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远山的回响
本报记者孙海涛
编者按：去年8月25日，本版以《远山的召唤》为题，介绍了深圳市一批报名赴贵州贫困山区义务支教的志愿者的事迹。如今，从深圳、宁波、大连、青岛等4个沿海城市赴黔支教1年的38名志愿者，圆满完成使命而陆续启程返城。他们在贫困山区的工作情况如何？又有怎样的生活体验？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老师，您走好”
“说不哭，怎么还是哭了。”林浩良手捂着双眼仍止不住眼泪。几位宁波老师一早得知，怕山路遥远赶不上送行，班上10多个同学昨晚在教室睡了一夜。
7月15日，在贵州台江县老屯乡中学义务支教的志愿者就要返城了，临开车前，乡亲们难舍难分，不停地往志愿者怀里塞着象征着祝福的彩蛋和亲手刺绣的荷包、腰带。孩子拽住老师的衣角，哭着说：“老师，您走好。”
别情依依，从深圳、宁波、大连、青岛等4个沿海城市赴黔支教一年的38名志愿者，每人都有一个学生的留言本，上面记满了学生对老师的保证、感激和怀念，那是被他们开启了窗户的心灵在声声呼唤。
一年前，来自大连的孙成晶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是：“听说过大连的请举手。”没一个举手。学生们不但知识匮乏，还听不懂普通话，上课不敢发言，习惯填鸭式教育，令他心情沉重。
深圳的李泓霖曾问一个学生：“你长大干什么？”“种田。”“种田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娃。”“生娃娃干什么？”“种田。”
面对这样的孩子，精神的启蒙更加重要。于是，升国旗、办广播、各种竞赛评比、早读、值日乃至漱口洗脸换衣服，都成了“教”的内容。志愿者们竭尽所能，一年来他们所带的班级成绩普遍大幅提高，一些单科成绩进入全校甚至全县前列。更重要的是，山外的世界已让山里的孩子萌生出美好憧憬。从来唱不出一首完整歌曲的孩子们，在车前同声唱出《老师，您好》，唱出了对这些远方的哥哥姐姐深深的依恋。
冲着吃苦而来
志愿者们是冲着吃苦来的，然而山区的苦仍然出乎他们的意料。
“哇，怎么这样？”深圳姑娘温慧琴一到长顺县威远镇头都大了，这哪像个镇？两排破木板房夹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一眼望到头；而学校则是四根木柱三面篱笆，好几个学生挤一张木板搭起的课桌。不少学生的午饭竟是一粒粒炒玉米。
家访是他们体验贫困的主要方式。每个学生家他们都走到了。跋山涉水，一年里最少的走烂了3双鞋，最多的王冰峰走烂了6双鞋。一次，涨水季节，林建华和王璞涉河家访，差点被水冲走。几位同伴狠狠责备他们，两人说，当时只想到不能失信于学生。
孙成晶是觉得“心”苦。这一年他告别了甲A赛事，只有一场大连队的比赛，实在忍不住，花了几块钱坐车到县里过了次瘾。大伙儿说他真奢侈，为看场电视还要住一晚“高级宾馆”。
志愿者们从没有过这么艰苦的生活。生活艰苦，精神反倒丰富了，三五人开伙，既节约又其乐融融，一年下来，竟大都喜欢上了当地的酸菜豆米辣椒水。
愿有更多的“蒲公英”
宁波的几位志愿者清晨起来，常会发现门口有一小堆水果或两棵青菜，但他们从不知是谁送的。
队长卢君卿一次病重住院。醒来一看，枕边是全班同学凑钱为他买的两袋白糖。他说，尽管他听不懂苗语，但家长们那关切的眼神他将永远不会忘记。
“多一份生活经历，同时也锻炼一下自己”，这原是不少志愿者的主要目的。没想到一年来，这种自我目标完全变了。他们在付出每一分关爱之后，得到的是一种从没有过的崇高感和使命感。
志愿者们为当地如何发展经济、教育甚至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大量建议。卢君卿向自己的公司提供了将部分企业内迁贵州的可行性报告，引起董事会重视。志愿者们在各自的城市联系了数百名“一帮一”的助学者。
薛恒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写小说，然而临近支教结束，她竟写出了37万字的小说《蒲公英》。称为纪实小说，因为讲的都是这些支教点的真人真事。
短暂的一年，丰富的一年，他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志愿者的生活，也走进这个行列。
说实话，每个人都遇到过不理解。特别对那些原来在金融部门、合资公司干得不错，月收入至少上千元的人辞掉工作来当1年志愿者，更是觉得“离奇”。能够有些理解的人说得也合情合理：你就用工资去扶贫助学，不也一样尽了爱心？然而，他们不只是一个施舍者。
一年前，志愿者们在贵阳会合准备分头下去的那晚，大家兴奋地唱着歌，朗读着自己的诗作，充满了激情与欢乐。那是开拓者的激情。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再次相聚，都已有了变化，然而激情依然。感受很多，但有一点共同的是，这一年是他们最用心、最动情生活的一年，也是最难以忘怀、最值得回味的一年。
前来迎接他们的4个市的团市委领导说，今年又掀起了参加志愿者的热潮，估计报名的人数将比去年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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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城市新观察⑥
因河而名，因坝而立，三门峡市的发展与万里黄河第一坝风雨同舟，可人们常常只知有坝而不知有市。如今，三门峡市立志以自身的崛起赢得人们的喝彩——
三门峡：与大坝共争辉
