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58）
假如一个人砍，十个人栽……
腾格里沙漠如同一只饥饿的老狼，虎视眈眈盯着甘肃景泰川这块贫瘠的土地。20多年前，杨正书老汉就开始向步步进逼的沙漠叫板。他用麦草将浮沙围成一个个方格，从4公里远的地方挑来水，艰难地实现着他的固沙梦。春天，一阵大风，树被流沙吞没了。他咬咬牙，又举起了镐头……终于，第一棵树成活了，接着又是一棵……20年下来，他种活了400多棵树——在沙海中，这是多么骄人的成绩啊！
没人发给他工资，也没人要求他种，是什么信念支撑他从事这分外的工作呢？我在景泰采访时，他已离开了人世。当地人说，这老汉倔得很，不信人只能躲着沙走。老汉坚忍不拔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村民，大家不再刨沙棘、挖树蔸。每到春天，全村人都自觉地在沙漠的南缘种树。绵延的绿色一点一点往前推进，肆虐的沙漠一步一步向后退却。当地的领导告诉我，近些年，沙漠已后退了1公里多。
杨正书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唤醒道德良知的重要意义。这些年，保护植被也好，防治污染也罢，媒介不停曝光，会议不断强调，法规制定了无数套，不是还有人在一点一点砍伐我们可怜的林木、污染我们赖以养命的河流吗？
说起腐败，人们无不切齿痛恨，但事情挨到自己头上又怎么样呢？几年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作了一项问卷调查。其中有这样一道题：“如果行贿能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您是否会行贿？”调查结果表明：只有24.79％的人回答“不会”，回答“肯定会”和“依情况而定”的则占53.61％。同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在武汉作了“武汉市民对腐败问题的社会评价”的千人调查，调查中有这样一道题：“为了办成一件对单位极为重要的事，需要向某领导进贡，对此你持什么态度？”结果有53.7％的人认为“要”。
看来，要消除社会上种种“病毒”，光有法规还远远不够。因为不管多么完备的政策或法规，如果大家不是自觉去执行，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着法儿去钻漏洞，那会是什么一种状况？一个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儿：曾有一位外国朋友大惑不解地问他：“不是有红绿灯吗？你们的十字路口为什么还站着警察？”
社会需要一种群体的默契，这种默契，就是公众的道德良知。有了这种默契，不需要刻意监督、不需要重典惩戒，大家都会自觉按同一规则行事。也许你会说：“我在栽树，可人家在挥斧猛砍，有什么用呐！”可你想过没有：假如一个人砍，十个人栽，我们的大地不仍是葱茏一片？朋友，我们能不能都像杨正书一样——做护花的春泥呢？
王慧敏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今年1到7月，苏州市引进合同外资27．68亿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全市迄今已累计引进合同外资339亿美元，面对这骄人的业绩，人们惊诧——
苏州如何引来339亿美元
李灿 石永红
市长一口流利英语，下属熟谙国际惯例，一支高素质的招商队伍已经形成
记者在苏州采访，当地外经委、开发区和乡镇招商人员都强调一个观点：各级领导极其重视对外资的利用，他们深入钻研涉外经济，亲自带头招商引资，十几年坚持不变。
1985年，中央实施“沿海开放战略”，提倡利用外资，发展出口。许多地方反应较慢，而在苏州却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市委书记高德正有个“口头禅”：“我来考考你们，外向型经济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当时在苏州，连知道“外向型经济”包括外资、外贸、外经三个方面的人都很少。而今天，发展外向型经济已成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一支由市、县、乡镇政府，以及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乡镇工业小区人员组成的约2000人的专业招商队伍，已在苏州形成。
苏州市前任市长章新胜、现任市长陈德铭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精通涉外经济。每当与外商交谈，沟通十分方便。据知情人透露，后来新加坡决定选择苏州搞工业园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这里的领导者素质高。近6年多来，苏州与新加坡合作，有计划地派出700多位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赴新加坡接受培训。国际一流的招商、客商服务、城市规划管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海关等经验，已逐渐被苏州人掌握。记者发现，即使在乡镇一级，熟悉这些经验的也大有人在！
头脑灵敏，钻劲十足的乡镇招商人员们，虽然不可能经常出国，却结合乡镇实际，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招商方法。今年前7个月，全市引进的27．68亿美元合同外资之中，乡镇企业引资就占了41％。
亲商，意味着千方百计为投资商着想，让他们的整个投资过程都享受优质服务
亲商这个词，是新加坡人的发明，大意是千方百计为投资商着想，让他们的整个投资过程都享受优质服务，与他们的关系达到亲密的程度。
亲商，在外商投资立项、审批之时，表现为“一站式服务”：外商只进一个门，就能把所有手续办完。在外资企业开工建设，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表现为“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如今苏州市、县、乡镇以及各个开发区项目审批基本上都做到了“一站式服务”，而且力求能快则快。
比如，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时限为一个月，而工业园区地税局却公开承诺：只要资料齐全，立等可取！买发票、受理申报开税单，本来用不着把时间限死，可园区国税局却自加压力，要求职工必须在两分钟之内做好！为了让纳税人在申报纳税时有一种平等、亲切之感，园区地税局的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均实行站立服务，双手接递，甚至连一般柜台上方常见的玻璃隔断也没有设置。
片面的“优惠政策”未必有效，而弄清客商需要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才是真优惠
在国内开发区中，苏州的各大开发区的土地使用价格是偏高的，免税幅度也并不比别处大。苏州人深信，吸引外商没有必要依靠“贱卖”。只要能够为他们创造赚钱的环境，外商们不会过分计较那一点点土地费，也乐于照章纳税。问题在于能否弄清客商的真正需要，并尽可能加以满足。
