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深圳市民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拿起法律武器敢于和政府对簿公堂,政府也能以平常心坦然应诉。法院的公正裁决,使诉讼当事人切身感受到国家法律的公正,还打消了群众对法院与政府会“官官相护”的疑虑——
  深圳市民敢告官
  本报记者 任维东
  9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宣告深圳某公司在西沥水库兴建钓鱼台,经营钓鱼项目,市环保局以其违反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限期拆除钓鱼台的决定正确,予以维持。
  这是深圳众多的“民告官”案件中的“官方”告胜的一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郝丽雅提供的一份数据表明:从1987年成立行政审判庭到今年8月,深圳市两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4000多件。在建立行政审判庭的头十年,深圳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一度居高不下,政府职能部门败诉率还比较高。1987年至1997年全市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中,各级行政部门的平均败诉率曾达到47%,1998年更高达54%。然而,各级行政机关通过加强法制观念,从败诉案件中不断吸取教训,执法水平得以提高。这两年,政府机构的败诉率明显降低了。
  公民守法还要维权
  1987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行政审判庭,改变了以前百姓告政府状告无门的状况。这是全国法院系统较早成立的专业行政审判庭之一。
  深圳中院行政庭刚成立时一年才受理几件案子,到1996年,一年受理的案件也不过五六十宗。然而,近几年来深圳“民告官”案件连年大幅上升。深圳市两级法院1998年受理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256件,是1997年的3倍。1999年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528件,是1998年的2倍多,跃居广东省第一位,其升幅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原告中有企业法人、社会团体、个体商贩、农民、外来劳务工、中学生、香港居民甚至外国公民,涉案的行政机关有工商、税务、商检、城管等众多政府部门。
  1997年3月,深圳市宝安区城管办在查处一个体玻璃店占道摆卖的违规行为时,执法人员在该店不作改正的情况下,捣毁了其违章经营的玻璃,店主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宝安区城管办应依法行使自己的管理职能,但其先砸玻璃后发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处罚的法规,应赔偿原告9567元。
  店主胜诉后说:“公民不但要守法,也要敢于维权。我认为城管办在执法过程中侵犯了我的合法财产,所以才打官司。没想到法院秉公裁决,区城管办不仅没有对我‘秋后算账’,反而在文明执法上有了很大进步。”
  政府应当依法行政
  在社会生活中,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会给社会带来秩序,为公民提供安全和福利,但是也容易出现权力的不当行使甚至滥用。而行政诉讼制度既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约束机制,也是在公民正当权益受到行政权侵害时获得司法救助的有效途径。
  1998年10月的一个夜晚,深圳市龙岗公安分局某派出所干警来到辖区内一家美容美发店。在无人应门的情况下,强行进入检查,发现该店收银员陈小姐独自在店内看电视,便以其不协助执行公务为由,将陈带回派出所留置盘问关押,9天后释放。蒙受不白之冤的陈小姐一经释放,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对原告的行政拘留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属于滥用职权,判决被告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违法,给予原告3161元的赔偿,并作书面道歉,为陈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此案的败诉在龙岗公安分局引起不小的震动。他们将法院的判决书印发局里各部门,组织全体干警认真讨论学习,从中吸取教训。分局王副局长说:“我们应该提高执法水平。这个案子败诉后,我们主动从自身找原因,举一反三,有效地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发生。”
  郝丽雅庭长向记者提供了如下数据:1999年深圳行政机关因适用法律不当的败诉率下降为23%;因程序违法的败诉率下降为19%。尤其可贵的是,罗湖区行政执法检查局大胆进行综合执法改革,实行文明、规范执法,在1999年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没有一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没有违纪投诉,深受各界好评。今年1至8月,全市行政机关一审平均败诉率下降为18.2%。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称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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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热线

图影村
  不图“风水”图发展
  本报记者 陈伟光
  10月中旬,浙江长兴县洪桥镇图影村的村民们,忙着为他们的先辈另找安息地。他们要在12月底以前,将南太湖边小梅山西侧的200余座坟墓迁走,让出130多亩山地,供来自杭州、上海和奥地利的投资商搞旅游开发。
  两年前,同是这个图影村的村民,以保护本村“风水”为由,硬是使一台已经开始的龙舟大赛“搁浅”,酿成一场“龙舟风波”。
