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
——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究员
本报记者 马宏伟
在当前消费持续不振、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如何启动居民消费、增加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消费是人对自己生存发展需要的满足，消费需求在最终意义上是满足人口再生产的需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扩大内需问题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究员。
记者：上个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这就是说，人们对生活资料的消费，直接就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如此，消费还能提高生产者的素质，现实的生产者和潜在的生产者都可以通过消费，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从而成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生产者。本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强调了用于教育、保健、饮食等的支出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特别是详细分析了发展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从而成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先行者。现在，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20世纪末的中国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中来时，理论先行者的分析会给我们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田雪原：人口作为一定区域内的居民总体，其数量、素质、结构的再生产始终同物质资料再生产结合在一起。我们研究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必须时刻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口再生产问题。在当前我国从温饱向小康迈进、人民衣食丰足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研究消费、研究人口再生产，应更多地关注提高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质。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多、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质不高一直是一对突出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已有很大提高。近似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的文化素质教育指数，由1982年的4．21提高到1997年的5．81，提高不可谓不快。然而，同发达国家在12以上、教育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10左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我国从业人员中70％以上仅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水平，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者仅占总人口的3．5％。这种状况不仅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知识经济的即将到来极不相称，而且同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不相适应。教育产业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记者：那么，我们有没有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能力呢？
田雪原：有。从国家宏观角度考察，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862．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近2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动，个别年份还略有降低。而发达国家一般占到5％以上，印度、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都高出我们许多。差距就是潜力。如果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这个比例提高0．5个百分点，即达到3．0％，就可增加教育投资380亿元；如果增加1个百分点达到3．5％，则可增加教育投资755亿元。从居民家庭微观角度考察，一些调查表明，居民储蓄存款中平均约有1／3是父母为其子女上学读书准备的。按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存款近6万亿元计算，则高达近2万亿元，相当于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0％。只可惜由于教育发展滞后和产业化程度过低，居民手中的这笔巨额资金不能以教育消费形式释放出来，可谓消费无门。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居民家庭，都给投资教育留下了一个很大空间，一个能够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长远社会效益的空间。
记者：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通过发展教育扩大内需的令人振奋的图景。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我们讲启动消费，讲人口再生产，不能不讲农村问题。而农村又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落后部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消费水平低，人口再生产水平低，教育落后，文盲、半文盲多。种种因素使农村成为我国消费市场中潜力最大、又最难启动的一块。在打破农村生产、消费、人口再生产的低水平均衡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田雪原：当前启动消费需求困难，二元经济条件下落后的人口城乡结构和增高了的城乡人口消费比（非农业居民与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之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其根源在于农民现阶段收入水平低；收入低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低；“两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于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因此，理论上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使城乡人口消费比降低可以增大社会消费需求，但实践上这一比例很难迅速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还有增大的趋势，农村巨大市场还是潜在性质的。要变这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为现实的消费市场，就必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中转移出去，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记者：农村人口城市化确实是使人口再生产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跃进，启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根本大计。怎么样才能使人口城市化既快速又稳妥有序地进行呢？
田雪原：加速人口城市化既要靠政策推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将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到城市来是不可想象的。可考虑实行“三三制”转移方式。一是“源头截流”：我国陆地面积中耕地仅占10％，可利用草地占32．6％，森林占13．9％，内陆水域占1．8％，其余占41．7％。按照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业种植业剩余劳动力向林、牧、渔业转移1／3是做得到的。二是“乡镇企业分流”：利用当前乡镇企业资产重组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的机遇，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既可发挥聚集效应，又可以以全国2．63万个乡、1．84万个镇为据点，吸纳1／3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将其逐步转成城镇人口，或转成准城镇的“蓝印户口”。三是“城市分流”：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只要从实际出发，给人口城市化方针增加必要的弹性，我国六七百个城市吸纳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1／3，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这样，如果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一半和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可提升到40％左右，达到或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可增加6000多亿元的居民消费。如能在6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年平均居民消费可增加1000亿元；如能在3年时间实现这一目标，年平均居民消费可增加2000亿元。
记者：这实在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马力强大的引擎。我们在分析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城市中最低收入人口的消费问题。由于这部分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其消费能力却明显不足，因此，有关研究认为，当前启动消费的重点应该是向这部分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适当提高保障水平，使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达到应该达到的消费水平。这不仅会使最低收入者的消费状况明显改观，而且还会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即只要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消费水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得不到正常保障，政府就一定会给予保障消费的补助，一般城镇居民就没有必要再过分抑制消费，向银行存那么多本应消费的钱了。
田雪原：尽快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也是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征所决定的。1949年以来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经历了1949—1952年的由低增长向高增长的转变，1953—1957年的第一次生育高潮，1958—1961年的第一次生育低潮，1962—1973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1974年以来的第二次生育低潮等几个不同时期。由于中国人口问题属过剩性质，第二次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3亿多人口形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异常庞大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人口移动到哪里，人口问题的难点和焦点就在哪里出现，特别是未来生产年龄人口激增与发展失业保障，人口老龄化与发展养老保障更值得关注。