比如收费，苏州工业园区刚启动时，由于缺乏经验，行政收费项目有近100项，外商感到麻烦。1995年11月，园区管委会毅然决定，将收费项目减少、归并为27项。1998年4月，再次压缩为11项。现在，只剩下9项。
英国、新加坡合资的贝康光缆（苏州）有限公司刚到苏州时，还没来得及办税务手续，就接到一批订单。由于开不出发票，眼看生意要出问题。他们十分着急，请求园区国税局帮忙。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国税局职工们还是立即行动，一边向他们详细介绍应该办理什么手续，一边代他们找到一家高水平的会计事务所，为其代办所有手续。填写各种表格，审核企业资料，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购领发票。通常要7天才能办完的事，仅用两天就办完了。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3年来，该公司纳税十分爽快。
去年11月，市委书记梁保华在美国走访安德鲁公司时，公司提出，他们在中国某地的市场开拓受到人为阻碍，严重影响了业务开展，希望得到帮助。经过分析，苏州方面认为外商的要求是合理的。梁保华便亲自出面，与有关省、市协调，迅速清除了那些障碍。安德鲁公司对此十分感动，当即决定，原准备分三期进行的投资，同时展开，马上追加投资3000万美元。
栽得梧桐树，自有凤来栖。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迅猛发展。17个世界“500强”企业前来投资。全区实际利用外资新增了2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前3年的总和。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假日本平常
龚雯
“十一”长假刚过，各方纷纷“盘点”，北京市也公布了一份统计报表：“黄金周”期间，来京国内游客和北京外出旅游市民分别比今年“五一”下降33％和11％。
整个“十一”，全国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超过“五一”，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却出现下降，“面子”上是否有点说不过去？
北京旅游局局长于长江坦然表示：人数下降未必是坏事。就北京的情况看，“十一”旅游市场火而不爆，秩序井然，供方准备充足，需方基本满意，“这比较符合我们的理想状态”。据笔者了解，在抽样调查中，游客对“十一”北京接待服务的满意度高达96％。
人类的需求层次总是在不断递进，眼下，中国的城市居民正面临消费结构升级，农村居民也面临消费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消费指向不再集中于物质需求领域，而是逐渐开始追求自由、闲适、放松的精神享受。但多年的结构偏差以及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使我们虽然在前几个长假营造出热闹的节假日氛围，却缺乏与消费者有效需求相对位的供给能力，反过来又影响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十一”旅游的降温，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供需双方正在趋于理性与成熟，旅游者能主动避开高峰和热点，这种消费择向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比如，原先热得烫手人满为患的中长线旅游不旺了，而短途游、城市周边游则备受青睐，说明旅游群体已从单一观光型转为休闲度假型，更加注重旅游的质量，更加贴近生活的原色。又如，景区景点也在转变思路，从盲目纳客改为适度控制人数，实行有序管理，既保证了游客轻松尽兴，又保护了相关环境。政府部门也能以平常心看待单纯的数字升降，而把重心转到增强接待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上。
由此可见，假日旅游固然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量”的增长，而是全方位的“质”的提升，这才是搞活黄金周旅游的题中之义。人数的增与减，景区的热与冷，都是相对的，衡量这个“度”的最终标尺就是出游质量，是旅游者可否实现身心愉悦。一句话：以人为本。
如果为了旅游而旅游，为了造市而造市，甚至于在统计中人为地掺水“做数”，那即便是“蛋糕”涨得再大，对旅游者也并无益处。
假日旅游只是假日消费的一部分，随着黄金周长假的制度化，人们的休假方式将日趋多元和个性化。就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改善供给主要由市场调节，扩大需求则主要靠政策引导。“十一”的消费现象再次提了个醒：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调整结构，增加收入，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体制，释放出大众应有的消费潜能。什么时候，我们能像对待普通周末那样对待黄金周，那么，假日的乐趣就真正地深入人心了。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八旬护路人
河北省南皮县鲍官屯镇董丁庄村是一个专业运输村，共有载重车40余辆，路被轧损的现象很难避免。村里的阎会清、丁明海两位八旬老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坚持20多年义务护路。每天上午，老哥俩都要抽出3个小时上路修补，哪里路不平就出现在哪里，风雨无阻（上图）。为修路，两位老人常累得气喘吁吁，这时他们就会坐在路边聊聊天，笑声驱除了疲劳（右图）。村里人过意不去，多次提出筹钱酬谢老人，可老人笑着说：“为了村里运输车跑得欢，我们只要能拿得动锨就上路。”
张守举摄影报道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沟通你和我
刷卡消费慎防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持卡消费以其安全、便利等特点已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刷卡消费”并非万无一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持卡人便因使用不当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刷卡族”在刷卡时应注意以下八点：
第一，在领卡时，要在背面签上自己易于辨认的姓名，以防漏签；第二，仔细检查密码信封是否打开过；第三，应立即到ATM机上修改密码，并牢牢记住；第四，身份证与信用卡分开存放，以防同时丢失；第五，不要将卡与有磁性的物体放在一起，以防被消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六，在操作时要注意自动柜台机（ATM机）上是否有摄像头等多余“装置”，在被“吃卡”后要及时向银行挂失，并更改密码；第七，不要轻信ATM机上张贴的让持卡人把资金转移到某一账户的一些所谓“紧急通知”、“公告”，以免上当受骗；第八，在商店、酒店消费时，收银员还卡后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卡是不是自己的，以防被假卡或空卡掉包。
