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夏日盛开的水仙花
——纪念诗人郭小川八十周年诞辰
晓雪
郭小川同志1973年1月8日在给我的信中说：
“为我女儿事，很费你心。一枝蒿既然不好用，就算了。‘灯盏花’如果对‘全身关节风湿活动’（症状是关节痛，有时忽然发烧，高过39℃到40℃，吃点APC之类的药，睡一夜，第二天就好了）有疗效，那就麻烦你买几盒，寄‘河南林县城关区胡家庄林业队郭岭梅’，或托人带给我亦可。谢谢你。”
不久，我托人给小川同志捎去几盒“灯盏花”针水，小川同志在1973年3月30日给我的回信中一开头就说：
“谢谢你给梅梅捎来了三十支药针，正好她从林县回京来了，偶然关节痛，已打过一次，以后一定还有用。她的主要问题是风湿活动（风湿热），经常出现低烧，心律过速，极易疲倦，有时关节也痛，而这种病将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发展成为风湿性心脏病……”
这个梅梅，当年在河南林县胡家庄林业队的郭岭梅，年纪还很小，我们没有见过面。小川同志六七十年代给我的许多信中，多次提到她和她的哥哥小林、妹妹小惠，诗人对他的三个儿女都是非常喜爱的。
我第一次见郭岭梅，是在1992年春天。这时她已经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新闻制作中心的编导，到昆明来参加中国第三届艺术节。她一进门，自我介绍，我当然格外高兴。她的眼睛和脸型都像父亲郭小川，目光里闪烁着机敏、聪慧和热情，眉宇间也可看出她母亲杜惠的影子。显然她长大后身体好多了，“风湿活动”、“心律过速”等症状已得到控制，没有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极易疲倦”的毛病。交谈中我欣喜地感觉到，当年那个跟随父亲受苦的体弱多病的小女孩梅梅，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已成长为一位朝气勃勃、富有创新智慧和开拓精神的电影编导了！
今年4月下旬，为在电影屏幕上艺术地留下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空前盛况和多彩风姿，郭岭梅又率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新闻制作中心的一个摄制组来到云南，为组织创作拍摄大型纪录电影《世纪的呼唤》而住进了昆明世博园。她作为编导和摄制组的负责人，整天忙上忙下，早出晚归，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所以我们只能偶尔通过电话交谈几句，见面的机会不多。
最近，《世纪的呼唤》已基本完成，郭岭梅便带着她的利用暑假来云南旅游的十七岁女儿郭涓涓，在7月31日下午来到我家。没想到，她给我带来的礼物，竟是一盆正在盛开的水仙花！
被称为凌波仙子，被古代诗人形容为“韵绝香仍绝，花清月未清。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的水仙花，历来只会在冬末春初开放，是“窗外寒梅带雪开”的季节里，摆在家内“喜迎春”的盆景，怎么会在盛夏也照样开放呢？梅梅解释说：这是福建农业大学园艺系几位教授多年精心栽培、反复实验、研究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品种，他们送到世博会上展览，送给她一盆，她又转送给我的。
多么珍贵的礼物！这是园艺师们又一个新的独特的创造。看来花卉栽培、园林艺术也像诗和文学一样，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研究、不断地革新创造。我想起二十六年前小川同志与我的最后一次交谈。
那是1973年4月底、5月初，小川同志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昆明，我们得以多次见面畅谈。5月3日，他早晨八点半来到我家，一直到下午三点半，我送他上飞机返回北京，我们又在一起交谈了七八个小时。谈到当时文艺创作的情况，他气愤地说：“现在许多作家被迫害死了，活着的也大都没有条件写作、无法写作，老实说，报刊上看不到真正的诗、真正的好文章！不讲艺术规律，不讲艺术技巧，不提倡思想上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真正有创造性的有艺术生命力的独特的东西，即使写出来也通不过，不会发表，越是一般化的抄来抄去的东西越容易发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随大流，就不用功，就不去努力创造真正有价值的独特的东西。真正有价值、有创造性的东西，即使现在不能发表，将来也总是可以发表，总是要留传下去的。否则，那种一般化的、没有生命力的、过眼云烟的东西，搞它有什么意思！”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小川同志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想得很多，看得很远。记得那天他讲得最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些话：
