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崇高风范
唐家璇
耿飚同志离开我们已有百天了，在过重阳节之际我们更加缅怀尊敬的外交战线的老前辈耿飚同志。
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党中央决定从军队中选调一批高级将领从事外交工作。耿飚同志1950年初到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部党委委员，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耿飚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代从将军当大使的高级外交干部。他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和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他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国内建设需要，适时提出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俗话说，凡事开头难。他作为新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兼驻另外两国公使，为迅速开展对外交往，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坚忍不拔地在新的外交环境中开拓新的局面，在短时间里成功地组建起三个驻外使馆。他与驻在国王室、政界、军界、经贸界人士广交朋友，口碑颇佳，以至一些人士称他是从“伟大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他却谦虚地说，“比起国家和人民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很想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耿飚同志出使瑞典不久，国际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鲜半岛燃起了战火，我国开始抗美援朝。当时美国是通过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侵略朝鲜的，所以在许多西方国家中，人们不了解朝鲜战争的真相。耿飚同志多次会见瑞典外交大臣和各国驻瑞典使节介绍情况。当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后，他立即组织使馆人员同各界人士广泛交谈，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罪行。有一位叫安德列的医学博士与我使馆人员交谈后仍半信半疑，于是她亲自到朝鲜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到了实物证据。她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在瑞典报纸上公布。
在任驻巴基斯坦、缅甸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缅甸政府的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外交工作中，耿飚同志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的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的涉外案件，参与或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针对驻在国对我援助的不合理要求和浪费，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志面对林彪、“四人帮”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在逆境中仍然敢于横眉冷对“四人帮”，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文革”初期，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等兴风作浪，外交大权也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各驻外使馆人员奉命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耿飚同志时任驻缅甸大使，回国一下飞机即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批斗。面对狂风恶浪，他与黄镇同志共同起草了由26位老大使签名的大字报，怒斥极“左”思潮，矛头直指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因而被扣上了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当有人批斗和诱逼他交待“幕后指使人”，企图把矛头指向陈毅和周总理时，他毫无惧色地回答，他自己就是“幕后指使人”，表现出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耿飚同志在党的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耿飚同志坚持勤俭办外交，并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在瑞典建馆伊始，他就规定了大家动手，勤俭办外交的原则，要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用于恢复和发展国内的经济建设。为解决使馆人少工作多的问题，他要求外交官也要协助做行政或后勤工作，外交官和夫人们都要帮厨、参加布置宴会厅或设置宴席等工作。由于当时驻瑞典使馆只有一名司机，工作实在忙不过来，耿飚同志就号召大家学开车，并身先士卒，自己开车外出活动。
耿飚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他担任主管外交部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副部长时，正是我国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同志积极组织人员，种豆、捕鱼，改善了全部工作人员的生活，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成为批斗他的一条“罪状”。
耿飚同志多年担任大使，他迎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党和国家高层代表团，但从不送礼。即使使馆进行招待，也只备普普通通的“四菜一汤”。
尽管半个世纪来国际风云变幻，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将永远铭记耿飚同志和50年来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受命危难之中 建功难忘岁月
——悼念中联部老部长耿飚同志
戴秉国 李成仁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耿飚同志与世长辞了。中联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切怀念这位在70年代那些艰难岁月里主持中联部工作长达8年的老部长，牢记他建立的历史功勋。现在耿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非常悲痛。作为后来者，我们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耿飚同志70年代初调任中联部部长，时逢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期。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外事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1月初，周总理将耿飚同志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宣布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联部部长。耿飚同志对康生等在中联部推行的极“左”路线内心自然是深恶痛绝的，然而，中联部当时是由康生直接分管的，耿飚同志光明磊落，浩然正气，坚持原则，巧于周旋，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抵制康生等人干扰、破坏，维护和贯彻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对外路线和政策，为捍卫和发展党的对外工作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根据我们的回忆，耿飚同志在中联部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主要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抵制“四人帮”插手中联部。为一些领导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使一大批有经验的外事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保护了不满“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免遭迫害。建立部领导班子，恢复中联部的组织机构，从“五七”干校调回大批干部，为迎接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调整和发展做了必要的组织和干部方面的准备。