1962—1973年出生的3亿多人口，现在处于26—37岁年龄层，未来22年内这部分人口还滞留在60岁以下，导致15—59岁生产年龄人口激增。预计可由1997年的7．9亿，增加到2020年的9．4亿，年平均增加652万人，形成持续增强的就业压力。除选择适宜的就业战略、广辟就业渠道以增加就业机会外，失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3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进入老年型社会。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可达4．4亿，比例升至29．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具有老龄化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的显著特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将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首要的问题是要面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时间差”，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集社会供养、家庭供养、老年再就业自养“三养”于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因而，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不仅对当前扩大内需具有关键的作用，而且也是保持和提高我国人口再生产水平，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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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百年
政治经济学
一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
钱津
1901年，清末著名学者严复用精美的文言文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翻译作《原富》，出版发行了。从此，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进入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迄今，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回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史，总结理论发展的曲折过程，对于迎接新的世纪无疑是必要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入
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即随着《原富》一书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来到了中国。1903年，中国学者赵必振将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翻译成中文出版。该书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政治经济学著作，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1920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出版。1930年，吴黎平译《反杜林论》出版，陈启修、潘东舟译《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934年，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35年至1938年，王亚南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全书三卷出版。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此同时，其他政治经济学学派的观点也渐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所了解。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时的传播日益广泛深入，一些学者并开始用它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代表作是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
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被直接用于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矛盾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
苏联范式的影响
新中国诞生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普及性的传播，并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这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仿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仿照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处于调整和起步阶段，社会集中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因而在那时，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渐渐地暴露出其弊端。而体制的僵化是植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的观念之中的。在很长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照搬苏联范式，形成了学科的封闭性。这使得政治经济学在改革之前同传统经济体制一样僵化，在改革开始后逐渐失去其指导作用。一些应用理论学科纷纷脱离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迅速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不仅是过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其他政治经济学学派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学科的建设紧密联系实际，贴近现实，直接为改革服务，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理论景象。从广义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宽广，不再仅仅是讨论生产关系的本质问题，而是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诸方面的研究拓展，广泛吸纳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学科内容。计划体制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等成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宏观经济调控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运行的研究不再只停留在生产领域，而是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对于政府干预的研究，这使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实际经济运行范围达到了一致，使关于运行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也被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之中，研究发展与研究改革在理论研究中处于同等重要位置，并且也是经济运行研究的延伸与继续。这方面的理论进展对于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联为一体，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基本体系。
20世纪末，政治经济学经过改革的洗礼，呈现出大整合的趋势。这意味着面对挑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将20世纪以来人类关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加以系统的总结，从而推进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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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有效需求不足：
分析与对策
阎坤
在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通货紧缩：分析与对策”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财政部科研所、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对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分析
有学者认为，通货紧缩一般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伴随着经济的衰退。但中国目前仍然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我们所面临的需求不足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
有学者提出，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这可以表述为三层意思：其一，物价水平下跌的原因，在于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大于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和经济衰退；其二，由于供给大于需求，而新的产品和劳务因技术进步滞后而难以产生，实体经济领域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因而银行出现了某种“慎贷”甚至“惜贷”倾向；在货币供应“内生”的条件下，这同时意味着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换言之，在经济衰退、物价下跌和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三者之间，前者是本原的，不是货币供应的收缩导致投资减少和生产下降，而是生产下降和投资萎缩导致信贷供应和货币供应减少；其三，增加货币供应只是治理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就是说，要治理通货紧缩，仅仅增加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
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已经陷入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认为主要应从实体经济方面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的主要根据是：第一，由于供给过剩，加上几十年来的重复建设，客观上要求“破坏”甚至“消灭”一些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所以，从总体上看，投资增长率逐步下降，消费的增长则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而又一时难以回升。第二，虽然我国的货币供应增长基本保持正常，但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全社会的购买力进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基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它属于经济运行的实体方面。第三，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在最近几年集中解决，这使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第四，从90年代初期开始，全球经济已陷入供给大于需求的境地。第五，世界经济正进入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长周期”的下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新的科技革命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新的产业不断产生但尚未形成稳定的基础，而大批传统产业则大大收缩。