本报记者李杰戴鹏万秀斌
万里黄河一路蜿蜒奔突，穿过黄土高原来到三门峡，仿佛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对挡在面前的高山，她不再回避，而是“刀砍斧劈”地凿开“人门”、“神门”、“鬼门”，从而东流入海。三门峡因此而名。1957年4月13日，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三门峡这座城市也应运而生。
因河而名，因坝而立。三门峡市的成长发展因此而注定要与大坝风雨同舟。
市政建设之初，“服务于水利工程建设”是当时唯一的指导思想，谈不上什么谋篇布局，也讲究不了个性风格。75岁的廉善魁老人对我们讲，他1958年来到三门峡市时，唯一像样的建筑物是三门峡水利工程局大楼，市行政办公只能租借民房，施工人员就住在路边搭起的简易帐篷里。但“第一坝”不仅仅是当时黄河上的第一大坝，它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工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是，这片荒凉之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大批的“又红又专”人才。
1961年10月，三门峡市由地级市降为县级市。大坝建设者们明白，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原规划设计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蓄水后的三门峡水库远未达到规划所设想的功能，甚至有人建议要炸毁大坝，后在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召集、研讨、制定方案等努力下，泥沙淤积问题得以解决，大坝也得以发挥其防洪、发电等功能，但三门峡市却从此失去了当初那份豪迈与朝气，变得迷惘而徘徊。
而今，三门峡市又重新找回了当初那份自信与骄傲。盛夏时节，我们徜徉在三门峡市街头，时而为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商业网点所吸引，时而为那些品位高雅、设施完备的图书馆、体育场及高等院校所惊叹，时而为那些雄伟气魄、朝气蓬勃的厂矿企业而振奋，时而为宜人的风景区而陶醉……
面对如此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城市，令人难以想象这一切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1986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市重新升格为地级市。借此机遇，更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三门峡人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发展定位：走出大坝“后勤部”的局限，为大坝服务又不局限于为大坝服务，依托大坝发展又不局限于大坝而发展，充分发挥三门峡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优势，走“工业富市”之路。
来到三门峡，听人们说得最多的是矿产资源，我们看得最多的也是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成为三门峡市新的立足点，而这尤以黄（黄金）、白（铝）、黑（煤炭）最为突出，其中黄金储量及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依托这些矿产资源三门峡市已初步形成能源、冶金、化工、建材、铝材等支柱性产业。
以工业立市，最让人担心的是污染。我们几次绕行三门峡市，那种可怕的空气污浊、污水横流的情景没有出现。相反，三门峡人正在把市区6公里长的涧河改造成新的风景区，连同黄河与陕州风景区把三门峡市装扮得越来越像一座大公园。
对于人们知三门峡大坝而不知有三门峡市，三门峡人并不多作辩解，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确光芒万丈，几十年来三门峡市也的确生活在大坝的光辉里，但他们相信，有了新的发展定位，有陇海铁路、310（连云港—天水）和209（呼和浩特—北海）两条国家干线公路、2000年将建成通车的洛（洛阳）三（三门峡）高速公路的便利以及正在成长的以陕西渭南、山西运城、河南三门峡为中心的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三门峡市将与三门峡大坝共同争辉。（附图片）
题图：雄伟壮阔的三门峡大坝。
马合福摄
今天的三门峡市楼如林绿如茵。马合福摄
1957年三门峡建市时唯一像样的建筑物。万秀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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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远行记
走进“白裤瑶”
本报记者杜峻晓
在瑶族的大宗族里，白裤瑶是重要的一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裤瑶族主要生活在位于桂西北云贵高原的南丹县里湖乡等地。