“打乒乓球需要有绝招，需要有自己的打法，需要不断地有新的创造，有别人难于对付的独特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定要有独特的东西。应当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没有什么发现，没有新的构思，没有新的创造，就不动笔。创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一般化作斗争，和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作斗争的过程。不要满足于一挥而就、轻而易举地写成的一般水平的作品，不要满足于轻轻容易地涌到笔尖的那些写法和语句，要舍得下苦功夫，要努力做到每一篇、每一章甚至每一节、每一句都给人新颖的感觉。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务必这样要求自己。要记住，容易得到的东西也总是容易丢掉。”
不久，又连续传来“四人帮”进一步诬陷和迫害郭小川同志的消息。他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还在1973年11月15日、1974年元旦及1月9日先后给我回信，对我正在写的一首叙事诗提了许多修改意见，继续指导和帮助像我这样远在边疆的业余作者。紧接着，“四人帮”干脆把他关押起来审查，他当然也就收不到我的信。1975年10月，他又一次得到解脱，便在1975年11月5日给我写了很长的回信，信中说：
“我一心想搞创作。我觉得，我在创作上的青春，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在几个月内，我将大写特写，但先不发表。看看能否超过自己的水平（跟别人不敢比），超不过的，不想发表。”
可惜，不久又风云突变。而正当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刚刚传来，小川同志却于1976年10月18日突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未来”在创作上的青春也被永远夺走了！我和他1973年在昆明机场的分手，竟成了永别。
今年9月2日，是小川同志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日。他不幸去世也有二十三年了。今天见到他的女儿和外孙女，我眼前又出现他热情亲切的音容笑貌，我耳边又响起他激荡人心的豪迈诗句：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悟“利”
巩曜平
“觉悟”，通俗地说，就是从迷迷糊糊中醒来，原本是佛学中用语。《南本涅槃经》上有：“佛者名，既自觉悟，复能觉也”，说的就是对真谛的领悟，对糊涂的自省。指点迷津的书尽管比比皆是，然而人世间稀里糊涂的事，不知有多少。特别是“利”这个东西，就搞糊涂了许多人。且不说有的利令智昏，有的见利忘义，单说有的捡芝麻丢西瓜，偏偏要小利弃大利，就糊涂得可以。
当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照此发展下去，将来统一中国的，大有可能是楚国，而不是后来的秦国。楚国的悲剧就在于，变法中一些人因为既得利益被触及，就对吴起怨恨在心，乘悼王病死之际起来报复，将吴起乱箭射死。吴起一死，变法废止，楚国逐渐衰弱下去。地处偏远的弱小秦国，却由于变法崛起，将楚国等国蚕食鲸吞，终至消灭。楚国那帮斤斤计较丁点既得利益的家伙，不把国家前途命运这个最大的利益放在心上，到头来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没保住，你说有多糊涂！
相比之下，赵国的平原君就聪明得多。田部吏赵奢推行租税法，依法杀掉不肯缴租的平原君管家九人。平原君听说大怒，整兵要攻杀赵奢。赵奢却主动上门说道：“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矣！亡灭赵也，君将有此富乎？”平原君听了大悟，立即如数缴出租税，还举荐赵奢“治国赋”，于是“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平原君自然成了受益者。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其实是一种比个人利益更加利害攸关的切身利益。一旦损害了它，什么眼前利益、既得利益，统将化为乌有。
我们今天深化改革，也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触及一些人的眼前利益。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些人就犯糊涂了，比如，当自己的“铁交椅”被搬掉的时候，再讲起竞争择业、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心里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一旦自己或亲属被优化下岗，再讲起国有企业调整改革、减员增效，脑子里是不是有点想不通？当自己家庭的收入相对滞后的时候，再讲起“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讲起实行医疗、住房制度改革自己要掏点腰包，是不是有点不情愿？这些“不舒服”、“想不通”、“不情愿”一旦支配了自己的情绪，就有可能左右自己对深化改革大政方针的态度，忘记深化改革是使国家走向昌盛、人民奔向富裕的伟大事业，那岂不是要犯糊涂、干傻事吗？
