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积极财政政策不是长期政策，但一两年不能奏效，要作好三到五年的准备。
增发国债用于投资一定要讲究效益，但主要不是投向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而是有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
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采取减税的方式。
财政的偿债能力多大，不仅要考虑现行体制下财政增收的可能性，还要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对财政偿债能力的积极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不搞一两年
韩文秀
去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发行长期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拉动作用。进一步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妥善处理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问题，即在功能、时间、程度和方式等方面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的辩证法。
积极财政政策不是长期政策，但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奏效的，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三到五年的准备。期望通过连续不断地发债来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或单纯依靠发债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不现实的。无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或者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都需要政府给予支持，包括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直接投入。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积极财政政策的使命在于将失衡的经济重新推入具有内在增长动力的良性循环轨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根本上取决于何时基本完成这一使命。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数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实行了至少6年扩张性的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才基本得到恢复。8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实行了至少10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现了结构调整。其实，如果把赤字和发债看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表现，那么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我们实行的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不过是加大一些力度而已。
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非只要低于3％就必然是安全的，但也不是说某个年份只要超过3％就必然会出危险。经济生活与物理现象不同，3％不是像冰点、沸点那样的绝对临界值。西方一些国家（如欧元区）根据其以往经济发展的经验，把3％的赤字比例作为安全警戒线，但在实践中，某一年超过3％或连续几年超过3％的情况并不少见。3％对我国来说也不是“金科玉律”，从目前的情况看，个别年份超过3％也不会有多大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促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源，使财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即使赤字比例低于3％，也不能说就是安全的、适当的，任由这种赤字长期持续下去，国债必将积少成多，甚至衍生出大的风险。
增发国债用于投资一定要讲究效益，但财政资金的投向主要不是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而是有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如果财政资金也只投向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不是找不到项目，就是与企业争项目，产生“挤出效应”。这样的话，政府就没有找对自己应有的位置，就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其实，财政资金在投下去的时候，由于同时扩大了赤字，从财政循环自身看，可以说已经“终结”了。将来增加财政收入，不能期望从财政投资的特定项目中得到多大的直接回报，而主要是看国民经济能否从困境或窘境摆脱出来，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因此，财政投资的硬性约束，一是必须保证工程质量，二是必须有间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如果财政投资项目恰好也有直接经济效益当然更好。从这样的角度看，政府将不是没有项目可投，而是远不能满足投资需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采取增发国债、增加支出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减税的方式。