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又是秋风秋雨时
——缅怀我们的岸英哥哥
毛岸青 邵华
又是秋风秋雨时节。
在北京一所寂静的院落里，我们相携着眺望眼前秋色醉人的香山。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没有硝烟，香山上红叶正在静静地、自由自在地飘落。间或还能隐隐听见一两声歌声远远飘来。
1950年11月25日，是北京深秋普通的一天。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为此，我们曾经长久地懊恼：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呢？那一天，那秋高气爽的一天，却在我们的心中铭刻着难以忘却的纪念。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呼唤着你，面对一片片随风而至的红叶轻轻地呼唤着你，哪一片是你呢？我们亲爱的哥哥——岸英！
岸英！哥哥！你听到了吗？你的弟弟、弟妹在呼唤你！呼唤着，呼唤着，我们才遗憾地意识到你并不在这里，不在北京，不在……你早已离开了故国、故土了。哥哥！我们很久以后才听说：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的大榆洞，几十颗罪恶的凝固汽油弹在你值班的作战室上空爆炸了，四周顿成一片火海，满山遍野的红叶都飘落殆尽，在上千度的高温中你去了，你变成一只火凤凰冲天飞起。接着就是漫天大雪，落呀！不停地落！一直落到第二年春天，那里生长出一株最红、最艳的金达莱。
从1950，1960……直到今年2000年。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哥哥！我们不仅在你的生日那天呼唤你，在你的忌日那天呼唤你，几乎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呼唤你。我们常在你和爸爸一同住过的香山双清别墅里寻找你的身影，在池边青石铺就的小路上寻觅你的足迹……这里的一草一木，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亲切。在你和爸爸歇息过的小亭里，好像还留有爸爸和你一问一答的声音。
秋风秋雨……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有那么多的秋风秋雨呢？
1930年10月24日，那天，你刚满八岁，你与开慧妈妈一道被长沙的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狱。你目睹妈妈被敌人严刑拷打……直至枪杀……你小小年纪就记住了这深仇大恨！
开慧妈妈就义后，你与弟弟们被地下党组织转移到了上海。无论是在大同幼稚园嬉戏；在寄人篱下时苟且偷生；抑或最后流浪街头拾破烂、当伙计、做报童，你都处处呵护着岸青弟弟。同时，你还时时告诉岸青我们的爸爸是毛泽东，我们的妈妈是杨开慧，让岸青渐渐懂得了爸爸妈妈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伟大事业，让岸青知道了长大以后要为妈妈报仇！
你为了按照妈妈临终的教导：“不管妈妈死后，你们的生活多么苦难，都不要忘记识字、读书……”你不惜体力到外白渡桥去推黄包车、黄鱼车，把挣来的铜板一个一个地攒起来，终于请来了一个“无声的教师”——一本《学生字典》。你的努力终于有了效果，岸青慢慢长大了，慢慢地懂得了爱和恨。一天，岸青在一根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时，被法国巡捕打成了脑震荡。是你，在破庙里为岸青喂汤敷药，喂饭养伤。即使是到了苏联的国际儿童院，你无论是当少先队的大队长，还是任共青团的团委书记，都没有忘记，鼓励岸青多读书，勇于吃苦，争取上进。
可以说，岸英哥哥呀，在离开父母双亲的日子里，你是岸青生命的保护神，是他面对困苦，敢于生存下去的支柱！
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你与邵华的姐姐刘松林完了婚，常来邵华家看望母亲张文秋。你十分喜欢邵华这个小妹妹，邵华总是缠着你，让你讲故事，你教松林姐姐打乒乓球，邵华也要跟着学；你们畅谈天下大事，邵华也要跟着听；你们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邵华也吵着要跟着去，你就给邵华亲切地起了个外号叫“拖尾巴虫”……这些在当年看来是极为寻常的细微小事，今天我们回忆起来，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温馨，是多么的珍贵。
岸英哥哥，我们永远忘不了，你对亲戚的亲情——
人活在世，除了面对兄弟兄妹情，夫妻父子情外，还有多少亲情和人情需要我们去面对。这说起来简单，可真的能处理好，又不那么容易。今天，我们常常捧读哥哥在1949年10月24日，写给本家一位亲戚的长信：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动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的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便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起死回生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抚今追昔，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亲情和人情了。你在信中娓娓道来的话语，至今不是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嘛！
1950年10月，美国侵略者把战火从朝鲜半岛燃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你从父亲毛泽东凝重的神情里，感受到帝国主义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有人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议怀疑观望，恐惧由此引发严重的后果，是你，毅然用跨过鸭绿江、扛枪上战场的实际行动，支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但是，不曾想到，你刚刚踏上朝鲜战场，不到40天，便离我们而去了！
那是一段怎样令人撕肝裂胆的日子啊！
岸英哥哥！你知道，咱们家是怎样度过你牺牲以后的日子吗？爸爸虽然是人民的伟大领袖，但同时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有着同常人一样的舐犊之情。你的“走”，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精神打击。
许多年后，当爸爸和青年时代在长沙一师读书的老学友周世钊伯伯讲起这段往事时，他是这样讲的：“当然你如果说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这就是父亲的胸怀，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
可是，谁能料到你这一去竟与我们永别……
你“走”了，父亲他老人家那样坚强的伟人，也忍不住背着我们伤心地哭了……
父亲强忍住悲痛，竟一忍三年没有把你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消息告诉松林姐姐。父亲知道：你们新婚燕尔，夫妻笃信，恩爱有加，怕她经受不住这打击。果然，即使在你牺牲后的1000个日夜后，姐姐听到噩耗，如同狂风肆虐下的小草，倒伏了……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以慈父的全部挚爱百般劝解，千般抚慰，一劝竟是十年——
“好女儿，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毛主席当面劝慰，1953年7月）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
（1955年8月6日信）
“亲爱的思齐儿：
……希望你注意身体，不要生病，好好学习……”
（1956年2月24日信）
“娃：
你身体是否好些？……”
（1959年8月6日信）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
（1959年10月15日）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
