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缅怀聂帅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
刘华清
在1956至1966年这段“黄金时期”，非常可贵的是通过科研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聂帅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我体会比较深的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发展科技富国强军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竭力发展科技和其他事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富国强军，迅速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伟大号召，正是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聂帅本人的经历，就是老一代革命家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典型。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热爱科学，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我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正因为这样，1956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领导同志分工问题征求聂帅意见，当时有三个方案：一是当北京市长，二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三是分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聂帅当即表示：“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就这样，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1958年12月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他指出：“科学技术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出发，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59年12月，他在全国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不是中速度，更不是低速度。”他正是怀着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紧迫感，争分夺秒地抓好工作的。
我当时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曾亲历目睹从上到下，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和老一代革命家的教育、带动下，焕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责任感，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为加速发展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贡献的生动场面。组建六、七、十院，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条件更为艰苦，不少专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硬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两三年工夫就把研究院的架子搭起来了。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1956年聂帅主持全国科技工作不久，在他向周恩来、彭德怀写的《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的第一个问题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该报告很快就获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批准。从此，“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就成为我国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一个基本方针。
1959年苏联政府毁约停援后，聂帅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立即在国防科技领域进行果断的调整，要求各研究院尽快开展摸透苏联武器性能和进行反设计工作，以期尽快转上自行研制的道路。1960年12月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到军工生产问题时，他首先强调了“贯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方针”；接着，他指出：“过去国防工业处在掌握苏联技术的阶段，苏联的帮助对我们是有益的，起了不少作用，但是部、局的领导却滋长了严重的依赖思想。资料是人家的，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和毛坯就向国外订货；有些关键材料和元件，苏联留一手，就依靠进口实物解决；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在形势变化了的时候，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搞得很被动。我看这样逼一逼，倒是件好事情，我们争一口气，困难反而可以变为推动前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些困难，狠狠地抓紧，一个一个地解决，真正练出自己的本事，打下自己的基础，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一切立足于国内。”我们的“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就正是在这种“争一口气”精神的鼓舞下，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搞成功的，因而不少人当时将“两弹”誉为“争气弹”，把人造卫星称作“争气星”，将核潜艇叫做“争气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完全是自力更生方针结出的硕果，是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对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聂帅等，是我党老一代革命家中认识比较早的一批人。聂帅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对科技事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主持全国科技工作期间，对此始终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认真实践自己青年时期就怀有的这一夙愿。
在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聂帅等老一代革命家，都强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求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实行迎头赶上的发展战略。这方面，当时发展“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计算机等尖端技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党中央就批准研制核潜艇。虽然后来国家因暂时困难一度下马，但聂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我们保留技术骨干，重点对核动力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预研。正因为这样，当1965年3月核潜艇重新上马时，七院已经具备了型号研制的技术基础。上马不久，又遇“文革”动乱，正常科研秩序被打乱，不少技术领导和骨干挨批斗。面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聂帅委托我抓核潜艇研制任务。我立即组织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尽快恢复研制工作问题。记得当时一些技术领导和骨干是摘下“牌子”赶来开会，回去就立即投入研制工作，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同时，针对“文革”期间部分地区、单位停工、停产的状态，在我们的建议下，聂帅又以大无畏的精神签发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各地区、单位必须努力完成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工程。正是凭着这样坚持不懈地工作和排除各方面困难的精神，核潜艇才搞出来的。
