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非正规就业所提供的灵活、成本低廉的劳务供给,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需求——
  积极发展非正规就业
  陈淮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岗位的供不应求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缓解就业矛盾、降低体制转轨成本的重要战略思路之一是发展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可以概括为具有以下特征的就业状态: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或者虽有制度性规定但很少被遵守;基本报酬形式一般采取计时工资,例如按天、按小时等,少数情况下采取计件工资,例如零星劳务承包、产品推销等;劳动报酬一般只能达到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一般处于随时可能被中止的状态;劳务收入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很少被申报纳税。
  特别说明,上述特征仅是对我国目前现实情况的归纳,并不是非正规就业的必然条件。认定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关键是“劳动契约随时可能被中止”和“劳动时间长短可由雇主和劳动者双方灵活选择”两项。从实际情况看,非正规就业与雇主是不是“正规单位”并无必然联系,例如非常正规的大企业也可能雇佣临时清扫人员或推销人员;与就业者是否能够实现全时就业也并无必然联系,例如就业者可能同时为多家雇主工作,也可能自愿选择非全时就业。
  在未来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当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首先可以有效增加就业岗位,满足社会劳务需求。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就业岗位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稀缺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在城镇中,非正规就业所能提供的劳务供给仍处于非常短缺的状态。在前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城镇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一是城镇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私人财富已经有了初步累积;改善生活质量、在生活中消费一定的劳务服务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需求。餐饮业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变化。但深入到私人生活中的劳务需求,例如家庭保姆、病人或老人陪护等,则仍受到压抑而远没有充分释放出来。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的城市消费品分配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长期未能建立起来。在相当多的大中城市中,原体制下的“配给制”消费品分配系统曾一度主要为那些只具有小商品经济特征的“马路市场”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所取代。
  当前由于改善城市环境的需要,过渡性质的“马路市场”在各地普遍被取缔,城市生活服务系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供给“真空”。非正规就业所能提供的灵活且成本低廉的劳务供给实际上具有非常广阔的需求。开拓这一就业领域,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城镇就业的压力。非正规就业还可以发挥“下岗”人员优势,支持两种就业制度并轨的改革。我国的就业制度正在向市场导向下的竞争就业转变。
  下岗职工实际上具有四方面明显优势。一是信任障碍较少。具有城市生活基础的下岗职工要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具有多得多的信用资源。二是社保成本较低。在现实的体制转轨措施中,下岗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时通常会对社会保障的“续保”问题作出一定安排,例如采用“提前退休”、“内退”方式或用“工龄补偿金”抵偿若干年社保缴费等。三是工资以外的附加劳动条件较少。例如一般不需雇主解决住宿等问题。四是容易接受灵活劳动时间安排和非全时工作。实际上由于照顾自身家庭生活或身体等原因,在很多情况下下岗职工本身也欢迎较为灵活的劳动时间和非全时工作。这四方面正是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的竞争中最为有利的优势。事实上,目前很多下岗职工之所以能够“隐性就业”,主要就在于他们具有这些竞争优势。
  从深化改革的要求看,要顺利、平稳地完成下岗职工从原有体制身份下的退出,我们可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条“腿”就是发展非正规就业。这两条“腿”的平衡发展,才能让退出体制身份的下岗职工在“不继续就业”和“继续就业”或“继续部分就业”两方面都有现实出路。唯此才能真正完成好两种就业制度并轨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发展非正规就业也有利于促进市场机制发育、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从国际经验看,非正规就业领域是孕育市场力量和新兴产业的必要土壤。新的市场主体经常需要依靠非正规就业来降低起步阶段的工资成本,规避可能的市场风险。从国内情况看,当前我国最迫切的战略任务是促进市场机制发育、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城市化进程。非正规就业领域非常可能发展成为人们“自我创业”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成为新产业形成与发展中要素聚集和相互优化选择的一个必要过程。非正规就业还是城市经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打破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的消费模式和“大而全”、“小而全”等旧体制遗留的不合理分工状态的重要外部力量。当前我国所要发展的城市,不仅是具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城市,而且是具有综合性经济结构和较高就业容纳能力的城市。发展非正规就业是推进新的城市化战略的必然选择。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59)

  假如遍地都是“熊掌”……
王慧敏
  去年在某地采访,见农民正在种植一种宽叶儿的绿色植物,县上一位领导同志神秘地介绍说:“这叫芦荟,是我们从外国引进的。这家伙神着呢,能排毒、养颜,还能调节神经功能……超市里,销得很火,一片叶子可卖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他说,县里决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发展10万亩。
  “卖这么贵……是不是很难成活?”“噫!皮实得很,比庄稼好侍弄多了,十天半月不浇水,照样活得滋滋润润。”
  当下,我心里就有些疑惑:价格这么高又这么容易伺候的东西,种的人肯定不少。如果大家都种,还能卖出好价吗?
