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放眼看非洲
编者按：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本报特派记者张亮、黄泽全、李云飞、刘华新、孔晓宁、方良根分赴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苏丹采访。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非洲。本期《国际周刊》所载报道便是他们此行的部分成果。
苏丹鲜明的感情
“泾渭分明”一词在中国家喻户晓。在遥远的苏丹，本报记者有幸一睹大自然同样的造化：源远流长的青尼罗河、白尼罗河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交汇时青、白分明，因为青尼罗河流经地区多岩浆岩层，在冲走岩屑、溶解大量含硫物质后，河水变得蔚蓝，而白尼罗河则因水中杂质大部沉入沿途沼泽而呈现明显的白色。苏丹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也像这“双尼罗”一样，清清楚楚，绝不含糊。而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是苏丹人民感情中极鲜明的一部分。
中国驻苏使馆的小张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出门办事，经常听到当地人叫中国人为“朋友”。从他到苏丹当外交官起，就置身于这种特殊的氛围。
中苏关系何以像亲朋好友一样？经过几天的采访，我们渐渐找到了答案。
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
——100多年前，有个臭名昭著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曾经担任英军驻天津的工兵指挥官，伙同李鸿章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74年他又得到主子的赏识，被派往苏丹充任英殖民政权的总督。1885年1月，这个沾满了中国人民和苏丹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被苏丹起义大军用长矛杀死在那里的总督府，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昔日的总督府现在已经变为苏丹共和国的总统府，在那块刻有“查尔斯·乔治·戈登1885年1月26日死于这里”的木牌下，陪同参观的总统府人员动情地向我们表示：苏丹人民替中国人民报了一箭之仇！
——36年前，新中国与非洲友谊的开拓者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访问苏丹。在那次非洲之行中，周恩来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苏乃至整个中非之间的友谊，都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培育分不开的。9月25日，苏丹总统巴希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往往带有政治目的，但新中国为苏丹修桥、筑路、建友谊厅、开发石油项目、办炼油厂和友谊医院，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没有提出任何有损苏丹利益的要求。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在现实中找到了答案：
——巴希尔总统在接受记者组采访时表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苏丹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体系，保障世界各国平等公正相待、互相尊重和共同繁荣。苏丹主张发展中国家加速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和增进地区合作，以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些观点都与中国的立场相近或相似。
——中苏两国都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资源丰富，中苏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苏丹进一步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苏丹也需要从中国进口很多的日用品。”中国驻苏大使邓绍勤说。苏丹能源和矿产部部长贾兹也认为，中苏合作的领域很广阔，两国开展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和困难。
——中苏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苏丹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关系。在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时候，苏丹像欢庆自己的节日一样，召开大会表示庆贺。在人权问题上，苏丹政府主持正义，坚定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苏丹两次投票支持中国。特别是今年，苏丹不仅投票支持中国，而且在国际讲坛上仗义执言。同样地，中国政府在苏丹南方问题上，多次表示这是苏内政；中国还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支持解除对苏丹的制裁。
我们更从现今仍在进行的中苏合作项目中找到了活生生的答案：
——在喀土穆市恩图曼友谊医院，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陕西的中国女医生蔺小贤。她今年40岁，先后两次来苏参加援苏医疗队。1996年，她初到苏丹，去的是一个偏僻贫穷的乡镇阿布欧舍。她已记不清在那里治愈了多少病人；也记不得她总共患了多少次当地流行的疟疾，只说“大概每个月都患过”；她更记不清，在深更半夜里，有多少次，只要一听到苏丹护士的呼唤，即使自己发着高烧、吊着药瓶，也坚持着“连滚带爬地”去给患者看病。医疗队队长贾永安说，陕西省29年来共派出24批医疗队援苏，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像蔺小贤这样的大夫的辛勤工作，中苏友谊的种子才深深地播撒在苏丹人民的心中。
