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舞台习幕·文艺评论)
专栏：
弘扬凛然正气 赞美壮阔人生
——评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十部长篇小说
卓岩
经多次酝酿和认真筛选，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十部长篇小说的评选终于尘埃落定，获此殊荣的作品是：《抉择》（作者张平，群众出版社）、《中国制造》（作者周梅森，作家出版社）、《突出重围》（作者柳建伟，人民文学出版社）、《草房子》（作者曹文轩，江苏少儿出版社）、《走出硝烟的女神》（作者姜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人民文学出版社）、《苍山如海》（作者向本贵，湖南文艺出版社）、《男生贾里全传》（作者秦文君，少年儿童出版社）、《补天裂》（作者霍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中国青年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继六十年代初之后又一个长篇小说的高产期，创作领域大大拓展，表现方式和叙述手段呈多样化的趋势，由此推动了长篇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涌现出不少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十部献礼作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赞颂英雄，弘扬理想的价值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在这十部献礼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它对战争与新生，磨难和幸福，以及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的描写和表现，不仅能够深深地感动读者，而且能让读者在英雄主义的感召下体悟壮阔人生之价值所在。描写一支五十多人的孕妇队因战争所需离开主力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顽强周旋，或许带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走出硝烟的女神》正是通过描写这群经历不同，职务不同，个性不同的解放军女战士，于危险和磨难中坚定革命信念，在革命的集体中经受考验锤炼成长的历程，表现了怀有崇高理想、信念坚定、目标明确的队伍必然是无坚不摧、一往无前的。孕妇队的女战士单个看大多数都是平凡的女性，可当这些平凡的人在革命精神的指引下组成一个坚强的集体时，又会产生十分壮健的生存能力和异常强大的战斗能力。无疑正是有了无数平凡而又伟大的男性和女性的积极参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会获得新生的希望并拥有未来，伟大的新中国也才会诞生并不断壮大。《走出硝烟的女神》以浓烈的情感表现了追求理想者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不仅写出我们这支革命队伍的灵魂所在，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感召发扬。
战争时期需要英雄，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作为拥有现实争取未来的支撑。柳建伟的《突出重围》，是一部和平年代的英雄颂歌。客观地说描写军事演习的创作，的确很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而柳建伟却以他比较出色的叙述能力和激情洋溢的笔墨，将一场看似一般的军事演习写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能有此效果，英雄主义的宣扬和浓墨重彩绘雕英雄人物，倾力赞颂献身理想的壮阔人生，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大军区副司令方英达，无疑是作者心目中典型的军人形象。为了他所钟爱的军队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为了他所钟爱的军队能够后继有人，他不顾癌症后期的病体，一丝不苟地坚持部署军事演习。而上校教官朱海鹏，虽因一直未获重视以及个人问题而萌生转业的念头，团长范英明也由于过分自负而跳不出传统的军事思想，可在热爱军队，渴望自己的军队永远强盛这一点上他们又保持同样的信念，并愿意为此舍弃个人的是非恩怨，义无反顾地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突出重围》围绕一场军事演习，不仅写出了和平年代军人的奉献精神，为科技强军而奋斗追求的豪迈风貌，而且由此表现了人民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永远保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传统。正是由此，作品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远大理想和英雄主义总是震撼人心的。为此，描写一对老军人夫妇看似并不浪漫，也没有多少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的《我是太阳》，才会让无数的读者为之感动。关山林和乌云的婚姻与家庭并不是“夫唱妇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为共同理想的奋斗中不断凝结的，比一般夫妻情感厚重得多的相互理解，相互珍惜的情谊。