发债和减税各有短长。增发国债的扩张效应是直接的，但政府直接投资必须以效率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发债越多、无效投资越多、浪费越多的现象。减税的扩张效应往往是间接的，减税会导致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加，但并不必然导致投资、消费等有效需求的增加；减税措施不能频繁出台，一旦出台后，其日后的影响也比较难以控制。但减税会对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产生刺激作用，其影响面往往更广。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在正确把握资金投向、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继续发行国债，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另一方面，考虑到财政收入比重低的事实，我们可以有选择地、临时性地减税。既可以对出口减税即提高退税率，也可以对某些特定的投资行为减税，还可以对特定的消费行为减税。
财政的债务负担究竟多大，不仅要考虑显性债务，还要考虑隐性债务；财政的偿债能力多大，不仅要考虑现行体制下财政增收的可能性，还要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对财政偿债能力的积极影响，以及国有资产与国家债务的对应性。财政的隐性债务负担主要包括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银行呆坏账和一些国有企业的亏损挂账等。将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加起来，总的债务规模似乎大得惊人。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将相应增收；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将会提高，偿债能力将会增强。另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与国家债务相对应，我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可以作为偿债的重要物质基础。1998年我国国有资产达到8．2万亿元，与现行债务总量大体相当，这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因此，如果说我国的真实债务负担比名义债务大的话，那么我国的真实偿债能力也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大。
在中央财政继续发债的同时，应当及早考虑地方发债的可能性和潜力。目前我国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在实践中有些债务实际上具有地方政府债的性质：一是中央政府发债转借地方使用，二是市政公司债券实际上具有准政府债的性质，因为市政公司与当地政府往往有密切关系。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较低，而地方财政比重高，这与许多西方国家很不一样。如果把债务负担都放在中央财政身上，风险就会加大，同时也将限制财政总体的发债能力。地方政府发债有现实的需要。我们所担心的是，一旦开了口子就一发而不可收。其实，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后并没有出现随意贷款和贷款膨胀现象，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不是允许其任意发债。与其让地方政府以不规范的方式搞一些隐性债务，不如修改现行法规，使地方政府发债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并严加管理。例如可以规定，地方政府发债额度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并进行债信评级。这样，地方政府债能否发出去以及能发多少，将受到计划和市场（投资者）的双重制约和调控。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3）
黄牛雕塑有何罪
王慧敏
H省A县是个山区贫困县，山多沟多耕地少，群众生活困难。80年代中期，他们抓住“大包干”后黄牛紧俏的机会，利用山里丰富的饲草养黄牛，实实在在发了笔牛财。群众兜里有了钱，财政也噌噌上升。
为了感念黄牛对振兴经济作出的贡献，县里特请省师范大学雕塑系著名教授为黄牛塑像。教授使尽浑身解数，历时半年完成了任务。雕塑矗立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方。但见那头黄牛肌肉饱绽，奋蹄疾奔，通体透出勃勃生机，给县城增色不少。
A县发了牛财，其它县纷纷仿效。牛多了必然烂市。眼见牛市一天不如一天，A县领导不是从经济规律出发，认真调整养殖业结构，而是怪罪起黄牛雕塑来，认定雕塑位置不好，把风水给破坏了。县里请来有名的风水先生另择吉地，可牛市仍不见起色。县里一而再再而三请风水高手，吉地换了又换，可牛市愣是像黄瓜棚抽掉了竹竿——眼看着往下塌。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当口，县政协一位老同志看出了蹊跷——雕塑是头母牛。阳气不足，牛市怎能上扬？
县里四套班子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作出决定：改雕塑，增加雄性特征。并且说干就干。
消息传到师范大学，老教授十分生气，说这是严重侵权行为，若不恢复原状，他将诉诸法律。
县里振振有词：我们的原意是让你塑一头公牛，谁让你搞成了母牛？
教授说：这原本就是一头公牛。牛在奔跑时是看不出性别特征的。
这可让县里作了难：不改吧，牛市低迷；改吧，教授要告状。如何是好？最后，县里决定：把雕塑砸毁。
这是个近乎荒诞却又真实的故事！
如果说故事的主人公是几个普通农民，尚可理解。可参与闹剧的竟是县里四套班子的大部分成员。
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
