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成功与成熟
邵景均
回顾“九五”计划五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不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九五”计划的巨大成功，而且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成功背后党和人民的成熟。这后一点，对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党的领导的成熟。“九五”期间，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其成败直接影响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问题。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总是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积极探索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多种分配方式方面，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结合方面等，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办法。这一切，不仅有效地推进了改革，而且使国民经济在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又发生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使国民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路子。“九五”期间，国内外政治、经济和自然灾害方面的突发事件频频出现，可谓险象环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处变不惊，沉着应对，表现了驾驭全局的高超能力。不论面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处理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的非常事件，不论1998年的“三江抗洪”，还是取缔邪教“法轮功”，粉碎李登辉分裂祖国的阴谋，都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及时提出正确的应对方针和措施，果断采取行动，达到了预期效果。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正确处理，是一个政党具有较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九五”计划规模宏大，较之以往的五年计划有更大的实施难度。为了全面完成“九五”计划，党和政府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法治国进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切，都为“九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是人民的成熟。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九五”计划的成功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可以看到，人们不仅已从改革之初那种朦胧、彷徨的心境中走了出来，而且也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浮躁和轻率，而是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指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党的改革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发展计划也有了高度认同。思想上、心理上的成熟，带来了行动上的成熟。在改革初始阶段，许多有价值的改革措施，因为人们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不得不推迟出台。如今，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已大大增强，逐渐熟悉和习惯了开放的经济、开放的时代，开始以平常心对待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对待“引进来”与“走出去”。面对多样化的世界，人们的容忍度增强了，选择能力也增强了。有了较大的社会宽容度，就有了更大的改革和发展空间。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人们有了更多的理智和务实态度，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一些群众对社会转折时期的诸多问题还不甚满意，但始终坚信只有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改革才能把问题解决好，只有按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办事，才能实现现代化。正是广大人民这种日益成熟的思想和行动，与党的成熟领导相结合，保证了“九五”计划的成功实现。
总结“九五”计划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到，大国的地位，执政党的责任，人民的福祉以及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愿望，都要求我们的党和人民必须进一步成熟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国家政务、组织经济建设、解决社会矛盾和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已经具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领导集体。我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它的权威，听从它的指挥。这是胜利实施“十五”计划，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9版(理论)
专栏：
源于实践的思考
应有点“感恩情结”
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以为自己今天的一切或是自我奋斗的结果，或是天生的“富贵命”，反正与群众无关。好不容易下一回基层，又官气十足，既不关心群众疾苦，更听不进群众的倾诉。以为自己上过大学、懂得几句洋文，就智慧超人，在工作中始终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名为“人民公仆”，实则以“老爷”自居。其实，纵观我党的历史，革命先烈哪个不是始终在内心深处对劳苦大众抱着深厚的感情，把自己的理想、信念乃至生命与人民、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联的？这种“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回报”组织的“感恩情结”，是最为可贵的，也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汤民（江西）
呼唤“老黄牛”精神
“老黄牛”精神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老黄牛”，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信念最坚定，对事业最忠诚；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情壮志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勇于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工作始终如一，决不懈怠；忍辱负重，大公无私，奉献多而索取少，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在许多地方和单位，“老黄牛”陷入被嘲笑乃至被“宰割”的境地，也有的因陷入不良社会风气不能自拔而变成“老奸牛”。当然，多数的“老黄牛”还是以宁死不回的“牛脾气”，顽强而扎实地为社会作着贡献，孔繁森、李国安、吴登云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民心呼唤“老黄牛”，党心呼唤“老黄牛”，社会呼唤“老黄牛”。
——韩卫东华建才（陕西）
切实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往往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融思想政治工作于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之中。当然，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并不等于搞物质刺激。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过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把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把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动力，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李守耕罗志华（湖南）