那种看似粗粝实则坚定深沉的情感之流，在相互滋润中，不仅使双方的理想追求更为坚定，显示出壮阔人生的美丽，而且，在那美丽情感的辉映下，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商业主义浪潮中以金钱为基础的所谓浪漫、甜蜜的爱情竟是那样的苍白和乏味。《我是太阳》的艺术魅力，既在于它表现了“理想主义”作为“太阳”所具有的永不熄灭的能量，也在于它由关山林和乌云这对老军人夫妇的婚姻和家庭所显示的追求理想，追求崇高而令人感动，使人神往的真正的浪漫和传奇。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弘扬不是简单的颂歌，它需要作者对生活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严肃的判断。尤其是社会进入比较复杂的转型期，价值观受到多种冲击，人生面临多种考验与选择时，具有关注现实，勇于揭示矛盾的优良传统的中国文学如何去表现这个纷繁的世界，如何表现理想的价值和崇高的追求与卑鄙和庸俗的冲突斗争，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不回避矛盾，正视现实问题的严峻性，是下面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点。《抉择》、《中国制造》、《苍山如海》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当前现实生活的敏感话题———不少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腐败、贪污、受贿、作风拖沓、人浮于事……但又都不是简单的展示或展览，而是在正视现实，揭示矛盾的同时，着力描述坚持理想，追求崇高的共产党人与卑鄙和庸俗进行顽强不懈的斗争。李高成（《抉择》）、章时弘（《苍山如海》）、孙亚东、田立业（《中国制造》）等，无疑都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身为一市之长的李高成不知不觉中陷入流俗与卑鄙的包围，他一手提拔的中纺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基本全部堕落，级别不低的妻子也经受不住考验而成为一个带有一定隐蔽性的大贪污犯。一边是亲情和友情，一边是法理与正义。是放纵并因此保护自己，还是大义灭亲并为此冒危及个人前程的风险，李高成面临这一“抉择”不可能没有短暂的犹豫和彷徨。而作者正是以李高成难以避免的“抉择”的艰难与痛苦，表现了理想和崇高固然美丽，但对美丽的追求却少不了代价甚至牺牲。历史多次告诉我们：不论什么时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总是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没有牺牲的精神和勇气，必然到达不了最后的成功。也正是这种描写，不仅写出了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像大浪淘沙那样，前进的队伍必然有掉队的，有落水的，也有躺在同伴的身体上潜行的，如此，才更好地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优秀与可贵。
真正共产党人的优秀和可贵，不仅在于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也在于他们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无私无畏。李高成凭借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也凭借一身凛然正气而战胜了腐败之风的围困，实践着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追求。《苍山如海》中的章时弘同样是在理想、信念的鼓励下，以凛然的正气冲破低迷之风的包围，追求“为官一任，造福百姓”的目标。作为一个排名靠后的县委副书记，章时弘掌握的权力并不大，不仅左右不了县委的决策，甚至连小职员的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平凡、平庸的角色，于波谲云诡的权力角逐中，在歪风邪气的包围下，正确的驾驭着生命之船，一直驶向理想的港湾。原因就在于章时弘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良心、义务和责任感，而不是个人野心去对待工作、对待百姓。他时时处处把百姓的利益和要求放在心中，为了搬迁群众的利益，他敢于违抗当时县委书记的指令，坚持不让挪用上级发放的搬迁款作修建县城大街为县委装脸面。为此，章时弘虽然得罪了上上下下的不少人，但他以自己的坦荡与真诚，以自己的质朴而又耐心细致的工作，赢得了多数同事的理解，也赢得了众多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艺术形象，应该说章时弘是富有新意的。他不像焦裕禄能以资历和威望影响周围的同事与百姓，也不像“新星”李向南那么才气横溢，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尽自己所能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看似胸无大志，却又是在不断地完善和完美着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社会需要开拓型的带头人，同样也需要章时弘这样的甘于淡泊，尽职尽责的领导干部。