荀子说过：“不觉悟，不知苦”。犯糊涂的人，即便干了傻事，也尝不出苦头；而聪明的人，用不着干什么傻事就知道哪是有苦头的。他们的差别，大概就在于有没有“利”的觉悟罢。觉悟不觉悟，就看你能否像平原君那样跳出个人的小圈子。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情系共和国
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日出
——写给为共和国诞生而献身的战士
易仁寰
烽火中走来一支年轻的队伍，
步枪高过头顶，弹袋挂在腰间；
肥大的军装裹着雄心，
要让小小的地球重新回炉。
硝烟中走来一支人民的队伍，
穿的是补丁衣，睡的是稻草铺；
帮着乡亲扫地挑水，
打得蒋军哀哉呜乎！
黑暗，在你冲锋时倒下，
黎明，在你倒下时复苏；
战士的血管奔流出共和国
诞生的音符！
当旧世界的断壁
在黎明前轰然塌下，
共和国大厦之柱
便耸起你坚韧的脊骨；
时光不会锈蚀你的铁质，
铮铮作响，托起一个民族的重负！
走进陵园，走进历史，
想对你唱，想对你哭；
半个世纪前你们血沃热土，
而今天的风景你们却未能驻足；
五十年变迁，种子与信念都已经成熟；
走得太急了，你们还没来得及接受一杯开水、一声祝福！
你是从未包装也无须包装的偶像，
质朴而执著地守望绿色的版图；
最神圣的披挂是土地和旗帜，
最虔诚的载体是百姓与民族
……
你与土地有一条无形的脐带，
大地的血脉在周身畅通无阻；
世俗没有给你蒙上尘埃，
你血肉之躯光焰如初——
洪峰袭来你化作长堤千里，
炎日当空你撑起绿荫万簇……
一尊青铜立在时代高处，
幸运与失落都向你倾诉；
血染的风采让大地生辉，
森林般的手臂高擎花束；
故乡的陵园前面是儿童公园，
昨天与明天在这里拥抱欢呼；
祖国的花朵感恩春天——
是先驱的热血化成鲜润的
甘露……
吃腻甜食，久违艰苦，
此刻听纪念碑轻轻地叮嘱——
五体投地的追星族，
请抬起肩膀抬起头颅：
看！战士才是真正的星辰，
用生命之光铺就幸福之路；
啊！战士才是东方之子，
从血管中喷薄——
世纪的日出！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读书藏书与赠书
谢冕
读书人没有不爱书的，因为书代表着文明和智慧。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活过，思考过，然后，他们的形体消失了，而思想被保存了下来。要是人是有灵魂的话，那么，灵魂就生活在书本里。所以，书本是精神得以永存的一种物质。
时空的距离使我们无法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对话，而书本便成了一座又一座的桥。人不是生而有知，人的所知都是后天的。我们最早从父母那里得到最初的知识，后来则是学校和社会。但这些都不能代替书本，正如书本不能代替家庭、学校和社会。书本是一种有计划的、系统的和专门的知识的传授。
书本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不知的、最后使我们认知的神奇的世界。世界是如此丰富、丰富得如此地不可想象的奇异多彩。所有的人，事实上都不能事事亲自经历。书本却带领我们如同亲历般地了解那一切。所有古今中外写书的人，都在用他们直接或间接感受到的某一方面的知识，通过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无私地薪传给我们。通过书本，我们无偿地接受了全世界的智慧。我们因拥有书本而拥有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书本使我们不论物质是多么贫乏而精神始终富足。书本丰富了我们，使我们在那些浅薄而无知的人面前，显得高贵而文雅。前人用书本积累了他们的创造，这些创造丰富并鼓舞了我们，激励我们用自己的创造再去丰富后来者。这是一种才华和智慧的接力赛：一代人举着书本，另一代人接下去，一代人消失了，另一代人也消失了，而人类思想精神的遗产，却以书本的形式永远地存活在人类世界之中。
在今天这个庄严的赠书仪式上，其实应该感谢和感激的是我。我送给你们的书并不贵重，而你们却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它。我把这些书送到这里来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我的住房太小，容纳不下每日都在增长的书籍。各种各样的书，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我都爱惜它们。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美好的灵魂在私语，都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在传授他的知识。有许多书是签名赠送的，更代表着浓郁的友情。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空间安置这些才华和智慧。我以为让它们流落在外面是对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的不敬。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以这种让人放心和感到安慰的方式接纳并安置了它们。书是用来让人读的，我相信，这些书在你们这里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深深地感到欣慰。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东方文化之瑰宝
