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6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乡情实话

  连年遭灾的上马峪村人,收入却连年“递增”。村民怎么算收入账,“也撵不上乡里的数字”。统计局一位干部说,“如果党风不正,数字就别想准。”
  “我们的收入是咋算的”
  郝斌生 陈兵 刘建国
  连续遭受了1年水灾、3年旱灾的河北省赞皇县黄北坪乡上马峪村,近几年人均收入不但没有递减,反而打着滚往上翻。对自己“收入情况”感到惊奇的94户村民不忍由此而产生的重负,决定讨个说法。
  村民代表张玉潮说,1996年,村里上报乡政府的人均纯收入是276元,而乡政府统计的是537元;1997年村里报的人均收入是530元,乡政府的统计却是961元;1998年由于“旱得几乎绝收”,村上没有往上报人均收入,而乡政府的统计数字竟增加为1304元。村民们不晓得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
  去年12月16日记者来到这个地处深山的小村。记者采访得知,上马峪村人均约3分地,而且有一多半挂在坡岗山梁上,“风调雨顺的时候,一亩地能收千把斤杂粮,”63岁的胡震庭告诉记者,“好年景吃粮没问题,赖年景吃饭没保证。”上马峪村最大的指望是枣树,胡震庭家5口人前年卖枣收入200元,去年800元,他说:“满打满算,也撵不上乡里的数字。”安震书算是村里公认的富户了,他的枣树最多,去年卖枣得了4000元,养着一头牛,一年卖一个牛犊。5口人种着1亩3分地,毛收入人均1000元。说到纯收入1304元,他说纯粹是瞎说!会计崔清山说,前年交乡统筹等费用时,就是因为村民没有多少收入而由村里代交的。
  乡干部范兰亭说:村里和乡里报的数字都不可能成为法定数字,到了县里还有可能改动,县统计局负责人说,他们有个农调队,在全县搞了“十村百户”抽查,以此确定全县的人均收入,如各乡报来的数字与农调队上下不差3%,乡里的数字即可成立,如果超出这个数,县里就有权更改。
  就在记者采访之后,县统计局领导亲自带领三名统计人员于12月18日匆匆到上马峪村进行1998年人均收入回忆问卷调查。调查人员说“由党支部书记选出好、中、差10户,但由于部分户外出只调查了5户。”令记者大惑不解的是,他们所调查的这5户并不涵盖上述94户村民中的任何一户。
  这个“问卷调查”称,上述5户,平均纯收入1426元,并称:“我们认为,上马峪村1998年人均1304元偏低一点,群众说有水分,主要是不懂计算方法。”群众说,前年枣2毛钱一斤,干部说5毛,去年5毛钱一斤,干部说1元。粉碎机一年不转,硬说它挣了几千元。鸡蛋的收入农民也不知道干部是怎么算出来的。
  据了解,赞皇县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197元,涨幅为17.8%,而处于全县经济最落后乡的上马峪村,人均纯收入却同比增长35.7%。在记者的眼里,上马峪村不富裕,已进隆冬季节,部分群众还舍不得生火,他们靠玉米芯或荆柴取暖。该县一位统计干部的话发人深思:“如果党风不正,数字就别想准。”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数字争议的背后
  南方
  最近几年,一些地方农民的收入仿佛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的谜。数字统计出来之后,农民常常嫌多,干部往往嫌少。
  农民收入数字的多少直接涉及到农民和干部的切身利益,自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对于农民来说,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三提五统”等负担的轻重,当然含糊不得;而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农民收入增长得快,为官一任的政绩也显得卓著些。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和“党风不正”相联系,问题就严重了。
  笔者理解“党风不正”的含义,是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数字出官”的不正之风。这是我们在干部选拔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也是造成农民收入数字掺杂水分的根本原因。要确保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切实保障农民利益,最根本的办法是让那些指望“数字出官”的干部们无从“升官”,甚至还要因为谎报多报农民收入丢了“乌纱帽”。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远比改进统计方法要艰巨得多。