  1998年,湖州市在南太湖旅游度假区举办龙舟大赛。6月3日开赛那天,当龙舟要驶过图影桥时,一些农民在桥上设“卡”阻拦,导致“龙舟大赛”夭折。农民说,龙舟通过此桥,会破坏图影村的“风水”。
  次日的《湖州日报》报道了此事,洪桥镇党委和图影村党支部受到了震动,组织村民开展了一场讨论,用事实说明:图影村的真正“风水”,是东临太湖、南连碧岩的独特地理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促进旅游发展,就是保护图影村的“风水”。
  观念变了。去年图影村开始招商引资,开发旅游。图影桥南北两个自然村的群众主动出让200多亩荒山地,引来湖州、上海五六家旅游开发企业纷纷落户图影村。村民们用出让土地获得的补偿,购买了织机、铲车、挖掘机,奏起“致富进行曲”。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4300元,昔日贫穷的“死旮旯”村,一跃成为全县的富裕村。
  图影村现有40多位村民常年在度假区上班,仅工资收入一年就有3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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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旅游咋能瞎开发
  阎晓明
  近些日子在山西一些地方采访,不少干部说起当地旅游资源如数家珍,听了很让人激动。但实地一看,听来的热情常常会减弱一半:不少地方的旅游资源就是村前的一条河、境内的一座山或是一座小庙。说这就是旅游资源实在牵强得很。
  有的地方则出现另一种情况,不分析资源的比较效益,一厢情愿地搞旅游。记者日前在某地看到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河滩,孤零零地竖着几间房子,上面挂着温泉度假村的大牌子,显得十分荒凉,而距此不远的另一个县正在同样的河滩中,盖同样的度假村。曾经有专家建议此地不要建温泉度假村,可以利用温泉地热建大棚,种植高档蔬菜,市场十分看好,成本也低,冷却后的水还可以再利用。可当地干部认为还是搞旅游简单、收效快,执意建度假村。
  其实,旅游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仅要有资源,而且要考虑到客源、交通状况、地理位置、接待能力、人文环境、旅游产品等等。这是目前制约旅游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那种具有独特风格、独特价值的旅游景点,游客怎会远道而来呢?
  期望一举摆脱贫困的心情无可厚非,但还是要尊重规律,脚踏实地。看到别处的旅游业轰轰烈烈,就想当然认为自己也能,一哄而上,这样的苦头吃得够多了。对一个地方来说,靠旅游产业致富是发展,靠农业产业、靠加工业、靠乡镇企业致富也是发展。所以,发展旅游业应该多一份冷静,少一份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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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春天的沙尘暴使河北省怀来县出了“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视察该县时曾用幽默的语气对大家说:“希望你们给我们水,不要给我们沙子。”几个月过去了,这里的防沙治沙进展如何?在天高云淡的10月,我们踏上了这片土地——
  怀来治沙
  张丽辉 陈国琦
  在怀来,谈治沙不能不提到“天漠”。它位于该县的小南辛堡乡,面积约1000亩,每年以3米的速度向东移动。今年春天,它的“先遣部队”已经爬上了军都山的北山坡,距离天安门广场仅72公里。翻过这道山,就是北京市延庆县。因此有沙丘距离北京“零公里”的说法。
  与沙丘相邻的龙宝山村已在黄沙的吞噬之中。10年前,沙丘离村还有1公里多,如今眼看着就到了老百姓的房后,并且把紧挨着村子的一条河堵了。为了防洪,政府不得不出动推土机疏通河道。
  与“天漠”相伴的,还有大面积的沙化土地。据了解,目前怀来县沙化土地面积达50万亩,其中农田沙化面积20万亩,分布在官厅水库周边的沙化土地面积有30万亩。如果不及时治理,这里将是“天漠”的“后备军”。
  为了“给首都一盆净水,还北京一片蓝天”,也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怀来人加快了治沙的步伐。从今年5月到现在,该县先后邀请了国家计委、科技部、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北京师大、河北农大等高校的130多位专家、教授到怀来考察和协助治沙工作。他们相继拟定了《怀来县防沙治沙项目建议书》、《官厅水库周边地区防沙治沙项目建议书》等,并由县政府牵头,同北京师范大学签订了《生态环境建设与防沙治沙项目建议书》。这些建议和规划的出台,为该县防沙治沙提供了可行方案。
  在实际工作中,该县采取五种措施防沙治沙:一是堵风口。在西北上风口和河川区营造防护面积为102万亩的防风林带。在水渠及乡村道路两侧栽植护路林,做到有路就有林。二是固沙源。在库区及永定河上游5公里以内流域范围裸露的河滩上,实行乔、灌、草立体化栽植。沿水库边和永定河两岸栽植防护林,树种以杨、柳为主,配以沙棘等灌木,以防沙固沙,减少官厅水库泥沙淤积。三是治沙滩。将南马场、甘汲滩共计24.3万亩沙滩全部进行绿化,选择枣、杏、侧柏、葡萄、杨、柳等深根性树种,以生态林为主。四是退耕还林。除基本农田外,将全县30万亩旱作农田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五是绿化荒山,人工造林2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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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泰安市强化社会化养老功能,先后与60万名老人签订了赡养协议书,形成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良好环境。这是泰安市委书记莫振奎前来看望岱岳区大汶口镇颜南村的百岁老人宋周氏。李明摄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企盼救助的英雄
  ——下岗女工李跃兰真情告白
  本报记者 吴兴华
  国庆过后,记者来到长沙市银盆岭第六运输公司宿舍,见到了见义勇为的李跃兰。李跃兰静静地躺在娘家简陋的单人床上,圆圆的脸庞虚肿,语气还是平静的:“尽管伤势严重,经济上又困难,但我认为挺身而出与歹徒斗争,是值得的!”