耿飚同志到中联部后，当务之急是解决干部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当时偌大一个部共计百十来人，既缺翻译又缺领导干部和调研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他一方面抵制“四人帮”向中联部安插亲信，另一方面立即制止将“五七”干校干部分配到地方的“拆庙”行动，陆续将干部分批调回部里工作，并且从部外调进一批忠于革命事业、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仍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老同志。面对原部领导大都靠边受审查的局面，耿飚同志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多方做说服工作，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逐步建立起部领导班子，并从部外先后调进李一氓等同志充实部领导班子。
耿飚同志坚持原则，抵制“四人帮”插手中联部工作和来自“四人帮”方面的压力。林彪自我爆炸后，耿飚同志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当时外文局属中联部领导）上为她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支持造反派公开向耿飚发难，对他进行攻击，并以“赠书”为名，向他施加政治压力。但是耿飚同志不屈服于压力，批示：“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准备以辞职相抵制。他曾向周总理表示可否辞职，总理说：“我送你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增加了他抵制“四人帮”的决心。周总理因病住院期间，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副主席参加的一项外事活动，王洪文硬要挤进来，企图突出自己，排挤邓小平同志，耿飚同志作了周密安排，使王洪文的图谋落了空。
第二件大事是拨乱反正，清理对外工作上的思想理论是非，逐步恢复和开展党的对外工作，并为开创新局面大胆地进行探索。
中联部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负责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职能部门，在耿飚同志主持工作期间，为中央当参谋出主意，使中联部的工作获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打破过去那种封闭神秘状态，公开挂出中联部的牌子，以利于党的对外工作的扩大和发展。二是通过拨乱反正，纠正过去“支左反修”“以我划线”的极“左”做法，逐步同中断关系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恢复了交往。1977年8月他向中央提出建议，邀请南斯拉夫铁托访华。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次大突破。三是改变了长期只同各国共产党交往的传统。1977年12月耿飚同志亲自请示中央同意，从与索马里执政党建立交往开始，逐步与非洲的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关系，结束了我们党只同共产党交往的历史。四是调整了同左派政党的关系，开始纠正某些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和做法。五是重视理论问题的探索。耿飚同志在李一氓同志的配合支持下，重视和加强对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联部就已开始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为后来中央决定调整我党我国的对外战略提出过积极的建议。
第三件大事是参与了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受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及时控制了电台、电视台等舆论工具，为保障我们党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76年10月6日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当时仍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同志是重要参与者。当晚他奉命赶到中南海，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一起，拿着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接着请求中央从中联部调来了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与电台同志一道负责审查播出的节目，防止泄密或发生混乱。几天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口，由耿飚同志负责，将宣传舆论阵地管起来，以改变“四人帮”长期把持宣传舆论阵地，为其乱党、乱军、乱国造舆论的局面。
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耿耿丹心 英名永存
——深切怀念耿飚同志
张万年 迟浩田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耿飚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音容笑貌、公仆风范和历历往事，时刻萦绕在我们心头，引起我们无尽的思念。
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舍生忘死，英勇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和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为开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人民的功臣，共产党人的楷模。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一
耿飚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在长期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岁月中，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他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革命品质。
耿飚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湖南常宁县（现常宁市）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小受尽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1922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蒋先云、谢怀德等人到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耿飚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立志救国救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积极投身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于192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从水口山附近东阳渡敌人兵工厂秘密接运枪支的任务，他勇敢机智地把敌人哨兵注意力引开，保证了接枪任务的完成。用这批枪支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后来上了井冈山，编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耿飚受党的委派回到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打长沙。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加了醴陵农工反抗白色恐怖的几次“扑城”暴动。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回到浏阳，找到党组织，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主力红军。