民族服饰之精华
——读《中国民族发饰》大型画册
解伟
由上海戏剧学院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四载完成的集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创意之精华的又一力作——《中国民族发饰》大型画册在国庆五十周年前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对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从头做起，是一项看似平常却又不可或缺、看似积累却又是创新、看似简单却往往无从着手并使人望而却步的工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系统、全面介绍研究，且具有知识性、学术性、权威性著作问世的原因吧。而今，当我们打开这本豪华精美的画册时，无不为浸润其间的艺术感染力和民族文化的震撼力所吸引。三百多幅精美的彩画，既有生活的真实性，又有现实的审美性，加上附配的三百多幅生活照片和六万多字的文字描述，向读者介绍了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发式和头饰的形态，联系各民族的地理环境、图腾崇拜、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背景因素的分析，使读者对我们民族服饰文化的生成、演化和民族间的沟通有所认识和了解，更感到我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的民族头饰在其图案的设计、线条的运用、色彩的组合、物什的搭配等方面达到了艺术的极致，连专家们也叹为观止，为之折服。为此，我们在欣赏这一件件“文物”作品的时候，就不仅仅囿于作者绘制的精美图画的艺术魅力，它还会把我们带进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而这些正是这部画册的价值所在。
综览全书，区分各民族的特点之一是发饰的多变。发式是从活动装饰进到固定装饰的过渡状态。比如，不同支系的苗族、瑶族妇女，发式也各具特征，海螺式、麻花式、圆盘式、盆桶式、尖塔式、蝶翅式、拱形、牛角形等真是千姿百态。不同的发式变化，均蕴含着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性格特征。
头饰、冠盖的多样、丰富、贵重是又一重要特点。少数民族头饰的材料非常丰富，以银为主，还有金、铝、铜、锡等金属；珠玉、松耳石、珊瑚、玻璃球、蜜蜡等非金属材料；羽毛、兽角、兽牙、刺猥刺、昆虫壳、花朵、竹筒、竹片等动、植物材料。饰物的形式有冠、帽、角、簪、钗、箍、圈、梳、铃、链、牌、扣、泡、球等等。日喀则、江孜一带的藏族姑娘成年后，盛装时戴一种叫“巴珠”的头饰，一个“巴珠”上往往缀有上万颗珍珠宝石。海南藏族妇女发套上排列许多银盾，最大的如汤碗，多达三十个，一套银盾重达二三十斤。
愈有民族性则愈有世界性。该画册的出版对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让我们更了解自己，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乃至借鉴、演化各民族多彩纷飞的发饰，丰富现代人们的美好生活都是有益的。（附图片）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打招呼
裴毅然
在很多情况下，打招呼还连带着一份心情。今天如果打了一个不该打的招呼，或者没打一个应该打的招呼，心情就会有所破坏。老记挂着，甚或老后悔着。
最难打的招呼自然是与上级，或者是与有名望的上辈。因为对方比自己“高”，既怕失礼又怕近谀，其间的分寸不太好掌握。最好打的招呼是与同事、朋友、老熟人。此时，因心无挂碍，什么都不用想，点个头，问个好，半秒钟后就可腾出脑子去想其它事情，自己不多想，也不担心人家多想。说来不信，与传达室老头打招呼，可能心情最好！
近日观察，时下中国，新近退休的领导干部与人打招呼时心理障碍可能最大。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刚退下来的领导都不大愿意再进原单位的大门，探其心理，恐怕很大程度就在一个打招呼上。原来是众目仰峰，一个个见着都打招呼。如今，不要说原先的平级，就是下级、下下级，甚至门口传达室的老头若没及时和你打招呼，你也心里有些不平衡，甚至会在心里重温一遍古代格言———人一走茶就凉。一般要等到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心理有所调整，这才会慢慢看淡别人的招呼。那时，你可能会心宽脸松地踱进单位，进大门时，也许会首先跟传达室老头点一下头。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相聚长城