江西省兴国县 刘娟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加快城市化，培养新的消费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蔡昉
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扩大需求的长期战略，而利用政策手段使目前的部分流动人口市民化，也能够取得刺激需求的近期效果。
现有的扩大内需政策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首先，现有的政策较多地着眼于刺激间接需求，使得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难以发挥；其次，刺激居民直接需求的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城市居民，而忽略了占人口近70％的农村居民。所以，如何使现有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提高应该是刺激内需政策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无疑是拓展国内市场的重要领域，不仅因为在农村地区居住了中国大部分的人口，而且由于他们现有的人均消费水平还很低，接近70％的农村人口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份额仅为40％多。所以潜在的需求非常巨大。但是，农村居民需求的扩大，遇到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慢和与消费配套的市场条件及基础设施等的制约。
从经济成长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正面临着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步入需求主导型的成长阶段，并同时宣告了“短缺”为特点的供给制约阶段的结束，需求（包括需求结构和需求水平）成为经济增长中最具有制约性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绝对水平的差异和既定的人口地域分布特点，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之中。因此，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扩大需求的长期战略，而利用政策手段对户籍制度作出一定的调整，使目前的部分流动人口市民化，也能够取得刺激需求的近期效果。
首先，加快城市化、市民化可以解决现有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匹配的矛盾。目前在900多种重要工业品当中，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50％。这是因为这种生产结构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不相适应。但农村居民又因为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和市场网点的制约，无能力消费这些产品。如果能够将一部分具有农民身份的打工者变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意愿与现有的生产结构更为适应。这一新的消费群体，可以为产业结构提供一个调整期。
其次，城市化还可以使居民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从而增加个体消费水平。城市化之所以能促进消费，使消费结构和消费主体都发生转变，从根本上说在于农村实现城市化或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消费模式的转变。而城市化为什么能促使他们的需求模式发生转变呢？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作用。
1.城市化使市场可进入性加强。城市化所产生的一个显著的效应就是生产与生活环境的高度聚集。这种聚集效应使得社区联结更为紧密，信息的传递更为便捷，公共性基础设施的边际成本也因为规模效益而降低。所以，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城市地区都具有农村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使消费者的市场可进入性加强。
2.城市化可产生收入增加效应。一方面，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化所导致的聚集效应使劳动力市场更好地发育，从而有助于人们获得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城市的工资水平和生活费用相对于农村来说更高。所以，城市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有明显的作用。即使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也会扩大总需求。
3.城市化会形成消费的示范效应。进入城市的人口往往受“城市之光”的吸引。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会对他们产生示范效应。城市社区的高度聚集和更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也使得消费信息的集散更加便利；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也会使消费的热点更容易形成和传播。而这一切都会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
4.城市化会使流动人口的收入长期化，从而改变预期。目前已经有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处于流动状态。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经济学的终身收入假说指出，人们在消费时，通常是按照其稳定的或终身可得的收入作为其预算约束。如果工作不稳定，其储蓄倾向就高。所以，在城市短期滞留的人口不愿将其收入过多地用于即期的消费。而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吸收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城市居民，其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改变，也更愿意消费他们的即期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