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国庆专版)
专栏：
中国：文明与改革
俄中友好协会主席 季塔连科
本月29日，我将应邀荣幸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观礼，这使我回忆起我与中国50多年千丝万缕的联系。
孩童时我已迷恋上中国。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家墙上有一幅中国地图，我在上面插满了解放区的小红旗。在学校和村里，我常介绍中国革命形势，人们送给我一个绰号“小中国通”。1953年我考入莫斯科大学，专业是中国哲学。为探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我曾致函郭沫若先生讨教。1957年2月14日，我实现了朝思暮想的愿望——到中国学习。此后，我生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在中国，我实际上读了三所大学。除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之外，我还深入基层读完了一所“社会大学”。“社会大学”的第一堂课是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来到工地和大家一起劳动。看到中国领导人忘我劳动的身影，我干得也特别起劲。“社会大学”第二阶段是在河北省黄村度过的。我住在村里的王大妈家，在整整7个月的时间里，我一面继续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史，一面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这段经历至今回忆起来心里还充满着无限的感激。黄村这所“社会大学”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大学。
回国后我长期作为译员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外交部工作。工作中我一直强调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认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及中国文明的特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现行的内、外政策。为此我编写出版了《古代中国哲学》、《汉代哲学》。我主持工作的远东研究所编译出版了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邓小平的著作，翻译出版了郭沫若、赵树理、茅盾、老舍等人的文学作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评价这些变化？对此，俄罗斯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并形成了两个观点对立的派别。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事实使人们得出结论：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不可用苏联和西方的标准评价，中国将以自己的特点、完整的文明方式走自己的路；由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我认为，中国走改革开放道路，将促进俄中相互的发展，两国合作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尤其让俄罗斯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俄罗斯困难时期，中国不仅对俄高度理解，而且尊重俄的国际地位，尊重俄的民主尊严。经双方努力，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并建立了信任、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为亚太地区解决类似复杂的国际问题塑造了新的模式。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多极结构，建立现实、可靠的国际新秩序。
我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走向21世纪现实的、需要不断完善的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不断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国文明是中国文化与民族意识的高度统一。这种文明是中国社会团结一致的保证，并最终完成把中国变为现代化、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的任务。
我感到非常荣幸，50多年来，我致力于了解中国、向俄罗斯介绍这个伟大国家的悠久文化事业，并为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中国：文明与改革》。在这本书里我力图阐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特殊性和自身特点在改革和稳定中发挥作用的。（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刘刚译）
季塔连科简历季塔连科生于1934年4月27日，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57至1961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目前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谊协会主席。季塔连科曾发表过大量介绍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文章，并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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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逢其时”两度春
日中友协顾问 岛田政雄
50年前的10月10日，在东京神田的共立讲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我们和在日华侨联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天压卷之作是一位华侨代表的紧急动议。其内容是：积极支持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应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参加联合政府。这个动议成为全场一致的决议。庆祝会通过的另一项决议是，从即日起，筹备成立一个日中友好的民间组织。
当我如愿以偿地被推举为筹委会成员之一时，无比欣喜。这是我第二次感到“生逢其时”。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1945年8月15日在上海听到广播中昭和天皇宣布接受联合国的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的时候。此前，由于反对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统治，我被捕入狱3年。出狱后在日本国内仍被警察监视。为反抗法西斯统治，我离开日本来到上海。那时正值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我目睹了许多日军的暴行。但是，当时日本军部竟不知羞耻地说侵略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民族的圣战”，还策划召开赞美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文学家会议”，网罗一些汉奸文学家，上演了一出丑剧。我无法沉默，于是给上海的报纸投稿，揭露日军占领上海后所犯下的罪行。上海领事馆警察以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把我抓进地下拘留所，并进行了约一年的拷问性调查。因此，得知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枷锁被打开后，我第一次感到“生逢其时”。
50年来，我有幸置身在日中友好的大潮中，与两国无数的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中日两国关系中有山、有谷，有喜、有悲，有许多难忘的人和事。
日本战败投降后，我和一些志趣相同的日本人被中方留用，曾在上海的日文报纸《改造日报》担任编辑。
1950年10月，日中友好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不久就惨遭破坏。11月，大阪支部被美军搜查，事务局两人被捕。接着，位于东京神田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事务所被搜查，大量的《人民日报》被没收，资料部部长赤津益造被捕。