——中苏石油项目是中国迄今在苏丹开展的最大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0多亿美元。据此，苏丹的石油开采能力已从90年代初的年产10万吨增加到目前的700万至1000万吨，使苏丹从过去的石油进口国一跃而为石油出口国。目前，苏首批2600吨天然气也已出口到国际市场，偿债能力大大提高，每年还债200万至500万美元，从而从整体上大大增强了国外投资者的信心，改善了苏丹的投资环境。这一项目在苏丹家喻户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这一项目也带动了中国物资、设备、技术和劳务的出口，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巴希尔总统多次亲自关心这一项目，能矿部长贾兹对记者说，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几代人的辛勤培育，使得中苏友好深入人心，使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不断加深，合作领域日益扩大。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谈到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时真诚地表示，开辟这个论坛正逢其时，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进一步深化中非经济合作的时刻，它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对非洲更有益。他衷心祝愿这个论坛开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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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9月25日，本报特派记者在苏丹总统官邸采访巴希尔总统（左一）时向他赠送礼品。右一为我驻苏丹大使杨绍勤。本报记者方良根摄
肯尼亚市场潜力大
本报记者在肯尼亚采访的日子里，常常见到一些中国人。在倍感亲切的同时，难免要询问这些人到肯尼亚干什么？中国驻肯尼亚使馆陪同官员介绍说，4年前在肯尼亚的中国人仅400多人，目前已经超过40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或个体经营者，他们到肯尼亚主要从事商贸活动，有的人一年就能将5到15个集装箱的货物运到肯尼亚市场销售，也有的人投资建厂，生产的产品投放当地市场或者做转口贸易，从而活跃了中肯两国经贸交往活动。
肯尼亚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成果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比较好的国家之一。在项目合作方面，肯方需求广泛，市场广阔，地价便宜，政策优惠，而中方设备充裕，技术成熟，人才众多，双方合作潜力巨大，许多中国企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在肯尼亚开展经贸活动，投资兴办实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记者参观访问肯尼亚金钟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公路桥梁总公司（下称“路桥公司”）后，感慨良多。
河南安阳电池厂于1993年9月选派该厂年青的英语干部孟书田到非洲开发市场，而孟书田抵达肯尼亚时身上仅有2000多美元现钞和750箱电池，如果不能及时将电池推销出去，别说发展事业，就连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处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面对重重困难，孟书田并没有气馁，而是忙着注册公司，办理居留证，申请电话，招聘员工，一个月后，便在一间居民单元房里成立了“肯尼亚金钟国际有限公司”。此后，孟书田便身背大中小三种型号、不同花色品种的电池，开始一家一家商店推销中国的“金钟”牌电池。每天长街走一条，短街走两三条，一家商店也不漏掉。当时肯尼亚市场上进口电池不下20个品种，而且当地生产的“永备”牌电池占领着大部分市场，实力非常雄厚，一个新品牌要挤进市场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推销两个月后，客户试销后感到中国电池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纷纷增加订货量，几百箱电池很快销售一空。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国内的电池源源不断地运进肯尼亚，最多时一个月达到5000多箱，1998年之前年均销售额达200多万美元。近两年来，虽然受肯尼亚经济滑坡的影响，但销售形势仍然可观。
更为可喜的是，1999年12月金钟国际有限公司在首都内罗毕拉菲克出口加工区建立了电珠生产线，今年3月建立了电池生产线，随后又开始了电筒组装，改变了由单一大量进口商品冲击市场受当地政府限制的状况，实现了在当地生产多品种商品而受到肯尼亚政府《投资促进中心法》保护的愿望。
中国路桥总公司于1979年开始进入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是最早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公司之一。该公司于1985年在内罗毕设立办事处，负责肯尼亚及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周边国家的业务开拓、投标竞标、项目管理和多种经营等业务。经过15年的开拓发展，路桥公司在肯尼亚承揽了10多个项目，始终坚持讲究信誉、保证质量、信守合同的经营宗旨，年营业额3000多万美元，今年的合同额已经突破1亿美元，在肯尼亚政府和人民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东非地区工程承包领域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路桥公司能够在肯尼亚工程承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成功，靠的是艰苦拼搏的创业精神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修路架桥，尤其是在非洲国家实施这样的工程，其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巨大，是国内施工队所难以想象的。路桥公司在肯尼亚能够接连承揽施工任务，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支技术过硬、吃苦耐劳、能打硬仗、团结合作、素质优秀的施工队伍。另外，尽管有的项目是微利或者薄利，但他们能够从长远经营考虑，确保每一个在建项目按合同规定的质量和工期完成，从而为公司树立了牌子，创造了信誉，提高了承揽更多工程的竞争力。
路桥公司在肯尼亚承揽的第一项工程名叫卡坦公路，全长25公里，合同金额仅600多万美元，从经济角度看，并不十分划算，而且要穿越东非大裂谷，工程难度极大，但这是一条通往总统家乡的道路，其社会影响是无法估算的。他们在施工中认真抓好各个环节的施工质量和工程进度，按期、保质地完成了任务，被肯尼亚政府树立为“样板路”，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提到“卡坦路”，无不挑起大拇指称赞“中国人，好样的”。自卡坦公路1988年竣工交付使用后，路桥公司几乎每年都要获得一项承包工程。路桥公司今年7月底主体工程提前完工的内罗毕至蒙巴萨的A109国道翻修改造工程，全长150公里，合同金额4000多万美元，不仅是肯尼亚目前全国等级最高、质量最好、工期最短的道路，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司在肯尼亚承揽的最大承包工程。路桥公司肯尼亚办事处总经理王小光介绍说：“到目前为止，我公司在肯尼亚已经完成工程合同额1.02亿多美元，今年在建工程合同额超过1亿美元。肯尼亚及东非地区市场前景美好，中国公司只要在这里扎扎实实地开拓业务，就能够获得理想的效益。”