和章时弘一样，《中国制造》中的市纪委书记孙亚东、市委秘书长田立业也都是为了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名利和得失，愿为理想而献身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纪检工作无疑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使，而孙亚东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纯洁党的队伍，为革命事业能够更健康更顺利地发展努力工作着，并因此而遭到暗算。看似玩世不恭，实则胸怀远大理想，期盼有机会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干点好事的田立业，并没有因为总是被人误会，总是得不到重用而消极懈怠，并于抗洪抢险中为救护同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由李高成、章时弘、孙亚东、田立业等艺术形象，《抉择》等三部作品，既表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固然尚未尽满人意，仍存在许多问题，革命队伍也决非百分之百地纯洁，可正是因为有了李高成、章时弘、孙亚东、田立业这样的党员干部，理想的价值和崇高的追求，才会坚定地延续，浩然正气也才一直主导着社会的选择；又由李高成、章时弘、孙亚东等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浩然正气，反映出我们的党充满希望，我们这个民族也充满希望。正是因此，《抉择》、《中国制造》和《苍山如海》虽然不回避矛盾与问题，但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主导的描写，在表现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同时，又给读者以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强烈感染和影响。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不仅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历史小说《李自成》和《补天裂》，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颇具内蕴的描述和表现。
应该说，对于历史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与表现是正常的，同时也是艺术繁荣的反映。姚雪垠对李自成的认识、评价和表现，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个人的色彩也相当明显。而正是那种个人的色彩，使《李自成》既富于认识历史的价值，又极具相当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而这一切，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源于作品中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张扬。中国历史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而李自成无疑是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具特色的一个。他有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具体提出要为农民夺回土地，也有相对完善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思想。是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指引鼓舞下，李自成一步步走向胜利，然而他的结局又十分悲壮，历来为人民钦佩和同情。姚雪垠正是基于如此的情感，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颂。我们在阅读《李自成》中，不仅由李自成为什么失败的描写再次认识到创业难，守成同样不易，从而对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进理解，同时也能从李自成目标明确、追求坚定、百折不挠的精神中感受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召唤。
爱国主义无疑应该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灵魂。如果没有爱国主义作为主轴，所谓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就有可能流为浮躁的、个人性的行为。从霍达的《补天裂》中，我们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补天裂》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以鲜明的形象再现了香港人民于1898年“香港拓界”时，自发组织起来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顽强斗争的经历和过程，不仅在于作品描述了以易君恕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为强盛祖国、振兴民族而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以及这种求索得不到理解的尴尬与苦恼，也不仅在于表现出“弱国无外交，国衰受人欺”的警醒作用，更在于由易君恕和香港新界人民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的理想与情操，能给读者强烈的感染。无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而正是爱国主义所激发的强大无比的凝聚力，才使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数千年的风雨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断焕发出新鲜的生命活力。