A县干部围绕雕塑所做的一切，向群众宣传了什么呢？近些年，迷信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我想与那里的干部不无关系。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哪个地方的封建迷信就会敛迹；相反，哪个地方放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哪个地方的封建迷信就会抬头。
干部要教育群众，首先必须教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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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透过文化看经济
冉永平
经济很硬，文化很软，二者似乎搞不到一块儿。其实不然，经济和文化往往“水乳交融”。透过文化可以看经济，透过经济也可以看文化。
同流现象
留意一下房地产广告，有三个词总觉得特别扭，就是“广场”、“花园”和“高尚”。按汉语习惯，“广场”就是大的空场地；“花园”就是有花的园子；“高尚”则是形容人的品质。这些词小学生都会用。
可按时下流行的解释，“某某广场”八成是指一座大厦，“某某花园”则是住宅小区，而“高尚”也不夸人品，而是夸住宅楼了。
这些时髦大概来自海外。为什么我们要赶这样的时髦？语言文字属文化范围，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受制于经济基础。比较而言，目前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我们要引进资金引进技术，难免文化也要跟一些进来。
我们姑且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化与经济的“同流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优势有时候会变成文化优势，在资本输出的同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输出文化。中华民族一直以悠久的文化而自豪，中华文化过去也曾经影响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究其原因，除中华文化自身的优势外，我们经济一直处于强势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要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经济还是根本。
别舍本逐末
作为上层建筑，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也不可忽视。但这种反作用要有一定条件，比如，并不是说加强了企业文化工作企业就一定能搞好。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亚细亚。我家附近就有一家亚细亚在北京的分店（仟村百货），企业文化很好，员工统一着装，每天早晨坚持搞升旗仪式，并集体背诵企业精神，但最近却倒闭了。
经营好一个企业，除企业文化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因素，如市场预测、投资决策、发展战略等等，文化建设只是企业经营的一个侧面，而且只有其他诸多方面不出错，文化才能如虎添翼。因此，我们企业在学习、借鉴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时千万不能舍本逐末，只学了皮毛，忽略了实质。否则，可真成了买珠宝留下了盒子却扔了珠宝。
交通规则和市场秩序
到国门外转过的人多感慨外国人的遵守交通规则。但也常听国人笑话外国人死板、机械，红灯一亮，一个车影儿都没有，也傻乎乎地站在那儿，非等灯绿才走。
从对待交通规则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外文化的一个区别。我们常说“规矩是人定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中国文化中透着一股灵活。而西方文化更讲究秩序，更注重规则，一板一眼。
灵活有时能占到便宜，但有时候也要吃亏，晚上走快车道的大车，走长了难免碰上值勤的警察。被罚点款还是小事，真出了交通事故霉就倒大了。交通如此，经济中的事也同样如此。前一段看到一则报道，国外一家咨询公司把国内不守信用的企业拉了个黑名单（在赈灾晚会上宣布捐款但回头不认账的企业），提醒到中国投资的人要注意这些企业。或许这些企业依旧潇洒：世界之大，你不理我自有人理我，何妨？但今天这个不理你，明天那个提防你，后天你就离倒闭不远了。
强调依法治国，立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在这方面，死板一点恐怕比灵活一点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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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缉私警察在行动
本报记者赵志文
第一案
1999年1月5日，北京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挂牌成立。第三天，即对一起涉嫌以少报多进方式走私地面卫星通讯设备的大案立案侦查，故此案被称为中国缉私警第一案。此案办得漂亮：13名办案人员前后仅用72天；案值1400多万元，查缴偷逃税款达600多万元之多；最令人叹服的是，人赃俱获，主要案犯无一漏网。
其中，以抓捕该案幕后策划者、主谋沈寅最为曲折。
沈寅是北京某公司副总经理。1月7日，北京海关传唤该公司的报关员，沈寅意识到“东窗事发”，于是提现款500万元神秘消失了。
沈寅在主犯中居首，是破案的关键。缉私警20余次到电信部门，从沈寅的寻呼机、手机和单位、住宅电话的1万多个数据中排查线索。
据资料显示，一名女模特与沈寅过从甚密，在很短的时间内竟与他通话40余次。侦查员经严密监视，发现这个女模特近段时间常与一个姓万的人联系，而万又是该案8个重点人之一。缉私警察迅速找到此人，经说服，万提供了最近沈寅留下的寻呼机号码。侦查员查出机主是个姓王的女人，断定此人是沈障人耳目的马前卒。找到王后，晓以利害，王即呼沈寅会面。两天后，沈寅刚踏入王的住所即被捕获。
第一枪
