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三个标志性年代
□张海鹏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生关系，经历了长久的年代。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三个标志性年代需要记住。这就是：1900年，1945年，2000年。
1900年：当二十世纪即将拉开帷幕，在中国的大地上便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八大强国的军队进攻中国，占领中国首都，中国的朝廷流亡西安。中国在从未有过的屈辱中跨进了二十世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接受十一国强加的《辛丑条约》，中国遭受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被置于极其屈辱的境地，已经残缺的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在赔款等各项惩罚中国的条款之外，还规定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首都北京以及北京至渤海湾沿途的黄村、廊坊、杨村等十二处地方驻扎。《辛丑条约》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虽然避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却在西方列强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了半殖民地的角色。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45年：1900年之后的数十年，痛定思痛的中国人民为摆脱不平等地位，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巴黎和会上的抗争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地位，而且这是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以来唯一的胜利的战争。这次胜利是近代中国复兴的枢纽。在这一年，中国参与筹建联合国，与美、苏、英、法一起，成为世界五大国，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奠定。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弱国，但由于胜利，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本质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国进一步可以对旧的世界秩序说“不”，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面向未来，并且信心百倍地努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大大改观了。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经过短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便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进行过艰难的探索，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到挫折之后并没有丧失信心。我国人民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原则下，勇敢地向世界开放，在与各国进行经济贸易以及政治文化的交往中，大胆地借鉴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那些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优秀成果。与此同时，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不断完善这个制度。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向世界的被动开放，使中国人感受到前景的迷茫和压抑，那么，如今的主动开放，则是现代中国人对自己前途充满自信的一种体现。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表明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而且表明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中国。2000年，对中国的二十世纪而言，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将不再是世界的一个被动因素，而是世界的一个积极因素，我们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我们将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将提供给世界一些新鲜的经验，同时也将给国际关系体系注入中国特点。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极世界、争取多极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将使世界走向更加民主、更加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在世界上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生存权和不受大国欺负的权利。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将改变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那样一种不平等、不民主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原则。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改变了。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关注
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
□严昌洪
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华中师范大学主办，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政府协办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和赤壁市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共九十余人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围绕社会结构问题，与会学者就人口危机引发的社会病变、家族或宗族的组织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流民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对古代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商人等阶层在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研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内在原因时，应充分注意士人知识分子的作用；也有的指出，最能从根本上反映近代社会变革的是学校教育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还有的认为，新式学子向商人流动以及商人参与创办新式教育，形成一种新型的商学互动关系，对近代教育和商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围绕社会意识问题，学者们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生育观、婚姻观、贤妻良母论、公私观等观念的演变发表了看法。学者们认为，社会意识或社会观念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所强调的重点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有的学者通过对明末“异端”思想社会化问题的考察，说明这种社会化的实现，是因为当时的“异端”思想本身蕴涵着巨大的社会化潜质和功能——它适应社会的需要，切合长期囿于思想禁锢的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其学说不仅触及社会各阶层急切要求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同社会下层的利益要求相契合，其意义在于打破了原有权威思想体系对于社会的禁锢，导引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异。
在区域社会研究中，与会学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街头文化与庙会对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学者指出，在晚清，当新政及其他社会改良运动深入到地方社会时，城市精英便不断对下层民众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加以限制，并以其正统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公共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改良者利用重新整合城市空间和引导社会舆论之机，竭力扩大其政治影响并最终把街头变为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在街头的角色都得以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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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历程
飞瀑涤俗尘 偷闲理经纶
——薛暮桥同志二三事
□李克穆
2000年金秋，九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同志虽因病住院一年有余，但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并常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努力做些恢复体能的练习。二十年代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薛老，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笔者曾作为薛老的秘书和学生，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有关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这里采撷其中一些片断。
为有源头活水来
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家。
薛老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学风朴实无华，学以致用，这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才能做到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薛老的文章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在动笔之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资料，然后坐下来打腹稿，或是利用散步时间默想，思路基本形成后，用一段完整的时间一气呵成。所以，薛老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而且通俗易懂。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近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因此，不论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员，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人们也爱听他的报告，薛老作的报告深入浅出。1994年10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周年座谈会”上，曾号召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学习薛老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是非名利有无间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在许多社交场合，即使是与一些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交往，薛老也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甚至交谈甚久而竟不知对方何许人也，谈话的内容从不涉及人事交往一类的话题。难道是记忆力差吗？不，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从在“牢监大学”自学成才到三十年代主编《中国农村》，从在新四军和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到主持山东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从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深入探索，薛老以他睿智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薛老是真正的“明白人”，而他在某些方面的“不明白”，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
正是中兴磐石重
薛暮桥是我党老一辈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桌前吃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坐，暮桥。”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同志在三十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薛老原名“与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同志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六十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同志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同志说，暮桥同志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同志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亲自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进行一次讨论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总理与小平同志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同志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同志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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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百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徽州契约文书开始大量发现和流传。从此，利用徽州契约文书，结合家谱和其他文献资料，综合研究徽州社会历史文化的徽学或称徽州学便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
