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亚洲金融市场日益平稳 实体经济呈现强劲的复苏态势
东南亚即将走出金融危机
鄂志寰
从1999年的情况看，亚洲经济没有像一些学者预期的那样经历缓慢而痛苦的经济发展低潮，而是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快速复苏。
在外汇市场，从1998年9月开始，亚洲各国货币纷纷从危机中的最低点回升。到去年11月底，泰铢兑美元汇率由1998年1月12日的55．5泰铢兑1美元上升到38泰铢兑1美元，印尼盾兑美元汇率由1998年7月10日的15100印尼盾兑1美元上升到7350印尼盾兑1美元，韩元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12月的1960韩元兑1美元恢复到1159韩元兑1美元。其中，印尼盾和韩元汇率的上升幅度最为显著。去年，亚洲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进一步趋于平稳，出口的好转和外资流入的增加开始对一些国家的货币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升值压力。
在亚洲股票市场，从1997年7月危机爆发到多数国家股市到达谷底的1998年9月，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股票指数平均下跌幅度超过50％，此后亚洲股市出现强劲反弹。目前，韩国股市指数已经回升到900多点，香港股市指数年底回升到16900点以上，都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
在实体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底部出现在1998年。当年亚洲各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为历史最低水平：泰国为－9．6％，韩国为－5．5％，马来西亚为－6．2％。1999年一二季度，亚洲各国的实体经济出现正向发展，即使是经济衰退程度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其GDP增长率也由－9．4％上升到1．8％。估计到1999年底，韩国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8％，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经济预料将出现5％以上的增长率。
分析1999年亚洲经济恢复的具体因素可以看出，支持亚洲经济复苏的根基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固。
首先，支持亚洲经济复苏的因素正在从外部因素转向内部因素，亚洲各国内需不振的局面有所改善。1999年，内部需求对亚洲经济的拉动力量明显上升。1998年亚洲各国的居民消费大幅度下降。1999年一二季度，韩国私人消费分别增长6．2％和9％，菲律宾私人消费分别增长2．5％和2．6％，泰国由一季度的下降0．4％变为二季度上升0．9％，马来西亚由一季度的下降4．1％变为二季度上升2．9％。
此外，投资下滑趋势得到明显遏制，对经济复苏形成一定的支持。规模扩张和生产能力过剩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之一，生产能力利用率下滑是制约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1998年亚洲危机受灾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印尼为－40％，泰国为－30％，韩国为－26％，马来西亚为－33％。1999年，亚洲各国的国内投资开始上升，一二季度，韩国的国内投资分别上升了22．5％和30．3％，菲律宾由一季度的下降9．7％调整为二季度上升6．1％，泰国由一季度的下降13．1％调整为二季度上升3．6％，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国内总投资继续保持下降局面，但降幅明显缩小。
其次，亚洲各国通货膨胀压力缓解。1999年以来，各国物价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到去年8月，印尼和菲律宾的月度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为5．8％和5．5％。去年前10个月，韩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0．7％。显然，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基本消除，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的迹象。
第三，外资对亚洲地区的信心进一步恢复，外资流入增加。在证券投资领域，到去年10月底，全球规模最大的前20家基金公司总共有999亿美元投资于亚洲股市，比9月底的953亿美元增加4．8％。直接投资也出现了稳定的增长。去年1到10月，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102．3亿美元，约为上年同期的两倍。
第四，亚洲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有显著改善。1999年，世界经济一改上年GDP增长率连续下调、信贷紧缩的态势，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尽管亚洲经济发展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但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看到，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将继续加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扩张趋势很难长期保持。
此外，亚洲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亚洲金融市场的表现和经济的恢复产生不利影响。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全面反映了美元的供求情况，是人民币未来走向的最佳指标。去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预计今年将继续保持顺差，因此——
人民币不会贬值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许小年
人民币汇率是以美元为主要代表的外币的均衡价格。和其他商品一样，外汇的价格也是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由政府干预下的美元的市场供给与需求决定。虽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表面看起来是固定不变的，但不能将其解释为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任何汇率目标，因此也没有义务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某一特定水平。如能纠正这一误解，政府就可以为自己赢得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空间，比如，可以进一步降低银行利息以刺激国内需求而不必顾虑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我们通过研究国际收支来预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因为国际收支平衡表是美元在中国供求情况的最好概括，是人民币未来走向的最佳指标。如果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表明美元的需求超过供给，美元的价格就会上涨，也就是人民币的价格下降，即人民币贬值，反之亦然。
中国国际收支的前景正趋于改善
随着亚洲经济走出谷底，中国的出口已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即使进口在1999年的最后时刻里仍继续其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保持攀升势头。
国外需求对中国出口的驱动比人民币汇率的作用更为重要。资料表明，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1995年中期以来基本维持不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随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变化而波动。