到里湖乡那天，正逢赶圩。四面八方的各族群众都凑到了一起。不过白裤瑶族的人是最容易辨认的。这个族的男人上身全都穿着黑色的衣裳，下身则穿着过膝的白色短裤，一年四季均如此打扮，不论热也好，冷也好。白裤瑶即因此而得名。白裤瑶的女人下穿齐膝百褶裙，上身的衣服分作前后两片，中间则用一条窄窄的带子相连，在炎热的夏季显得格外凉快。
在圩上，记者看到来赶圩的男人大都提着一个鸟笼子。陪同记者的老罗说，白裤瑶人爱鸟是出了名的，上地里干活、走亲戚、赶圩，鸟笼子是一直提在手里的。他们有时候也把最心爱的鸟拿到圩上出售。在圩上的一个角落里，记者看到那里凉快处的一根木头上挂着一个鸟笼子，10多个白裤瑶男人正兴致勃勃地围在那里欣赏，笼里的画眉鸟不时发出好听的叫声。男人们的嘴里模仿着鸟叫，使我们分辨不出到底是鸟在叫还是人在叫。
听当地的干部说，白裤瑶人的家中虽然都有猎枪，但他们是不肯用枪打鸟的。遇到自己喜欢的鸟儿，他们会撒开双腿费力去追，鸟跑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直到把鸟追累了，再也飞不动了，便抓起来，放进鸟笼子里。
由于白裤瑶人大都生活在土地瘠薄、用水困难的山村里，他们曾长期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山坡上的地块非常小，当地人称之“盆一块，碗一块，帽子下面盖三块”。为了耕种小块土地，有时要翻山越岭，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天旱时，人畜用水得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挑。前几年，多数白裤瑶人还住的是破旧的茅草房。在我们去怀里村的路上，记者看到昔日的茅草房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县里帮助白裤瑶群众修建的新瓦房。
据介绍，1990年，县里开始实施白裤瑶异地搬迁开发计划，几年时间里搬迁了1200多户，5000多口人，白裤瑶的群众搬出大山后到扶贫林场进行异地开发，种植了4万多亩林果，近2万亩粮食，住上了宽敞的砖瓦房，用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人均收入达到1200元以上。留在原地开发的贫困户，人均耕地也由原来的不到0．3亩增加到0．6亩，大部分解决了温饱。
在怀里村学校的墙壁上，记者看到一条极醒目的标语，上写：本村姑娘不脱盲不嫁郎。里湖乡的乡长说，生活条件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如今，越来越多的白裤瑶人认识到了学文化的重要性，早时家里穷没来得及读书的年轻人后悔不迭，于是，村里办起了农民夜校。村里为了帮助白裤瑶更多的妇女早日脱盲，与学校老师达成协议，利用假期时“包学到户”，一个老师包教10多名妇女学文化。于是村里的姑娘们主动提出：不脱盲，不嫁郎。乡长说，这几年，白裤瑶已有两人考上了大学，让白裤瑶人看到了学文化的“出息”。
从怀里村回来的路上，记者看到一辆大卡车上坐满了赶圩归来的白裤瑶男女，他们一个个面带微笑，坐在驾驶楼子顶上的几个姑娘还向我们招手致意。给我们开车的司机说，这里通公路是近两年的事，交通方便了，白裤瑶跟山外的联系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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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拆神龛挂科普
芷江农民讲科学
杨必坤
“南瓜藤上结黄瓜”，每年可采摘四至五季，亩产3800多公斤，比常规种植每亩超产1400多公斤，笔者日前在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镇一里街了解到，发明这一培植技术的是昔日盲从迷信，今朝运用科技兴农，成为远近闻名的科技示范户农民田茂彬。
芷江近年来封建迷信有所抬头，一些农村“越穷越信，越信越穷”，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现状，该县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反迷信，破陋习，树新风教育，同时，开展科普讲座和各项实用技术的培训。罗旧镇是全县“土地庙”最多的乡镇，通过下乡帮村工作队重点帮助教育，率先将所建10多座土地庙全部拆除。此举震动了全县，其它应拆的50多处土地庙也全被农民自发拆除。如今该县农民不再相信“土地爷”，一心一意学科技、用科技，不少农户纷纷将自己家的神龛拆下，用科普挂图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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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加快发展不松劲
中共湖北十堰市委书记阎增福
阎增福，1944年生，大学文化程度，曾任湖北化纤厂厂长、书记，襄樊市副市长、市长，现任十堰市委书记。
树立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是一个地方能否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关键。对我们这样对一方土地拥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而言，如在事关发展方向问题上走弯路犯错误，那是担当不起的，既上愧于党，也下愧于人民。