（1960年1月13日）
姐姐不是不听劝，岸英哥哥呀，她是因为爱你爱得太深，才这样！
1959年，邵华已经在北京大学读书，一天邵华去中南海看毛主席，他与邵华谈起了你，也谈到“希望思齐再成立一个新家”，并要邵华去做姐姐的工作。
邵华遵父命去劝姐姐，姐姐一声哀叹，说：“我怎么能够忘记岸英呢，他去朝鲜参战，为了保密，告诉我他要去外地出差……唉，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见到，我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呢……”
岸英哥哥，你“走”后，我们和姐姐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迎你回家！父亲听了我们的要求，沉默许久后轻吟：“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很多志愿军烈士埋在朝鲜吗？”
我们的心弦被强烈拨动了：仅我们一家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数十位亲人，血洒南北，尸埋东西——
妈妈杨开慧，就义于长沙，年仅29岁；
二叔毛泽民，就义于新疆，年仅47岁；
三叔毛泽覃，就义于福建，年仅30岁；
堂姑毛泽建，牺牲在衡山，年仅24岁；
堂弟毛楚雄，殉难于湖北，年仅18岁；
小弟毛岸龙，夭折在上海；
还有松林的父亲刘谦初，慷慨就义于济南，年仅34岁；
邵华的父亲陈振亚，被军阀谋害于新疆，年仅45岁；
邵华的舅舅张振国，牺牲在湖北大悟县，年仅35岁；
还有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杨开慧的侄女杨展。
……
从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向父亲提出把你迁回国内安葬的心愿。
岸英哥哥，你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你赴朝的初衷，像一位哨兵那样，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丽日皓月，你都有坚定不移地屹立在你曾经为之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异国土地上……可我们想你呀！哥哥！想看看你呀！
“看你去！”是你的妻子、邵华的姐姐心中的“结”，望着姐姐久锁的眉头，日渐憔悴的容颜，邵华忍不住再次跑到中南海向父亲道出隐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她连岸英埋在何处都不知道，她怎能忍心再找别人！”那天，邵华震惊了，父亲听完邵华的诉说后，大滴大滴的泪水霎时从他的双眼淌到面颊，邵华的心颤抖了，紧缩成一团，忍不住，也失声哭了起来……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来人说，毛主席让邵华陪同姐姐，去朝鲜为毛岸英哥哥和志愿军的烈士们扫墓，并让中办的秘书沈同陪同我们一起去。
这是1959年的初春。
临行，父亲拿出自己的稿费为我们三个人置装。他嘱咐：“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中国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
我们乘火车从北京抵达丹东，由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原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任荣同志，带我们进入朝鲜。乔晓光同志（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陪同我们来到了平安南道的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阳光明媚，层林尽染。
一看到陵园门口那拱型的山门，我们的心就颤抖了，忍不住的热泪淌满了脸颊。当我们拾级而上，看到你的陵墓时，松林姐姐扑倒在你的墓前失声痛哭起来：“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
邵华在墓旁抚平花圈的缎带，哽咽着说道：“哥哥，我代表岸青看你来了！”
风在呜咽，风在悲鸣，邵华扶着悲痛欲绝的姐姐，让她尽情地诉说对你的爱，对你的无限思念。姐姐边哭边展开一方白色的手帕，从你的墓旁捧起一把土，细心包好，揣进怀中……
一晃，又是20多年过去了，1985年10月，松林、邵华随志愿军烈属代表团再次踏上朝鲜的国土为岸英哥哥扫墓。1990年秋，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40周年的时刻，应朝鲜人民的邀请，她们又一次来到桧仓郡看望我们亲爱的哥哥……
这两次，她们都受到了朝鲜金日成主席的接见，他说：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民的好儿女在朝鲜牺牲了，朝鲜人民会世世代代缅怀他们！
哥哥，已整整50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失去你，哥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纪念钱之光同志百年诞辰
国家纺织工业局
今年是钱之光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怀念他对纺织工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怀念他坚定无私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钱之光同志，浙江诸暨人，出生于1900年，1927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担任国务院顾问。
在他70年的革命历程中，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誉。在他去世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专程来到他的寓所吊唁，问候他的夫人刘昂。江总书记在亲切交谈中，肯定了他一生忠诚为党，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对他为纺织工业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了敬意。
新中国成立以前，他在极其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出生入死，不畏险阻，屡建奇功。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接受党中央委托，建立秘密联络站和印刷厂，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他担任外贸总局局长，在长征途中担任征发组长，打破敌人封锁，取得大批军需民用物资，对苏区反“围剿”战争和长征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后革命形势发展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新阶段，钱之光同志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领导下，为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奋斗了10多年，先后担任中共南方局和南京局委员，担任八路军武汉、重庆办事处处长、南京办事处主任等职，团结和争取了广大民主进步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9年春，奉周恩来之命到香港从事经济工作和统战工作，创建了华润公司，并会同中共南方局、香港工委方方、潘汉年等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接送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达内地，迎接新政协的召开。