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本质体现。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由少年儿童成长的视角，对此进行了颇为生动活泼的叙述。崇拜英雄是儿童的天性，机智活泼而有点淘气的贾里，骨子里是对英雄的向往。他在香烟内塞进火药帮助鲁智胜戒烟，与鲁智胜错将追自己孩子的叔叔当作小偷之类的行为固然表现出十一二岁孩子的幼稚，甚至不乏恶作剧的成分，但他所追求的无疑是高尚的、理想的人生价值，是不甘平庸，期盼有所作为，是崇尚勇敢和坚强。正是通过这些描述，《男生贾里全传》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少年儿童正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感召下健康地成长，他们不会成为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也不会在未来的世界性的激烈竞争中轻易被淘汰，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下一代充满信心。
理想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它总是鼓舞和激励人们不满现状，拓展和丰富自己的人生。曹文轩的《草房子》，以细腻的抒情和略带感伤的笔墨，而在当代儿童小说的创作中独树一帜，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但理想主义的张扬同样是他创作的基调与灵魂。《草房子》中关于南方偏僻乡镇小学的描述，虽然表现了贫穷带给农村孩子的多种创伤和磨难，但孩子们不为客观困难所屈服，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又深深地感动着众多的读者。正是追求知识，期盼改变自身命运，进而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现状的理想，激励油麻地小学的孩子们奋发图强。而向往未知世界，向往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且成为历史得以发展，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
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十部长篇小说所体现出的关注现实、追踪时代、弘扬正气、赞美壮阔人生的基本特点，无疑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以宣扬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己任的文学，必将在乐观进取、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精神的指引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更加优秀的作品。
第10版(舞台习幕·文艺评论)
专栏：
讴歌民族英雄 弘扬爱国精神
—新编历史徽剧《刘铭传》创作前后
一个多月以来，七十七台全国优秀剧目献礼演出异彩纷呈，好戏迭出。其中以高歌爱国旋律，呼唤祖国统一为主题的徽剧《刘铭传》格外引人注目。这出戏从题材的选择到论证严谨慎重，一二度创作精益求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达到了有机统一，在寻求戏曲艺术与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最佳结合点上作出了有益尝试。尤其是剧中主人公刘铭传一百年前“何日中华得强盛，月圆人和国土全”的呐喊透过历史尘封，在今天依然激动人心。这里选登部分有关创作、评论文章，以飨读者。———编者
1996年2月，我们对当年的重点剧目生产进行题材规划和论证，立足于把握地方特色和发挥地方优势，认为安徽肥西人刘铭传于清代末年临危受命镇守台湾，抗击法军，维护了祖国尊严的历史功绩，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显得格外光彩照人，可能构成历史感与现实感水乳交融的一部好戏，决定启动以刘铭传为题材的剧目创作。
题材确定之后，我们请出具有丰富编剧经验的金芝先生执笔创作剧本。金芝先生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剧本创作。有了较为成熟的剧本，我们又对安徽的不同地方剧种进行分析，认为徽剧的流行面虽然不是太宽，但它古老而质朴，特别是唱腔阳刚粗犷，慷慨激越，颇具黄钟大吕风范，易于突出刘铭传形象的英雄本色和形成沉雄厚重的剧作格调，决定用徽剧投排。
1996年9月，我们以省徽剧团为班底组建剧组，《海证》一剧进入二度创作。鉴于剧中两个主要角色所属行当是省徽剧团演员阵容的弱项，于是从省京剧团抽调董成、王兰芳两位优秀青年演员加盟，分别饰演刘铭传和夫人程氏。同时又从浙江请来与徽剧团有过多次合作的徐勤纳导演执导。《海证》一剧于1996年12月在安徽剧院公演，获得好评。
