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曾是一块“空白”
——李德顺教授谈价值理论研究
本报记者邓中好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伦价值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可以说就是一部伦理政治哲学。但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价值论，却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中国正式兴起。那么，这种理论研究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
李德顺：这首先是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相联系的。在此以前，价值观问题由于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理论专利，在我国哲学园地中，“价值论”研究曾是一块空白。新时期开始后，要从理论上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为现代化建设探索新的思想观念，关于人的价值和科学技术的价值，关于价值观念的变革和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就被迅速地提了出来。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把本世纪初兴起于西方、至今已充分显示其重要性的价值论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问题给以正面的研究和回答。价值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哲学问题。近半个世纪来，前苏联、东欧、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做过努力，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记者：20年来，我国的价值理论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的辛勤努力，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当前哲学界和理论界一个很活跃很有影响的领域。从现有成果看，这些研究具有什么突出特点？
李德顺：中国当代价值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从而使它在两个方面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首先，它立足于对实践、认识、历史、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前提来理解和规定价值；注重从真理与价值、真理观与价值观、认识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等的统一来回答和论证问题，旨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积极的理论支持。因此，它不同于西方价值研究的各种主要特点，而是形成了一套有自己风格的概念范畴系列。其次，它又以曾长期受到排斥的价值问题为对象，在观点和方法上改变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理解的传统框架，重新挖掘和整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未曾被注意的思想。这不仅丰富了哲学，而且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问题，改变着通过教科书所确定下来的传统理论体系。
这两方面的显著特点意味着，当代中国价值理论研究的命运，既是理论科学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又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及其健康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记者：中国理论界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和争论持续了20年，其研究和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有哪些重要成果？
李德顺：首先是价值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其次是价值思想史和价值研究的方法问题。从目前发展的动向看，一些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探索跨学科的联合研究。从具体课题看，大量的研究是关于价值的一些哲学基础理论问题。比如：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价值与真理之间是否能够和如何实现统一？人类现实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同观点，但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争论，彼此间的分歧常常并不涉及共同的前提。
讨论中提出的一个带有整体性和实质性的问题是：价值的本质究竟在于它是存在者（主体或客体）内在的一种“属性”，还是在于它本身只是作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现象而存在？对于人、特别是人的需要的理解，也构成一个实际上的理论难点。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将价值观念研究与学习邓小平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中，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讨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科学内容和结构，并把它们与正在进展着的社会实践加以对照，形成了一些富于启发性、建设性的成果。
这首先表现在关于价值主体观念的深化。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以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为基础，确认我们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价值取向。有些论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主体意识的两个主要具体化表现：广大群众的“主人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分析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思想观念、社会组织和管理制度、保障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加以落实和健全的必要途径。其次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价值结构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本身是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和物质价值调节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必然引起政治、道德、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价值结构、运行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其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社会整体结构的统一和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以及未来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生活消费方式等问题，目前处于研究的热点地位，讨论非常活跃。再次是与之相适应的关于社会规范和评价标准体系的探讨和论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丰富思想内容的科学结论，它不仅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本质，而且也应该成为国家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规范。我们的各项制度、法律、政策、措施等，都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使之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而有关政治、道德和文化等规范的发展和完善，也离不开“三个有利于”这个根本基础和出发点。回答这些理论和现实思想问题，也是我们研究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价值观念更新和矛盾冲突问题。例如：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当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现象，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深化。
记者：在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潮流中，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价值观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李德顺：是的，生活实际的发展进一步显示了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事实证明，中国走向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场价值观念上的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思想的解放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在以往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看法中，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观念甚至偏见。这些偏见势必成为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比如，由于受“泛道德主义”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经济、道德二元论”或“义利二分互斥”的习惯思维，总是强调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义与利之间的互相否定、互相牺牲方面，将完整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分割，从而导致“一手硬，一手软”。为了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思想条件，必须从理论上给以必要的说明，建立适合于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这已成为我国价值理论研究、尤其是价值观念问题研究的一项自觉的任务。为此，近几年学术界就“社会进步的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生产力标准与社会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宣传和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中，作为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伟大成果，其中包含了中国社会当前价值变革的深刻内容。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讲话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这一新型价值观念体系的完全确立和充分发挥作用，将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深远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这一价值观念体系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本身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转型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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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读书的“实用主义”