当时美国占领军对出版物的检查十分严苛。对于外国人的言论、著作，如果没有本人亲笔的刊载、翻译授权证明书，就不允许出版。这样，中国领导人、著作人的言论和著作就不能翻译出版。我写信给中国朋友，要求帮助解决，很快就有了回音。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好多中国的领导人和著名文化人都寄来了亲笔书写的翻译授权证明书。日中友好协会与讲谈社、岩波书店等主要出版社召集中国学者、翻译家，组成翻译出版恳谈会，同美军占领当局交涉，最终得到美军检查部门的同意。中国文献的翻译出版变得活跃起来。
《人民日报》上的“东京通讯”，也是中国朋友帮助的成果。当时，我想把日本动荡的状况告诉中国朋友。信中的内容作为“东京通讯”在《人民日报》不断连载，文章署名“蓝海”。后来《人民日报》同我直接联系，指定通讯题目，通讯连载更加活跃。1958年3月11日的通讯《重回祖国的希望使他活下来》，受到好的评价。通讯报道了山东省农民刘连仁被日本侵略军绑架来日，并从做苦役的矿山逃出，在北海道荒野中穴居14年的悲惨经历。蓝海的通讯在1964年9月日中两国实现记者交换以前的空白期间，能做出一定贡献，我由衷感到高兴。（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译）
岛田政雄简历岛田政雄1912年生。著名日中友好人士。1929年成立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机关刊物《战旗》杂志社。1933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赴上海学习中国文学，1944年在上海《大陆新报》上揭露日本的“大东亚文学”运动的欺骗性，为此被捕入狱。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恢复自由，1946年回到日本，1949年参与发起成立日中友好协会，现任日中友好协会顾问，被中日友好协会授予“中日友好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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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墨中友谊天长地久
墨中友协会长 克里斯蒂娜·萨莫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节日，也是墨中友好协会的重大节日。
墨中友协成立于1953年，40多年来，我们洒下的汗水浇开了墨中友谊之花。1972年两国建交后，墨中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墨中建交前，两国交流难度颇大。1955年，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接待了中国第一个杂技团和第一个贸易展览团访墨。从6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协会担任秘书工作，负责在墨西哥发行《中国建设》和《北京周报》等中国杂志。当时，发展订户相当艰难。我们不厌其烦地给朋友打电话，参加大大小小的书展，到各校园张贴征订广告，采取多种形式，争取到一大批读者。由于当时中国书刊不能直接邮寄到户，我们将收到的中国杂志一期期、一份份地转寄或直接送到读者和朋友手中。
确实，当时在墨西哥开展中国文化宣传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我一生从事小学教师工作，协会中不少会员也是教师，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各自的学校开讲座，办图片展，散发书刊，放电影和幻灯片，讲中国民间故事，教太极拳，形式多样地向学生们介绍中国，培养他们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
在墨中友好协会，大家喜欢称我“中国通”。我对新中国情有独钟，源自学生时代对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精神以及对毛泽东主席的钦佩。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他领导了中国革命，是他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是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它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鼓舞了世界上其它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斗争，对墨西哥和拉美其它国家也有很大影响。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墨西哥人，虽然远在太平洋彼岸，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她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会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中国爆炸原子弹，我为之激动。中国发射人造卫星，我为之兴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为之扬眉吐气……
1972年，我随墨中友协访华团访华，有缘初识中国。中国人民勤劳、热情、好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那时正处于中国“文革”时期，人们生活单调，社会气氛比较沉闷。虽然所见所闻与我想象中的新中国模样不完全一样，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中国的热爱，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团结一致，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
迄今我已十多次访华，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多次荣幸地见到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每一次访华都使我开阔眼界。今天的中国到处生机勃勃，繁荣兴旺。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国强民富之路，人民生活多姿多彩。更重要的是，开放的时代孕育出一代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充满朝气、勇于开拓创新的年轻一代。
回顾我在墨中友好协会30多年来做过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我担任主席6年来协会取得的成果，我十分欣慰。这6年来，我们不定期举办中国专题报告会，请访华归来的会员谈访华感想和印象，我们坚持开办武术、中国烹调、按摩、中国工艺品制作、中文学习等培训班，向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大量有关中国的报道素材，与电视11台教育频道合办了“墨西哥与中国儿童”专题节目。我们组织墨西哥儿童与上海儿童进行图画交流，将上海儿童图画作品拿到墨西哥小学巡回展出。我们在城郊索奇米尔科湖区建立了墨中友谊岛，请来访的中国朋友在岛上植树留念，作为墨中友好交往的见证。我们帮助来墨留学人员解决生活和学习困难，动员有条件的会员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我们发现小学教科书有歪曲中国历史的内容，经与教育部交涉，更正了有关内容。
墨中友协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心甘情愿为发展和加强墨中人民友谊这个共同目标多作奉献。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张仓吉译）
克里斯蒂娜·萨莫拉简历克里斯蒂娜·萨莫拉，女，1940年生于墨西哥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和社会系大众传媒专业毕业。1968年开始在墨城多所中小学任教，获墨教育部颁专业教师职称。60年代末参加墨中友好协会活动，历任秘书、干事、部门负责人，1993年任协会主席至今。（附图片）
图为作者（左一）一九九七年六月访问中国时在桂林与少数民族演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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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的巨人
英国前首相 希思
在过去25年间，我曾24次访问中国。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74年，这是在英国政府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两年之后。在机场，有几千名年轻人挥舞着旗子载歌载舞地欢迎我们，我和我的同行者们从未想到我们有可能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
邓小平副总理当时到机场迎接我，我很快便意识到在他那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格的力量。在这次访问中，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当时毛泽东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我与毛泽东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他的精神一直很好。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国际问题上。我注意到在毛泽东与周恩来总理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尊重对方的判断，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对不同的见解坦诚直言。
