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企业论坛

  WTO我们不怕
  □张立贵(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局长)
□董炳根(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竺延风(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
□孙孟全(莱阳鲁花浓香落花生油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新世纪的浪潮正扑面而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即将对中国敞开,面对难得的机遇和可以预期的巨大挑战,中国的企业家们作何感想?今天,我们请加入WTO后可能受影响最大的汽车、电信、纺织和农产品行业的四位企业“老总”谈谈想法。
  最有利的是什么
  董炳根:加入WTO,对于华联发展集团至少带来四个方面的机遇:一是我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获得,将为纺织企业对欧美出口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随着纺织品和服装配额限制的取消,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市场份额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三是随着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和全面开放市场的竞争环境,促进我国纺织企业尽快提高自身技术进步能力,改变经营机制,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快速反应机制;四是与强手竞争,将会促进我国纺织业按照国际惯例调整组织结构和运营结构,推动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高的水平运行。
  孙孟全:加入WTO之后,农产品关税降低,国家控制的食用油市场将全面放开,必然对当前的食用油市场带来一定影响,但是由于花生原来就是出口产品,国外对花生的种植忽略了开发和研究,难以形成进口态势,对中国花生种植区和其产业来说,其优势不言而喻。届时,特香纯正花生油的市场将进一步扩大,“鲁花”拓展海外市场的空间将越来越大。
  最担心的是什么
  张立贵:加入WTO以后,近期对中国电信会有一定影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电信的改革重组及企业化进程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其次我国电信立法工作尚未开始,这个领域究竟如何竞争尚无规范。因此,担心市场竞争中可能会出现不规范的情况。
  竺延风:最担心的是企业能否迅速地建立起与国际经济并轨的现代企业制度,能否创造好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和产品发展的市场空间。
  董炳根:中国是一个服装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纺织品进口大国。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措施将使纺织服装一般贸易进口增加,国内市场压力加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欧美、北美一体化组织区域成员国之间享受的优惠远大于在WTO框架中的优惠度,而我们的产品出口大部分在这些区域,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最急于做什么
  张立贵:从长远来看,直接面对电信业国际竞争,可以使中国电信加快转换机制,提高竞争力,参与到国际电信市场中去。我认为目前应加紧做好以下几件事情。加快电信立法工作,出台相关电信法律法规,建立电信监管框架体系,以保证电信市场的有序竞争;电信法律法规和电信监管应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操作性,以促进中国电信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加快中国电信集团重组工作,使中国电信尽早成为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
  中国电信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强化基础工作、采用高新技术、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向用户提供价廉、优质、多样的电信服务,并积极开发各种新的电信和信息服务,满足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需求。
  竺延风:当务之急是转换机制,完善自我。我们要利用一至二年时间在与国际汽车行业重组的过程中,进行技术、体系方面的充分交流,对我们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产品,如中重型卡车、轻型车及轿车等尽快提高技术含量,完成体系建设,促进产品开发,并将企业资产、法人结构尽快市场化。发挥卡车的市场优势,争取轿车规模、档次、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快速推出适合国情的经济型轿车,计划再用5年时间使轿车产品比重达到60%以上。
  ①张立贵②竺延风
  ③董炳根④孙孟全(附图片)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

开版的话
  “企业界”专版今天与大家见面了!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企业问题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关注,本报决定开设“企业界”专版。
  本版定位于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密切关注企业改革和发展,探讨新事物、新问题。同时,也为企业和企业家们提供一个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园地。
  本版每周一刊出,头条将集中报道企业改革发展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版上还设有“企业论坛”、“各抒己见”、“新理念”、“备忘录”、“得意之笔”、“职工热线”等栏目。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关注,更希望来稿,这将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主持人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各抒己见

  企业是什么
  皮子
  中国没有企业。当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下过这样的断语。是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工厂不是真正的企业。
  真正的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通过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真正的企业是一个生命体,能随时感知市场的变化,并作出理性的反应,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正所谓不用扬鞭自奋蹄。企业的这种能动性来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和机制。这正是企业之所以成为企业的制度基础。
  看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工厂,它们被赋予了太多的非经济使命和社会职能,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们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人、财、物,产、供、销,一切听命于上级,没有经营自主权,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它们吃的是国家的大锅饭,政企不分,产权虚置,没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和机制,必然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看来,那时的工厂确实不是企业。不是企业就不会有合理的企业行为,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的企业改革就是要把企业变成真正的企业。如今,我们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像企业了,许多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适应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仍有不少企业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大的改观,仍在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还没有完全落实,一些政府部门仍在随意干涉企业活动,加重企业负担,使企业缺乏适应市场的内在冲动和能力,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越来越被动。解决这些企业的困难,还是要靠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使它们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面对“入世”的挑战,不加快改革,企业就没有出路。
  改革尚未成功,企业仍须努力。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

