渴望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云南，用行动为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一缕曙光。
而此时，贵州13个典型民族村寨成为“生态博物馆”的消息引起世界的关注；保存着中原古乐遗风的“南音”在福建泉州被列为孩子们的乡土教材；浙江对于吴越文化民间特性的研究取得不俗的成果；山西的“大院文化”以及“晋商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为之驻足……我们的耳边又响起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所作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
但愿珍藏着奇花异草的大花园在我们的努力下永远万紫千红；但愿不远的将来，曾经寂寥的民族民间文化花朵被我们深深珍爱。
活灵活现的“捏面人”永远是让孩子们为之心动的街市风景。（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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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月评
为千年历史存照
苏人
几年前，一位挪威博物馆专家曾慨叹：一个古老的民族，如果没有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当他们与现代文明接触时，往往就会失去其文化根基，造成文化消失。
当我们的观念依然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难有作为，当社会的变迁使其赖以存在的一些文化背景逐渐消失，当独步天下的经济成为文化生存的裁决力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日渐衰微便是十分自然的。
而日本民俗学会会长10年前就曾扬言：日本的民俗学研究已到了材料的枯竭期和理论的停滞期，必须从现在起就立足于收集中国的民俗材料。面对如此情况，我们必须分外小心，不能让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从我们的手中漂流四方。
当然，从历史上看，文化也是要不断变更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永踞圣坛。但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以破坏文化生态平衡为代价。一个健全发展的社会，应该为那些消失的文化形态树碑立传，使之成为历史的参照；更多的则要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几千年前，孔夫子就曾说民间采风“可以兴可以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间诗歌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可以观察国家命运兴衰。相对于正统文化而言，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的源头，它来自人民沸腾的生活里，来自生动的实践中，因此更稳定更深厚，更能反映民族心理，体现民族血脉，更有广大群众基础。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寄托，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新世纪曙光已现，经济全球化已成必然。这一趋势对各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冲击和巨大影响。我们要看到：经济开放与文化保护同等重要，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势必共存。方此之时，体现民族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其独特性是其它依附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失；它的兴盛，意味着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传承。
令人欣慰的是，云南省率先为民族民间文化制定了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我国全国性立法调研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各有关部门及一些省市已经开始了保护抢救工作。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一个文明古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
我们必须拯救民族民间文化，守护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千年历史存照，也为民族未来积福。
第8版(人文社科)
专栏：好书品读
细读大师经典
回望20世纪中国学术史便能发现，曾经灿烂辉煌的一页页是由许多大师承接起来的。范文澜、罗常培、夏鼐、钱钟书……每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知识领域的高峰，正是他们不同凡响的创造，成就了百年中国文化的鸿篇巨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走进大师的学术领地，也就翻开了中国文化的某个篇章。最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全集》，便向我们呈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为我们提供了细读大师经典、触摸中国20世纪文化历程的难得机会。
汤用彤（1893—1964）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对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均有相当高的造诣，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所取得成果迄今无人企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汤用彤在研究上涉猎广泛，研究成果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尤以史学见长。
他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半个世纪以来仍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他书写的印度思想史讲稿和哲学研究材料，是国人系统整理外来文化的伟大尝试。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国学大师，长期以来没有一部全集问世。
为保存汤用彤先生的学术成果，河北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汤用彤全集》。全集312万字，共7卷，除了已经出版的汤用彤先生的著作和论文，还包括了他的讲义、提纲、笔记和信札等，迄今为止发现的汤先生全部学术遗稿均收录齐全。且依据最好的本子，做了大量的审核校勘工作。从这样一部全集中，能够清晰看到一代学人从一个专业学术领域总结历史经验，希望有助于当时中国发展的努力：比如他曾从佛教史中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预测今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景和措施；曾从隋唐佛教文化的发展过程，展望未来新文化的创造特色。
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全集》的序中说道：“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是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希望更多的出版社像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样，热心于学术大师的著作，让我们不仅能遥望更可以抚摸那些文化经典。（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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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阅尽千年春秋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也是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如果从中国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开元杂报》算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已有1300年以上的历史。千年沧海变桑田，中国的新闻事业亦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是第一部全面记述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编年史专著，其学术价值与文献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分上中下三册，共217万字，2000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担任主编。本书按年月日的顺序记事，所记史实，起始于公元713年，即中国第一份古代报纸诞生之年，截止于本书定稿的前一年1997年，时间跨度长达1284年。其内容涉及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子报刊、新闻界重大事件、新闻界人物、新闻摄影、新闻法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以及广告、副刊、报纸版面、印刷、发行、媒体经营管理等方方面面，可谓兼收并蓄。千年史事牵涉千头万绪，但书中个别条目依旧酌引原文，以省读者钩稽翻检之劳；书末所附报纸创刊年份索引，内容详备条理清楚，检索方便，足足花去编撰者半年多的时间。该书是一部内容详备，可供新闻工作者、新闻学教学研究工作者查阅参考的必备工具书，也是文化工作者、历史学者和希望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历史及现状的国内外学者的良师益友。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除参考与借鉴了已出版和已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史志、专著、论文外，还查阅了近百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报刊，从中摘引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根据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对已经出版的和已经发表的新闻史著作中的史实和时间上的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对内容与时间有歧义的史事，作了必要的考核，择善而从。据统计，该书订正的部分在2000处以上，所载史实的准确程度，远远超过了已经出版的新闻史专著。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福建省优秀著作出版基金会的资助，福建人民出版社以认真细致的态度，核对了大部分引文，查注了引文的出处，纠正了不少错讹，使读者有幸了解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变迁。（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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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处处留心皆学问
本报记者 杨明方
龙虎是广东省湛江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这份差事绝不轻闲，迎来送往、例行接待要占去他的大部分时间。然而，龙虎是个有心人，他用学者的眼光来琢磨自己从事的这份常人看起来很简单、不起眼的工作。几年下来，他有几十篇关于地方驻外办事机构工作方面的专题论述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由他负责编著的《地方驻外办事机构工作概论》、《地方驻外办事机构实用手册》、《地方驻外办事机构管理学》三部论著先后面世，受到政府有管部门的重视，不少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龙虎真有眼光，一不小心发现了办事处里边的‘学问’。”
此话还真不假。继1999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四届世界管理大会并发表论文之后，今年8月，龙虎又应邀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五届世界管理大会，宣读了他的有关管理研究论文，并获得国外专家的好评。如今，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龙虎，其博士论文———地方驻外办事机构管理学———仍然是与地方驻外办事机构有关。看来，龙虎是要把“地方驻外办事机构”这门学问研究下去了。
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各种办事处、联络处的招牌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数不清的办事处、联络处成为首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龙虎称之为中国独有的“驻京办事处现象”。龙虎说，不要小看了这些很不起眼的办事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它们已逐步成为本地区、本行业在京城的“窗口”和“大使馆”。
今年30多岁的龙虎在湛江驻京联络处主任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6年，他现在还受聘为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城市发展研究所教授。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论著，龙虎最近又出版了《21世纪的粤湛经济———海洋知识经济》一书。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天生就是一个学者。只有高中文化的他是在以后的不断学习进取中，攻读了大学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洋洋洒洒共计200万言的论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龙虎忠实做事、严谨治学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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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绚丽的彩色手绘“杨柳青”年画生动地体现了天津的民俗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