  真正想出政绩的干部,应当把心思放在如何帮助农民解决种难、卖难、增收难上,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农民会在心里记住你,感谢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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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微型调查

  禄川活水
  本报记者 张帆
  现在,农民李学诚再也不为自己的水浇地浇不上水发愁了。
  李老汉家住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乡。从1958年开始,依照“国家建,集体管,农民用”的模式,团街乡建起大大小小水利设施168件。可是,由于权责利不明确,用水大家抢,管护却无人理。水费收取也十分困难,工程的维护难以为继。
  “县里对小池塘、小水沟等‘五小水利’设施搞使用权拍卖和出租后,我联络了村里的5户人家,花了5000元购买了这口池塘30年的使用权。”去年11月14日下午,记者站在李学诚的池塘边和他聊起来。“我们与政府有协议,只能按每亩2元钱的价格向乡亲们收取水费,水费一般用于池塘的日常管护;我们另外搞水产,靠水产增加收入,估计一年的毛收入在5万元左右。”据村民们反映,李老汉的池塘不仅能在农忙季节保证按时供水,而且价格也很公道。
  去年初,禄劝正式提出把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使用权的出让作为全县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原则是通过出让,明确所有权,搞活使用权,强化管理权,目标是探索出一条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管理机制。
  小水利使用权改革刚开始试点时,不少人抱有怀疑,担心一是水价会抬高,老百姓用不起;二是怕使用权一拍卖,国有资产会流失。在团街乡的高家办事处,农民陈朝阳向记者谈起一件趣事。办事处有一个小水库,过去向村民供水每亩要收8元钱,而且往往在农忙的时候会供不上水,此外,水库有一名水管员,每年的生活费得由老百姓分摊。他承包这个水库后,第一件事就是安上水表,杜绝水哗哗白淌,自己再投资加强管护,不仅将水价降到一亩5元,而且灌溉面积比过去还扩大了。
  针对另外一个担心,县长海文达这样回答,禄劝拍卖、租赁的是水利设施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而且是有期限的,受让户只有使用、管理和收益权,没有最终的处置权,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国有资产不流失;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听任这些水利设施荒废,这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据了解,禄劝县此次将拍卖、租赁、承包、出让所得的约214万元全部用于各级水利设施的兴建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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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牛肚子里的“摇钱树”
  ——中国牛黄技术开发公司活牛取黄记实
  本报记者 张雅心 文并摄影
  初冬时节,记者和中国牛黄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阎美连先生一起,从北京出发,驱车近700公里,来到位于太行、太岳山脉之间的革命老区山西省武乡县。
  这里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近几年,当地找到了种植牛黄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去年11月28日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暖,正是取黄的好季节,我们来到东良乡北良村取黄现场。手术队的同志们在农民的帮助下正在进行取黄手术。县委马朝忠副书记指着取黄现场说,1997年在这个乡试种300多头牛,取黄进行5天了,已有100多头牛取了黄,平均每头牛产黄11克,收购价每克80元,平均每头牛可获款800多元。
  取黄开始了,我们围了上去。主刀手在打了麻药的牛肋上轻轻按了一下,便找准了位置,噌噌几刀,两条肋骨间被刮出了一块净皮,锃亮的手术刀沿着创布中间净皮稳稳地划下去了。未见出什么血,主刀手已从刀口处夹出了青白色的牛胆。胆囊剪开后,他用手术钳夹出了黄床,随即植入新的黄床,然后缝合创口。取黄、种黄,整个手术一共只用20分钟!