□田学祥
古人云：“走万里路，读万卷书。”读万卷书者，被称为“饱学之士”。据我观察，读书人大约有以下几种：一谓治学，二谓实用，三谓“书虫”，四谓充作谈资……至于读书的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读法。
本人之所以读书，绝谈不上治学，也算不得“书虫”，当然也不会充作谈资，充其量只不过是“老牛吃草”，权作“生存而已”。
为“生存”而“吃草”，是说自己的职业，需要读些书。至于读什么，似无选择。因为“饿”了，就“吃”，也不问是什么名目，只要能饱“肚子”即可。这也许可以称作读书的“实用主义”，或者叫作为实用而读书。既然是读书的“实用主义”，也就只是为了一种需要。需要了就读；需要什么，就读什么。其实，读了什么，读明白了什么，也从未认真地考虑过。然而，既然是读了，也就总是有些长进。以至于采访得来的大量新闻素材，通过大脑这部“搅拌机”一拌和，新闻价值、新闻主题之类，也不用那么苦思冥想，终终然也就出来了；虽不惊人，倒也可以说得过去。待到下笔时，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倒也自然。这也许就是为实用而读书的结果。
人们常说“记者是杂家”。“杂家”，关键在于一个“杂”字。这里大约有两种意思：一是说记者每天都接触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人和事，工作对象“杂”；二是说记者虽看似样样皆懂，其实无一门真懂，实在是“杂”而不专。
正是一个“杂”字，说明做记者不仅要读书，而且要读得多而杂。
多，是指“博”。博，则是要博览。虽不能说读万卷书，但应该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世间万种行当，行行皆学问。在万事万物面前，记者虽不能万事皆通，但也应略知一二。这“略知一二”，如果不“博览群书”，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略知一二”，不要说写不成稿子，就是和采访对象打交道，也是困难的。
杂，是指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凡是能读的，都应该读。新闻从业人员中，大多出于“名门”，也算得是某某校的“高材生”之类。然而，新闻是动态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新闻，对于每个新闻从业者来说，又都是全新的，单靠学校中所学，是很难满足需要的。记者必须有强大坚实的知识积累，而这种知识的积累，又必须在不断变动着的社会发展中得到更新。否则，不进则退，是做不好新闻工作的。
多者不细，杂而不精。然开卷有益，触类旁通。“博”与“杂”，相辅相成。既“博”又“杂”，虽不能说“学贯东西”，但知识厚积，做起工作来，就会从容自如得多；书读多了，知识虽显得庞杂，但正是这种“庞杂”，才能使自己“博学”起来。自己“博学”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就能认识它，准确地把握和反映它，绝不会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困窘情景。遇到具体事实时，即可举一反三，胜人一筹。时而久之，也可成为同行中的“博学”之人了。
笔者以为，学，是为了用；要用，必须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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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文化对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喻国英撰文阐述
企业文化与竞争力
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经营之道、经营境界和广大职工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它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随时都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的结果之一就是能使企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而凝聚力是使企业产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凝聚力既然是一种力，对于企业这个力点来说，就有正向、反向和大小之分。企业只有消除反向力，才能产生竞争力，加大正向力，才能增强竞争力。
企业的成功需得力于“信念”的力量，以及信念对企业人员的吸引力。企业的价值观潜移默化，信念深入人心，全体员工的力量就会凝聚起来，企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人员就会以此作为处理问题的准绳，心就能想到一块，力就能使到一处，企业竞争力就会得到提高。
企业文化的提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其根本要求就是求新求变，追求卓越，使创新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保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企业文化应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充满竞争观念、创新意识。只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企业员工，才能具有强烈的危机感，把不断创新作为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手段，使自己的产品在不断更新换代中获得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好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作保证。在实践中，有的企业在广义的企业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把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作为企业文化的内核即精神文化；把运作方法、方式、程序和规则作为企业文化中层的规范文化，其中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用人分配奖惩办法作为规范文化的两个内层，并在规范文化的外层建立创新、质量、资产三大管理体系，分别设三个层次；把实现目标的结果作为企业文化的表层即物质文化，包括企业有形、无形资产的增值，企业人员报酬及素质提高和税收，捐助社会等社会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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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社会科学界学者聚会北京探讨——
儒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贾红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对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学者们把有关问题归结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能否结合、怎样结合以及结合的思想文化基础三个方面。1．关于“能否结合”的问题。这方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就现实发展而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儒学传统已经死亡，已经被逐出了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儒学传统的掘墓人和替代者。另一种观点则表现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之“纯洁性”和“纯粹性”的追求，即认为两者之间的相互结合与渗透只会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儒家传统作为“封建余毒”当属于被肃清之列。2．关于“怎样结合”的问题。该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如何看待儒家传统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与作用。3．关于“结合的思想文化基础”。许多学者强调对结合问题多作一些具体研究。他们认为，从理论层面上谈结合问题，就要分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范畴及观点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达到结合与统一，在什么程度上不可以实现结合与统一；从实践层面上谈结合问题，就要从现代实践发展出发，抓“结合点”的考察和分析；从制度建设层面上谈结合问题，首先要认清文化属于非政治制度，没有强制性，理顺它与强制性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关系，从而实现两者在文化上的结合。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学科基点有的学者认为，把关于人的问题确立为研究两者结合的基点，是可能的。尽管两者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也有相通之处。1．人性问题。儒学讲人性，是指德性、道德性，也包含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它既有个人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则更注重人的社会性，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2．自由问题。自由主义是西方思潮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自由主义的。儒学没有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但它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就涉及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的问题。