1999年亚洲金融市场的复苏将有助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恢复。1998年香港恒生指数下降了30％，外国在华证券投资减少了73亿美元。反之，股价指数的上扬通常会带动投资的上升。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的预测是：随亚洲区域经济的复苏，中国国际收支在2000年会保持总体顺差。出口的继续复苏和进口的增势减缓会有助于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在亚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恢复正常之后，2000年中国的金融账户也会回复到顺差。国际收支的盈余意味着在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小于供给，预示着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几乎不存在。
贬值能否启动经济
稳定的人民币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产生负面作用？换句话说，人民币贬值是否能刺激内需因而扭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下降趋势？我们很难接受政策性贬值的流行理论。在我们看来，人民币贬值既不能明显提高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也不能促成经济增长的恢复。
弱势货币可以刺激增长的论点尚未得到过证实。如果这一假定是正确的，那么，每一次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后，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1992年的英镑贬值并未使英国经济有任何优于美国的表现。而墨西哥经济与比索的运行轨迹似乎在告诉我们：汇率与其说是经济活动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更为恰当。
尽管货币贬值常常造成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反之，通缩伴随着增长已成为世界性现象，韩国、美国、中国莫不如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随着韩元的急剧下跌，韩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暴涨，但GDP的增长直到物价指数开始下降时才有所改善。
在中国，人民币贬值未必能把经济拉出通货紧缩的陷阱。支持人民币贬值的逻辑是，弱势人民币→更昂贵的进口商品→国内物价上涨。概念上，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从数量上估计，小幅的贬值，比如说10％，对拉高国内价格起不到什么作用。1998年中国的进口总值达到14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4．4％。减掉加工贸易之后，进口依存度降到4．5％，与之相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和10％。加工贸易的进口品不在国内消费，而是重新出口，因此对国内价格没有影响。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弱势货币有利于出口，恐怕也经不起实证的检验。由于其他亚洲货币纷纷贬值而显得强势的人民币并没有明显的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1997和1998年，中国在美国、日本的市场份额都在继续扩大，1999年上半年仅有微小的下调。基于同样的理由，人民币贬值不会对促进中国出口有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预期中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央行会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以便给政府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留有更大的空间。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22）
“怀药”别成坏药
王慧敏
很早我就认识了“怀药”。小时候，一次摔伤膝盖，淤血老是不散。一位当中医的亲戚建议煎服怀牛膝。试服后病情果见好转。
前些时，到河南参加“怀药研讨会”，对这种良药有了进一步认识。“怀药”指的是古代怀庆府（今焦作市）一带盛产的地黄、牛膝、山药、菊花四种中药。中药典籍称之为“怀地黄”、“怀牛膝”、“怀山药”、“怀菊花”，历代中药典籍和名医史志都给以高度评价。现代科学分析得出，“四大怀药”有效成分含量比其他地区所产同品种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
“怀药”，可以说是大自然赐予当地居民的宝贵财富，历代药商一听药系怀地所产，收购价马上翻几番。改革初年，这里有不少农民也靠“怀药”发家致富。
但是近年，当地的药材却鲜有人问津。为什么？因为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看到药材好销，很多农民从临近的山西、河北廉价买来同种药材冒充当地品种销售。我在焦作曾听到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一制药株式会社久闻“怀药”大名，派人专程前来定货，看了样品，很是满意，当即定货50吨。不久，日本人来函：要求再发50吨，并且特意点明，必须按上次的质量标准。县外贸局看有利可图，从河北低价买来50吨充数。货到日本，人家一验货，立马给退了回来。并声称：日后，再也不和该县打交道。“鱼目混珠”，假做真时真亦假，这是怀药倒牌子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导致怀药倒牌子的原因是，怀药质量的确下降了。怀药所以药效高，得益于土壤中黄河带来的有机质。可现今，有的农户为了提高产量，大施化肥，破坏了土壤结构，也破坏了药效。记者在参观怀药种植基地时看到，有的地黄长得比红薯还大。边上一位老中医悄悄告诉我：“这种地黄，别看个大，十不顶一。”
如此急功近利，牌子焉能不倒？
可这种做法，仍在继续。我在当地一家制药厂参观时看到，药箱上写的是“淮药”，惊问为何？答曰：“一个外商说坏和怀差别不大，建议将怀药改成淮药。”厂领导洋洋自得地说，改了一个字给县里带来了几百万的收益。
殊不知，一字之改，等于割断了“怀药”几千年延续的根！王麻子剪刀，并没有因名字不好听而改成王俊郎剪刀。作为用户，要买剪刀，照样认的是王麻子———人家看重的是产品的内在质量！
我国地大物博，在农产品方面，各地都有自己的特产。所以能成为特产，除了大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包含了前人的许多劳动，譬如在品种的选育、优化等方面所做的艰辛工作。据史料记载，四大怀药从野生状态到人工种植，前人就进行了600多年的尝试。特产，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当今占领市场的敲门砖。我们常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要保持自身的特色，才能站稳脚。“怀药”的遭遇警示我们：特产，只有保持其传统特色，方能牢牢占领市场。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
不图一时高速
但求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于祖尧
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依靠数量扩张和粗放经营实现超常增长的阶段已经走到了尽头，即将进入以结构优化和升级为重点，以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适度快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一战略性转变已刻不容缓。问题仅在于是自觉地转，还是被动地转；是早转快转，还是晚转慢转。
首先，改革开放前20多年经济建设成就为近20年高速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与建国之初我们接收的烂摊子比较，起点和基础好得多。而改革开放又释放了长期被旧体制压抑的发展潜能，焕发了经济机体的生机和活力。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我国经济能够在一定时期实现超常速度增长。现在，这个发展潜能已经释放完了，有些方面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例如，一些曾为共和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工业基地已经开始衰落，不少厂矿亟待更新改造。