  没承想,我的忧虑还真不是多余的。国庆节期间,该县来了一位朋友,问起芦荟,他告诉我:烂市了!
  事情总是这样,什么东西一旦流行起来,在热浪裹挟下,其功效总是被炒得无与伦比的好,身价也立马倍增。而一旦热退浪消,时尚发生变化,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荷兰“郁金香事件”的教训可谓沉痛矣!16世纪中叶,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西欧,不久在荷兰种郁金香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变种郁金香栽培成功后,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一路飙升。到1636年,较高级品种的一个球茎,就可以换到两匹马、一辆马车和一套马具。查尔斯·麦凯在《异常的大众妄想和狂热》一书中这样描述:谁都相信郁金香热会永远持续下去,似乎世界上每个角落的富人都在定购球茎。贵族、平民、农民、手工业者、船员、仆人,还有扫烟囱的、开旧货店的,几乎无人不染指郁金香。所有的人都将财产换成现金,再进行郁金香投资。然而不可避免的泡沫破裂,终于在1637年2月4日这一天到来。这天,希望出手的人挤满了各地的交易所,价格急剧下落,市场迅速崩溃。许多靠贷款进行买卖的人,突然之间变得身无分文甚至破产。没有预料的事态使城市陷入混乱,直到发生国家危机。
  事实上,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身边也比比皆是。从长春“疯狂的君子兰”到湖南的“暴砍苎麻风波”、山东的“苍山蒜薹事件”……尽管这些东西泛起的“泡沫”远没有郁金香那么大,但对于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来说,其滋味应该是非常苦涩的了。
  我们常说,结构调整要跟着市场走。跟着市场走,并不意味着要亦步亦趋围着时尚转。跟着市场走,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洞悉市场上泛起的种种“泡沫”,避害趋利,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和变化。
  说到底,市场上没有哪一种商品称得上绝顶的好。所谓好坏,只是相对而言。孟子有句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他这样取舍,前提是因为鱼多熊掌少。假若遍地都是熊掌,而鱼却少得可怜,那么,他还会取熊掌吗?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作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泰山的一草一木无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泰山索道再起争议
  程晓非
  泰山该不该建索道,争论由来已久。
  1982年,泰山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1987年成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其自然生态和人文遗产价值不可限量。但同时,它的旅游价值正在使自己陷于尴尬甚至痛苦的境地——接连修建的3条索道,使泰山的年旅游人数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从30万人次左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万人次。旅游高峰时段,人满为患。
  据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传旺介绍,去年5月2日一天售票54700张,从南天门到指挥部距离60米,因为人太多,工作人员挤不过去,短短几十米路程,竟走了一个半小时。山顶0.6平方公里,实际上可以容纳游人的地方只有0.2平方公里不到,充其量也就能容纳1.2万人左右。高峰时,乘坐索道的游人要排队等待5至6个小时。而岱顶游人的高度集中,也使生态脆弱的岱顶环境日益恶化。
  那些现代化的构筑物,直接地破坏了泰山的整体风貌。当年修建南天门索道站,著名自然景观月观峰峰面被炸掉1/3,破坏地形和植被达1.9万平方米。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旅游专家王衍用先生更是认为,在泰山中轴线上下往复的索道,破坏了从岱庙、中天门到南天门的三重空间一条轴线、逐步升天的意境,这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对泰山机体的破坏,而是对泰山灵魂的亵渎。
  在旅游高峰时段已人满为患的泰山,为开发旅游输送更多的人上山,还要进行索道扩建工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郑光中先生说,原来泰山索道的小时载客量是每小时300人,扩建后达到每小时1650人……如此这般,山顶上的游人不是更多、泰山不是更加不堪重负了吗?