在20多年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许多重要任务，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9年新中国成立，钱之光同志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前后达32年，以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开辟了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较好地解决了十亿人民的穿衣问题，为把我国建成世界范围的纺织大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以及长期战乱所带来的经济萎缩、民生凋敝，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安定人民生活，钱之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调运原料，恢复生产，对原有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民主改革，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对私营企业也通过加工定货等方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1952年纺织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纱布不仅是民生重要物资，也是稳定市场的重要筹码。投机势力乘困难之机兴风作浪，抢购“二白一黑”（指粮食、纱布和煤炭），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范围的涨价风，严重破坏社会的安定和抗美援朝军需。在这关键时刻，钱之光同志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及时组织调运，并安排纺织厂突击增产，使国家手中掌握了足够纱布，不失时机地在市场抛售，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势力，很快把物价稳定下来，保证了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
钱之光同志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紧急关头，果断地稳住纺织生产和市场的形势，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及时做出事关新中国纺织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新中国成立后，纺织工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解决装备是首要问题。然而旧中国几乎没有纺织机械制造能力，设备从哪里来？依靠进口，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行不通；靠机械部门供应？当时百业待兴，机械部门也顾不上。钱之光同志果断决定由纺织系统自己解决，把原有的一些小的机械修配厂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专业生产，全国成套，并抓紧建设一批新的纺织机械厂，调集一批专家进行设计选型，在1951年就成功地生产出全程棉纺织设备，装备了第一批新建的棉纺厂。接着进行大规模建设，在“一五”期间集中力量建成了石家庄、郑州、西安、咸阳、北京等一批新的基地，纺织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此后，钱之光对纺织机械制造一直是紧抓不放，使机械制造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从生产成套棉纺设备扩大到制造毛纺、麻纺、丝绸设备直到先进的成套化纤设备，并总结群众的革新创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不断更新换代，提高性能，不仅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对外援建了35个国家的82个纺织厂，赢得了声誉。自力更生搞纺织专用设备的成功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纺织工业不能搞“无米之炊”，这是钱之光同志的又一条基本思路。他从长计议，对解决资源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他十分重视棉花生产，对于棉花的播种、生产、收购，都作详细的了解，作为安排纺织工业生产建设的依据。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棉粮争地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因而纺织工业不能单纯依靠农业原料，必须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他在50年代初就着手恢复丹东、上海安乐两个原有的小型化纤厂，接着引进成套设备建设保定化纤厂。1960年底纺织部向中央报告，提出了“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从此迈开了发展化纤工业的步伐。60年代建设了一批中型的粘胶纤维厂，并引进日本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北京维尼纶厂，接着又建设九个万吨级的维尼纶厂。经过这一段工作，他感到这样做还是赶不上形势的要求。70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决定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和四川长寿建设四个大型的以石油（天然气）为起始原料的现代化纤企业，随后又建设江苏仪征化纤厂和上海金山二期工程，使我国化学纤维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五个大型化纤企业纤维产量约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亩棉田的纤维产量。这些项目的建成为中国化纤工业大发展打下了技术、管理和开发研究的基础。
化纤工业特别是合成纤维工业是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我国在50年代初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后来居上。目前我国化纤工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化学纤维已占纺织工业原料总用量的一半以上，不仅为纺织工业发展开辟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而且对改变产品结构，发展品种花色，提高技术水平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扩大纺织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并增产高档纺织品供应国内市场，回笼货币。纺织工业采取“三统一优先”的方针，即在全国范围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材料，对产品进行统一分配，将生产任务，特别是出口产品和高档产品的任务，优先安排给设备条件好、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优和用料省的纺织企业，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增产质量好价值高的纺织品，供应出口和国内市场。从而迅速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纺织品出口创汇大幅度增加，保证了进口粮食和其他产品的需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之光同志在领导纺织工业发展中，始终把中国纺织工业放在国际大市场背景下，较早做出发展外向型产业的决策。我国纺织品出口，在50年代，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60年代初，要转向资本主义市场，这是一项新的任务。特别在当时“左”的气氛笼罩，批“卖国主义”、批“崇洋媚外”，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要冒一定风险，他大胆提出对资贸易要“投其所好”，并派出人员常驻香港，研究和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又派出代表团到西欧进行考察，使扩大出口的工作很快展开。在筹建仪征化纤厂时，正值国民经济调整，为了压缩基建投资，国务院曾决定该厂缓建。钱之光同志考虑到仪化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特大型化纤厂早日建成投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就千方百计解决资金问题，提出了利用贷款分期建设的办法，得到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的支持，中信公司还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的债券用于仪化的建设。