领导带头是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而且是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他们的工作作风如何，具体来说就是肯不肯真正当人民的公仆，肯不肯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言，肯不肯为了人民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将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正视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影响力，自觉地以坚强的党性、坚定的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严格的组织纪律、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各个方面带好头。只要领导带好头，群众就会有劲头；只要领导敢下海，群众就能擒蛟龙。
——赵华（河南）
谨防同志关系庸俗化
党的事业的需要，构成了同志间的关系。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党内关系的最高准则。但是，目前流行着的种种“关系学”，使党内、干部队伍中的同志关系庸俗化了。比如，有的人只重用与自己沾亲带故的人，认为自己提拔的人就得生死由我，任何指令都不得违抗。同志关系庸俗化是根本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这个毒瘤必须下决心根除。要帮助广大干部搞清楚究竟为谁做官、为谁掌权的问题，真正把手中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和少数人谋私利；要加强制度建设，防止任人唯亲，搞团团伙伙，切实把群众公认的干部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使用。
——呙飞（广东）
第9版(理论)
专栏：
知识创新与企业发展
田应奎
知识创新正在推动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加强知识资产管理，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知识型企业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知识型企业的主要特征，一是大力开发和生产知识性或高科技附加值的产品；二是以知识资产为主的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三是独有的知识产权和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企业竞争更多地从有形要素竞争转向无形要素竞争；五是企业对员工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目前，在发达国家，知识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面对企业创新的这种新趋势，我们应高度重视知识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不仅要大力改造传统企业，积极发展知识型企业，还要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吸纳知识、运用知识、更新知识的能力，建立起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现代企业制度。
知识与智能劳动在社会生产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农业经济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自然结合，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者体能的支出。在工业经济时期，大机器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劳动的技术复杂性显著提高，技能劳动的作用逐渐超过体力劳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支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科技知识含量不断增加，知识性劳动将逐渐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重心，生产劳动包含越来越多的知识创新活动，知识与智能在生产活动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要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必须及时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增强知识创新能力。
知识资产管理成为企业管理和营运的重要内容。近十年来，世界范围的知识创新浪潮不断兴起，知识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其一，科学技术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效能不断提高；其二，在资本运行与增值过程中凸现出知识创新的巨大促进作用，资本增值的关键在于提高智能劳动者的知识创新水平；其三，用于提高企业知识创新能力的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等费用支出，同样具有预付资本的属性，构成生产经营资本的一部分，实现着价值的增值。因此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企业管理和资本营运观念，大力提高企业知识资产的管理与营运水平。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东引西进：中部的选择
吕先声
从地理位置上说，河南承东启西、联结东西的纽带作用非常明显，因此，河南省于去年初就开始实施“东引西进”战略。无独有偶，同属中部地区的其他省市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口号，如安徽提出“东出西进”，长沙市提出“东引西拓”。虽然这些提法在字面上略有区别，但其核心都在于处理好与东、西部的关系，以求自身发展。
东引西进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不约而同的选择，是由中部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部地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部与西部的中间地带，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也处在东高西低、梯度倾斜的过渡地带。与东部相比，中部地区资源较为丰富，但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开放程度、思想观念、市场机制、信息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与西部相比，中部的资源开发较早，开放程度较高，在加工技术、管理、人才、信息等方面又具有一定优势，在历史上与西部联系也较多。这就决定了在东部早已开放、西部大开发正着手实施的态势下，中部东引西进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
那么，中部地区东引，引什么；西进，如何进呢？毫无疑问，东引，当然要引进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河南从去年实行的豫粤经济技术合作和今年举行的豫沪经济合作洽谈会上，先后引进了一批知名品牌和高新技术项目，收获颇丰。同时，也要重视引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意识、灵活高效的市场机制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软件”。如果对封闭保守的思想意识和落后的管理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资金、技术、人才的作用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西进，主要是开拓西部市场。河南产品乌鲁木齐展销会及安阳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商品展销会的成功实践表明：一是中部地区的许多产品在西部有较大的市场潜力，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为中部地区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轻纺食品等加工制造业产品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输出提供了广阔天地。