《海证》公演之后，我们多次组织座谈，多方征求意见。那次演出被认为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处理舞台调度与人物塑造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在精品意识的引导下，我们果断决定复排《海证》，把演出水平向前推进一步。1997年春节刚过，我们请来中国戏曲学院金桐导演，开始复排《海证》，并将剧名改为《刘铭传》。《刘铭传》一剧于5月底如期再度公演。由于复排更为严谨地尊重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和更为细腻地挖掘人物心理、抒发人物情感，剧作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更加丰满地塑造出刘铭传的英雄形象，演出水平得到了切实提高，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赞誉。1997年10月，《刘铭传》经过再度修改后又一次公演，有关专家对剧目的演出水平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从1997年9月至1998年8月的一年时间，《刘铭传》一剧先后荣获第六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97中国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第八届“文华新剧目奖”，囊括现今设立的所有三项全国戏剧大奖，实现了安徽戏剧冲向全国的重大突破。而今，《刘铭传》又应文化部邀请，来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让爱国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安徽省文化厅供稿）（附图片）
第10版(舞台习幕·文艺评论)
专栏：
政治的，更是抒情的
棠樾
戏剧界有着“弘扬主旋律”的要求，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政治性较强的作品的提倡。对此，不少戏剧作者总感到有些隔阂，认为较强的政治性可能制约真情实感的抒发，削减剧作的情感流量；而充沛的情感抒发又实在是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规律性要素。于是，政治性与艺术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对立起来，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解是构成近年来戏剧力作涌现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言，徽剧《刘铭传》的成功可以证实，上述理解或许是一种误解：只要我们不是以狭隘的眼光去看待政治性要求，不是刻意去做绝对化的主观阐释，那么，政治性与艺术的抒情性完全可以结合得亲密无间，乃至相得益彰。
毫无疑问，刘铭传是一位政治风云人物。他早年为淮军名将，曾经服从政治需要参与镇压捻军；后虽一度罢官归隐，又在列强觊觎宝岛、朝廷战和两难的危急之际出任台湾巡抚，可谓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作为以刘铭传在台期间所作所为为题材的剧作，《刘铭传》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抗击法军、团结汉番、推行新政的政治抱负，以及敌强我弱、清廷衰微直至马关签约的政治背景。也就是说，《刘铭传》一剧的浓厚的政治色彩是被取材所先天决定了的。
作为经验老到的编剧，金芝先生自创作伊始便有明确意识：剧作的政治性是不可回避也是不必回避的；但要把这种政治性与政治概念区别开来，那就必须使其水乳交融地汇合在艺术的抒情性之中。因此，金芝先生特别警惕那种抽象性地大书特书刘铭传政治功绩的写法，而是用刘铭传的人生命运线索去推动剧情进程，循着这条线索充分展示人物的思想境界和尽情渲染人物的情感世界。实际上，金芝先生这样做是事半功倍的：只有当观众真正关注剧中人物的命运，与剧中人物的思想境界产生碰撞、与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发生共鸣时，才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人物的政治功绩的伟大和显赫，才会真正仰视人物所树立的政治丰碑。把政治性与艺术的抒情性结合到一起，进行形象地含蓄地表现，决不会削弱政治性，相反地，倒使这种政治性更加易于被接受、易于被认同。
值得庆幸的是，导演金桐先生在创作思路上与编剧不谋而合。金桐先生对于文学剧本中的抒情性篇幅极为重视，并在二度创作时加以拓展和深化，从而在舞台上构成几场感人至切的戏剧场面。我们看到，舞台上的刘铭传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如何建功立业，而是他撤基保沪的战略决策遭到误解之后那坦荡激切的心灵倾诉；而是他在进退维谷之时那抚今追昔的深沉反思；而是他在割让宝岛、壮志未酬之际那面对大海而喷发的悲愤情怀。观众是被艺术的抒情性深深感染的，而感染之后便有政治性的思索：敬重刘铭传的一片丹心和一腔热血，唾弃清廷的腐败无能；随后更有一种政治精神的升腾和振荡，那便是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高高飘扬。
第10版(舞台习幕·文艺评论)
专栏：
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启生