上述两家公司为中国企业走向非洲提供了经验。积极拓展这种互利合作，必将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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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肯尼亚国民议会议长卡帕罗正在接受本报特派记者采访。本报记者孔晓宁摄
埃塞俄比亚交流促友谊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所在地，因而这个国家享有“非洲联合国”的美称，在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埃塞俄比亚文化部长接见本报记者时说：“埃中两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两国人民都非常重视维护自己的尊严，正是由于我们两国具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埃中之间才能保持着独特的友好关系。”本报记者从在埃塞俄比亚采访时的所见所闻，深切感到部长先生的这番话语，并非礼节性的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中国是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亚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是具有3000多年文明史的非洲国家，正是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促进了两国相互间保持着源远流长的友谊。1956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向非洲地区派出的第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便是应邀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演出。代表团一行76人，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连演出10多场，场场观众爆满，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广大埃塞俄比亚民众通过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开始熟悉、了解并且热爱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后不久，埃塞俄比亚派出一行72人的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让中国人民有机会欣赏异彩纷呈的非洲歌舞艺术，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熟悉和了解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非洲古国。埃塞俄比亚文化艺术代表团的访问演出在中华大地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热情地接见代表团并观看他们的演出。真诚的文化交流，频繁的民间往来，奠定了两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坚实基础，双方政府于1970年11月24日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埃友好合作历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埃塞俄比亚有80多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独具风格的民族音乐舞蹈，是该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国家统一100多年来，历届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不断推动各兄弟民族相互融合、和睦相处。今天，埃塞俄比亚全国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仅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有8个国家级歌舞艺术表演团体，另外每一个州也有自己的歌舞团和小乐队，私营歌舞团和小乐队更是活跃于各阶层、各地区。本报记者抵达埃塞俄比亚的当天晚上，便有幸目睹了这个国家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由于埃塞俄比亚歌舞拥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具有丰厚的艺术内涵。记者观赏的舞蹈是这个国家所保留的传统节目，其内容大多取材于播种、收割、狩猎、放牧等劳动场面，保持着纯朴的民族风格，富于古香古色的韵律，尤其是强烈的节奏、丰富的感情、充沛的活力、磅礴的气势以及变化万千的舞姿，令观赏者如痴如醉，全场不时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们的精彩表演，使我们这些初次踏访这个国家的记者领略到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
文化交流活动为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埃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中埃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埃建交30年来，相互间文化交流频繁不断。中国先后派出过10多个文化艺术团体赴埃塞俄比亚访问演出，并在当地举办各种艺术展览。特别是1988年中埃两国政府签署文化协定以来，双方在两国文化协定执行计划的框架内，每年都有文化交流项目实施。近几年来，中埃双方政府文化代表团更是频频互访。去年6月，中国成都木偶艺术团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演出，每一场演出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演出场的过道上也站满了观众。每一场演出结束时，都会有许多观众自发地涌上舞台，同中国艺术家合影留念。