  阎总介绍说,天然牛黄是一味极珍贵、用处很广的中药,它实际是牛的胆结石。过去,天然牛黄全靠自然生成,只有宰牛时才能偶然得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活牛体内培植天然牛黄是科研人员的发明,只需在活牛肋间开个口,把塑料黄床放进牛胆,然后用生物措施造成特殊的小环境,天然牛黄就自然生成。这等于牛主在牛肚子里栽了棵“摇钱树”。
  牛黄技术开发公司的业务已遍及20多个省市区、200多个县,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又集中到最贫困的地区,每年种植5万—10万头牛。仅武乡县去年就签订种植1万头牛的合同,还准备合作搞牛黄深加工,建立制药分厂。
  五科村李来喜牵着刚刚作完手术的牛笑逐颜开地说:“虽然种了黄,既不影响干活,也不影响生育。原来没把这当回事,因为用钱,上个月把牛卖了,最近听说真的能取黄,又多加了200元把牛买回来,刚才取了26克黄,能得2000多元。”
  (压题照片为东良乡北良村取黄现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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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谭家秋承包荒地遭哄抢

  党报农村报道协作网
  谭家秋承包荒地遭哄抢
  据湖南日报报道:1991年,46岁的谭家秋从城里下岗回到家乡衡阳县库宗乡华山村,与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本村33亩荒地开办莲花坪果园,土地使用期限为15年,自1997年起,谭每年应向华山村村委会缴纳土地承包款3300元。经过谭家秋几年的努力,1996年,桔树、桃树先后挂果。然而丰收的果实尚未到嘴,麻烦很快来了:华山村曾冲组村民突然提出,谭所承包的33亩土地系该组单独所有,要求谭重新与该组签合同。此后,曾冲组村民近百人先后四次上山,挖死1.6万株枳壳树、185株桃树、97株桔树、21株油桐树,共给谭家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1673元。
  经过衡阳县委县政府的干预,到去年12月5日止,谭家秋已累计获赔2万余元,有关人员已被批捕,事件基本平息。至于谭家秋是否要继续承包这个果园,心有余悸的他仍举棋不定。(夏似飞)
  对于这些“红眼病”患者,除了绳之以法并且速办严办之外,看来再没有根治的良方了。
  凌源农产品俏销俄罗斯
  据辽宁日报报道:隆冬季节,辽宁省凌源市的农产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掀起了阵阵销售热浪。根据当地人的乐观估计,仅此一项,全市农民纯收入至少可以翻一番。
  凌源人经过考察发现,俄罗斯人不太种菜,消费又高,蔬菜、水果、鲜花等的价格比中国市场平均高3—8倍。凌源离黑龙江边贸口岸比山东寿光近1000多公里,出口俄罗斯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凌源人经过几年的扎实准备,把原先一穷二白的凌源建成了东北最大的反季节蔬菜生产集散地,为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晓笛)
  “入世”之后,国门大开,人家的东西可以卖到咱们家门口来,咱们的也可以打出去,关键看你有没有市场眼光,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好货色。
  平湖实现灌溉地下管道化
  据浙江日报报道:铺设在平湖农田下面的灌溉管道,连接起来可以在这个浙北平原小县与北京之间打个来回。水利部去年12月24日宣布,平湖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农田灌溉地下管道化县(市)。这是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平湖市建成地下灌溉管道2350公里,受益农田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近95%,渠系水的利用率提高到90%,每年可节约灌溉用电200多万千瓦时,并节约了6000亩土地。(管哲晖 谢根能)
  节水、节电又节地,地下管灌自然受欢迎。当然,这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小县平湖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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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柿乡风情 独步天下
  全国最大的柿饼出口基地——山东省青州市,柿乡风情独步天下。目前,柿树叶儿落光,一串串橙红色的柿子像小红灯笼一样高挂枝头,煞是好看!柿子经削蒂刨皮,用塑料绳串挂起来晾晒,20个晴天即可加工成柿饼,畅销国内外,增加农民收入。图为庙子山庄农民在加工柿饼的情景。
  杨一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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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府部门要善于分类指导
  湖北 倪德新 袁崇佑
  调整农业结构,政府部门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要不要加强指导?一些同志认为,结构调整是市场行为,应当由市场说了算,调整的行为主体应当是市场主体——农民,政府不应过多干涉。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不全面。农业走向市场,农民调整结构,政府部门决不能袖手旁观,还应当加强指导。不过这种指导不能搞一刀切,要善于根据农民对市场适应能力的不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首先是针对农村中经济实力和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的农户,应支持他们自行调整,不加影响和干涉,此为“纯市场调整法”。