二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西进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西进的主体。但是，政府积极引导、组织和帮助企业联合“走西口”也很有必要，政企联手西进效果更好。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先富了起来，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将使西部地区崛起腾飞。在这种形势下，有人惊呼：中部会塌陷吗？我们说，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正如人们利用由水的落差形成的势能来发电一样，聪明的中部人已经意识到并正在利用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通过引进东部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通过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和比较优势进军西部市场，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东引西进大有可为，承东启西大有希望。中部地区不仅不会塌陷，而且会从东部开放和西部开发中得到好处，与东、西部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
论科学精神
龚育之
编者的话：近年来，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础性。科学界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要使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党全社会大大发扬起来。龚育之的这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的不同角度对科学精神问题作了阐述。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精神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历来把科学看作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物质的力量，又是精神的力量。科学“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恩格斯语）。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产业革命和英国的社会革命。这是说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更是如此：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使唯物主义进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影响下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从蒸汽机的技术革命，到电力化的技术革命，到原子能的技术革命，到信息化的技术革命。二十一世纪正在到来，科学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的巨大作用，将超越以往的时代，而为过去的人们所难以想象。
科学通过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而成为物质的力量。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相互交织，相互贯通，结为一体，而成为精神的力量。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那时呼唤科学，固然包含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救国家于贫困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强调科学作为新思想、新文化，是同旧思想、旧文化中的愚昧落后、迷信盲从相对立的革命的精神力量。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列举了当时中国的各种迷信现象，结论是：“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指出国人“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他们讲的都是科学在精神方面、在反对迷信方面的作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口号，用“科学”来规定中国新文化的特点和方向，并且对“科学的”作了解释：“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还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要同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唯物论者的科学思想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这既继承了五四传统，又把它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建国之初，《共同纲领》不仅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规定了发展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而且把“爱科学”列为国民公德的“五爱”之一，这是极富于创见的。
这些至今对于我们仍有指导意义。十五大报告仍然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加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规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和方向。现行宪法仍然把爱科学列入国民公德。在“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包括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包括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科学方法的运用，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这种根本利益，正确地处理根本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
科学精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
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更宝贵的是贯穿于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之中的、经过长期科学实践形成为优良传统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使科学之所以成其为科学，使科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的本质的东西。什么是科学精神？近来理论界多有讨论。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提出一种概括：探索求真的理性精神，实验取证的求实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竞争协作的包容精神，执著敬业的献身精神。科技导报上发表的蔡德诚的文章把它概括为五个要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我也提出过一种说法：科学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反对守旧、反对因循；就是实践的检验，批判的头脑，理性的思考，自由的讨论。各种概括有不尽相同的意见和视角，但主要之点是一致的，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发挥。
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用我们国家多数人熟悉的语言来概括，那么应该说：科学精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
“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毛泽东所说的这“三个主张”，就是对科学精神的解释。“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倡导和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要求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党中央两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在总结新时期的进展时，都把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列为第一条。