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对策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缓解有效需求不足，从根本上说要从相关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等方面解决实体经济问题。同时，从货币政策来看，金融部门要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健康发展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实基础；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中的作用，适当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处理好加强金融监管与增强金融企业活力的关系，通过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消除制度性紧缩效应，在治理整顿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时，要有“破”有“立”，化解金融风险与积极支持金融创新并重，鼓励它们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有效办法；在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不畅的情况下，重视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在“储蓄——投资”转化中的功能，积极支持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险资金以适当的形式通过证券市场进入实业投资领域；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法上，要注意用财政贴息的办法，以财政投资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并引导民间投资的投向，用财政资金带动信贷扩张；调整投资政策，扩大鼓励投资的范围，以增加货币需求。尽快开工一批有利于产业升级的投资项目，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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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现阶段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
许军
分析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目的在于充分认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现状，使启动消费的政策有的放矢。
分化性特征。改革初期，由于我国居民的收入比较平均，使得80％以上居民几乎同时进入同一消费领域，消费指向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而今天，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未来的消费指向具有了明显的差异。1999年4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家庭的未来消费指向将集中在住房、汽车和电脑上。另一方面，1997年底，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27．3台，电冰箱8．9台，洗衣机21．9台，基本上相当于1986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拥有水平。因此，可以肯定，彩电等大件耐用消费品仍然是未来广大农村家庭的消费热点。可见，我国消费品市场传统格局已被打破，统一消费群体已经分化。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消费政策和开拓市场，按照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供给结构。
收缩性特征。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在低水平徘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造成居民消费规模相对收缩的首要原因是近年来居民收入增幅的减缓。造成居民消费规模相对收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价格因素。消费还是价格的函数，消费的变化与价格的变化呈反方向运动关系。尽管从1994年起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逐年回落，但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房价和医疗教育服务开销却直线上升。而住房、高档装修等恰恰是很多城市居民继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之后的新的消费指向。因此，降低住房等的价格，以加快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是启动消费的重要举措。
谨慎性特征。该特征表现为受对未来收入与支出不良预期的影响，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变得缩手缩脚。最明显的表现是，1996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然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却持续攀升。造成居民消费行为谨慎的原因，一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增加缺乏信心。二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支出增加深感担心。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虽宣传酝酿多时，却一直没有到位，增加了人们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谨慎消费心理。另外，今年5月以前我国股市长达两年的熊市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效应”，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居民谨慎性消费行为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期性特征。我国居民消费自80年代以来连续攀上了几级台阶。一级台阶是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二级台阶是以住房及装修、空调器、电话及服务性消费为主的消费需求。三级台阶是以电脑、私车为主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达到一级台阶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完成从二级台阶向三级台阶的跨越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理由是：第一，随着台阶的升高，对登上台阶的实力要求相应地提高了。农村居民是从百元级迈上千元级，城镇居民则是从千元级迈上万元级甚至十万元级，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期；第二，经历了消费需求持续的超常增长后，城乡居民客观上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恢复”。我们在收入起点很低的条件下，仅花了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城镇居民家电普及的路程，许多家庭都有疲于奔命的感觉。
市场性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消费者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以有限的收入换取最大的效用成为消费者行为的基本原则。这条原则要求消费者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消费经验和对各种消费信息的分析判断，在众多的商品和服务当中进行理性的选择。现阶段居民消费日益强烈的市场性特征，要求启动消费的政策必须立足于消费者的实际，政策力量应变成市场信号。例如，前一阶段有关部门和商家隆重推出的消费信贷，并没有引起预期的热烈响应，似乎就可以从消费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市场原则是否契合上找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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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世纪中国走势丛书”
“世纪中国走势丛书”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世纪中国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李忠杰）、《科学的定位——初级阶段论》（杨宏禹）、《所有制革命——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所有制改革》（侯孝国）、《走出误区——经济转轨与资本运营》（黄桂田）、《先富！共富？——中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赖德胜）、《历史性跨越——走向民主法治新世纪》（郭道晖）和《为政者请走好——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蔡长水）等七种，就我国世纪之交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论述。丛书既有对历史进程的叙述，又有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剖析，并善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体例活泼，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做到了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陈冬新）
《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
国际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金润圭编著的《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国际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了国际企业管理的程序、经验和思路。内容包括国际企业跨国经营的动机、国际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国际企业环境、国际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国际战略管理、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市场营销、国际投资与资产经营、跨国生产和技术转移、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国际转移价格与税收管理、国际财务和会计、国际经营风险和防范、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等。全书集理论、实务为一体，材料翔实新颖，重点突出。该书适合大中专院校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师生、企业管理与经营人员、政府经济部门工作人员及经济理论研究者阅读参考。（王子奇）
《贸易走向未来》
为使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多边贸易体制更多地被人们所了解，该组织秘书处编写了《贸易走向未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概要》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WTO的基本知识、各项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成员、组织结构及目前正在审议的新议题。该书文字通俗易懂，有助于人们了解WTO和多边贸易体制基本知识。
该书现已由外经贸部国际司译成中文，由张江波、索必成翻译，张向晨校译，法律出版社出版。
（小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