十堰因车而建，因车而兴。汽车和汽配工业是我们的区域经济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厂市共兴共荣、共同发展是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多年前，有句老话叫“无工不富”，我们根据十堰的实际情况，直至今天仍然一以贯之走工业立市之路。
这些年，我市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和压力，工业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势的发挥来讲都还存在问题。一方面，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汽车市场出现结构性疲软，对我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我市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结构不尽合理。针对这些，我们因势利导，深化改革，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既想方设法让东风汽车公司在十堰基地的资产得到充分利用，又解放思想，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同时，多管齐下，大力盘活现有国有企业，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不断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当然，我们的这些发展思路和措施能取得多大程度的实际效果，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不管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有多大，我们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这就是：不图虚名，不谋私利，以“造福一方”为天职，加快发展不松劲。（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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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速成班”质疑
罗盘
前不久，有人找到在湖北非常有知名度的鄂州驾驶学校，建议办驾驶员“速成班”，说是三天一期，一年可办130多期，能赚大钱。该校校长江旗当即回绝：“人命关天，这种速成班办不得。”
鄂州驾驶学校的行为值得称道。记者近些年驻站湖北，漫步武汉街头，常见五花八门的“速成班”广告，诸如驾驶、美容、烹饪、文秘等等，甚至一些学校的研究生学历也可以速而成之。记者略作了解，原来只需你交足学费，三五天就可领得一张合格证书，算是速成了。这些速成的人才究竟质量如何？驾校毕业的，不敢开车上路；烹调班速成的，炒不成一盘韭菜鸡蛋……如此速成，办班者只图收钱，并不能授人以一技之长，无异于“坑蒙拐骗”；而进班学习者，也不可能在区区几天内学到什么真正的本领，只不过混了一纸证书，自欺欺人。这样速成的人才，如果真的上了岗，后果可想而知。
违背客观规律的“速成班”为什么能够畅行无阻？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管理部门、职能部门管理松懈，不负责任。有些管理部门，只要办班者缴纳一定的管理费，便对其办班申请一概照准，而对办班质量却不闻不问。正是管理松弛，才造成了“速成班”的放任自流，才使各种“速成班”有了生存的土壤。因此，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速成班”，我们的职能部门、管理部门应该好好反省自己，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坚决予以取缔。唯有这样，才是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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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色之乡
子长：小土豆做出大文章
本报记者孟西安郑少忠
从延安西北行180多公里，便来到了有“中国洋芋之乡”美誉的陕西子长县。县长杨军宪介绍说，去年全县洋芋（俗名土豆）种植面积达43万亩，实现洋芋产值1．59亿元，农民人均洋芋收入38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几年来，先后有1．8万户、7．1万人靠洋芋脱了贫。
洋芋为耐旱、耐瘠薄、耐酸碱、抗风沙类植物。史料记载，明清时代，洋芋就是陕北农民的传统种植作物，“丰年当菜、荒年当粮”。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子长洋芋更是声誉鹊起，种植面积、转化程度、农民人均洋芋收入均居全国各县市前列，1995年在首批百家中国特色之乡大会上，子长县被命名为“中国洋芋之乡”。