  关于泰山索道工程,20年前就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建设部科技委顾问郑孝燮先生向记者谈起当年的情景。1980年建中天门至岱顶索道时,有关单位在先定了方案,并预订了索道设备后才象征性地“征求”建筑学会专家们的意见,绝大多数专家愤而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泰山索道还是建了,但在80年代初所作的泰山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中,已十分明确“泰山索道是一项功不抵过的工程,为了挽回这项世界遗产的损失,建议等到索道承载使用期满后,连同其构筑物一并拆除……”20年后,泰山索道非但没拆还要扩建。自泰山准备索道扩建工程时起,专家学者对泰山索道工程的劝诫及新闻媒体的关注,都没能阻止泰山索道扩建工程的“大干快上”。无奈之中,8月初,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北京林业大学孟兆祯院士、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建设部科技委顾问郑孝燮、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等14位专家,联名发出呼吁:保护泰山,拆除中天门至岱顶索道!要求尽快拆除原有的构筑物,恢复岱顶植被,保护泰山这一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泰山索道修建的理由是要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上泰安的旅游业因泰山索道而兴盛了吗?泰山志主编、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泰山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李继生先生向记者披露,泰山修索道实际是富了一家,穷了大家。因为索道的修建使游人本应几天的游程,变得只要一天就可以游完泰山并离开泰安,所以,泰安的旅游业并没有因泰山索道而兴旺发达。泰安城的居民当中至少有80%以上的人反对建索道。
  泰山索道扩建工程已在反对声中“顶住任何压力”完工并投入试运行。专家学者关于泰山索道的呼吁还在回响,有关泰山索道的争论也不会因索道的运营而终止。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面向新世纪 “村官”想什么
  李维平 张祎
  “村官”,是我国500多万个基层村级组织的干部,是农民直接选举的、最能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官”。他们的一举一动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近日,“中国首届村长论坛暨第二届特色村年会”在重庆市巴南区民主村召开,来自20多个省市上百个农村的“村官”们齐聚一堂,相互交流在农村村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思路,探讨新时期村级经济发展的特色和模式。
  不仅仅当“管家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资源酝酿一方特色。近年来,千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勇挑重担,坚持改革创新,努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实际出发发展特色经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带领广大农民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一大批各有千秋的特色经济村、农业精品村和民俗文化村涌现在祖国大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此次采访中,记者惊奇地发现,如今的“村官”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管家婆”了,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素质,有比较开放的、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观点和思路。
  江苏省有一个龙山村,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搞鳗鱼的养殖、加工、销售,使农民一下就富了起来。该村年收入最高时曾达到45亿元,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收入有所下滑,但也有20多亿元。
  海南的一些农村,利用其特殊气候条件,搞反季节蔬菜、水果等作物的种植销售,使当地农民逐渐走上了发家致富的路子。
  山东刘庄村,利用农副产品的加工调整产业结构,搞“创汇农业”,他们将生产的蔬菜加以速冻、保鲜、脱水、腌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玉米加工为例,加工前的玉米仅卖1100元一吨,经过加工可以每吨卖到8000多元,1999年该村农民的年均收入在1万元左右。
  想机遇也想新难
  在村级经济成为“特色经济”并成为广大农民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一些村在发展过程中只注重单一产业的盲目扩张,不认真准确地收集、分析、判断市场信息和规律,很容易陷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现在一些村让农民不再种田,将土地全部用于房地产开发、工业企业等项目,农民的收入只从这些项目中分红,在搞得好一点的村里,农民每年可以分得上万甚至好几万元的红利,看似非常不错。可一旦哪天企业不行了,村民们就不会再分得红利,而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已经没有了,这时他们又将会重新面临吃饭的问题。另外,现在富裕一点的村都不再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由村里的企业代交,这将会使村民们的国家集体意识日益淡薄。
  还有一部分村将土地全部保留了下来,用于种植经济类作物和水果等,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如果不按市场规律运作,不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河北张家口七堡村,家家户户种葡萄和鸭梨,每户年收入最高时有3万多元,但今年由于没有把握市场的变化,使鸭梨种植户损失惨重,每斤鸭梨由以前的7毛钱下降到3毛钱,到后来是3元钱一箱。
  河南卫辉张武店村的硕士村长霍清廉认为,目前农村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表现在农业产业化调整还未到位,低质劣质农作物仍在大面积种植,许多村仍是以单一农产品生产为主,这样的村级经济是很难在真正的市场中存活的。只有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根据市场调整本村的产业发展方向,不断地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把握机会,也才能适应随时存在的市场风险。
  好好摔打自己争气
  不管是抓住了机遇,还是遇到了风险,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村官”们作为村级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在意识到这些机遇和困难的同时,也已经意识到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展宏图的。他们奋力拼搏,有一种锐意探索、立志创新的精神。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
  哈尔滨市以生产锅炉闻名的一个村的支书介绍,村办企业一开始就在夹缝中求生存,随着竞争力的增强,有的村办企业已兼并了国有同行,但不少单位不是凭实力、业绩去衡量村办企业,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村办企业。他认为对村办企业,也存在一个公平待遇和竞争问题。村办企业自己则要好好摔打,自己争气。
  在采访中,一些村长还向记者谈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观念资源。他们认为,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很多村并没有什么区位、科技、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但他们同样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这就在于他们在观念上有突破,敢于创新,长于对外的开放与合作,观念和思路跟得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甚至还要超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发展走在全国大多数村的前列。这就是他们在观念上的优势,也是发展的资源。
  令人备感欣慰的是,在发展村级经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和村民素质教育也同样受到了“村官”们的高度重视。
  压题图片:重庆巴南区花溪镇民主村东方宾馆(附图片)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鸿信虽轻 安全语重
  “……您可知道,每天,妈妈为您做好了饭菜,儿女为您沏好了热茶,只盼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近日,江西铜业公司德兴铜矿十里矿区的工人们收到了来自该矿小学3500名孩子写的“安全信”。3500封来信,封封是警句,句句是祝福,打动了每位矿工的心,他们回应孩子一句话:“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我们会注意安全!” 吴朝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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