二十世纪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卞利
①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这里层峦叠嶂，万木丛生。境内新安江、阊江等河流与浙江和江西等地相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使徽州历史上很少遭受战乱的破坏，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和原始资料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徽州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山区之一，西周时期即已产生了高度的青铜文明。三国孙吴时期，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山越人被征服，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从此，徽州的封闭之门被打开，一批中原世家大族为躲避北方连绵不绝的战乱，纷纷迁徙至此定居。中原世家大族定居徽州，促进了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同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还积极扩大和巩固势力范围，强化宗族观念和意识，从而最终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局面。这些移民同徽州原有的汪、程等当地大姓，外加居官此地因爱其山水之美而定居者，共同创造了底蕴丰厚的徽州文化。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徽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寻求出路，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高潮，徽商也因此成为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性商帮群体。徽商“贾而好儒”，重视商业合同与契约文书的作用，重视家族谱牒的修纂，加上长期养成的收藏文书与原始资料的优良传统，以致为我们留下了数十万件的各种契约文书。
徽州一向有重教兴文的传统，读书入仕之风极盛。唐宋以来，人才辈出，尤其是南宋出现的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是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徽州人尊崇朱熹理学，事事恪守文公家礼，这就使得徽州历史文化深深打下了朱熹开创的新安理学的烙印，徽州也因此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盛誉。
徽州还有好讼、“健讼”风气，凡事皆以文字记录下来，举凡土地买卖、租佃、借贷、典当，甚至家庭的分家等等，都要以文书的方式加以记录，以作为凭证。徽州留存下来的数十万件各种契约文书，就是徽州重视文化和知识积累的一个集中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些契约文书的发现，直接促成了徽学的产生和形成。
②
徽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年。如果将1907年黄质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滨虹羼抹》一文算作二十世纪徽学研究发端的话，那么，从那时至今，徽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
概括而言，二十世纪徽学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07—1949年是徽学的萌芽发端时期；1949—1976年为徽学研究的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其间“文革”十年，徽学研究几陷中断；1977年至今为徽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是徽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发展时期。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徽州历史人物和地方文化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人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抗清义士金声身上，他的抗清自卫活动以及思想和学术等都在研究之列。至三十年代，有关王茂荫的研究则又成为学界的主要视点，其中尤以郭沫若和吴晗对王茂荫的财政货币改革思想的研究为代表。此外，关于徽州学术人物如程瑶田、汪莱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问世。
徽州乡土文化研究和方志编修在这一阶段中也有很大起色，歙县、婺源和祁门等数部乡土、乡镇志和《歙县志》、《婺源县志》的编修和出版，是这一时期徽学研究的显著成就。
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还是较为低级的、零碎的，选题的时代性也较强，基本处于一种萌芽和起步时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以傅衣凌为代表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开始注意到徽商这一独特的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徽学研究的大幕。
自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至1976年，徽学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五十年代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五十年代初，徽州开展了土改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徽州世代秘藏的契约文书尤其是记录土地产权的买卖契约和黄册、鱼鳞图册等被大量发现和流传。1956年，屯溪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古籍书店，从文物贩子手中或到乡下收购这些契约文书，并编成目录寄往全国销售。这样，北京的中国书店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地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购进徽州契约文书和古籍。这批数十万件的契约文书在时间上纵贯宋、元、明、清和民国五代，在种类上几乎包括了各种公、私契约与文书，在内容上涉及土地买卖、租佃、典当、借贷、赋役、家（宗）族、诉讼、商业等各个领域。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连续性、具体性等特点，因此成为徽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正是这批为数巨丰的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才直接促进了徽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五十至六十年代前半期，学界围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徽商及其商业资本的研究遂成为当时徽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对徽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也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与此同时，利用徽州租佃契约和佃仆文约研究明清徽州的地租剥削、佃仆制也在学界蔚成风气。此外，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徽派版画也备受学界关注，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论著（文）。
在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徽商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在“文革”十年中国大陆正常学术研究几近中断之时，海外的徽学研究却后来居上，除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的学者继续对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文化艺术进行研究并不断推出成果外，台湾也公布了部分徽州文书及其研究成果。
③
1977年，一篇关于徽州庄仆制研究的论文在《文物》杂志发表，这是徽学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也是徽学繁荣发展时期到来的标志。从此，徽学研究进入了快速健康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徽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发展。八十年代中期徽州和安徽省相继建立徽学研究会，在北京、合肥与芜湖等地也成立了专门开展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不久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还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建立后，致力于徽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研究课题的组织与协调，先后组织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承担国家和省级徽学研究项目二十余项，有力地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徽学内涵与性质在争鸣中延伸。与以往两个阶段的徽学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徽学学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徽学界对徽学的内涵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徽学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地方史学科；一种观点指出徽学是研究徽州契约文书的专门学科；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徽学研究是以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体，兼及徽州整体历史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三）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丰硕。这一阶段中，徽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有关徽商、徽州宗族、徽州佃仆制、徽州契约文书、徽州土地买卖、租佃与典当，以及新安理学、徽州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等等，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真正称得上百花齐放、全面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学术界已经公开出版了徽学研究的专著和译著近五十部，公开发表徽学研究的论文一千余篇。
这一阶段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叶显恩所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一书的问世。这部专著，内容几乎涉及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人口、土地、文化、徽商等各个领域，是迄今为止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著作。此后，徽学研究领域逐渐被拓展开来，《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徽商研究》、《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明代黄册研究》和《明清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等徽学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
（四）包括文书契约在内的徽学研究资料得到系统整理与出版。随着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徽州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徽州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到目前，共标点或影印徽州契约文书、徽州文献约有一百部（种）之多。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徽学资料专集：一部是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这部分类辑录的徽商资料专集，至今仍是很多徽学入门者的必读之书；另一部是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大型影印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共四十巨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大规模影印徽州契约文书的资料汇编，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和法制史的一部关键之书。此外，如《新安医籍丛刊》、《戴震全书》等都是这一时期校点出版的徽学专题资料成果。
在二十世纪中，徽学研究在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从萌芽发端、初步形成到繁荣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为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徽学已不仅仅属于徽州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徽州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缩影，透过徽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脉络。
图为安徽省黟县保存的明清徽州古村落——宏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