  2.8亿天价与“冯根生难题”
  ——一次企业家价值量化评估引起的讨论
  吴克强
  如果说,没有冯根生就没有“青春宝”,恐怕没人提出异议。但冯根生到底为“青春宝”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却没人能说明白。最近,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经过一年的研究,提出冯根生对青春宝集团的贡献价值为2.8亿元人民币。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两年前,中泰合资的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内部股份制改造,冯根生作为主要经营者至少要认购300万元的股份,冯根生却直言:“我买不起。”这种状况真是一道——
  不好破解的难题
  难题难在两个方面:一是冯根生该不该持300万元的股份?二是以什么形式持股?
  对于第一个问题,多数人的意见是,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是管理要素的核心载体,这种管理要素对企业经营发展有独特的作用和贡献价值。冯根生对企业作了很大的贡献,他理应获得相应的报酬,在企业转制中占有相应的股份。对于第二个问题,存在不小的分歧。冯根生在合资前每月工资480元,合资后每月也只有几千元,凭他的有形收入是难以购买分配给他的300万元股份的。即使按照杭州市政府批准同意的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部分国家股有偿优惠转让职工的方案,允许冯根生向银行贷款认购股份,还清贷款本息也需要12年,风险不可谓不大。由此又引发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一是,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共产党员,冯根生把自己的一生都融入了企业,并领导企业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技术、才干、贡献及由此带来的知名度等是否形成了一笔属于其本人的无形资产?对此他能否拥有所有权、经营权?能否不出资而以其无形资产入股参与分配?二是,如果应该拥有,到底价值多少?怎么评定?能不能货币化?这一切被舆论界称为“冯根生难题”。
  2.8亿元虽然数额巨大,但此事真正的要害不在钱,而在于计算它的根据是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
  企业家价值如何量化
  冯根生是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代学徒。1972年,他担任从胡庆余堂分离出来的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时,全厂只有37万元资产。经过27年的变革与发展,该厂已经变成一个以全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为核心,拥有中外30多家全资、合资及参股企业、总资产9亿多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经过对冯根生1972年至1998年创办及经营管理企业的历程、在中国青春宝集团内的作用贡献的实证分析和研究,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探索得出了一套对企业家贡献价值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并初步提出了定量分析评价的模型。他们认为,企业家价值有多种形态,从经济的角度讲主要有使用价值、贡献价值、市场价值和报酬价值。企业家贡献价值最终表现在企业持续赢得发展的能力和成果中,具有客观性,是衡量、确定企业家报酬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标准与基本依据之一。对企业家贡献价值的评价从普遍意义上讲等同于对与企业家相对应的管理要素贡献价值的评价。通过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四要素对企业效益价值贡献率的分析测算,并分析确定企业家在企业管理要素中的作用系数,就可量化评价出企业家的贡献价值。根据这个评价体系的测算,冯根生的贡献价值为2.8亿元(利税贡献价值)。
  技术参与分配的问题在许多地方得到解决,而企业家的管理价值如何参与分配却无定论,这正是——
  寻找衡量企业家价值尺度的意义
  杭州市体改委主任沈坚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生产要素既包括土地、厂房、设备、工具等有形资产,也包括经营者的智慧、学识、才能等无形资产。现在大家从理论上已经认可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效益价值应参与分配,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破题。重要原因是对企业家的价值缺乏衡量的尺子。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
  许多专家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进一步健全完善这一方法的建议。一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干股”,即“管理者股”,我国的一些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也有“干股制”,这些企业确定“干股”的依据和方法可作为量化国有企业经营者价值的借鉴。二是除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四要素之外,还要考虑企业家的声誉、影响等非经济因素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三是企业家贡献价值转化为报酬时,应扣除企业经营班子其他人所作的贡献,还要考虑职工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四是在对经营者价值进行评价时,必须首先摸清企业资产的底数。五是对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可以采取按其经营成果分配的办法,尤其不适宜分“干股”。
  冯根生本人的看法颇引人深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企业的贡献是不值一谈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面临的难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全国有一大批国有企业的优秀经营者不计个人报酬,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对他们是一味鼓励作奉献、作牺牲呢,还是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公平合理地处理好职工的受益分配的同时,也公平合理地处理好经营者的受益分配?现在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附图片)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

  国企波澜壮阔1999 决战攻坚2000
  本报记者 王彦田
  去年成果丰硕
  ●企业赢利水平大幅度上升。1—10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已实现利润61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倍,是1992年以来同期利润增幅最大的一年。
  ●1999年是近两年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力度最大的一年。石油石化两大集团实现了上下游、产供销一体化。五大军工行政公司改建成了十大企业集团。有色金属行业组建了铝业集团、稀土集团和铜业集团。电信业四大集团也开始组建。结构调整、资产重组的力度加大,一些行业利润回升。关闭小电厂、小玻璃、小水泥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1999年是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力度很大的一年。推出了“债转股”、“技术改造贴息”的“杀手锏”。国有企业资产变现的试点也已推出。进一步提高了出口退税率,继续严厉打击走私。
  今年三个目标
  ●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国家经贸委认为,2000年除煤炭、军工等少数行业努力减亏外,其他机械、冶金、轻工等13个行业要做到整体扭亏为盈,或利润继续增加;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整体扭亏或增加盈利。
  ●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520户国家重点企业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符合条件的都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9%,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力争创5年来的最高水平,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幅度下降。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

  吉林省积极培育新兴替代产业和产品,电子、医药和食品三个产业群迅速崛起,成为国有经济新的增长点。这是正在建设的通化“医药城”中一家药业公司的生产线。新华社记者 徐家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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