今年4月20日凌晨一时，深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所属的惠州港支局，在缉私战斗中开了枪，被称为中国缉私警察成立后的第一枪。
4月19日晚9时，该支局接到情报，称惠州港一码头有人走私柴油。次日凌晨1时20分，支局派出的3名侦查员在码头恰逢一辆装满走私柴油的油罐车从码头开出。侦查科科长邱林奋勇当先，冒着被碾压的危险，拦下了这辆作案汽车。与此同时，侦查科副科长韩俊袍带领王清华开警车从小路突然冲进码头，惊得围着两艘油船和4辆油罐车作业的20多个走私分子顿作鸟兽散。后来他们发现缉私警只有两个人，又手持木棍、铁棍、钢锹冲过来。见喊话、警告无效，王清华连开4枪示警，亡命徒们这才扔下凶器逃走。
此役查扣走私柴油10吨，抓获走私嫌疑人6名，查获走私油罐车5辆，并缴获部分凶器。
第一人
韩国人李振元，今年4月15日因涉嫌走私被沈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依法逮捕，他是我国缉私警察设立后抓捕的第一个外国犯罪嫌疑人。
3月18日，沈阳海关货管处向侦查分局移送了一起涉嫌走私保税货物的案件：韩国在华独资企业沈阳西进皮革有限公司申领的3本《进料加工贸易手册》到期没有核销。经查，该公司已解散，人货全无。
沈阳分局的侦查员们义愤填膺地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境内走私犯罪，必受法律制裁。3月23日，缉私警在沈阳一家夜总会抓到了西进公司总经理金明国。金对与李振元合伙走私保税进口皮革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供出李在沈阳的落脚点。次日，李振元落网，他虽也承认保税皮革及制成品在中国内销的事实，但对关键环节闭口不谈。他以为公司已解散，要获得能将他定罪的人证、物证不容易。而没有足够证据，李振元就会逍遥法外。缉私警们毫不气馁，来到解散已久的西进公司，将包括散落在垃圾中的带字的纸张全部筛选个遍，找出一批有关的账簿、表格、单据，初步查明李、金二人在1997年末至1998年间将价值13．8万美元的保税进口料件加工成成品后在境内销售，偷逃税款39．8万元，已涉嫌走私犯罪。
为了查清李、金犯罪的全部事实，缉私警依靠从垃圾堆中找到的线索，先后找到了该公司的会计、出纳、管理员、车间主任等，通过他们陆续找到十几个曾购买过该公司原料和成衣的客户，取得了确凿的证据。最后查明李、金二人偷逃税款达100余万元。并在此案之前的1997年上半年同样将保税进口料擅自内销，偷逃税款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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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名缉私警察遭围攻，时过5个月肇事者仍多数在逃——
暴力抗拒缉私案何日办结
本报记者郅振璞
今年3月19日，刚刚成立两个月的泉州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查获一起连续两次顶风走私香港柴油250吨案，走私资金均出自仙游县枫亭镇“空中加油站”经营人梁凤辉，梁并购回其中50吨柴油，已涉嫌走私。
3月22日上午，泉州海关支局郑建峰、陈东升等4名民警会同泉州市公安局消防支局经济侦查民警郑志明，到“空中加油站”附近等候梁凤辉。下午梁回到加油站，被身着便衣、以谈生意为名的郑建峰引上路旁的缉私车。梁一见车上有民警，向加油站大喊救命。
听到梁的喊声，加油站立即跑出数名手持木棍、镀锌管、石块的员工，加上周围其他一些闲杂人员，团团围住缉私民警毒打。有两人凶狠地将郑建峰抛进路侧两米深的通水沟，并砸石块。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仙游县民警赶来，才制止了这一暴力抗拒海关侦查行径。泉州5名民警中3人受伤，警车车门被砸变形，民警的两台手机等部分财物被抢走。不久，泉州海关支局提请泉州检察机关作出批捕涉嫌走私者梁凤辉的决定。
据介绍，此案为缉私警察队伍成立后发生的全国首例暴力抗拒缉私案。时间已过近5个月，此案办得如何呢？记者日前了解到的情况令人心忧。
因此案分别涉及厦门、福州两家海关，泉州海关支局和仙游县公安局各有上级，虽有省公安厅和“打私办”几经协调，目前仍各忙各的并产生了隔阂。据县、市提供材料证实，目前直接查处追捕参与者8人。省公安厅已在全省发出对梁凤辉的通缉令。其中，“空中加油站”法定代表人、梁凤辉长弟投案自首后取保候审；另刑事拘留2人，有1人也取保候审。被查处追捕者多在逃。
记者在仙游县了解到，数月前县里落实的枫亭一案专案组长、仙游县边防大队长，已于7月25日异地调动；副组长、沧溪边防派出所所长也到省培训，日常主要由所里一个警察在办案。仙游县公安局蔡玉祥局长说：“目前警力不少，精力不减，主要困难是群众不提供证据，现场分发凶器者是两个河南、新疆外地打工司机，也分别在逃。梁凤辉父母、弟兄几个也溜了。”
但泉州海关支局3位负伤民警反映，至今没人向他们取证，“当地对‘空中加油站’没有任何关停整顿措施，加油站仍然是犯罪分子的财源和烽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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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查获海盗船有功
国际海事组织重奖
8月12日，交通部长江港监局在张家港隆重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在查获“姗妮1号”海盗船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张家港长江港监局及有功人员。
去年12月7日，张家港长江港监局发现一艘洪都拉斯杂货船“姗妮1号”与1998年在马六甲海峡失踪的巴拿马籍“天裕”轮有相似之处。经过认真细致地调查、取证、核实，最终确认该货船正是失踪的巴拿马籍“天裕”轮。中国港监的良好素质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国际海事组织的高度赞誉，国际海事局给予2万美元的奖励。（孙嘉宝欧阳虹）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陕北新“愚公”
陕西省子洲县三眼泉乡63岁的刘永昌老人，13年来造林打坝修田，使昔日光秃秃的沟壑全部栽上了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如今，他栽种的经济林已硕果累累。图为刘永昌与老伴采摘酥梨。新华社记者陶明摄