第二，近20年是靠高投入实现数量和规模的扩张。粗放的速度型、高投入增长方式造成了大量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这种靠数量扩张实现超常增长所酿成的苦果，要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才能逐步消化。
第三，近20年我国经济实现了超常高速增长，但生态环境却进一步恶化，没能走出“增长—治理—再增长—再治理”的怪圈。我国是能耗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单位能耗量比发达国家高6—10倍，单位产品的能耗高50％到100％，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得短期经济超高速增长的路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第四，经过20年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靠政府财政加大投入实现经济超高速增长已力不从心。长期以来，政府财政直接和间接的投入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债务余额和国债发行额虽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是财政支出对债务依存度却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两年我国经济增幅是下降态势，主要靠政府举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才得以遏制，而民间投资却没有被带动起来。经过20年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格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均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应当积极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充分调动它们各自的投资积极性，政府投资唱主角的局面是难持久的。
第五，非公有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还有不小的潜力，但非公有经济今后对GDP超高速增长的贡献率不可能保持前20年的态势。因为，第一，由于“十年动乱”时期经济停滞和破坏，改革开放给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机遇。与此同时，其它经济成分也各就其位，得到了迅速发展。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常规发展阶段，经济超常增长的起动阶段已成过去，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加快技术改造，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对于非公有经济来说，挑战大于机遇。第二，近20年经济运行多轨制给非公有经济大发展提供了大量缝隙。随着经济法治加强，市场秩序走上规范化，经济运行规则一元化，无序过度竞争得到遏制，经济中的缝隙虽难以完全堵塞，但将大大减少。第三，非公有经济已经度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面临着自身调整和改革的任务。目前，非公有经济无论产业分布，还是规模、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需要，也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最后，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随着我国加入WTO日期临近，来自外部和内部竞争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我们面临的唯一抉择，就是加快经济转轨的进程，完成由粗放经营到集约化经营的转变，由重数量扩张转向重提高质量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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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民本不刁
皮子
老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没想到如今山清水秀的浙江也出刁民。199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华东版报道：“去年，浙江省有500多万人（次）遭到罚款处罚，占到浙江人口的1／8。”平均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违法违规被罚款，岂不是刁民多么？其实民本不刁，是乱罚款多也！报道说，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严肃地指出，现在各个地县都建立了执法大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部门争戴大盖帽？就是为了争到执法权，用罚没款买车、盖房子，捞实惠！
张德江同志的批评一针见血。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把执法当作获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有利益的事抢着管，无利益的事往外推；一说管理就是发证、收费、罚款，名目繁多，人为设卡；有的部门甚至滥用职权，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执法趋利化严重损害政府形象，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阻碍经济发展。
一些部门这样做时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国家的行政管理是通过政府部门管理实现的，部门本应代表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部门确实有自己的利益，不能不看到部门利益不等于国家利益，部门利益有可能损害国家的利益、群众的利益。部门执法的趋利化就是这样。为了防止部门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群众利益，就要切断部门执法与获利的联系，实行收支两条线。政府部门是吃财政饭的，机关办公费用、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只能通过财政的、合法的、规范的渠道取得。决不允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把国家利益部门化、小集团化。
加强宏观调控，是一些部门谋取部门利益的又一借口。不错，我们确实要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是，我们说的宏观调控是一种经济总量调控，以间接管理为主，不是动不动就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活动，不能简单化为发许可证、收管理费、罚款，更不是“大盖帽”满街走，罚单到处开。宏观调控是一门大学问，要求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加强管理是加强必要的管理，而不是加强不必要的管理。必要不必要只能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利益，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不是看对部门是否有利。
张德江同志还批评了一些地方出现的部门利益权力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倾向，就是一些部门在负责起草有关单项法规过程中，融入部门利益，从而使其合法化。他提出，应当拓宽法规起草渠道，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规起草要征求群众意见，要建立主要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实现行政处罚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这些意见很有见地，照此办理，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部门执法的趋利倾向。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计海新
专家学者展望2000年经济：
新一年 新趋势
压题照片为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一角。计海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