童古 丽珂
8月26日，夜色渐渐笼罩了群山，巍峨、雄浑的八达岭长城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台湾“中国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幼狮合唱团”的师生在几位青联委员陪同下，来到居庸关，圆他们的长城梦。
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灯火通明，在绿色、黄色灯光的辉映下，长城雄伟、挺拔。来自祖国宝岛的师生们沿着留下祖先足迹的长城攀登，不时抚摸着烽火台的墙壁，仿佛可以感受到先人们的精神。杨老师是声乐指导教师，她妈妈是四川人，爸爸是云南人，而她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看到长城她非常兴奋，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闽南话、一会儿四川话、一会儿云南话，说着笑着。其他人也和杨老师有一样的心情。
台湾幼狮合唱团一行这次是应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和北京市青少年海外交流中心的邀请到北京交流、参观的，有九位老师，四十几名队员全是台湾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中间许多人是第一次到北京，从踏上北京那一刻起，便被这里的一切所吸引。这里有那么亲的亲人，有那么现代化的城市，还有那么美丽的景色。今天夜色中的长城又一次扣动了他们的心。虽然这一天从早晨起，他们马不停蹄地参观游览了大观园、天坛、北京大学、十三陵，但在长城面前，他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毫无倦意。他们站在高高的烽火台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纵情高歌。音色优美、激情澎湃，歌声在群山中回荡。
在台湾的师生放声歌唱的时候，又一队年轻人也登上了长城。他们一样的青春、一样的快乐，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长相，就连穿着的风格都一模一样的休闲。有人说：这拨台湾人讲话怎么有北京口音？原来他们是北京一家会计事务公司刚刚毕业分配来的青年员工。他们寻着歌声蜂拥而来。“唱得真棒，是专业的吧，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台湾来的”“啊———”人群大叫，开始激动了。两岸青年就这样相遇了，虽然台湾与北京远隔千里，但他们并不陌生，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没有谁在组织，大家竟自发地联欢起来，找互相都会的歌来个齐唱：“长城谣”“阿里山的姑娘”“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中国心”……一曲唱罢，商量片刻，马上又是一曲，“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两岸中国青年的歌声交融在一起，情感也交融在一起。陪台湾师生前来的中国歌舞团演员戴滨和二炮文工团张华敏也走到人群中间一展歌喉，戴滨的“龙船调”在两岸青年的哄笑声中刚背过了河，张华敏的“天仙配”又找来台湾的白老师当“董永”。据说这位台湾的“董永”还是满族正黄旗人士，到北京更是有主人翁的感觉。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在众人应和中联欢会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知不觉，时光飞逝。因为明天一早台湾的师生还有活动，带队老师不得不打断大家说“时间不早了，就到这里吧”。“啊———”又一阵大叫，谁都不愿离开。最后在一曲“珍重、再见”的歌声中，两岸青年相互握手、击掌，相互道别“再见”、“欢迎再来北京”、“再见”……
两队年轻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在夜幕里他们没有看清谁的脸庞，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但是相信他们都会记住彼此，记住1999年8月26日夜晚，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北京和台湾两队年轻人的巧遇，以及巧遇之后和谐、欢快、令人激动的相处。在这一幕并没有事先安排、并没有人导演的活话剧中，两岸中国人自发而又自然的真情演出，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是雄伟长城的震撼，是祖国亲人的感染，回程的路上，台湾师生一路欢笑、一路歌声。当然在离开长城前，没忘了买件T恤衫留作纪念，上面写着“我登上了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附图片）
摄影：朱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