他在红一军团先后任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红二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奇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等部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为中央纵队等部顺利渡过乌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召开前夕，耿飚率领红四团攻克天险娄山关，占领桐梓、牛栏关、松坎等地，并向北实施警戒，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耿飚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当年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告红军指战员书》，他一直珍藏至今。遵义会议后，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在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战斗中，积极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方针，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斗志，保证了作战的胜利进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进行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他坚定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长征结束后，耿飚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张国焘错误的影响，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同时接应和救援了许多失散的红军西路军官兵。
抗日战争爆发后，耿飚同志担任八路军第38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作为红军先锋部队指挥员，他向上级提出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同志和他谈话时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耿飚深受启发，自觉地服从了上级决定，留守抗日大本营，建设边区，保卫边区。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陇东制造了两起反共磨擦事件，耿飚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顽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磨擦制造者抓获，摧毁反共顽固派巢穴，击退了顽军的进攻。1944年9月，耿飚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抗日战争全面反攻阶段，他与留守晋察冀军区其他领导一起，指挥部队攻克塞外重镇张家口，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这对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开辟向东北进军的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胜利后，耿飚奉命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与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解放战争中，他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1948年9月，华北第2兵团主力奉命驻守河北中西部一线，保卫西柏坡党中央的安全。平津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命令第2兵团兵出紫荆关，切断平绥线，包围敌第35军，以保证全歼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耿飚与杨得志、罗瑞卿一起，率领部队，顶风冒雪，昼夜兼程，以惊人的毅力长驱800里，包围并最终歼灭了敌第35军。“杨罗耿兵团”以卓著的战功威名远扬。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从军队中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到外交战线工作。耿飚听从党的安排，于1950年春调入外交部，一干就是20年。毛泽东同志在和耿飚同志谈话时说，将军当大使，好！将军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一伙严重干扰、破坏中央外交政策的行径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期间，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中“左”的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奉命掌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并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
耿飚在鲜红的党旗下战斗，为党和人民毕生奋斗，无私奉献。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即使身处逆境，对党的信念却矢志不移。他入党时，党组织发给他一张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证。几十年来，虽然历经枪林弹雨，但这本印着斧头镰刀的党证，一直带在他的身上，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二
耿飚同志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治军实践。他英勇顽强，多谋善断，善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抓部队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治军、作战经验。
1930年12月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耿飚在师部任参谋。他在作战中发现有的指挥员不会利用地形地物，硬打硬拼，部队伤亡很大，于是果断地协助指挥部队，以准确的战术动作突破敌人阵地。1932年4月红军东征漳州，时值雨季，部队在进攻中被河水阻隔。耿飚不习水性，为了抓住战机，他一手扶着木板，一手举着手枪，带领部队泅渡过河。1934年广昌战役中，他率部苦战，右腿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湘江之战中，他身患疟疾，坚持率部与十多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搏斗，用马刀与敌军拼杀，为中央纵队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在甘泉战斗中，他亲率突击队攻城，颈部被手榴弹炸伤，血流如注，继续率部拼杀，直到彭德怀同志命令才离开指挥岗位。他伤势未好，又投入了东征作战。
耿飚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摸索作战指挥规律。他十分注意收集各种战时报纸，从中分析敌情。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他在民房的墙上发现登有陕北红军活动消息的报纸，立即买了下来，呈报中央。每有重要军事行动，他都精心组织侦察，有时亲自到最前沿勘察战场。1935年初首战娄山关，他事先通过调查发现一条可以绕过关口的小路，又通过电话监听掌握了敌军动态，于是在战斗发起后，将正面强攻与侧翼突袭相结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全局。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部队一度处于被动。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完全主动作战”、“大踏步进退”和“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指示，根据上级意图和战场实际情况，拟制了多个作战方案。其中一案他称之为“掰蟹脚”，即把石家庄的敌人比作螃蟹，首先扫清其外围，将其变成一座孤城，最后予以攻克。这一方案经军区讨论完善并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接连取得几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为解放石家庄掰掉了“蟹脚”。当部队在徐水地区作战时，驻石家庄的敌第3军主力北上增援。耿飚得到情报，立即与兵团领导商定，果断抓住战机挥师南下，将该敌1万多人歼灭于清风店地区，俘虏敌军长罗历戎。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为石家庄战役准备了条件。