  今年3月24日晚12时许,家住长沙市芙蓉区的李跃兰下楼去买东西,看到邻居郑辉与肖建冬发生口角,肖建冬拔刀将郑辉刺倒在地。众多的围观者没有一人出来制止。李跃兰见此情景,一边去扶郑辉,一边叫郑辉的弟弟郑七律去拦车,并大声说:“赶快拨打110报警!”歹徒肖建冬见李跃兰要报警,随即将刀朝李跃兰刺来。李跃兰手无寸铁与肖建冬展开了搏斗,终因体力不支,胸部、腹部等处被凶手连捅5刀。经长沙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残疾”。4月20日,长沙市综治委作出《关于对李跃兰同志见义勇为先进事迹表彰的决定》,号召全市人民向李跃兰学习,并奖励她2000元。
  李跃兰负伤后,被送到黄兴医院抢救。4月10日,医院不停地催交医药费,李跃兰拿不出钱,含泪被亲人抬出了医院。她家本不宽裕。41岁的李跃兰是长沙市第四纺织厂的下岗女工,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费;丈夫成长青在自家门口摆烟摊,收入微薄,家中还有三位年老体弱的老人。
  4月13日,李跃兰重返黄兴医院治疗。5月9日,李跃兰转至长沙市第一医院治疗。到6月28日,李跃兰花去医疗费2万多元。医院给她下了第七次催款通知书,并告诉她,治愈伤口,还需医疗费2万多元。这时,连同黄兴医院的治疗费在内,李跃兰已花了2.15万元。因无钱继续治疗,7月5日,伤口仍未完全愈合的李跃兰再次被亲人扶出医院,回到了自己娘家养伤,再无其他单位过问她治伤的事。
  时至今日,李跃兰内伤仍很严重,体质虚弱。几个月来,家里从亲友处已借了7000多元。
  临别时,李跃兰反复托付记者转达她对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感谢。到9月30日为止,李跃兰共收到党政机关奖金、慰问金2.3万元。但愿李跃兰能够在大家的关爱下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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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多画几个圈自然就圆了。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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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聚焦

  海南,洪水卷过说启示
  本报记者 鲍洪俊
  10月13日至16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突袭海南。16日零点,南渡江水位涨到18.56米,超过警戒水位3.56米,超过了1928年的17.92米的历史最高纪录。沿江市县大水涨至百姓房檐,牲畜家禽顿成鱼鳖。环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洪水深达1至3米,被迫关闭。
  洪水袭来,海南军民万众一心,奋战一周,救济灾民,大灾之中避免群体性死亡、大灾之后无大病大疫。如今洪灾已过,我们应该总结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心中要给洪水留出位置
  10月13日,海南省三防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有关市县成立抗洪抢险突击队,疏散危险村庄的群众。但是许多农民根本不相信洪水会突然降临,一些村民无论怎么动员也不愿意离开家门。
  万宁市委书记丁尚清说,洪水来的前一天,他还在小海出海口考察万亩虾池、网箱,心里想的是如何改进水质,提高水产量,压根儿就没想到狭窄的出海口会成为排洪瓶颈。直到洪水淹没虾池蟹塘、冲走挤碎网箱,才恍然大悟。
  心中没有洪水的位置,当然谈不上未雨绸缪。10月15日,洪水将定安县城淹没一半,一个村的3000多人被洪水围困,等待救援。此时,坐在推土机高举的翻斗里穿越洪水、赶到定安指挥抗洪的汪啸风省长居然找不到一条抗洪指挥船,找不到一条冲锋舟。他不得不打电话向军警部队、交通部门和三亚市求援。直到支援船只赶到,才救出百姓。
  洪水卷过,急需消毒防疫,储备药品又出了问题。重灾区一个市县的灾民,1天需要7万片土霉素,卫生部门没有存货,只好突击从岛外调入150万片。灾区需要3000箱消毒水,现货只有100箱,也只好等待兄弟省捐赠的5万吨漂白粉应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1996年9月酿成100多人死亡的罕见台风、洪灾,到这次特大洪水袭击,前后不过5年时间,洪水是海南挥之不去的幽灵。必须要有防洪意识,做好各项准备。等到洪水到来,才临时抱佛脚,谁敢保证不出疏漏呢?