写戏贵在写情，不然戏剧就会失去应有的艺术魅力。力图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来描绘历史，从而让观众通过形象，直观具体地把握其底蕴。这恰恰是安徽省徽剧团最近上演的新编历史剧《刘铭传》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应该说刘铭传的命运结局是悲剧性的。该剧编导紧紧抓住主人公保卫宝岛、建设宝岛这一生命活动历程予以刻意描写，目的就在于实现主人公个人主观意志与客观的历史发展情势之间的强烈冲突，从而指引观众在这种冲突过程中直观具体地感悟到导致他命运的悲剧性结局的社会根源。清代末期，当法国侵略者进犯台湾，意在增加索赔的筹码时，清廷统治者已慌了手脚，虽派刘铭传镇守台湾，其实只是虚样文章，旨在减赔款的银子罢了，而全无真心以正义战争反击侵略者，来保卫人民，保卫国家领土。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主人公命运悲剧性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悲剧性的历史阶段时，其成员也就不可能逃脱其悲剧性的命运轨迹，尽管他满怀一腔报国热情。追昔思今，今日之中国若不是政治昌明，国力强盛，香港能在经历百年沧桑后胜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会拥有今天这样令人自豪的民族尊严？基于这点，新编历史剧《刘铭传》的上演无疑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写历史剧重在写人，但只关注人的外部的生命活动，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的开掘，不仅会影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还会削减对历史揭示的力度和深度。《刘铭传》的另一个特点正在于编导恰当地为人物外部行为寻找到内在的情感依据。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既符合剧情，又忠于史实的人物形象。如在该剧第三场，抗法保台情势大变，台湾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夫人程氏逼他照恩师李鸿章的安排回大陆避风，他不得不道出久埋心底的衷情：“恨不能舀一瓢海水洗红顶，多么想做一番好事慰余生。”显然，对这份内在的情感的揭示是十分重要的。有了这个情感基础，主人公形象才丰富起来，显示出时代的真实，而无拔高之嫌，并为今天的观众所理解，同时也为主人公在舞台上的行为：保台、建台、爱台乃至他强烈的爱国情怀提供了内在的逻辑根据。所以当刘铭传最终在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时，问天、问地、问大海，透过历史尘封呐喊：“何日中华得强盛，月圆人和国土全？”我们无法不为之动容，其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外部生命活动与内在情感是统一的，才使得这百年情怀到如今仍然如此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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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史为戏
金芝
徽剧《刘铭传》创演于一九九六年，数易其稿，艰苦攀登，亦曾获多项奖励，直至有幸作为国庆五十周年献礼节目，登上首都舞台。回忆这个过程，正是我的创作初衷在金桐导演与艺友们的帮助和舞台磨练中得到深化的过程，常怀感激之情。
我的初衷之一，想写一个真真实实的历史人物，写一部站在历史真实基石上的历史剧。刘铭传是晚清的一位名将，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时，受命去台湾，在“抗法”“建台”中功勋卓著。一八八七年台湾首次改道建省，他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日本，他愤而吐血，隔年逝世。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值得一歌者，自当是后十年危难赴台所建功业。一部戏难写一生，撷取其赴台一段，只述业绩。我先采取了一个笨拙的办法：“以戏记史”，把史料中激动我的、可以入戏的地方，以戏剧化的方法（包括必要的虚构）记下来。一气写成十个片断，这就是最初稿本。作为戏，虽不完整，作为史，却是真实的，作为人，也是突出的。因而，现在的六场一序一尾声的框架，除头与尾，基本上是那十个片断的调整与充实。
初衷之二，是想写一个既有特色又还好看的戏，于是就进入了艰难的“化史为戏”和“化戏为徽”的过程。“以戏记史”，虽有前述两个好处，但也有明显缺憾：缺少一般戏剧结构所需要的连贯、集中、完整的故事性，只能以人物命运的起落构戏。这就更要强化特色，力求好看。徽剧是一个拥有丰富声腔与表演的古老剧种，饰演刘铭传的董成（梅花奖得主）、饰演大夫人的王兰芳、饰演刘云带的李龙斌（梅花奖得主）等，都是善演能歌，为此增强了一些表演场面和大段抒唱，直至把原来“尾声”一场戏，凝炼成一段“八问大海”，一唱了之。刘铭传是安徽人去台湾，又是以徽剧演他去台湾事，两地特色之交融，当可相映成趣。我们想：只要紧扣历史、人物和戏剧，愈有特色，便愈有观赏性和感染力。
初衷之三，上述两点追求，都是为了抒发我们对台湾宝岛的情思，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愿望。但我们意识到，愈有历史的真实性，愈有现实的深刻性；愈是政治性强的题材，应当力避写成政治宣传戏，追求艺术性，写成政治抒情戏。比如，刘铭传是复杂的，他是以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凶猛而成名将，但又屡遭罢官。他后来还曾自省而一火焚烧了过去的军功文折。可以写人物一段，但不可割断一生。便有这么一段发自心底之唱：“恨不能舀一瓢海水洗红顶，多么想做一番好事慰余生。这才愿危难之时重出征，孤身跨海守国门……”最后他在痛闻《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唱的“八问大海”，也是强化内心真情。这部戏的主题，似乎无须特别张扬，因为期盼祖国统一是中华儿女心中一簇不灭的火焰。我们只是记述一宗史实：台湾是祖国项下的一颗明珠。我于一九九四年曾随安徽省黄梅剧院去台湾演出，归来写过一篇记述文，“这难割的同胞情，这难断的文化根，必然编织出祖国和平统一的春天”。这就是我的初衷，我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