在钱之光同志主持下，中国纺织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年，我国棉纺锭拥有量比1949年增加了2．8倍，毛纺锭增加5倍，棉纱、棉布产量都已超过美国，居世界各国之首，人民衣着的基本需要有了可靠保证，纺织机械制造已形成强大的体系，化纤工业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纺织工业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以后的发展就顺利多了。目前，我国的棉纱、棉布、呢线、丝绸、服装、化学纤维等主要产品年产量和行业总规模都已居世界首位，纺织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大大丰富和提高了人民生活，而且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1999年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创汇4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22％，为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13％，居世界各国之首。我国已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纺织大国。这些成绩是在党领导下依靠广大职工的努力取得的，也是同钱之光同志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他是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钱之光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把纺织工业的发展，把解决好全国人民穿衣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事业，对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总是不折不扣努力完成。他时刻盘算着如何能给人民多加几尺布改善人民的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中央加快轻纺工业发展的精神，纺织工业生产迅速增长，终于改变了长期以来纺织品供应紧缺的状态，取消了实行29年的棉布限量供应的办法，人民穿衣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钱之光同志对党忠诚，不徇私情的高尚精神，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很多领导同志的赞扬。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我同钱之光同志认识30多年了，他对党忠诚，为人正派，从来没有因个人的事来找过我。”
钱之光同志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扎实细致，讲求实效。他对各项重要工作，都要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作出自己的结论。他不但善于算大账，还重视算细账，对于每亩地生产多少斤棉花、每个锭子能纺多少纱、用多少原料，每人能发几尺布票，都算得清清楚楚。由于他尊重实际，尊重科学，不赶浪头，不务虚名，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意见，顶住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五六十年代在纺织工业生产建设中，曾经屡次出现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如大搞土纺土织，在基本建设中搞“靠山、分散、进洞”，大搞野杂纤维，大搞“小化纤”，印染行业搞“三不”工艺等等，钱之光同志对这些都是不赞成的，他反复强调“要一切经过试验”，要“结合纺织工业的实际情况”，“不要一哄而上”等加以劝阻，避免了重大损失。钱之光同志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顶住了被说成是“右倾”、“保守”、“不突出政治”等等不少非难和攻击。历史证明，钱之光同志是正确的。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广泛的称道。陈云同志在书赠钱之光的题词中写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钱之光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钱之光同志是严于律己的典范。他一贯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白区工作期间，以及在香港时期，他都经管着大量的钱财物资，经常同商人、资本家打交道，而他从来是公私分明，一尘不染，自己的生活十分清苦，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自律”赞叹不已。建国以后，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了，而且他身居高位，然而他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出外调查研究、考察、蹲点，都是轻车简从，从不铺张浪费，同大家一起住招待所，吃大食堂。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廉洁自奉，而对同志、对下属却是宽厚爱护，关心备至。他经常谆谆告诫干部和职工要廉洁奉公，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他的熏陶和带动下，长期以来纺织工业系统从上到下，形成了比较廉政朴实的风气，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钱之光同志1994年辞世，至今已经6年多了，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诚挚和崇敬的心情怀念钱之光同志。100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代前进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今天已不再适用，但是钱之光同志在领导纺织工业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和经验，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的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更是永放光芒。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钱之光同志的事业，学习钱之光同志的革命斗志和高尚品德，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纺织强国”，为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附图片）
图为1956年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之光同志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出席全国纺织系统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