为调动农民种洋芋的积极性，把子长的洋芋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子长县的决策者们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1989年开始把洋芋确定为振兴全县农村经济和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县里还建立了优质洋芋收购保护价，由县有关部门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县上还相继组建了薯类开发总公司、薯类研究所和经销公司，负责洋芋品种的开发研究和加工、销售。
把洋芋良种繁育和技术推广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在陕西省农科院帮助下，子长县先后引进了32个国内外洋芋新品种，并对18个品种进行适应性对比试验，选择适宜品种，建成了陕北洋芋良种繁育基地。
积极开拓销售市场，实现产品优势向商品优势的转化。1998年，子长洋芋再获丰收，总产量达35．1万吨，而当时的年转化能力为15万吨。为拓宽销售渠道，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县委、县政府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薯类产品销售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县直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洋芋销售开辟“绿色通道”，实现“红灯不闪、绿灯常亮”的优质服务。县委书记李和平亲自带领销售人员跑市场、摸行情、找销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西安铁路货站设立了子长股份制洋芋批发市场，西安、武汉、广州、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子长洋芋销售网点。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土豆”不仅走上中国现代都市人的餐桌，而且还远涉重洋，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市场，受到海外友人的欢迎和好评。
谈起子长洋芋的未来，李和平书记仍然是那样激动：我们准备用4年左右的时间，在薯业开发上再上一个新台阶，使子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洋芋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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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苦干不辍福五莲
中共山东五莲县委书记张振川
张振川，1954年生，研究生学历。历任山东省栖霞团县委书记，日照市商业局副局长、日照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97年12月任五莲县委书记。
五莲是一个山区县，全县86％的面积是山地、丘陵，历史上是高度贫穷、闭塞、落后的地方。而如今这里已是一个山川秀美、花果飘香的新五莲：山由荒变绿、由绿变富，全县105万亩宜林山滩已有97万亩得到绿化，林木覆盖率达43％，先后被授予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经济林建设先进县等荣誉称号。1998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30．8亿元和2566元，经济发展跨入了全省中上水平。
五莲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走在艰苦奋斗的第一线，一届接着一届干，一级带着一级干，做到了要让群众拼上，干部先得豁上。搞工程，我们的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风餐露宿、抡镐打钎，脸和群众一样黑，手和群众一样粗。近年来，我们的县级领导成员，带头住最穷的村、包最穷的户，1／3的时间泡在基层。去年县委、县政府几位负责同志跑遍全县，与省里的专家和基层干部一起规划了五条旅游线、九大风景区，并在全县铺开了治河、修路、栽果、绿化荒山等20多项大型工程。在施工期间，县几大班子的负责同志靠得上、蹲得住，有时昼夜奋战在工地现场。在县级领导的带动影响下，不仅使各项工程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带出了一批敢打硬仗、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队伍，带出了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过硬精神。
为使基层干部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也努力营造一个艰苦奋斗的良好环境：对艰苦创业的干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舆论上支持，让他们在政治上“红起来”、生活上“甜起来”、舆论上“香起来”。良好的政策环境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艰苦创业的积极性，形成了“不怕困难怕落后，上下左右比着干”的局面。（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