耿飚不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善于结合实践学习军事理论。1936年他在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1941年后参加延安留守兵团研究班，后来又到中央党校学习。他除完成规定的各项政治、军事等课程外，还自学了《孙子兵法》、《七子兵略》、《太白阴经》、《伏龙芝军事学》等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他在延安图书馆见到日本作者所著《克劳塞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一书，便抄刻油印，装订成十几本小册子分赠战友。直到现在，这些军事书籍还完好地保存着。
耿飚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高度重视部队建设。他把政治工作看成是军队建设的生命线，认真组织部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三大民主，启发官兵的政治觉悟，努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教育官兵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和战斗作风。他强调部队要学文化、学技术知识，自己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他早年在水口山跟毛泽覃同志学过一点英文，作战中缴获了美钞，他就教大家如何辨认，并集中上交使用。他自学开车、照相，到部队布置、检查工作，或到前线观察地形和敌情，他都经常自己开车。太原战役中缴获了坦克，他教给部队如何在作战中使用坦克的方法，使坦克在进军西北作战中大显神威。他多次奉命筹办教导队，培养战斗骨干。针对部队中存在不顾敌情、不讲战术、冒险蛮干的倾向，他结合战例讲解地形地物的利用，讲解“敌火下运动”要领，加深学员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原则的理解，深受学员欢迎。部队机动作战，需要架设桥梁，他刻苦钻研工程学，亲自向部队讲授架桥知识，在以后的渡河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耿飚在外交战线工作期间，仍然以极大热情关注军队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积极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在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推动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军队院校、加强军事科研、建立干部交流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编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通过这次精简整编，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等部队成建制地划归国务院和地方有关部门，军队数量减少几十万。在他和有关部门的积极建议下，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把民航与空军分开，这既有利于我国民航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空军建设。
三
耿飚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和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是一位将军外交家。他把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运用到外交工作中，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耿飚任我国驻瑞典大使。瑞典是一个中立国家，驻瑞使馆是我国在西方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大使馆。耿飚充分认识到肩上责任重大，他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通过各种途径揭露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安全的事实真相，阐明我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的正义性。当美国违背国际法准则，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时，他以极大的义愤揭露美国的战争罪行，唤起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他还根据国内指示，与新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瑞典副外长会晤，说服他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耿飚奉命分别拜访丹麦、瑞典、芬兰等国领导人，表明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和平协商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愿意通过中美谈判讨论台湾问题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的立场。这对促进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起到积极的作用。1956年，耿飚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针对美国等国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等构筑反华军事包围圈的企图，毛泽东提出要打开西面的大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他领导大使馆的同志在巴基斯坦展开了频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中巴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参与领导了我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边界条约和边界协定的签订工作，促进了我国周边的安全与稳定。
在国际交往中，耿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传统，介绍我军情况，促进我军国际影响的提高和对外交流的开展。他向瑞典、巴基斯坦等国外交官员介绍红军长征、我军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光辉历史，受到国际友人的敬重。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斗争艺术和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在外交部和中联部工作期间，他曾向中央提出关于改进外交、外援工作和发展党际关系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少被中央采纳。他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同各国议会的交往和联系，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耿飚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严于律己，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关于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以毕生的精力实践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耿飚同志光辉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学习他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坚忍不拔，开拓前进；学习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学习他勤于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反对弄虚作假和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学习他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开展“三讲”教育，认真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1984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耿飚到湖南考察。图为他向长沙发动机总厂负责人了解发动机生产情况。（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