  其次是针对广大农户,特别是经济实力和市场适应能力都不强、对市场形势看不太清、对结构调整无所适从的农户,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为他们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提出指导性意见,帮助农民选择调整方向和具体内容,此为“指导性调整法”。其实,这部分农民在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最需要政府部门权威的、科学的指导。对这部分农民的指导,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准确把握市场脉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难度非常大。我们湖北省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目前正着重在这方面下功夫,通过建立农业信息服务网等措施,增强把握市场的能力,提高对农民的指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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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棉反增菜的启示
  山东 康永和 任相国
  曾以年贡献万担皮棉而居全国产棉大县头五位的山东省陵县,近年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做活了农业结构调整这篇文章。目前,全县棉田面积已压缩到10万亩,而蔬菜面积达30万亩,原来的棉农大多变成了菜农。到去年6月底,全县蔬菜总产7.6亿公斤,纯收入2.2亿元,人均550元,占上半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
  多年来,陵县植棉面积一直稳定在45万亩左右,成为农民的“摇钱树”。1990年后,受市场、虫害等困扰,棉花面积呈下滑趋势。对此,县里曾运用行政手段力保“产棉大县”的牌子,乡干部整天盯着棉田,种别的就犁掉,可单种棉花效益又低,一些农民就在棉田里套种起蔬菜。没料到,此举使棉田综合效益大增。官道孙乡小官辛村50亩“棉花—秋菜—甘蓝”年总收入5500元。前孙镇一些村的“棉花—大蒜”,仅大蒜亩收入也在1000元左右。接下来的几年,棉铃虫治难、棉花价格一跌再跌,棉花面积没法保住,越冬蔬菜种植却以其商品率高、效益好被农民接受,且越“长”越大。“保棉反增菜”启发了县领导改变对策,引导农民发展以越冬蔬菜种植为主的“冬季农业”。陵县蔬菜已辐射到山西、北京等16个省市区,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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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读者
  刚刚推开2000年的大门,农村经济版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努力,贴近实际,贴近读者,以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多样的形式,反映农村经济生活的新变化、新趋向和新问题,回报广大读者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
  今年农村经济版在刊出时间上作了调整,每个月的四块版中,有两块版在隔周的周一经济周刊十一版刊出。另外两块版隔周的周四在十一版刊出。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 农村经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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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前并网发电的满拉水利枢纽位于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是西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工程控制流域面积2757平方公里,水库设计库容量达1.57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2万千瓦,控制灌溉面积40万亩。武警水电第三总队积极投身工程建设。图为建设中的拦河大坝施工现场。 路林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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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相桂当选中国农村新闻人物
  本报讯 经农民日报编辑部和首都十几家主要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资深农村记者评议推选,共和国同龄人、江苏森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相桂当选1999年中国农村新闻人物。
  朱相桂在一不产牛皮,二不通火车的苏北盐城市建湖县近湖镇的镇南村里,建立了拥有1万多名员工、5亿元固定资产、20亿元无形资产的世界上最大的皮鞋制造企业和现代化的世界鞋业设计、生产、科研和贸易中心,森达品牌成了我国皮鞋行业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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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千万别强扭
  陵县“保棉反增菜”,他们的实践说明强扭的瓜不甜,农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些同志把调整简单化地理解为“今年种棉明年种菜”,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陵县棉农变菜农,从1993年算起也花了五六年时间,仅圆葱品种就更换了十五六个,何况除了种植之外,还有一个更难的销售问题。这能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吗?分散经营的农民在调整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要充分了解这些困难,急农民之所急,尤其是要在获取市场信息、完善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服务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农民。
  眼下农副产品普遍存在一个卖难问题,在这种环境中搞调整,要求我们突破买方市场的束缚,通过品种创新诱导市场需求,相比过去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应该说这次调整是更高层次的调整。农民是调整的“主角”,而农民素质较低,农业生产收益期又较长,这也决定了调整的渐进性。各地只能实事求是地搞调整,一切尊重农民意愿,不“刮风”,不搞强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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