多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国在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埃中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埃友谊与合作已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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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传统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的亚的斯亚贝巴一景。
本报记者黄泽全
尼日利亚遥远而亲近
中国与尼日利亚，一个在东亚，一个在西非，相距遥远，而且肤色不同，习俗相异。但是本报记者在尼日利亚采访时却处处感到很亲近。
在尼日利亚，无论是濒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拉各斯，还是位于中部的首都阿布贾，中尼之间的经贸合作都很活跃。去尼日利亚经商设厂的中国人不少，具体数字难以统计；来中国的尼日利亚人也很多，我国驻尼使馆签证处的人加班加点工作仍感到应接不暇，市场上很多日用商品都来自中国。
拉各斯中尼合资的海豚渔业公司现已成为尼日利亚一家大型渔业公司，每年投放拉各斯市场的水产品占当地市场的40％，今年被尼日利亚渔业协会评为“优秀企业”。我国生产或在尼日利亚组装的金城轻骑摩托车，在那里也颇适销对路。在阿布贾郊区，一位中国私人企业家开办的宝耀未来钢铁有限公司今年7月投产，第一期每年轧钢能力为2万吨。它也是阿布贾市目前唯一的轧钢厂。
这些中国人谈起在尼的体会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尼日利亚人十分友好，合作愉快，并且能得到政府的鼓励。
尼日利亚人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我们在采访中对此有直接而真切的体会。一位名叫翁努奈久的朋友得知我们想去农村看看后，连夜从拉各斯赶到阿布贾，第二天主动给我们带路。他带我们来到阿布贾东南70多公里处的卡尔什村。这里的村民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住的是简陋的土坯房，看来生活相当贫苦，与外界的接触也不多，村中心的街道也是高低不平的土路。村民们起初都很拘谨，但一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就纷纷前来搭话，接受采访，妇女、儿童则更是非常热情地要与我们一起照相。
当我们提出想见见村长时，翁努奈久便找来一位青年带路。我们来到一座白色围墙的大院前，外面有人在唱歌跳舞，这时我们被告知，见的不是村长而是酋长，名叫穆哈迈德。当酋长来到大厅中央的长沙发前准备坐下时，礼仪官迅速站在他的前面，伸开大袖子的长袍，以便挡住别人的视线。酋长坐定后，手下陪见的人要一一跪拜后才能席地而坐。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酋长开头便说，事先不知道你们要来，否则我会带你们到家里看看我在中国时拍的照片、带回的纪念品和后来发表的文章。原来他1987年夏曾应中国记协的邀请访华。当时他是尼日利亚协和报的副总编辑。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美好了。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谈起了访问北京、厦门、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情况。他说，一生中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国，有机会还要组织尼中友协的人再次访华。他好像完全是在跟我们拉家常，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作为酋长的威严。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奥巴桑乔总统的采访。9月17日到尼日利亚后，我们通过梁银柱大使与尼方联系采访总统的事。尼方说，总统的日程早已排满，但答应尽量安排。由于奥巴桑乔18日刚从国外访问回来，20日就到外地视察，19日他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总统府接受我们的采访。当他身穿白色长装来到我们等候的会见大厅时显得十分亲切随和，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后，便领我们到他起居室旁边的小客厅接受采访。
在30多分钟的时间里，他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有关尼政府内外政策、中尼关系、中非合作论坛、非洲问题、债务危机等10个问题，侃侃而谈，兴致很高。
在谈到中尼关系时，他说自己亲眼看到并特别钦佩中国现在所进行的事业，特别是中国能够养活12亿人口，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他还钦佩中国处理政治进程的方式，防止了操之过急的现象。他认为尼中两国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很多，两国关系将会发展得更好。他说尼日利亚将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就进一步发展中非合作提出建议；作为77国集团主席，在5年的任期内他将进一步促进77国集团与中国的关系。他并且深情地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发展起来了，会在亚洲和非洲起很好的作用。
他对非洲问题的看法十分深刻。他指出，国际社会应帮助非洲国家做两件事情：一是要消除冲突；二是要帮助发展经济，取消非洲国家的债务，支持它们发展经济。这是解决非洲问题的关键。
关于债务问题，他着重指出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减债和免债对债权国和债务国双方都有利。债务问题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其次，减免债务可以使债权国得到更多的回报。比如说，如果债权国免去债务国100美元的债务，后者将它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可以进口更多的商品。债务国拥有的钱越多，就越能够更好地进行对外贸易。第三，只有解决好债务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移民造成的问题。所以，解决债务是一个战略问题。
奥巴桑乔总统的这些话说出了被债务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听了，使人感到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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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图为尼日利亚酋长穆哈迈德在为本报读者题词。他在题词中说：“尼日利亚和中国有许多共同点，希望大力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因为，这有利于非洲和全世界。”
本报记者 刘华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