  防洪楼的功绩与尴尬
  琼山市东山镇射钗村被洪水冲垮泡塌的残垣断壁旁,竖立着一栋二层小楼———防洪楼。洪水没顶的时候,全村1000多名乡亲,拥挤在这里,赢得了救援时间。望着墙壁上3米高的水印,灾民们把防洪楼称作救命楼。
  修建防洪楼,是海南省政府根据1996年洪水灾害作出的决策。如今,在南渡江中下游两岸村庄,基本做到了一村一栋防洪楼。它平时用作村办小学或公共设施,可谓一举多得。
  防洪楼能够完成防洪使命吗?站在射钗村的防洪楼前,难为无米之炊的省委书记杜青林神色严峻地说:“我们的防洪楼修得太少,防洪设施太薄弱了。”省里每年安排的救灾资金只有1400万元。这点钱,除了修建几栋防洪楼,还能干什么?省长汪啸风为此慨叹:“海南的防洪设施欠账太多了。”
  有多少欠账?且不说全岛四条大江大河的堤防建设,连定安、琼海、陵水等位于江河下游的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定安县城枕南渡江而建,江边连道像样的防洪堤也没有。海口、琼山一城两市,因为国家拿出1亿元修建了6.2公里的南渡江防洪堤,市区主要地段幸免洪水大灾。可市内的防洪排水设施严重缺乏,仅有的河道还因为人水争地,淤积梗阻。当暴雨持续袭来时,因排水不畅,形成内涝,出现了“滨海城市,水漫金山,过街摆渡”的现象。
  农村的水利设施也因标准太低难以发挥防洪功能。万宁市的小海、老爷海64.5公里防海堤不符合标准,这次全部被洪水冲垮。2万亩虾塘、蟹池,8000只网箱,建设时没有考虑防洪问题,这次全部被冲毁。
  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建设之初就留下水灾隐患。这次洪灾中,海南环岛高速公路、马村电厂、海口煤气站都出现险情。其实,类似情况在1997年洪灾时已经出现,为什么当时不亡羊补牢呢?
  规避洪灾风险,利用洪水资源
  走在倒塌民房的瓦砾堆上,目睹虾池鱼塘被洪水淹没的情景,记者忽然想到:即使防洪设施十分完善,它们就能完全抵御洪灾的袭击吗?如果不能,我们又该如何帮助农民们防灾减灾呢?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灾民们参加保险了吗?绝大多数没有。灾民们说,有些是保险公司因为风险大不愿承保,有些是农民自己不愿投保。内地一些省份已经普遍开展的农民财产保险,这里还是一片空白。采取公众保险办法规避风险,是国际惯例。我国保险业尚不发达。政府能不能作一些协调,帮助构建一个公平的利益机制,把农民纳入保险轨道?
  换一个角度看,洪水也是宝贵的资源。
  “有了台风怕台风,没有台风盼台风”,是海南农民的普遍感受。因为台风可以带来大量雨水。最近三四年,台风不来,海南立即出现严重旱情。播种季节,省政府不得不花巨资,实施人工降雨救急。然而,由于缺乏水利设施,海南310多亿立方米的地表水大部分都白白流失了。海南全省城市、工业和农村用水总量为每年80亿立方米,目前大小水库有效库容只有54亿立方米。这次洪水集中在南渡江流域,如果计划在上游修建的迈湾水库早点建成,这次洪水就不会造成40多亿元的惨重损失。可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亿元,一个迈湾水库就要投资28亿元,海南实在力不从心啊!但愿这次洪水能促进迈湾水库的建设。
  水利专家建议海南深入研究长远治水方略,采取分流措施,开掘分洪河道,设法在地上地下拦蓄洪水,还可以把东西河流串流互补、旱涝调剂。如果海南能早日实现从抗击洪水到利用洪水的跨越,祖国的南海宝岛将更加繁荣。
(附图片)
  题图:路边被大风吹倒的椰子树 新华社记者 姜恩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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