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
聂帅对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事实上，从1954年军委分工他主管军工和部队装备工作以后，多年来他一直代表军队在抓科研和管科研，不但抓“两弹”研制，而且抓常规武器发展；不但抓武器装备研制，而且抓国防科学技术的预先研究；不但抓任务，而且抓队伍建设和条件保障。国防科研工作，相当长时间是由聂帅领导下的国防科委组织管理的。
但是，作为武器装备直接使用部门的海、陆、空三军和导弹部队，相当长时间里主要忙于采购和使用管理武器装备，而对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下力气去主动抓科研、管科研。不改变这种状况，对新时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不利的。为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7月，总参在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7月12日，聂帅就我军装备发展问题专门给我写信，讲了他对中国式武器装备现代化道路的一些想法，主要是两点：第一点，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少量关键技术为辅的方针；第二点就是讲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问题。他指出：“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在和平时期，我军除了做好政治工作教育部队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一手抓科研，一手抓训练。这都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军队要与工业部门密切协作，要抓科研，管科研。”他还讲：“军队不抓，谁来根据作战要求，提出旧武器装备的改进改型、新武器装备的创造更新？谁来根据规划，组织科技力量有计划地在改进、创新和预研方面去努力，从而加速我军现代化的进程？谁来提出新型号应有的战术技术指标，并进行论证、试验、试制等生产前一系列工作和审定？即使批量生产时，军队也应与生产部门密切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质保量生产出合格的装备。全军都要关心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生产。”聂帅在这里，总结他多年的经验，对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讲得非常深刻。
集中领导主力攻关大力协同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帅十分强调大家在集中统一领导下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1958年12月，他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首先是要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要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安排，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据此，聂帅按照全国的统一规划，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五个方面军统一组织起来，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长处，共同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不管你担任“主攻”任务，还是承担“协同”任务，都是为了共同实现国家的统一目标。这有利于各方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我们在发展“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国防科技重点任务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有关产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或抽调人员，或承担“攻关”任务，他们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帅还强调方方面面在工作中相互之间要紧密结合。1961年12月，他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要“搞好几个三结合，不断突破技术关”，“在工厂内部是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在工厂外部，是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结合。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切为了使用，为了战胜敌人。”实行这几个三结合目的很清楚，是为了在统一目标下，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共同做好工作。这一点，实际上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国防科研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聂帅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他是我们的楷模。具体表现在：
爱才和惜才。当年在组建几个国防研究院时，聂帅真是到处收罗所需人才，常常亲自出马找有关部门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如，为解决导弹研究院的技术骨干问题，1956年6月2日，他受周恩来的委托，邀请习仲勋、陈赓、范长江、黄敬、张劲夫、蒋南翔等33个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并落实调来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技术专家。我到舰艇研究院工作后，在聂帅的领导下，同样花了很多精力，到处选调技术骨干。
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左”倾思潮泛滥的那些年，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一些冲击。开始时，有些单位“政治审查”过于严格，保密制度也不够合理，使一些专家看资料受到限制，聂帅对此很生气。他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难道中国专家还不如外国专家可靠吗？”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又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出现批判“白专道路”问题。1961年，聂帅通过制订和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才使这种偏向得到纠正。1962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聂帅和周恩来、陈毅一起，代表党中央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但是，“文革”中形势又有反复。聂帅预感到知识分子会再次受到冲击，心情很沉重。运动开始时他还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经过争取，在“文革”《十六条》中写进了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内容；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对几个国防研究院实行军事接管等等。当时他顶着急风暴雨亲自保护了钱学森等一批专家；有的自己保不了的，就及时报告周恩来，再由周恩来出面保。为便于了解情况，避免被动应付，1967年聂帅还派我参加由徐向前元帅任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但在当时的背景和气氛下，是难以抵挡住那种“左”倾浪潮的。而且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后，聂帅更是自顾不暇和无能为力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聂帅的心始终是和科技人员连在一起的。
工作中大胆使用。这一思想在他主持制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坚持让担任各级领导的科技人员有职有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多地出成果、出人才。“科学工作十四条”发布后，聂帅身体力行，模范地贯彻执行。他不辞辛劳，经常到基层单位进行调研。他所到之处，不断鼓励科技人员“又红又专”，树立“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格、严密）作风，为国争光，多作贡献。