实事就是实际存在的事实，求是就是探索和寻求反映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真理，实事求是就要尊重反映客观事实、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科学。迷信盲从，则是痴迷地相信和盲目地跟从某些固定的观念，被这些观念所束缚，而不问这些观念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道理，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从思想路线上说，历史上我们的胜利是从实事求是而来的，失误和挫折是从违背实事求是而来的。
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拨乱反正，纠正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在这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新时期确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的前提，是在各项工作中贯彻这条政治路线的前提，也是现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工作，面向新世纪开拓新局面的前提。现在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诸如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唯书唯上、故步自封，原因很多，说到底还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实践，是实验，不是表演。而鼓吹神秘功能的一些大师们却热衷于会堂、客厅、饭桌上的表演。看了表演的一些人又热衷于向别人去宣传他所见到的表演。说什么“眼见为实”，不信，你就是不承认“事实”和“科学”。但是，表演属于魔术、娱乐、茶余饭后谈笑助兴的范围。应当让人们懂得，只有按科学方法设计的，向科学界交代清楚其全部条件和过程的，科学界可以加以检查和验证的科学实验，才能确认在科学研究上有意义的事实。朱光亚在“捍卫科学尊严，反对迷信和伪科学”论坛第一次会议上作总结时说得好：自然科学中的真伪是非“只能由科学实验来检验”，而科学实验“虽然在不同学科领域可以有不同的规范要求，但都不能由表演、演示来代替”。
开拓创新是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
开拓创新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密切相关。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是无穷展开和无限发展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凭借这种认识而对世界进行变革、改造和保护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科学之所以有生命力、创造力，就在于不断开拓创新。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生命在于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作为随着人类实践和整个科学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也一样。邓小平说过：“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方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一方面又强调一定要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适应时代的发展而进入新境界。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鲜明体现。没有怀疑批判的精神，把现有的一切认识尊为绝对，那就阻塞了科学前进、超越、开拓、创新的道路。但怀疑批判精神也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一种是非科学、反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前者建立在实践源泉和检验的基础之上；后者则脱离实践源泉和检验，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从认识论上说就是否认客观真理的相对主义。列宁在论述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时深刻指出：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划清界线和进行斗争。
在伪科学和迷信盛行之中，开拓创新、怀疑批判，在一些人那里被歪曲为否定科学。“不要迷信科学！”“现有科学还不能解释的自然奥秘多得很。科学历史上被事实推翻的理论多得很。为什么不能创新、突破，来一场科学革命？”其实，现在争论的关键并不在于现有科学能不能突破，而是在于有些人所宣扬的那些神秘现象，到底是不是用科学方法确认的实验事实或观察事实。只有人们掌握了被科学地确认的事实，才发生现有科学能不能解释、要不要突破的问题。科学界当然承认科学历史上不乏被突破了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是被别的什么东西，恰恰是被科学地确认了的新的实验事实和观察事实所突破的，没有这样的事实，靠什么神奇表演和狂言高论，是推翻不了被实验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的。历史表明，现有科学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只有尊重科学的基础，遵循科学的方法，才能不断发现新的真理。离开科学的基础和方法，依靠各种修炼和狂言，在科学上不能得到成果而只能走到错误和荒谬的道路上去。
这里还涉及科学发展中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涉及科学理论嬗变的规律性问题。新的科学理论，既是概括新确认的科学事实的结果，也不能无视原来已经确认的科学事实（除非科学地证明了原来对事实的确认并不完备和准确），不能摒弃原来的理论中为科学事实所检验了的科学内容。新旧科学理论的嬗变，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把原有理论的科学内容包括到新的理论之中。周光召以一些人常讲的牛顿力学被相对论、量子力学“推翻”的例子说明：具体真理在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内是不能违反的，但在变化了的新条件和新范围内，则可以突破和创新。新理论可以扩展真理，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扩展了的理论必须包含原有理论体现的客观规律。在继承中发展真理，也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
在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学术界还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即呼唤人文精神。关于人文精神的学术讨论存在着诸多歧见，就得到人们较广泛反响的意见来说，是针对着这些年不少人物质欲望恶性膨胀，精神追求、道德理想出现滑坡而发的。我们党也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而精神文明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科学、教育、文化，二是理想、道德、纪律。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在反思迷信和伪科学盛行的教训时，许多同志指出，我们教育的缺失，不仅在于科学精神不足，而且还在于人文精神不足。
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以为，通俗地说，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讲到了人文精神。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这里面的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属于我们要发扬的人文精神。一些人精神空虚，是由于这方面的失落、混乱和迷误而来的。生老病死，得失际遇，穷达祸福，顺利和挫折，机会和风险，在这些问题面前，如果没有科学的通达的态度，没有高尚的坦荡的情操，就容易被神秘主义和迷信所俘虏。
马克思主义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属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还讲人生观、价值观，这是解决价值问题，属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否则，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科学界的优良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也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和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
总之，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