18个月后，当我于1975年再度访华时，邓小平已经主持工作。在我到达北京时，邓小平传达给我两个信息。第一个来自周恩来。尽管他已经安排了同我会面的时间，但医生后来说，在那期间他需要治疗，因此他不能同我见面了。我表示了遗憾，并请邓转达我希望他尽快康复的良好祝愿。“你知道，”邓小平接着说，“毛泽东主席现在年事已高，因此不可能安排你和他的会见”。我觉察到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与毛的会见依然抱有希望。果然，在这次访问中，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一见面我便对他的衰老感到吃惊，他不得不由人搀扶着站起来向我致意，但他的热情却一如既往。在我第一次访华时，主要的问题都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谈的，这次却只有邓小平在毛的身边。我注意到，邓小平的地位明显地上升了。我与邓的会谈真正涉及国际关系以及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所有领域。
我喜欢和邓小平讨论问题。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他总是非常坦率和直截了当。他乐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并随时准备对直率的问题给予直率的回答，他的幽默感使讨论变得生趣盎然。他精力过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着那种直接涉及事物本质、从小处入手解决大问题和将政策贯彻到底的能力，并且愈近晚年，这些特点就表现得愈为明显。尽管他们在个性和政治技巧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时代的巨人，他们全面地观察和理解世界，并且通过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在政治风浪中，邓小平总是坚持他的信念，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持国家的稳定方面，邓小平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使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及其发展为任何人所远远始料不及。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包括西藏和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我关注中国在农业、工业领域的改革，政府如何控制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的进程，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所致。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改革的成功符合中英两国的利益。
迄今为止，我与三代中国的领导人有过交往，我从中懂得了怎样去理解中国和她的杰出的人民。我真诚希望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能够继续发展英中间业已存在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利益。（本报驻英国记者蒋千红译）
希思简历爱德华·希思爵士曾于1965—1970年任英国首相，并于1964年和1970—1974年间担任英国保守党领袖。他是迄今为止任英国下院议员时间最长的人，被尊称为“议会之父”。希思曾24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地方。（附图片）
图为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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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龙好龙
——访法国前巴黎市长雅克·飞龙
本报驻法国记者 果永毅
图为雅克·飞龙先生
在法国华人社会，提起雅克·飞龙先生，几乎无人不晓。一则因为他与中国结下了绵绵数十载的情谊；再则因为他对旅法华人乃至亚裔的关怀照顾。
飞龙先生是法国著名企业家，1964年，戴高乐将军在西方大国中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法中两国的政治与文化交往日趋活跃，然而，经济交流却进展缓慢。飞龙先生认为，中国人聪明能干，与他们合作会有不俗的成果。加之他素来崇尚中国孔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前往中国成了他的夙愿。1968年，他终于踏上了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工业生产自然也不景气。但是，他还是尽可能地与当时的中国企业界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从此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飞龙先生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分动情。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在是一场伟大的变革。一个幅员与整个欧洲相等、人口超过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国，在短短20年中，竟然一举摆脱贫困，走上飞速发展的道路，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他说，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验证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实力。中国采取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已经为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飞龙先生的10次访华中，最为难能可贵的要数1989年9月的那一次，那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飞龙先生认为，法国不应该中断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交往。他率团于1989年9月抵达北京访问。到北京后，他广泛地接触中国政府领导人及普通市民和大学生，了解到不少第一手情况。访问结束回到巴黎后，他及时举行记者会，向法国舆论界介绍他所了解的情况。当记者主动重提这次访问时，飞龙先生深情地说：“现在距那次访问已有10年，1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证明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特别强调说：“你知道，我在法国属右翼的观点，这样评论中国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站在朋友的立场，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得出上述结论。”
飞龙先生对法国华侨、华人心肠侠义。他说：“中国人十分聪明、勤劳，又十分懂礼貌。因此，我很喜欢跟他们交往。我在巴黎市长及19区区长任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华人和其他亚裔做过一些事情，那都是我的职责。我至今与许多华人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往。”
记者请飞龙先生谈一谈对21世纪的中国有何展望。他不假思索地说，只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坚持目前稳重的治国方针，坚持搞市场经济改革，同时运用好自己的人力、物力资源，中国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就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临近结束时，记者特意询问飞龙先生，他的法文姓氏按标准译法，中文应为“费隆”。他为什么中意“飞龙”这一译法？他笑了笑：“中国是以‘龙’为象征的，就像法国以‘雄鸡’为象征一样。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我衷心希望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能够早日腾飞起来。”
雅克·飞龙简历雅克·飞龙1912年1月11日生于法国伊夫林省乌耶市，曾任肖松汽车厂董事长、法国自由共和党全国总书记、巴黎市市长。1995年至今担任巴黎地区名誉国会议员，被尊为巴黎市政府元老。—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