生活上关心照顾。聂帅多次表明：“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在聂帅的带动下，当时在几个研究院兴起了“为科研工作服务和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热潮。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努力做好仪器、设备、图书、情报资料等科研后勤工作；二是关心和解决科研人员的生活问题。这两方面都是为了解除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得以集中精力进行科研攻关和学习。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物品奇缺，科技人员当然也不例外。聂帅对此心情很不平静，最后他毅然决定向各大军区求援。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疆，人民子弟兵听到这个消息后，宁肯自己艰苦一些，也要支援为祖国科技现代化苦战的科技人员，于是纷纷运来鱼、肉、大豆、海带等食品。聂帅就此事关照国防科委：这批物资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当时人们开玩笑，将这批物资称为“科技鱼”、“科技肉”、“科技豆”。此事使科技人员十分感动，感到聂帅真是“科技人员的贴心人”，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一心一意进行科技攻关的热情。
聂帅的为人，也是我们的模范。在我们多年的工作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既具有革命家和将帅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战斗不息、百折不挠、鞠躬尽瘁的一面，又为人厚道、表里如一、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具有长者风范的一面。在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他刻苦学习、实事求是、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
在聂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聂帅在发展我国国防科技工作方面作出的丰功伟绩，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范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明显抬头，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应该以聂帅等老一代革命家为榜样，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步伐，加强国防，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不受人家欺侮，才是我们的根本出路。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肯定还会遇到不少艰难险阻，但只要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党的十五大指引的方向，像聂帅那样不畏困难，敢于斗争，沿着他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开拓进取，努力攀登，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工作的新局面。
（刘华清同志为纪念聂荣臻元帅诞辰100周年，撰写《沿着聂帅指引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攀登新高峰》一文，收录在《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这里摘登的是该文的第二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两袖清风为人民——忆“星火司令”杨浚
朱丽兰
1978年3月，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杨浚同志也就是这时离开了他奋斗30年的化工界调到国家科委（现科技部，下同）工作的。1986年6月，我从中科院化学所调到国家科委工作时，他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并已经是著名的“星火司令”了。
我到国家科委后，组织上让我分管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主要面向国际，跟踪国际高技术发展趋势，发展我国的高技术。杨浚同志分管星火计划，主要面向国内，向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两个一个抓高技术，一个抓先进适用技术，协助宋健同志管理科技工作，配合得很好。
杨浚同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杨浚同志一起工作期间，我向他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杨浚同志思考问题与干工作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80年代中期，我国经过数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取得很大发展，但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还相当贫困，甚至连温饱也解决不了。杨浚同志认为，农民若连眼前的生计都无法解决，怎么去热爱科学技术呢？所以，首先得解决农民当前的生计问题。为此，1983年他在一次山区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科技要进山，政府对贫困山区的扶贫开发要变“输血”为“造血”功能，增强贫困山区的自我脱贫和发展能力。资源加技术就是财富。1983年底，经国家科委党组同意，他亲自给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同志写了《关于科技进山，振兴山区的报告》，其中的很多思想为以后星火计划的出台作了前期准备。
1985年春，中共中央颁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当年秋天，杨浚同志与当时已出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和副主任吴明瑜同志共同提出了实施星火计划的设想，很快获得国务院批准，并写入1986年的中央1号文件。
杨浚同志认为，科技成果不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用技术的开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适用化开发，就是把一项实验成果适用化、风土化，变为切合当地条件和群众当前接受水平的形态。”他常常这样说。因为当时正是排球热，群众创造性地将排球上的“短、平、快”术语拿来称呼适用技术（即技术商品化周期短，与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相适应，取得经济效益快的技术）。为了了解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资源优势，让农民尽快掌握“适用性”技术，杨浚同志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杨浚同志一再强调，星火计划所开发的“短、平、快”技术虽然绝大多数不是“高、精、尖”技术，但也决不是低技术，决不搞大跃进时代的“小、土、群”。“短、平、快”技术应是先进的适用技术，具有小型化、专业化、现代化和高效化的特点。当时，杨浚同志要求，星火计划在安排技术开发项目时，必须同时注意环境保护和坚持卫生标准。这在我国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早期体现。现在回过头来看，杨浚同志亲自选定的100多项第一批星火计划项目没有一个失败的，有些现已发展成很大的规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星火计划产生于改革的年代，因而要实施好星火计划，也要用改革的观念、改革的思路去组织。在经费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杨浚同志强调，星火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不断加强自我发展能力，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光向国家要钱。他主张，以贷款、自筹、国家适当引导这样一个原则来发展我国的星火计划。正是杨浚同志这一思想，使星火计划较早地步入贷款这一市场经济的管理水平，开创了我国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先河。截至1995年底，用于星火项目的银行贷款为321．9亿元，占总投资的34．3％。