但在社会层面上，它的自由被掩盖起来了，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社会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儒家重视的是伦理关系。比如公私关系，都讲公，马克思主义的“公”基本上是讲社会、阶级的整体利益；儒家的“公”并不是最终目的，“公”然后“仁”，“仁”才是最终目的，是超功利的东西。4．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讲的实践主要是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是改造客观的实践，至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则讲得少。儒学则讲个人的道德实践，尽管清代儒家也曾讲生产实践，但仍未脱离道德实践这一根本目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与会者认为，对此问题的研究，各种观点都有一个在方法论上深入讨论的必要。如果各种观点没有一个在方法论层面上大家公认的共同对话规范，就很难在实质性的重要观点上形成对话。所以，大家都应该首先共同来研究方法论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探讨：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和意义到底有哪些？如何确定它们既是“中国式”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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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世纪，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奋发有为，李士撰文谈
知识经济与基本国情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两个初级阶段”再加上“人口多，土地少，底子薄”就是我国的国情现实。进行知识经济的战略研究和布局，必须从初级阶段这个国情现实出发，有重点地开展我国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处于科学前沿的重点学科和领域，发展能够带动新技术突破和新产业形成的应用研究，高度重视对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关键意义的科技创新研究。
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史证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创新。一个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以科技自主创新为主的国家，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大幅度提高国家科技水平并非一日之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面对国情现实，正视国情现实。在人口每年增加1000万、人均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在下世纪中叶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科学技术方面成为少数几个科技领先国家之一”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寻找一条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又不照搬外国模式的发展道路。既要有全国的统一部署，又要根据地区的差别分布实施；既要着眼于长远目标，又要选准近期的突破口；既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能跳跃式地发展。
面对经济发展中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态势和国情现实，发展知识经济应以“梯度发展”为原则。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直接考虑迎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到来的问题。对于中等经济发展地区，应首先考虑发展或完善现代农业和基础产业，考虑进入工业化中期的问题，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则要首先考虑进入工业化初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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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是和谐
——谈《周来祥美学文选》
□张岱年
在《周来祥美学文选》一书中，周来祥提出“美是和谐”。他说：“美是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内容与形式等构成美的元素，和谐、均衡、稳定、有序地组成一个统一整体”，是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这是中西二千年美学思想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美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其本质都是和谐。纵观各种各样的美，如自然界的山川风景之美，百鸟鸣叫之美，人类艺术的诗词文章之美，音乐歌咏之美，绘画之美，汉字书法之美，建筑雕刻之美等等，都表现了和谐，其实质都是和谐。
在中国哲学史上，“和”的观念起源很早。《国语》记载，周太史史伯曾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区别了“和”与“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其实是绍述了史伯的观点。“以他平他之谓和”，意义非常深刻。“同”的事物相互为“他”，如果只有一样东西，就无所谓“他”。“以他平他”表示有多样的东西而又达到彼此平衡，这样才形成“和”。这也就是美的本质。如果只是一样内容，也就无所谓美。如果有多样内容而彼此矛盾冲突，达不到平衡，就无所谓“和”，也就无所谓美。任何形式的美都包括丰富的内容，而丰富的内容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亦即表现了“以他平他”的和谐。
周来祥提出“美是和谐”，并作了详细的论证，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他宣扬“和谐美学”，是对于当代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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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正确认识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
——读《新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
□王伯军
由张雄、王晶雄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一书，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并正确认识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它有三个特点：一是范围广泛。该书精选了在20世纪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读者可以从这里对发生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潮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二是内容新颖。该书所评价的西方社会思潮大多发生在60年代以后，有些发生在90年代，比如数字化生存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论等，都是较有影响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该书对这些思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读者辩证地理解工业化、现代化的内涵及其意义。三是评析正确。该书不是停留在一般地介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上，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边介绍边评论。作者指出，“无论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有多少派别，无论这些派别与社会存在有多少中介环节，归根结底，这些派别的产生和流传都可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中找到其根源。”这体现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在具体的评析过程中，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有肯定、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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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论》
温宪元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论》一书，近日已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第一生产力论与科教兴国等八个方面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理论内涵及其伟大意义，对于理解我国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启迪意义。（木子）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发展思想导论》
王元璋著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发展思想导论》一书，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一新视角切入，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动因、要素、条件、环境、途径、方式、方法、机制、政策、措施等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赵中杰）
《认识论探索》
崔自铎著的《认识论探索》一书，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体特征和实质、认识的发展规律等问题。下部从哲学角度，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该书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坚持和发展相统一原则；创新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原则。
（韩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