杨浚同志非常重视干部和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星火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星火计划在刚启动时，就把人才培养作为其三大目标之一，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在全国农村开办短期培训班，加强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实用技术培养和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之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科技带头人和基层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现在全国各地已建立60多个国家级星火人才培训基地，累计培训技术人才、管理人才4700多万人次。这种以人为本，强调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强调带头人作用的思想，现已渗透到科技工作的方方面面。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江泽民同志总结的五条宝贵经验中有一条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自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在面向经济建设方面应该说成绩不小，但有一段时间，我们比较注意面上的工作，重点太分散。1990年，杨浚同志及时提醒我们，科技工作要注意抓重点。他认为，国家科委在抓星火计划时，除了抓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外，还应抓一些“重中之重”的项目，其他科技计划也是一样。“重中之重”的概念是杨浚同志针对我们工作缺点第一个提出来的，切中时弊。尽管当时有人对此用语有微词，但这一抓重点、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思想很快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只可惜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
杨浚同志非常重视依法行政。80年代末，尽管我国有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现已融入《合同法》）等科技类法规，但他始终认为，那些法规只是某一个方面的法规，为确保我国科技工作的健康发展和有法可依，应该有一部科技工作的基本法。1990年，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期间，他与170多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制定《科技进步法》的议案，获全国人大同意。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此法于1993年正式颁布实施。
杨浚同志在世时，我每次到他家里去看望他时，总能看到他书桌上摆着一头牛的雕塑。杨浚同志正是以“孺子牛”的精神来勉励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一生淡薄名利。在他们家除了一架钢琴略显“奢侈”之外，剩下的一点现代化气息就只有那80年代初购买的一台21英寸彩电！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眼下，正当我们努力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来纪念新中国大型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和杰出的科技管理领导者———杨浚同志！从1948年到1978年，杨浚同志在国有大型企业干了30年，此后又在科技战线奋斗了20年，功勋卓著，连周总理都称赞杨浚同志是个既懂专业又会管理的好干部。
1948年杨浚同志任沈阳化工厂厂长时，就在厂内实行岗位工作制，岗位和工资挂钩，并提出了车间经济核算制。经过不到两年的恢复与发展，沈阳化工厂就由殖民地式的工厂变成为以电解食盐为基础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利用的化工工业联合企业，为国家提供了一批急需的化工产品，培养了一批化工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大化工基地的骨干。
1970年至1978年间，杨浚同志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工作。其间，他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提出引进30万吨乙烯装置，力主我国发展大型石油化工，而不是走油头化尾（即利用炼油厂的尾气生产化工产品）的道路，且从我国国情出发，采用轻柴油为原料，而不是石脑油。采用轻柴油为原料的大型乙烯装置，当时在世界上还是首创。杨浚同志亲自带队出国考察，制定方案，组织指挥攻关和建设大会战，“四烯”（即乙烯、丁二烯、聚丙烯、高压聚乙烯）开车一次成功，创造了我国大型项目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成功范例，对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按专家的话说，现在在国际上，30万吨乙烯还算是大型的，跨世纪也不算小。我国的石油化工现在大约排名世界第十位，应该说与杨浚等同志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密不可分。
因此，我认为，新中国50年成就中有杨浚同志的一份。今天我们纪念杨浚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高瞻远瞩，胸怀全局，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政治胸襟；学习他实事求是、注重实践、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学习他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探索、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良好品德；学习他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良好风范。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怀念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余秋里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999年2月3日，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余秋里同志因病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我们石油、石化工业系统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无限悲痛，深切缅怀这位远见卓识、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石油石化战线老领导、老前辈。余秋里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载石油石化工业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1958年2月，余秋里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一转而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线上石油工业的统帅。当时，人们对我国石油地质的认识尚未取得突破，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国贫油”的看法在国内外仍有一定影响，我国是“发展人造油还是天然油”在石油界人士中还有争论，石油工业发展缓慢，1957年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45万吨。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工作方针，经石油部党组讨论确定，对石油工业的战略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在稳定巩固西部油气区的同时，把松辽、苏北等地区放在新区石油勘探战略侦察的第一位，并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下决心从全国各个石油单位抽调精兵强将，与地质部勘察队伍协同作战，加强对东北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以后，余秋里同志深入勘探一线实地考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召开一系列会议总结吸取以往石油勘探的经验教训，对松辽盆地勘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提出集中全国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组织开展大庆石油大会战。并强调指出，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此一举，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尽快拿下这个大油田。1960年2月，党中央批准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余秋里同志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与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等同志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并组织石油部机关一半以上司局领导和专业技术干部奔赴一线参加会战。
1960年4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在松辽盆地广阔的大草原上拉开帷幕。这场大庆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面对重重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余秋里同志主持会战领导机关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都来学习“两论”，并且自己带头反复、深入地学习。他用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并明确提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要求大家取全取准油田第一性资料，掌握地下客观规律，反对盲目蛮干，不搞粗估冒算，坚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团结和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大力组织开展科研攻关，解决了油田勘探开发和油气集输方面的许多技术问题。他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的艰苦条件下，组织会战职工及家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并带头拉犁耕地，为职工做出表率；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盖“干打垒”，基本解决了会战职工的吃饭和住宿、过冬问题，稳定了队伍，稳定了人心，保证了会战的顺利进行。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大庆会战的全面胜利。大庆会战不仅创造了油田开发建设的高速度、高水平，而且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在会战中，余秋里同志坚持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狠抓石油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他把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石油战线上来，在油田基层井队（车间）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群众自我教育为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深入细致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他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实践经验和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树立起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油田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的比学赶帮热潮。他大力倡导、精心培育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三老四严”的优良作风，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作风、掌握先进技术的石油职工队伍。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余秋里同志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渤海湾地区，开辟“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会战。随着勘探范围的不断扩大，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会战中，余秋里同志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要求参战职工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石油为业，以“铁人”为榜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针对山东东营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复杂情况，余秋里同志提出了“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勘探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会战指挥部于1964年6月集中20多个钻井队详探胜利村—坨庄构造，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胜坨油田的含油面积和地质储量，该油田的坨11和坨9井日产分别超过1000吨，成为当时国内的最高产油井。
从1958年2月到1965年1月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部部长的7年间，不仅一举扭转了我国石油工业长期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以后的原油产量上一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余秋里同志在领导大庆会战时确定的“长期稳定高产”的油田开发方针，对于大庆原油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以上，实现长期高产稳产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大庆油田投入大规模开发、原油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加快发展中国的炼油工业随之提上了日程。在余秋里同志的主持下，石油工业部制定了石油产品“三年基本过关，五年立足国内”，集中力量建设和发展我国炼油工业的方案。首先突破了大庆原油加工关，以后又掌握了胜利原油的加工方案，在60年代相继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先进的大型炼油装置，组建了炼油科研设计机构，研制和发展了延迟焦化、催化裂化、铂重整等5项新的炼油工艺技术和催化剂，研制生产出氟油、硅油、脂类油等系列产品，使国内急需的各种民用、军用油品以及“两弹一机”配套油料都能基本上立足国内生产。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离开石油工业部以后，余秋里同志担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十年动乱中，他坚持原则，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转，并保护了“铁人”王进喜等一大批石油战线的领导和技术骨干。1972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余秋里同志主持编制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方案，先后引进了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大化纤装置等，增强了我国石化工业的实力，提高了现代化水平，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余秋里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整顿。1980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同志任主任。他按照中央部署，主持编制《能源工业长远发展规划》，提出“实行能源的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油田、煤矿、电站进行调查研究，为稳定和增加石油、煤炭、电力生产，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积极支持对石油工业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和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为新时期石油工业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1982年9月，余秋里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到退居二线以后，余秋里同志仍然心系石油石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表现了对石油石化事业的深切眷恋和殷切期望。
余秋里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是石油石化战线的重大损失。我们要继承余秋里同志的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继续进行艰苦创业，为发展我国石油石化工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